052《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争取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 英勇斗争的二十二年
目录
第三卷
（一九四三年一月━一九四五年八月）
1、争取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
2、请各地总结整风学习的经验
3、祝贺苏联红军成立二十五周年的电报
4、妇女工作者应参加经济工作
5、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要点
6、致印度国民大会的信
7、给何凯丰的信
8、中共中央关于何时打败日本问题的宣传工作的指示
9、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
10、在今后三年中应力求巩固，屹立不败
11、给彭德怀的信
12、英勇斗争的二十二年
13、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
14、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
15、关于公布《评<中国之命运>》一文
16、关于审干的九条方针和在敌后的八项政策
17、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18、关于发动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宣传运动给董必武的电报
19、抗日根据地的十大政策
20、切实执行十大政策
1、争取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德怀[1]同志:
你十二月十八日电[2]最近才看到，兹复于下:
(一)在德、意、日打倒后，国际国内形势均会发生根本变化，这一形势是利于人民不利于独裁的。但蒋[3]在抗战中有功劳，同时人民心理厌恶内战，故我们应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去年七七宣言[4]是在这个基点上发的。争取边区与新四军合法化，并答应国民党在战后将黄河以南部队集中到黄河以北；两年来《解放日报》及新华社，根据和国方针，尽量避免刺激国民党；去年九月蒋约我见面，派了林彪[5]去，现尚未回，到适当时机，我准备出去见蒋，以期谈判成功。所有这些也都是从这个基点出发的。就是精兵简政，除当前作用外，也有这个作用。我们既不准备打内战，无须多兵，兵少又可减轻国民党的畏惧心理，求得和平，以待全国人民的觉悟。如果人家要打，我们也有恃无恐。
(二)民主政权的实质是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与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二者均为抗战。改善生活的条件，一是减轻农民对地主的负担，即实行减租减息；二是减轻农民对政府的负担，即实行精兵简政与发展一部分公营经济；三是认真帮助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及副业生产，增加农民的粮食收入及副业收入。各根据地上对这几件事都有很多工作可做。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工作是经济与教育二项，敌后各根据地的中心工作是战争、经济与教育三项。
(三)教育以对象分，有干部教育、国民教育等项，目前重点应放在干部教育上，而不应放在国民教育上(不是不要国民教育)。以内容分，有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等项，而对于干部，特别就目前时期说来，应着重思想教育，其办法就是整风学习与审查干部，这是建党的基本政策。延安去年四月起学了八个月，今年三月底可学完，收效极大。审查干部亦已开始(并有成绩)，准备以今年一年审查完毕。 延安以外陕甘宁边区各地党、政、军、民干部今年仍是整风学习，并进行审查干部。敌后各根据地对整风学习均未深入，审查干部还未认真着手，望加注意。整风，主要是整高级干部(犯思想病最顽固的也是这些干部中的人)，将他们的思想打通，一个根据地大约有一百至二百人(包括各中央局、分局委员在内)；其次是中级干部，每一根据地有数百至数千人；再次才是下级干部。有些根据地把这个方向弄颠倒了。只有在认真的深刻的整风学习与展开自我批评的热潮中，审查干部才会彻底。过去对于审查干部，不论延安与外地，大都是形式的。如果能在今明两年(抗战胜利前)，经过整风与审查，将多数高级及中级干部的思想打通，又能保存党与军的骨干，那我们就算是胜利了。保存骨干与教育骨干，这是今明两年的两个严重任务，高级负责人必须抓住这个方针。为这两件事必须进行各种对外对内的严重斗争。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德怀，即彭德怀（一八九八——一九七四），湖南湘潭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八路军副总司令。
[2]指彭德怀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给毛泽东的电报。
[3]蒋，指蒋介石。
[4]指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
[5]林彪（一九○七——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今黄州市）人。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一九四二年九月作为中共谈判代表动身赴重庆，一九四三年七月回到延安。
2、请各地总结整风学习的经验
(一九四三年二月十日)
恩来、德怀、小平、荣臻、林枫、朱瑞、荣桓、漱石[1]同志:
为了总结去年整风学习，确定今年学习计划起见，请你将你处去年学习经验扼要电告我们，特别是下面几项:
(一)大多数同志对于整风学习是否有正确的认识，有无偏向和误解?
(二)在哪些干部中收效最大?有无把整风对象轻重倒置，只整下级不整高级?
(三)是否根据具体环境及各种不同干部订立学习计划，有无不顾战争环境、不管干部程度的毛病?
(四)学习方法，是否能使整风学习与实际工作密切联系，是否学用一致，有无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
(五)各级负责同志是否以身作则，亲身负责领导学习，有无放弃职责，将学习领导交给秘书或他人管理之事?
以上问题望予速复为盼。
毛泽东
二月十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1]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八路军副总司令。小平，即邓小平，一九○四年生，四川广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荣臻，即聂荣臻（一八九九——一九九二），四川江津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枫（一九○六——一九七七），黑龙江望奎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代理书记、八路军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朱瑞（一九○五——一九四八），江苏宿迁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荣桓，即罗荣桓（一九○二——一九六三），湖南衡山人，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漱石，即饶漱石（一九○三——一九七五），江西临川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代理书记、新四军代理政治委员。
3、祝贺苏联红军成立二十五周年的电报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斯大林同志、联共中央和红军的将士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全党同志与中国人民热烈地庆祝红军成立的二十五周年与红军反攻的伟大胜利。
经过了二十五年的奋斗，特别是经过了二十个月的反法西斯侵略的奋斗，红军节已经由国际劳动群众的“狂欢节”发展为全人类的“狂欢节”。五大洲一切民族爱好自由的人民，都已由亲身的经验，一致公认红军和苏联人民是抵抗法西斯暴力的中流砥柱，是创造新的和平世界的急先锋。红军近三个月来的攻势，在全世界到处都引起欢呼和赞美。全世界到处都在研究着红军胜利的军事和政治教训。红军的攻势，无疑是历史上空前的，并且其规模和速度还在不断加大。红军从十一月十九日在伏尔加河上的危城[2]发动反攻，三个月后就一跃而至六百多公里以西的第聂伯河附近。红军将希特勒匪徒完全驱出国境，只是时间问题了。自从红军开始对德战争，世界形势就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现在由于红军的胜利，新世界的未来面目也更加明朗，更加确定了。一切形式的法西斯制度和法西斯思想，已经在全世界永远失去存在的余地。民族的自由、政治的民主已经成为新世界的确定不移的原则，我们中国人民欢迎这个新时代的到来，我们欢迎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力量为争取这个新时代的团结和努力。与红军的胜利同时，英、美在北非，美国在太平洋，也都得到了重要的胜利。英、美正在积极准备实践欧陆第二条战线[3]的诺言。对于中国，美、英都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对于这个新时代的首要任务就是更加团结自己，准备像红军驱逐德国侵略者一样地驱逐日本侵略者。我们相信，由于中国人民的团结奋斗，由于苏联、英、美的胜利和对于中国的援助，我们也一定能够转入反攻并取得最后胜利的。
红军和红军的最高统帅斯大林万岁!
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胜利万岁!
中、苏、英、美的团结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
根据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解放日报》刊印。
【注释】
[1]苏联红军是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建立的。
[2]指斯大林格勒，即今伏尔加格勒。
[3]欧陆第二条战线，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在欧洲大陆开辟反法西斯德国的战场。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八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在给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信中，正式提出在欧洲大陆的西部或北部开辟第二战场问题。后经苏、英、美三国政府多次协商，于一九四二年六月达成协议，英、美两国同意在一九四二年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此后，由于英、美两国的一再拖延，直到一九四四年六月，英、美军队才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登陆，正式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
4、妇女工作者应参加经济工作
(一九四三年二月)
妇女工作者本身必须学得农村经济知识，了解妇女生产内容，才能真正成为农村群众生产的组织者与指导者。许多有能力的女同志必须到合作社去工作。再则许多女党员、女干部必须到公营经济机关中去工作，使公营经济发展起来。那些浮在上层，空闲无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稿时加写的一段话。
5、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要点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六日)
一 时局
日本最近从满洲[1]调兵入关，对华采取攻势。最近国民党电台与延安联络，这是国共关系好转的表示。国民党在去年冬天估计日本一定会进攻苏联，但今年二月后认为日本不会进攻苏联。由于日本新的进攻，国民党因外援不到，就想到内援。现在谈判仍然未停，说谈判要以何、白皓电[2]为基础。如果日本继续进攻，国民党政府可能迁都成都，还不会投降。在日本新的进攻中投汪[3]的增多，日本已决定扶汪打蒋[4]的方针，现将华北、华中等伪政权统一起来。
德国是今年被打坍还是明年?首先是第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今年不能打坍，没有开辟第二条战线[5]等)也要估计到。这两种可能性中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是哪一种。
总的估计:日本是扶汪打蒋的方针。国民党在日本进攻下，外援不至，要求内援。国共关系有好转可能。中国抗战有打七八年的可能。我们仍要坚持两年到两年半。
整个世界形势和历史的发展对国民党不利，而对我们有利，但要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才能战胜国民党。
二 工作方针
中央的工作方针，是研究与指导，要达到保存骨干、准备将来之目的。
研究问题:
(一)国际
英、美、苏、德、意、日六大国，主要是研究六大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三大项。
去年对日本的研究最有成绩，其他无成绩，今年要有成绩。
(二)国内
国民党统治区，主要是研究它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
根据地，研究政治、军事、经济、文教。政治主要是政权，军事是军事建设、民兵建设，经济是公营经济与民营经济。
去年研究成绩最好的是中央研究院与政治研究室。
(三)历史
中国近百年历史的研究:政治(范文澜[6])，军事(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经济(陈伯达[7])，文化(艾思奇[8]作哲学史，周扬[9]作文学史)。
中共党史开始研究:二十二年的路线问题；政治局同志座谈；在一年内应有确定的收获。
(四)对干部要保存他教育他。教育包括业务教育和理论、思想教育，后一种教育今年要继续努力。
中央直属机关干部要进行理论、思想教育，读马、恩、列、斯的四十本书。干部各种教育中主要是整风教育与思想教育，在各种干部中主要是高级干部的教育。
指导问题:
方式——报纸、电报、党务广播、口头报告。
报纸是很重要的一种方式。中央同志要善于利用报纸，要有一半的时间用在报纸上。《解放日报》自去年四月改版后有进步，摸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报纸材料的来源就无穷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本质)，是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
党务广播，是党内教育干部的一种方式。
去年工作有成绩，今年要有更大的成绩，经过报纸与党务广播传到全国去。
今年要准备开第七次代表大会[10]。
方针中还要增加一条:我们的领导要联系群众。现在财经、妇委、职委、文委的工作方针都在转变。审查干部也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方法是要从下层总结经验，然后再加以指导，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或者说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唯一的来源、唯一的出路是群众。
我去年与许多部门工作同志很少接触，今年要多接触，多接触才能有知识。
三 工作任务
中央机关的任务是工作、生产与教育；前方是战争、生产与教育；后方是生产与教育。这种方针要向全体同志说明。公开说克服困难，迎接光明，但在我党高级干部中要说明保存骨干，积蓄力量。现在华北正送大批干部到陕甘宁边区学习。保存骨干不仅保存地方干部，而且要保存军队的骨干。现在要瘦一点，就是精兵简政。为了保存骨干必须坚决实行精简政策，反对敌人的“蚕食”政策。这就是战争的任务，这是第一个任务。
第二就是干部教育与国民教育。干部教育是第一，过去干部进步很慢，而战士进步很大，陇东马夫中还出了一个木刻家。过去干部学习没有时间，没有经费和课本。中央对干部教育的决定[11]要切实实行。
第三就是生产的任务。
用这些方法来达到保存骨干，准备将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满洲这里指中国东北地 区。
[2]皓电，指蒋介石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于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皓）发出的给第十八集团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的电报。该电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大肆诬蔑，并根据同年七月十六日国民党“中央提示案”，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
[3]汪，指汪精卫（一八八三——一九四四），浙江绍兴人。当时是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
[4]蒋，指蒋介石。
[5]第二条战线，见本卷第7页注[3]。
[6]范文澜（一八九三——一九六九），浙江绍兴人。当时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
[7]陈伯达（一九○四——一九八九），福建惠安人。当时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兼毛泽东的学习秘书。
[8]艾思奇（一九一○——一九六六），云南腾冲人。当时任《解放日报》副刊部主任。
[9]周扬（一九○八——一九八九），湖南益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兼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
[10]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推迟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
[11]指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
6、致印度国民大会的信
(一九四三年四月五日)
印度国民大会诸先生:
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贵会派遣了一个援华医疗队来华参加中国的抗战，表示对华的极大友谊。这个医疗队五人均在八路军工作，四年以来，医疗队诸同志不避艰险，辗转北方战地，他们的艰苦努力和极有价值的工作，使无数中国军民亲睹印度人民的援华热忱。医疗队五人中除已先后返印的三人外，柯棣华大夫因病逝世于晋察冀边区，我国军民失—良友，印度人民失一优秀战士，至堪悼惜。现巴思华大夫返印，特向贵会及印度人民敬致谢意!当此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在努力争取最后胜利之际，我们希望印、华两大民族团结得更加坚固，以便与其他一切反法西斯国家配合作战，借以达到打倒法西斯，解放一切被法西斯压迫的人民，同时即借以解放印、华两大民族，获得两大民族的独立。
谨致
热烈的敬礼!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三年四月五日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7、给何凯丰的信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凯丰同志:
从前你有几封信我还未回复，兹复于下:(一)小资产自由主义问题，今年五五来说，还不相宜，就全党来说，目前还是让自由主义暴露的时候，还不宜于就作总论。惟今年五五，中宣部或可发表一个一般整风学习的总结性的东西，以推动全党的整风，请加考虑。(二)生日决定不做。做生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三)高、中两级干部教育计划，依你昨日主张暂停为好，先做肃奸教育，配合此次肃奸工作，昨信已复。(四)中宣部今年业务集中于干部教育、国民教育、文艺运动三项，同意此种意见。惟译、著方面(译是马列，著是历史)，须集几个人来干，期于有些成绩。以上请考虑。明日拟开一次宣委会议。
敬礼!
毛泽东
四月二十二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何凯丰（一九○六——一九五五），又名何克全，江西萍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
8、中共中央关于何时打败日本问题的宣传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五月一日)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
关于何时打败日本问题:
(一)当苏联提出一九四二年打败德国时，是以英、美约定于一九四二年建立第二条战线[2]为根据的，在当时不但可以而且应该提出此种口号以为动员努力之目标但当英、美没有开辟第二条战线，又无新的约定时，就没有继续宣传此种口号。这是情况变化宣传必须随之变化的实例。
(二)当苏联根据英、美约定提出上述口号时，我党亦提出一九四三年打败日本的口号，这也是不但可以而且应该的。但当英、美没有履行诺言因而去年打败德国没有实现时，我党即不应继续宣传此种口号，而应向群众解释今年所以还不能打败日本的原因，鼓励群众坚持努力争取胜利。关于此点，中宣部过去宣传要点曾有解释，去秋以来的《解放日报》亦已改变论调。
(三)但有个别根据地上的领导同志至今还不了解此种意义，不但不去作正当解释，反而机械地继续宣传今年打败日本的口号，以致引起人们怀疑、提出询问，仍然不知道如何解释，屡电中央询问。这是不知道宣传应随情况变化而改变的原故。
(四)今年英、美是否开辟第二条战线，或苏联是否能于今年独立打败希特勒，此时都还不能断定。苏联现在已提出准备决战口号，红军实力已极大增加，故今年打败希特勒有极大的可能性，但也有要待明年才能打败的可能性。如果今年能打败德国，则明年自有可能打败日本，否则还要推迟时间。各地宣传，在目前几个月内不要去强调打败日本的时间，等到欧洲形势充分明朗时，中央及《解放日报》自有指示。
(五)对于过去口号，在疑问者多、需要公开解释地方则公开解释之，仅有个别同志询问者则个别答复之，无疑问地方则不作解释。
(六)各中央局及分局须作长期坚持打算，准备再作两年至三年的极端艰苦斗争，并须准备或有的意外变化。如胜利早临，我们并不吃亏；如胜利延迟，我们早有精神准备及工作准备。
中央书记处
五月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党内指示。
[2]第二条战线，见本卷第7页注[3]。
9、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共产国际的解散，正如外国通讯社所报道的，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从四天以来全世界各国，不论是反法西斯阵营中的还是法西斯侵略者阵营中的，不论何党何派，对此问题都加以极度注意，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共产国际为什么要解散呢?难道它不是为全世界工人阶级谋解放和为反法西斯战争尽力的吗?
是的，它是这样的。共产国际是列宁手创的。在它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在帮助各国建立真正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上，在组织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事业上，有其极巨大的功劳。共产国际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其原因就在于，中国虽然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却在二十二年中连续不断地进行了三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这就是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而共产国际对于这三次革命运动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在北伐战争前夜，共产国际帮助了孙中山先生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促使国民党在一九二四年实行改组，并缔结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当时蒋介石先生曾衔中山先生之命到过莫斯科，国民党的代表还曾列席过共产国际的会议。这些就足以证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和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是何等巨大，再不必说对以后的土地革命战争和近年的抗日战争的援助了。
革命是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虽然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乃是由于中国本身有了觉悟的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虽然还只有二十二年的历史，但却进行了三次伟大的革命运动。
既然共产国际对中国以及各国有很大的功劳，那末，为什么又要宣布解散呢?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如果组织形式已经与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合时，则应取消这个组织形式。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的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各国民族共产党，而无须这个国际的领导中心的必要了。其所以如此，主要的是由于以下三个理由:第一，因为各国内部以及各国之间的情况，都比过去更为复杂，其变化也更为迅速，统一的国际组织已无法适应这种非常复杂而且变化迅速的情况。正确的领导需要从仔细研究本国情况出发，这就更加要由各国共产党自己来做。远离各国实际斗争的共产国际，在过去情况比较单纯，变化比较还不很迅速的时候是适合的，现在就不适合了。第二，法西斯强盗在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各民族之间划分了深刻的鸿沟，反法西斯国家中有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殖民地的、半殖民地的各种类型的国家，法西斯国家及其附庸国中也有很大的差别，此外还有各种情况的中立国。为了迅速地和有效地组织一切国家的反法西斯斗争，国际性的集中组织早已感到不大适宜，这种情况至近来乃特别显著。第三，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在政治上已经成熟。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可以说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经过三次革命运动，这些革命运动是连续不断的，是非常复杂的，甚至比俄国革命还更复杂。在这些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自己的身经百炼的优秀干部。自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共产国际即没有干涉过中国共产党的内部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
四天来各国对于解散共产国际的舆论，综合起来看是:反法西斯同盟各国的一切正义人士，对此举动都交口称誉。但法西斯国家却不同，一切血腥的侵略者，过去曾经订立过反对共产国际协定的，现在却似乎不愿意共产国际的解散，你们看奇怪不奇怪呢?他们都异常狼狈地在拼命指责共产国际的解散。在同盟国[2]中，例如斯德哥尔摩与伦敦两地社会民主党中的顽固派分子，从前以“受共产国际指令”为理由，拒绝本国共产党加入该党，现在却又不欢迎共产国际的解散，也算一件小小的怪事。
现在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国家的任务，在于使工人运动归于统一，以便有力地迅速地打败法西斯。此种工人运动中的顽固派，因为共产国际的解散使他们失去了借口，他们就很不高兴，甚至说各国共产党也应该解散。中国也许会有这一类毫无常识的议论出现，我们且看一看吧。但是我相信:全中国大多数正义人士是不会附和这种议论的，其理由就是因为这种议论缺乏任何起码的常识。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削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应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我党近年的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些不好的东西，就正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3]，更加适合抗战建国的需要。
现在共产国际没有了，这就增加了我们的责任心。每个同志都要懂得自己担负了极大的责任。从这种责任心出发，就要发挥共产党人的创造力。我们正处在艰难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在敌人后方抗拒着极其强大的敌人，我们的环境很艰苦，战争的时间还很长。但是这种长期的艰苦的斗争，正好锻炼我们自己，使我们用心地想一想，绝不粗枝大叶，自以为是；使我们认真去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及老一套的党八股作风，而拿出完全的负责的态度与高度的创造力来。
有两种团结是绝对必要的: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同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全党同志必须珍爱这两个无价之宝。第一，全党同志必须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任何破坏团结的行为都是罪恶，只要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被我们战胜的。第二，全党同志都要善于团结人民群众，这里我想要请同志们学习近日《解放日报》报道的陈宗尧、左齐两位同志的榜样。陈宗尧同志是八路军第七一八团的团长，他率领全团走几百里路去背米，他不骑马，自己背米，马也驮米，全团指战员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人人精神百倍，无一个开小差。左齐同志是该团的政治委员，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手，开荒时他拿不了锄头，就在营里替战士们做饭，挑上山去给战士们吃，使战士们感动得不可名状。我们全体党的干部，都要学习这两位同志的精神，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克服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
根据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解放日报》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的延安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会议主要是传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一九二二年 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通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将于五月二十二日公布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请中共中央急速讨论这一提议，并将意见告知。五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复电季米特洛夫，表示赞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提议。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六月十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共产国际正式宣告解散。
[2]同盟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同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中、苏、美、英、法等国家。
[3]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指出：“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
10、在今后三年中应力求巩固，屹立不败
(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
德怀[1]同志:
(一)有电[2]悉，同意对太南处置办法。(二)国民党对敌、对外(英、美)、对共、对民、对党(中央与地方、西西[3]与复兴[4])五方面均无妥善办法，危机日渐增长。彼方对东条[5]扶汪[6]倒蒋[7]新政策毫无对策，投降者增多，战力大损。英、美仍是集中对德，援华甚少，口惠实不至，彼方无丝毫办法。对我疑忌甚大，不愿解决问题，天天宣传我党“罪状”，打击我党威信，厉行特务政策，图从内部破坏我党，此外亦无办法。甘、黔、川、陕民变四起，规模甚大，除镇压外，无他办法。党内纷争不绝，有增长趋势。凡此均使抗战局势，处于日益困难地位。抗战还须准备三年，彼时中国情况如何，深堪注意。(三)我党应在此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对敌应用一切方法坚持必不可少之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之军事斗争与瓦解敌伪之政治斗争均须讲究最善方策。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使彼方一切力量均用在对敌上。对人民除坚持“三三制”[8]外，应以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如人民(主要是农民)经济趋于枯竭，我党即无法生存。为此除组织人民生产外，党政军自己的生产极为重要。对党内政策，一是整顿三风(应坚持一年计划)；二是审查干部(清查内奸包括在内)；三是保存干部(送大批干部来后方学习)。如能实施上述各项，不犯大错，我党即可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
六月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八路军副总司令。
[2]指彭德怀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五日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中说，对太南的处置办法是：（一）对归马法五指挥的庞炳勋残部，争取其坚持抗战，以免为敌利用。其放弃之安阳、林县地区，我应去建立政权。（二）刘进派特务与我谈判，我采取共同合作，逐步取得优势而巩固之。（三）对孙殿英及其残部，目前不宜正面利用他，但可经过他去做伪军工作。
[3]西西，即“CC”，是国民党内的法西斯组织中央俱乐部的简称，其首领是陈果夫、陈立夫。
[4]复兴，指“中华民族复兴社”，是国民党内的法西斯组织，一九三二年春成立，一九三八年四月宣告解散，主要骨干是贺衷寒、戴笠等。
[5]东条，即东条英机（一八八四——一九四八），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
[6]汪，指汪精卫，当时是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
[7]蒋，指蒋介石。
[8]“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的政权政策。这一政策规定，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
11、给彭德怀的信
(一九四三年六月六日)
德怀同志:
你在两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的意见列下: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为着增进人类互助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信及其他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其实现在各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于某部分人是太大、太多、太无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与过于限制，故中央在去年十一月曾发布关于宽大政策的解释，强调镇压反动分子之必要，你在谈话中没有采取此种方针。又如在现在各根据地上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不利，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说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亦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一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又如说西欧民主运动是从工人减少工作时间开始，亦不合事实等。你前说的《党内生活》[2]已收到，俟研究后如有意见再告你。
毛泽东
六月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八路军副总司令。
[2]《党内生活》，是中共中央北方局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的党内刊物。
12、英勇斗争的二十二年
(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
今天是纪念中国共产党的二十二周年和抗日战争的六周年。现在，全世界全中国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我们中国共产党，任务都只有一个，这就是打败人类公敌——德、意、日法西斯侵略者。
中国的抗战已经六年，就时间来说比别国都更长些。一年以来，世界战争的形势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过去是全世界各国被法西斯进攻，法西斯主动地进攻世界的一切国家，并且在进攻中打胜仗和压迫反法西斯国家。这就是过去的情况，就是说是一种不利的、艰难困苦的情况。现在的情况就根本不同了，起了根本的变化了。这个变化是在过去一年中发生的。苏联冬季攻势的胜利，英、美在北非的胜利，太平洋上英、美的胜利，和中国抗战的坚持六年，就是造成这个根本变化的原因。其中特别是斯大林格勒的大胜利[2]，起了转变形势的主要决定作用。过去，法西斯侵略者非常猖獗，主动权握在他们手里；现在，法西斯侵略者已经丧失了主动权，主动权转到了同盟国[3]的手里了。今后的问题，是要彻底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这要分为两步，首先打败德国，然后打败日本。今后的一年，很可能是欧洲决战的一年。去年我们曾经说过，欧洲在一九四二年即可进行决战，但是后来因为欧陆第二条战线[4]没有开辟，因此没有实现。今年的关键还是这个欧陆第二条战线，它愈早建立起来，胜利也就愈早到来。
我们共产党过去时时指出趋势，指出可能性，为的是使大家在困难中看到光明的前途。现在同盟国的被动状况已经结束，转到了主动，所以过去只是可能性的东西，今天就要转变为现实的东西了。今天欧洲还没有开辟第二条战线，但此事成为现实，一定是不会很久的了，这是今天全世界人类努力的目标。
对于中国战场，如果打倒了大头子希特勒，那末二头子日本法西斯也一定被打倒。大后方有一部分人弄不清楚这一点，不赞成先打倒希特勒，这是不对的。现在全世界结成了整个的反法西斯战线，任何国家都不是孤立地作战，所以在决定战略的时候，不应只从一个国家的眼前利益来看，而要看先打败哪一个法西斯国家对于整个反法西斯阵线最为有利。这样来看，就可以知道，打倒了希特勒，解决日本便会是很顺利的了。
这样比较了过去六年抗战与目前形势之后，可以断定，过去我们所指出的光明前途，现在接近实现了。
总结中国共产党的二十二年，可以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世界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世界作一比较，把二十二年前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作一比较。从这种比较中得出的结论，就会使我们对光明的新世界和光明的新中国增强信心，我们就知道世界将向哪个方向发展，中国将向哪个方向发展，是否世界将很快成为光明的世界，中国将很快成为光明的中国。
首先比较两次世界大战。三十年来世界上爆发了两次空前规模的战争，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曾被列宁正确地预见了，而预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是斯大林，他们的正确预见，证明马列主义是真正的科学真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非正义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那时世界上还只有一个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别国的很少数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那时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都是赞成帝国主义战争的，其党员则绝大多数是还不觉悟的。这是三十年前的情形。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世界的面貌全变了，反法西斯的同盟国中有社会主义国家，有资本主义国家，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都参加了这个反法西斯战争，这是一个正义的战争。
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第三年，才由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相隔不过二十多年，现在它变成了全世界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角。没有苏联红军、苏联人民和苏联领导者斯大林，没有斯大林格勒一战，人类的命运就还在不可知之数。有了一个列宁、斯大林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旧的俄国经过革命变成社会主义的苏联。世界上有了这一块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土，就影响整个世界，以至现在成为全世界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角。
再就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来说，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一九一九年共产国际成立，于是在东方，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一年成立，日本共产党于一九二二年成立，印度共产党于一九二○年成立。我们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二年前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会的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却已经成了这样的大政党。
中国共产党在其自己经历的二十二年中，进行了三次大的革命运动，其中第三次就是联合全国人民组织统一战线，集中力量对付日寇。我们现在绝非只是孤立的一个党，而是有全国的人民、全世界的人民和我们一起反对法西斯，有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和我们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日寇匪首东条[5]爱说什么“十亿民众”，但这十亿民众即中国的四万万五千万人，印度的四万万人，南洋的一万万人，日本、朝鲜以及台湾[6]的一万万人，实际上都是反对日本法西斯的。
现在的中国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中国相比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那时的中国没有共产党，人民不觉悟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对外国人有好坏两种还分不清，不知道将外国人区分为帝国主义者与善良的工农大众。那时马克思主义已经产生了七十年，但中国一般人还不知道它，学校里教员讲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时，往往连马克思的名字也不知道。那时中国已经有了旧民主主义的文化，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艺术则还没有，那时甚至还不承认白话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也是参战国之一，可是只替帝国主义者帮了忙，自己的半殖民地地位却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加深了。
现在的中国则是抗战的中国，人民觉悟到参加反法西斯的国际阵线来同法西斯作战。有了共产党，文化方面也进步了。我们常常把眼前的许多进步事情当作家常便饭，其实比起从前来，乃是改朝换代似的大变化。
由此可见，不仅在抗战的问题上，六年来起了根本的变化，而且就三十年前后的世界与中国来说，也有着两种根本不同的情景，那是翻天覆地的大进步。这种进步，是人类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来的。这一次的反法西斯战争，必然要创造出一个更加进步的世界、一个更加进步的中国来。法西斯想拉着世界往后退，那是不行的。向前进步，这就是我们的大方向。
有了大方向还需要有政策。我们的政策可分全国的和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两部分。关于全国的政策，即将发表的我党中央纪念抗战六周年的宣言[7]中，提出了向政府的四条建议，这就是“加强作战”、“加强团结”、“改良政治”、“发展生产”。至于抗战胜利之后怎么办，我党中央去年发表的“七七”宣言[8]中已经说得很清楚，在战后我们希望与各党各派继续合作，共同建国。
我国的抗战，现在有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敌后战场的斗争非常残酷，我们共产党在那里做了很大的努力，几年以来，我们创造了许多新东西，例如反“扫荡”、反“蚕食”、精兵简政、拥政爱民、拥护军队、生产运动、整顿三风等等。对于别的地区，我们看见什么缺点，只有提建议，但在边区与敌后则不然，我们可以自己动手来改正，所以我们应当把工作做得更好些。
抗战六年来我党在敌后与边区的政策，可以分做两个时期来总结，第一个时期是抗战开始后的四年半(到一九四一年底为止)，第二个时期是最近的一年半。
在第一个时期中，党的注意力放在下列问题上:如何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发动群众，如何与友军抵抗日军的战略进攻，如何创造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及制定各种政策如土地政策、劳动政策、“三三制”[9]政策等等。这些都是那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四年半的靠后的一年半中，还曾被迫去对付反共分子所发动的两次大磨擦。
在第二个时期即最近的一年半中，除了继续进行上述各项工作而外，又进行了整顿三风、精兵简政、拥政爱民与拥军运动。整顿三风这件事保证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和党的组织成分的纯洁。这些工作仍须继续不懈地进行下去，借以保证抗战的胜利。一切为了战胜敌人，为了克服现在的困难，迎接将来的光明。
根据一九四三年七月三日《解放日报》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举办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和抗战六周年干部晚会上的讲话。
[2]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七日，德国侵略军开始猛攻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前后共使用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兵力，企图占领该城。苏军先后以三个方面军的兵力同广大人民一起艰苦奋战在顽强的防御战中消灭了大量的敌人。十一月十九日转入反攻，二十三日包围了三十三万德军。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将被包围的德军全部歼灭。从此，迫使德军停止了战略进攻，苏军转入战略反攻。
[3]同盟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中、苏、美、英、法等国家。
[4]欧陆第二条战线，见本卷第7页注[3]。
[5]东条，即东条英机，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
[6]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日本帝国主义迫使清朝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强占了台湾及澎湖列岛。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当时的中国政府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于十月二十五日在台北举行接受驻台日军投降仪式，宣布“从今日起，台湾以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
[7]《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于一九四三年七月二日在《解放日报》发表。见本卷第36—47页。
[8]指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
[9]“三三制”，见本卷第25页注[8]。
13、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
(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
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
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
错误路线是:“逼，供，信。”
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段文字，毛泽东要康生在《防奸经验》第六期上登载。
14、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日)
我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反对万恶的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的神圣战争，已经过去了整整六年了，当此抗战六周年纪念的伟大节日，正值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与法西斯侵略同盟两大阵线发生了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之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愿向我全国同胞全体将士发表自己的意见。
自从万恶的法西斯各国发动侵略战争以来，我们中国以及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久经艰苦斗争，但是一向处于劣势地位的这种不利情况，现在已经根本改变了。这是一个国际范围内的有决定意义的变化。这个变化是由苏联第二个冬季攻势的胜利，英、美在北非的胜利，中国的六年抗战与英、美过去一年在太平洋上对于日寇的打击所造成的，其中特别是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2]起了转变整个战争形势的主要决定作用。由于这些伟大的胜利，就在过去一年中造成了极端有利于反法西斯同盟国[3]与极端不利于法西斯侵略国的世界局面。
在反法西斯同盟国方面，现在是处在空前有利的形势中。这就是:
第一，苏、英、美三国的团结，由于苏联在斯大林格勒与英、美在北非的第一个有计划的联合作战，而更加巩固了，法西斯侵略国想用和平诡计离间苏、英、美团结的企图已经完全失败。这是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最具有历史意义与最值得庆幸的。
第二，苏、英、美战胜德、意法西斯的决战，将在今后一年中展开起来。这个决战，本来在过去一年中就有可能实现的，因为英、美未能实行开辟欧洲第二战场[4]的决定，所以推迟了一年。目前则是在苏、英、美三国第一个联合作战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候，在苏、英、美三国的陆军空军与英、美两国的海军已经发展成为无敌力量的时候，苏联从东线、英美从西线举行第二个第三个更伟大的联合作战，给予德、意法西斯以最后决定性的打击的时机，是已经成熟了。只要欧洲大陆上能够迅速开辟第二战场，则在今后一年中打败德、意法西斯是毫无疑义的。过去一年中已经建立了打败德、意法西斯的一切先决条件，今后的一年就将是一个决战的年头了。
第三，苏、英、美团结的巩固与对德、意法西斯决战的实现，将不但是德、意法西斯的失败，也是日本法西斯的失败。因为侵略国的首领是希特勒，希特勒的失败就是一切法西斯的失败。有些中国人不希望同盟国先打败希特勒，或者是因为头脑不清醒，或者是因为不愿意希特勒法西斯制度归于失败，也就是不愿意日本法西斯失败，否则是不能解释的。
第四，太平洋上的形势，也因美国力量的增强，英、美联军的几次作战胜利与中国的坚持作战，而转变为对同盟国有利，对日本法西斯不利。美国力量还在猛烈地增长着，日本法西斯虽然企图用其短腿和美国赛跑，但无论如何是要被打倒的。日本法西斯对于美国在一年中制造飞机十二万五千架，坦克十二万辆，大小军舰二千艘与船舶二千万吨的生产计划，表示极大的恐慌，正是很自然的道理。
在法西斯侵略国方面，则有如下的显著的变化:
第一，是法西斯侵略国已经陷入国际上完全孤立的地位。过去一年中，由于苏、英、美三国对于德、意匪军的第一个胜利的联合打击，由于美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对于日寇的威胁与中、英、美三国在太平洋上及中国战场上对于日本匪军的打击与合围，使得所有这些法西斯国家均感到死亡的威胁。于是他们就施行和平诡计，企图离间英美与苏联的神圣的同盟关系，妄想有一方能够和他们订立苟且的和平，以便他们先击破另一方，达到挽救他们自己，并整个灭亡全世界的目的。但是，此种诡计已经遭到英美与苏联一致的坚决的打击，于是不论德、意法西斯，或日本法西斯，就均只剩下“无条件投降”一条死路了。法西斯国家又企图拉拢现在尚未加入战争的各中立国家。但是某些被希特勒们原来希望拉入侵略集团的中立国，现在看见侵略国大势已去，不愿加入了。某些原来倾向同盟国，但因畏惧侵略国的攻势而表现犹疑与动摇的中立国，现在也已经结束或正在结束这种犹疑与动摇。和平诡计既已破产，拉拢中立国的阴谋又不成功，这样就使一切法西斯侵略国在国际上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
第二，是法西斯侵略国内部的团结亦已发生危机。在反侵略同盟国的军事胜利与外交胜利的打击下，就使法西斯侵略国内部的不和生长起来，并已造成了危机。这个危机，不但生长在德、意两国之间，也不但生长在德国与其各附庸国之间，而且也生长在德、日两国之间。由于希特勒的战争失败与外交失败，希特勒维系意大利、日本及各附庸国的威信已经突然下降。意大利内部正在生长着一种要求退出战争的力量。日本内部的极端亲德派亦已受到其他派别的排挤，只要希特勒再遭遇一二个如同斯大林格勒与北非那样的打击，日本统治阵营内的任何派别都将不敢再依靠希特勒，不敢再依靠法西斯同盟了。到了这种时候，法西斯侵略同盟不但在其外部处于完全的孤立地位，即在其内部亦将处于各个孤立的地位。这种对于日本法西斯在国际上陷入完全孤立地位的威胁，使得日本法西斯匪首东条[5]在过去一年中，不得不向中国沦陷区及南洋各占领地的民族叛徒们提出了一种所谓“新政策”的无耻诡计，给这些叛徒们挂上“独立”的假面具，以壮自己的声势，并妄想欺骗坚决抗日的中国人民与印度人民。匪首东条的所谓“新政策”，不是任何什么有利于日本法西斯的情况的反映，而仅仅是日本法西斯在国际地位上已陷入完全孤立状态这一种情况的反映。
第三，过去一年反法西斯同盟的伟大胜利，又造成了法西斯侵略国家的军事危机。不管希特勒参谋部中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放弃再一次向苏联进攻的冒险计划，也不管日本参谋部中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放弃向苏联进攻或向其他方面进攻的冒险计划，但是“大势已去”的感觉是笼罩着一切法西斯国家的军队与人民，总的主动权是已经落入同盟国之手而离开了侵略国之手，这是毫无疑义的了。成为战争基础的物质力量，例如人力资源、军备资源与生活资源，同盟国方面在过去一年中已经极大规模地动员起来，对于侵略国已经占了优势；加上今后一年的动员，毫无疑义，同盟国将占到压倒的优势。而在侵略国方面，则德、意的资源已经变到接近枯竭的阶段，日本在生产上亦快要达到它的顶点，这样就更加造成了一切侵略国的严重的军事危机。
第四，一切法西斯侵略国，由于它们的国际孤立、内部不和、军事危机这样许多的因素，再因为它们的残酷的惨无人道的统治，就造成了在它们国内与在它们占领区内的政治危机。一切侵略国家，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将军与士兵之间的裂口，正像火山的裂口一样，一天一天地扩大起来，酝酿着巨大的爆炸。这是一支从法西斯脚底下轰掉法西斯的大军，其爆炸的时间，必然在法西斯的内外危机达到其顶点的时候，突然地轰发开来。我们只要回想一下一九一八年德、奥帝国主义所处的情境，就会相信这一点。我们也只要看一看过去一年中国沦陷区的民心与日寇军队的兵心曾经发生何等样的变化，就可以推断，这样继续下去，日寇的政治危机的成熟是不可避免的了。日寇的本国人民是一座火山，日寇所统治的中国人民、南洋各地人民、朝鲜人民与台湾[6]人民，又是许多的火山，只要反法西斯同盟国(中国在内)给予日寇几个严重的军事打击，这些火山是会爆发起来的。
同胞们!将士们!中国抗战已经六年了，我们的抗战是在极端艰苦的情境中实行的。我们与苏、英、美诸同盟国是不同的，他们是先进的工业国家，我们是落后的农业国家。但是我们仍然艰苦地进行了整整六年的抗战，超过任何国家的抗战时间，这是由于全国人民与全军将士的努力。在抗战第六年中，我们遇到了同盟国与侵略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变到于我们及同盟国极端有利、于侵略国极端不利的局面。在抗战第七年中，我们又将遇到新的有利的变化，各同盟国对于西方法西斯的最后决定性的打击实现之时，就是整个法西斯失败与世界各民族解放大部分实现之时。到了那时，东方法西斯的失败与东方各民族的解放，也就接着会要实现了。
毫无疑义，不论西方与东方，战胜敌人与实现解放还须给出绝大的努力，如果没有这种努力，胜利与解放是不可能的。我们中国是反对法西斯同盟的一员，处在现在这样极端有利的国际环境中，我们应该怎样努力呢?我们是一个农业国，比不上工业的先进国，但是我们有广土众民的优点，我们的人民又是富于斗争的坚忍性的，六年的抗战就是明显的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努力才算是很好地配合苏、英、美各同盟国的作战，尽到我们应尽的职责呢?六年抗战中我们积累了许多的经验，这些经验是什么呢?抗战第七年中，我们应该怎样利用这些经验，求得比较过去更多的成绩，借以克服现有的许多困难，并在将来对敌反攻时准备好我们的力量呢?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
应该加强作战。整个中国战场上，六年来的作战，实际上是被划分为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这两个战场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个，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窜，在将来就不能驱逐这个野兽出中国，因此必须增强这两个战场互相援助的作用。特别是因为处在敌后战场上的抗日军民，他们抗击了日本匪军的半数以上，而其处境则较之正面战场要困难百倍，因此加强对于他们的援助是义不容辞的。我们认为只有加强这两个战场的互相援助与特别加强对于敌后抗战军民的援助，才是加强整个中国战场作战努力的具体办法。而在过去数年中，对于敌后战场上的绝对大多数抗战军民是没有什么援助的，正面战场作战的积极性也是很不够的，我们希望政府对于这种现象能够有所改进。在日寇与汪[7]逆的阴谋勾引之下，最近数年中，高级将领率部投敌叛卖祖国者，竟达三十三人之多，未闻政府通令讨伐，由是伪军突增，日汪所谓“新政策”的欺骗，得以到处宣传，肆无忌惮。我们希望政府对于这种现象，能够有所处置，以振军心而利抗战。为了加强作战，兵役制度的改革是急不容缓的。现行兵役制度中存在着的许多严重缺点，例如捉人、捆绑、贿买与完全缺乏政治动员等，极大地妨碍着动员广大人民上前线的要求，我们希望政府能够迅速加以改革。
应该加强团结。我们现在不来详说过去数年中以及最近时期中在中国抗日阵线内部曾经发生的许多不应有的磨擦、冲突、妨碍、限制等等不良现象，而只希望政府能够于今后改革这些现象。我们共产党人是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支持政府抗战的，为了克服今后抗战中的更大困难与准备配合同盟国实行对敌反攻起见，我们准备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党派继续进行协商，解决已经存在的问题，改善各党派间的关系。抗日战争应该是始于团结，终于团结，团结是全国人民抗日的基础，也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基础。如何加强这个基础，巩固这个基础，以利抗日，以利配合各同盟国打倒整个法西斯，实在是一切任务中的最重要的任务。
应该改良政治。我们共产党人对于中国政治应该如何改良才能适应抗日的需要，曾经发表过许多次的意见了，现在来说这个问题，也还是和过去一样，认为唯一的方针是实际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日本侵华军队总共不过三十几个师团，何以我们以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大国还不能战胜它或取得更大的胜利呢?难道工业不发达是唯一的理由吗?不是唯一的理由，也不是主要的理由，而是中国没有民主政治，因而没有发动全国人民的抗战积极性。中国和苏、英、美各国是不同的，苏、英、美各国是抗战时间愈长久，人民的抗战积极性愈增长，中国则反之，大部分地方人民的抗战积极性受到了完全不应该的打击与限制，大大低落了，抗战第一二年中蓬蓬勃勃的新气象，在后来的四年中逐渐看不见了。这种政治上壅蔽抑塞的情形，如不实行必要的改革，则其对于抗战的妨碍将是不可计量的。这种情形，就产生国内各阶级间、各党派间、各民族间的许多不和睦现象，而抗战是极端需要这种和睦的。我们希望政府能于抗战第七年中，按照三民主义原则，实行若干必要的政治上的改革，借以达到各阶级、各党派、各民族间较之现状进一步的和睦关系，能够为准备反攻发动人民的积极性。
应该发展生产。这个问题我们也已经说过多次了。现在经济的严重困难已经发生，如果没有适合时宜的改革，要应付今后愈加困难的抗战与准备有力的反攻将是不可能的。经济改革的基本方针，我们认为应该是为着发展生产，而实行一个调节各阶级经济利益的民主集中的经济政策。动员全国的军队一面抗战，一面生产；动员全国一切机关学校一面工作、学习，一面生产；动员全国农民增加生产，同时坚决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动员全国工人增加生产，同时增加工人的工资；保护中小工业的生产，使之不受官僚资本与投机商业的打击。在实行这些新的经济政策时，必须首先废除一切妨碍公私生产积极性的现行财政经济政策。这些就是我们对于发展生产借以克服经济危机的意见。
为了争取抗战胜利而应该改革的事情是很多的，我们现在只指出上述四项，以供政府的采择。至于战后合作建国的主张，本党在去年纪念抗战五周年的宣言中已经明白申述，并已获得各界同胞的赞成，这里就不多说了。
抗战愈益接近胜利，困难将愈益严重，这就愈益加重了政府与人民的责任，也愈益加重了共产党员的责任。特别是在敌后战场上作战的共产党员，他们的责任是超越寻常地加重了。
在六年抗战中，证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保卫祖国的神圣战争是无限忠诚的，八路军、新四军与敌后人民的艰苦奋斗是史无前例的。侵华敌军的半数是由他们之手抗击了六年，并且还要继续抗击下去，直至驱逐敌军出中国。他们是没有任何弹药与军饷的援助，但凭自己的忠诚与创造力达到了这样的奇迹。他们从敌人手中夺回了广大的土地，建立了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坚决地实行了三民主义，实行了联合各抗日阶层的“三三制”[8]政策，实行了减租减息同时又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实行了奖励生产同时又保护工人的劳动政策，实行了鼓励人民爱国心与发扬人民抗战积极性的文化政策。因此引起了日寇与汪逆汉奸群的深仇大恨，誓死要消灭他们。残酷的“扫荡”，阴险的“蚕食”，堡垒如林，沟墙遍地，“三光”政策与所谓“治安强化”运动的无止息的推行，“剿共委员会”的普遍设立，都是为了要消灭他们的。敌后战场上的斗争是如此的残酷，大后方同胞或尚有不明此种情形者。
共产党员们!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们!敌后的男女同胞们!加强你们的团结，团结得如像一个人一样吧!残酷的战争只会把你们锻炼得特别勇敢、特别坚强，敌人要想把你们屈服是不可能的。
共产党员应该紧紧地和民众在一起，保卫人民，犹如保卫你们自己的眼睛一样，依靠人民，犹如依靠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样。认真地实行精兵简政、拥政爱民与拥护军队的政策，彻底地达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的目的。
更好地将敌后战场上的一切主力军、游击队与民兵的配合作战组织起来，加强对于主力军、游击队与民兵的技术训练、战术训练与政治工作训练，加紧打击敌人，粉碎敌人的“扫荡”。发展武装工作队，加强反“蚕食”斗争，使一切军事干部与政治工作干部学会善于总结战争经验，把反“扫荡”、反“蚕食”的艺术提到更高级的程度上来。你们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的能手，你们在六年爱国战争中表现了令人钦佩的成绩，全国人民都是关心你们与寄托极大希望于你们的，因此你们要更加努力提高你们的军事艺术与政治工作艺术，以便配合正面战场上的作战，驱逐敌人出中国。
十分注意争取日军的士兵与伪军，协同日本共产党进行破坏敌伪军的工作，使这个工作极大地加强起来。组织日本工农学校，发展日人反战同盟与日本共产主义同盟，发展朝鲜人民的抗日武装队伍及抗日团体，使这一切力量变成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的强有力的友军。
发展公营生产，一切军队，一切机关学校，在不妨碍作战的条件下，都要进行生产自给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改善自己生活、减轻民众负担的目的。发展民营生产，共产党员深入农村，学会帮助农民做按家计划，学会帮助农民组织劳动互助团体，学会帮助农民组织合作社，达到改善群众生活的目的。陕甘宁边区及敌后许多根据地上卓著成效的公私生产运动，应该不疲倦地坚持发展下去。奖励劳动英雄，发展生产竞赛，反对贪污浪费，惩治懒惰分子，克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一切为着战胜敌人而努力。
共产党员还要虚心学习文化，学习业务，学习政治，学习理论。继续整风学习运动，发展自我批评，坚决地、彻底地、毫不客气与毫不容情地克服自己队伍中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任何残酷的战争与繁重的工作，不应该放松你们的学习，你们应该在艰苦的长期的战争中学出超人的本领来。
敌人总是每时每刻地、千方百计地想要从你们的外部与内部破坏你们、消灭你们的，你们要十倍、百倍、千倍地提高你们的警觉性，你们要学会同敌人特务机关作斗争的一切新办法。
抗战的第六周年，同时即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第二十二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其诞生之时，即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并根据此种纲领在各个时期规定了各种具体实施的政策。二十二年中，全体党员和全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一道，为着实现此种纲领与政策，为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为着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举行了轰轰烈烈英勇顽强的斗争。不管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难，他们总是坚决前进，绝不徘徊，绝不畏缩，终于使全国人民从黑暗中找到光明，从绝路中找到生路。二十二年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我党奋斗的方向，是使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完全正确的方向，并将在今后的历史实践中继续坚持下去，直到完全胜利而后已。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他们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当此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到决定胜负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相信，全体共产党员必能巩固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坚决地认真地执行中央的政策，加强自己的责任心，发扬自己的创造力，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一切可能与一切努力和全国一切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团结一致，支持国民政府与蒋委员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根据一九四三年七月二日《解放日报》刊印。
【注释】
[1]这个宣言是毛泽东起草的。
[2]斯大林格勒的胜利，见本卷第33页注[2]。
[3]同盟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同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中、苏、美、英、法等国家。
[4]欧洲第二条战场，见本卷第7页注[3]。
[5]东条，即东条英机，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
[6]见本卷第33页注[6]
[7]汪，指汪精卫，当时是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
[8]“三三制”，见本卷第25页注[8]。
15、关于公布《评<中国之命运>》一文
(一九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必武[1]:
此次反共高潮之近因，一由于国际解散[2]，二由于相信日将攻苏故蒋[3]企图以宣传攻势动摇我党，以军事压迫逼我就范。事机不密，为我党揭穿，通电全国，迎头痛击，于是不能不竭否认(如胡、徐[4]等复电)，尽量敷衍(如对周、林[5]，并稍示和缓(边境已有两个师后撤)。但实际上目前军事准备决会放松，政治压迫亦必会加紧(如七七封锁新华[6]日前检查渝办[7])。我为彻底揭穿其阴谋并回答其自皖变[8]来的宣传攻势计，除已发之通电及解放社论[9]外，并于本日公陈伯达驳斥蒋著《中国之命运》[10]一书，以便在中国人民面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巩固我党自己和影响美英各国、各小党派、各地方乃至文化各方面。为此目的，望注意执行下列数事:
一、文广播后，设法秘密印译成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散布。
二、报馆[11]中，以此文作为课本，进行解释讨论。
三、文发表后的各方面影响，并将国民党回驳此文讨论。的文章择要电告，并全部寄来。
四、新华尤其群众[12]可用其他迂回办法揭露中国法西斯的罪恶(思想、制度、特点和行为)。
五、其他技术问题由恩来电告。
毛泽东
马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1]必武，即董必武（一八八六——一九七五），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
[2]参见本卷第23页注[1]。
[3]蒋，指蒋介石。
[4]胡，指胡宗南（一八九六——一九六二），浙江孝丰（今属安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徐，指徐永昌（一八八七——一九五九），山西崞县（今原平）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
[5]周，指周恩来。林，指林彪，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一九四二年九月作为中共谈判代表动身赴重庆，一九四三年七月回到延安。
[6]一九四三年七月六日晚至七日上午，国民党当局为禁止《新华日报》刊登《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派军警包围了报馆。
[7]渝办，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8]皖变，即皖南事变。一九四一年一月，新四军皖南部队九千余人在北移过程中，遭到国民党军队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经七昼夜浴血奋战，除二千余人突出重围外，其余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押。
[9]通电，指一九四三年七月九日延安民众纪念抗战六周年大会发出的《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社论，指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二日《解放日报》发表的毛泽东起草的社论《质问国民党》（《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3——909页）。
[10]陈伯达，当时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他写的《评＜中国之命运>》于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在《解放日报》刊出。
[11]指新华日报社。
[12]指《群众》杂志。
16、关于审干的九条方针和在敌后的八项政策
(一九四三年七月三十日)
德怀[1]同志:
(一)周、林[2]返延，七大准备开会，请你及罗、薄、聂、吕[3]来延参加大会，希预为布置。太行、太岳、北岳各区须重选代表若干，中央另有通知。
(二)敌后整风有进步，可于七月九日北局关于整风经验及关于思想意识二文[4]见之(已交广播)。敌后整风请督促务于今年切实办完，以便从明春起开始全面审查干部，明年一年办完。
(三)审查干部之方针为:一、首长负责；二、自己动手；三、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四、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五、调查研究；六、分清是非轻重；七、争取失足者；八、培养干部；九、教育群众。必须拿这种实事求是的方针去和内战时期曾经损害过党的主观主义方针完全区别开来，这种主观主义方针就是逼、供、信三个字。其详另有说明。
(四)蒋、胡[5]进攻边区计划，被我及时揭破，见我有备，被迫暂时停止，争取一年和平已有希望，但我军事防御准备绝不松懈。
(五)望将延安民众大会通电、解放报社论[6]，及陈伯达、范文澜评《中国之命运》等文[7]多印广发，借此作一次广大深入的有计划的阶级教育，彻底揭破国民党的欺骗影响，不要把此事的重要性看低了。国民党思想在我们党内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的。
(六)前电所述六项政策，在敌后应加对敌斗争(反“扫荡”、反“蚕食”)，再加阶级教育，成为八项政策，其次序是:一、对敌斗争；二、整顿三风；三、精兵简政；四、统一领导；五、拥政爱民；六、发展生产；七、审查干部；八、阶级教育(在陕甘宁边区，对敌斗争改称军事教育作为第八项)。
(七)在群众中普遍的经常的任务则是战争、生产、教育三项。
(八)阶级教育，即是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的教育，不是离开统一战线的孤立的阶级教育，对外不提“阶级教育”名称。
此电并告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几个区党委负责同志。
毛泽东
午三十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八路 军副总司令。
[2]周，指周恩来。林，指林彪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一九四二年九月作为中共谈判代表动身赴重庆。一九四三年七月十六日，周恩来、林彪一行回到延安。
[3]罗，指罗荣桓，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薄，指薄一波，一九○八年生，山西定襄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副书记。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吕，指吕正操，一九○五年生，辽宁海城人，当时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
[4]指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整风经验的介绍》和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直属机关学习委员会《关于思想意识问题》两文，分别发表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二日和四日《解放日报》。
[5]蒋，指蒋介石。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6]通电和社论，见本卷第50页注[9]。
[7]陈伯达，当时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他写的《评〈中国之命运>》一文，载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一日《解放日报》。范文澜，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他写的评《中国之命运》的文章题为《谁革命？革谁的命？》，发表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解放日报》。
17、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一九四三年八月八日)
中央党校第二部今天开学。同志们大多是从前方来的，从战场上回来的；一部分是从边区各地来的，从工作中来的；还有一部分是在延安的，离开工作来学习的。现在大家在一个学校里学习，要有一个一致的意见、统一的思想，要达到一个统一的目的。否则，有人要学经济学，有人要学哲学，有人想看小说，有人想学外国文，那末，我们的学校就不好办，也办不好。我们全党要统一，学校里的学习和各种活动也要统一，要有一致的意见。今天开学，我主要地来做这样一个宣传。
我们要执行什么统一的意见，达到什么统一的目的呢?就是刚才彭真[1]同志说的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讲的关于干部标准的四条:无限忠心，联系群众，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2]我们要按着这四条来学习，学校里的学生、工作人员统统要为达到这样的目标而努力。
你们各位很长的时间都在工作中，没有机会学习和研究，身体有的还不大好。这次到党校来，不仅得到学习和研究的机会，同时也可以使长期工作疲劳的同志有一个休养的机会。休养好了，学习好了，将来出去做事情。
在你们现在学习的时候，正是世界处在很大变动的时候。世界的变动各个时期都有。中国的社会已经有过几次大的变动，由原始社会进到奴隶社会，再由奴隶社会进到封建社会，又由封建社会进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们的社会的性质已经改变了三次，现在要改变第四次。
中国革命要完成什么任务呢?中国共产党到底要办什么事情呢?就是要办两件事，要换两回朝。
第一，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改变为民主主义社会，即新民主主义社会。这同过去法国、英国及任何其他国家(苏联的二月革命除外)由封建社会改变成民主主义社会是不相同的。以前各国的那种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发动群众不彻底，生怕群众觉悟起来，超出资产阶级控制的范围。我们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它的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破坏了封建秩序，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的压迫，而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充分地发动起来了。
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已经有三千多年了。直到现在，我国还是半封建的社会，封建关系仍占统治地位。现在我们要把这个社会改变成民主主义社会。在完成这一转变的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无论如何不要放弃领导权。
我们的党校里也有争夺领导权的一种斗争，就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中，主要的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例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散漫性、自发性这样一些东西。党校第一部的同志从去年一直学到现在，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整顿三风，接受路线教育和马列主义教育，这是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阶级在思想上争领导权。
最近国民党出了一本书，是蒋介石著的，名叫《中国之命运》。他在这本书中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不知他是从哪里考证出来的。各位有看过历史书和小说的，《三国志》、《水浒传》、《封神榜》、《红楼梦》上都没有国民党，还不是照样有中国。国民党有五十年的历史，它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做过一些好事，但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民主主义社会的任务它并没有完成。一九二四年，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广州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是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意见。那时国民党中的一些人赞成国共合作，是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们便要打击共产党，打击群众。果然，孙中山逝世以后，蒋介石逐渐掌了权，一九二七年他一到南京就明令“清党”，镇压共产党打击工农群众和革命军队。抗战时期是在国民党反动十年之后，打内战十年之后。抗战是不是革命呢?抗战是革命。可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又搞法西斯。中国的法西斯同外国的法西斯不同，外国的法西斯是侵略的、帝国主义的；中国的法西斯是买办的、封建的，它没有力量向外侵略，所以没有侵略的性质，但它是反对人民的。抗战一开始，国民党就不愿意人民起来抗战，奉行片面抗战的方针。他们认为抗战是政府的事，老百姓只要出兵出钱就行了。中国共产党奉行的是全面抗战的方针，认为只有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抗战才能取得胜利。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国民党是对立的，我们同他们斗争。你不要老百姓起来，我们要他们起来，一个要，一个不要，便有斗争。
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的党是人民的代表，我们要使人民觉悟，使人民团结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国民党是对立的，一个要人民，一个脱离人民。
中国的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农民，我们讲的人民主要就是农民。我们是要农民还是不要农民?如果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一致，就是说完全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俘虏，把老百姓当牛去挤奶汁，有这样的共产党吗?可能有，但不应当有。那末，事实上有没有呢?有的。在我们党内就曾经有一部分人离开过农民，牺牲农民群众的利益去迁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不仅脱离了农民，甚至连中等资产阶级也脱离了，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斗争。我们当前的敌人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它妨害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民主主义社会，我们主要的口号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同时，国民党天天反对我们动员人民，它还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对这些我们就要斗就要争，其中就包含着争夺领导权。中国几万万农民到底跟谁走?如果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走，中国仍是一个存在剥削和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果跟无产阶级、跟共产党走，就可以由半封建社会进入民主主义社会，由半殖民地变为独立的国家。我们办党校也是为了要换这个朝。
第二，共产党还要办一件事，还要换一个朝，就是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有些同志，包括有些老干部，只知道头一个换朝，不知道第二个换朝。头一个换朝他们有经验，叫做打土豪、分田地，他们赞成；现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们赞成；反特务斗争，他们赞成；不让胡宗南[3]进攻边区，他们赞成。但这些都是属于刚才讲的那个头一个换朝。中国革命已经经过了三个时期，即北伐战争、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这三个时期的革命都属于头一个换朝。头一个换朝在抗战胜利以后是不是马上就完成了呢?还不会。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出去了，但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还没有完成，就是在我们的抗日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的实施也还是不充分的。
中国的民主革命是艰难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孙中山搞了四十年，没有成功。后来我们搞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艰难曲折的。国共合作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搞了三年多；接着是国民党的十年反革命；现在抗战，国民党搞两面政策，一面抗战，一面反共。所以要取得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必须要有共产党的领导。什么叫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是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有全国广大人民参加的，基本上不破坏私有财产制度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就是我们现在干的头一步的革命。
但是，只有这一步是不够的。我们的干部还必须懂得将来要废除私有财产制度。当然，那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有经济的条件，有政治的条件，包括全国大多数人民相信共产党的领导。领导权不是向人能要来的，更不是强迫就能实现的，而是要在实际利益上、在群众的政治经验上，使群众懂得哪一个党好，跟哪一个党走他们才有出路，这样来实现的。当然，我们共产党也要进行宣传，要根据群众的实际情况去讲，不要犯教条主义，这样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将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我们说的两个革命。
干这两个革命，就需要学习季米特洛夫讲的四条。你是不是无限忠心，要用客观的标准来衡量。季米特洛夫讲得好，这要在战斗中，在监狱中，在法庭上经受考验的。整顿三风、审查干部、反对胡宗南进攻、六年抗战以及十年内战都是斗争，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也是斗争，就是要从这些斗争中来考验你是不是无限忠心。联系群众这一条，也要用客观标准来衡量。比如，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称首长，好像老百姓都拥护他，其实这不能说明问题，要看最后的盖棺论定，要看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泪。有些干部死了，我看老百姓就不见得落泪，他是自封的群众领袖。因为你做了官，老百姓不得不和你打交道，其实公事一办完，人家就掉头而去，不大理睬你了。真正的群众领袖，到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会觉得他死了很可惜，至少不会觉得死了也好，可以省下小米。刘志丹[4]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群众领袖是群众封的呢?还是我们自己封的呢?季米特洛夫说，是要群众封的，是群众根据自己的经验来确认的。
刚才讲了两个革命，而要完成这两个革命，就要造就一个真正符合这四条标准的革命政党。我们党成立二十二年了，经历了三个革命时期，但还没有造就好，我们党还不统一，水平也还低。如果我们的党更统一了，水平更高了，那末可以断定，中国革命就不是像今天这个样子。二十二年的历史已经过去了，我们要从今天做起。我们办党校，就是要使我们同志的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提高一步，使我们党更加统一。中国的社会经济情况使得我们党里有很多的“剧团”，说得粗一点就是有好多“戏班子”。在一个班子里，不论是唱主角的，唱配角的，跑龙套的，他们都是很亲热的，并且有个原则:我这个班子可以批评你那个班子，但是你那个班子不可以批评我这个班子。这就叫宗派主义。我们党内有两种宗派主义，一种是教条主义的宗派主义，搬洋教条，夸夸其谈；还有一种是经验主义的宗派主义。我们在山头上斗争的时间很长了，十年内战时期共患难，现在又有六年抗战，这便结成了班子，各个班子的活动是不统一的，而且水平较低。但是我们的任务很艰巨，要进行两个革命，都要在我们手里完成。我们要把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提高，使我们党更统一，不结班子，结成一个大党。每一个人都能够不怕牺牲，能够无限忠心，能够联系群众，能够独立工作，能够遵守纪律，团结一致地坚决地向敌人斗争。我们这一辈子就干这两个革命。
同志们!完成这两次革命不是像煮一顿饭或造一所房子那样简单，而是要推翻我们的阶级敌人。外国的帝国主义，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要压迫我们，我们就非推翻他们不可。但是今天我们主要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不是推翻什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因为他们今天还在抗战，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以后，我们也不愿意同他们打仗。但是，看样子国民党是下决心要同我们打了，他们没有一时一刻不是在想要消灭我们。因此我们要警惕，不要像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上了他们的大当。在座的很多人都是经历过那一次的，不仅有我，还有周恩来同志和别的一些同志。我们都和国民党人在广州开过会，那时候他们对革命的道理不懂得，什么力量也没有，是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他们搞起来的。搞起来以后，就一脚把我们踢开了。在一九四三年三月，蒋介石的那本书上还在骂共产党。这次国共合作，我们可不要再上当了。
在党校的两年中，你们要参加整顿三风、审查干部，学习党的历史和马、恩、列、斯的著作。此外，军事班还要学军事课，文化班还要学文化课。一共是六门课。今天开学以后，你们就要开始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有的人已在前方参加过整风了，但是还没有在延安参加过整风。你们参加整风以后，一只眼睛就亮了；参加审查干部以后，另一只眼睛也亮了。两只眼睛都亮了，还有什么革命不可能胜利呢?另外，还要学党的历史，党的二十二年的历史都要学习，进行分析和研究。关于学习的方法，季米特洛夫讲过，在党校中有两种培养教育干部的方法，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抽象学习理论的方法，另一种是联系斗争实际学习理论的方法。过去的方法属于第一种，把人都学笨了。我们现在采用的是后一种方法，能使你们把问题搞通，可以保证你们在两年之内提高一步。
今天开学，我就是讲清楚这个方向，使同志们可以安心，这样学下去对你们有帮助，对全党有帮助。我们要干两个革命，要使两个革命在我们手里取得胜利。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我们要有这样的自信心，并且要学好本领，为劳苦大众办好这两件事。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彭真，一九○二年生，山西曲沃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2]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一九三五年八月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工人阶级统一起来反对法西斯（对大会讨论的答复）》中提出正确选择干部的四项条件：第一，要无条件地献身于工人阶级的事业，忠实于党，并且在敌人面前——在战斗中、在监狱中、在法庭中——受过考验的；第二，要极密切地接近群众；第三，要能独立地自觅方向，不怕担负决策的责任；第四，不但在对一切违背布尔什维克路线的现象作不调和的对抗时，而且在对阶级敌人作斗争时，都要守纪律，受布尔什维克的锻炼。
[3]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4]刘志丹（一九○三——一九三六），陕西保安（今志丹）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四五月，同谢子长等领导渭华起义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五年九月任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同年十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红二十八军军长和红军北路军总指挥等职。一九三六年三月东渡黄河参加东征，四月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英勇牺牲。
18、关于发动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宣传运动给董必武[1]的电报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一日)
董:
甲、边区军事虽稍缓和，但国民党的武装准备并未放松，其宣传斗争则更加紧，各地参议会，新闻、文化、妇女等团体请解散中共电，已有十多处，中央社更发反共社论、专电动员舆论。不知重庆月来舆论如何?望电告。
乙、此间除继续广播评《中国之命运》各文外，拟于八、九两月发动反中国法西斯主义的运动，通电全国，主张取消各种特务组织，严禁传播法西斯主义思想，以揭穿蒋[2]记国民党实质，并教育自己。不久将有通电、文章广播，请预为准备。
丙、渝、桂文化界反压迫抗议事可行，惟望注意:一、除少数知名之士外，不要暴露隐藏的文化人。二、发表的形式可采取多样的。三、尽量争取中间人，在中间刊物发表抗议。四、译成英文向美、英出版界揭露。五、新华、群众[3]多登反法西斯主义文章，以开展思想斗争。
毛泽东 周恩来
真延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1]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
[2]蒋，指蒋介石。
[3]指《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
19、抗日根据地的十大政策
(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
此指示主要地说明今年减租、明年生产及明春举行拥政爱民运动的重要性。其他各项政策，迭有指示，现不重述。但应知道:我党在各根据地所实行的各项政策中，举其现时最切要的，共有十项。这十项政策就是:第一，对敌斗争；第二，精兵简政；第三，统一领导；第四，拥政爱民；第五，发展生产；第六，整顿三风；第七，审查干部；第八，时事教育；第九，“三三制”[2]；第十，减租减息。这十大政策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今年秋冬，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及地委，须对十大政策作出今年一年的总结(不须开很大很长的会议，只就十大政策加以逐个检讨)。同时必须将十大政策联系一致的思想向党内作普遍的宣传，使全党首先使干部认识，只有是全部地而不是残缺不全地(如说某地不须实行拥政爱民及吴满有[3]生产方法等)、认真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实行这个联系一致的十大政策，才能达到克服困难迎接光明之目的。但是只要全党同志认真地实行了十大政策，我们就一定能够造成许多有利条件，达到克服困难迎接光明之目的。我们是有一切把握克服困难的，我们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我们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的第四部分。这个指示的前三部分已编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题为《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
[2]“三三制”，见本卷第25页注[8]。
[3]吴满有，陕西横山人，逃荒到延安务农，一九四二年在大生产运动中努力开荒生产，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
20、切实执行十大政策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四日)
我们党在抗战中提出的各种政策，都是行之有效的，都证明是正确的。现在切要的有十条政策，这十条政策要联系起来执行。
一、对敌斗争。陕甘宁边区要准备对胡宗南、对国民党顽固派、对蒋介石的磨擦进行斗争，即军事上要作准备，使军队在政治上更巩固，在军事上更提高。今年冬季要开展大练兵，全体官兵都要紧张地转到大训练的运动中去，训练得一个人能打两个敌人。边区现有五万军队，都训练好了，还不能打仗吗?须知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时只有二万五千人，红军改编时只有四万五千人，现在边区有了五万兵而且训练精了，还不好办事吗?大练兵要认真实行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士兵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的办法。高干会议以后，就是各旅的团长、政委的责任了。要学习六旅的一个连长关心士兵半夜查寝室查岗哨的办法，学习陈宗尧团长与士兵一同背米、开荒的精神。我们的同志，不管有什么毛病，只要肯改，只要有马列主义精神，就好办事。凡是能同群众打成一片的即是马列主义者，即能成为群众的领袖，要在军队中努力提倡这种作风。过去一个时期，部队中的有些同志对党、对政府、对人民采取霸道、蛮横的态度是不好的。用霸道对敌人是正确的，对敌人就是要狠，但用霸道对人民、对党、对政府则是错误的，对人民对群众应讲王道。我们要有两种态度，对敌人用霸道，对人民用王道。这一条要记得非常牢固。今年阴历过年要再开展一次拥政爱民运动，再颁布一次公约，首先从军队做起，然后是党政，双方都作自我批评。要把军队同人民打成一片的作风传开来、传下去，这是无产阶级军队同资产阶级军队的根本区别。我们拥护人民，为人民打敌人，对人民讲王道，采取自我批评态度，反对军阀主义倾向。我们的武器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干部间，官兵间，军民间，将问题摆出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可以把错误的东西清除掉，就能真正地团结了。
二、精兵简政。这是重要的一条，已在实行。
三、统一领导。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很重要，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2]。如果有的领导同志心里有气，就应向大家谈出来，加以分析，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达到团结和统一。凡是对这一条执行得还不够的，应当立即搞好。
四、拥政爱民。每年来一次，检查一年的缺点、错误，向人民作自我批评，要每年颁布公约。中央准备颁布一个统一的各地都实行的拥政爱民与拥军的各十条的公约。一切问题的中心是老百姓问题，武装的人民(军队)与非武装的人民要打成一片，必须要有政策才能实现，只要军队能拥政爱民，政府和人民是会爱护军队的。
我们的军队和军队中的干部是“闯州过府”的，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是见闻广博而有经验的。我们的军队是中国人民的组织者与宣传者，是最有觉悟的。军队中的党是最先进的，它应创造地方的党和政府，爱护地方的党和政府，爱护人民。只要军队对人民的态度好，人民的态度是没有不好的。过去留守兵团有的负责人，总是说边区人民不好，不爱护军队。但是我们要问问我们军队对人民的态度如何?替人民干了些什么事?首先应当检查自己，责备自己，所谓“偏听则暗，兼听则明”，我们就是要实行这种方法。
五、发展生产。要做到农业生产“耕三余一”[3]，备战，备荒。
我要特别讲讲组织劳动力的问题。边区今年来了一个革命，全区三十五万个全劳动力，经常组织在集体劳动的变工队、扎工队[4]中的有三万余人，即占全劳动力总数的十分之一。临时性组织的，就延安县说有百分之七十，明年一年还会有所发展和提高。边区绝大多数的县，应向延安县看齐，要将劳动力组织在集体劳动的形式中，其中临时组织的占大多数，经常组织的要根据各县情况由十分之一提高到十分之二、三，达到十万人左右。此外还有半劳动力，这也是一支劳动大军。
边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是过去的封建剥削关系，这种封建剥削关系，在有一半的地方经过土地革命已经完全破坏，另一半的地方经过减租减息也受到打击。这就是土地革命，是第一个革命。但是，如果不进行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第二个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进一步发展。将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加以发展，生产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如果全边区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之中，全边区一千四百万亩耕地的收获就会增加一倍以上。这种方法将来可推行到全国，在中国的经济史上也要大书特书的。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变化了。从土地改革到发展劳动互助组织两次变化，这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部队、机关、学校要大力提倡合作社，提倡合作的生产方式，例如一个连队就可以作为一个合作社的形式。根据杨家岭的经验，将运输队改为合作社，采取二八入股、二八分红制，即公家以八辆大车，二十二个驮骡和全部用具，作为八十股，二十二个运输队员作为二十股，按斤由公家发运输费。其结果是运输力由每月只运十九万斤提高到三十八万九千余斤，增加了百分之百，而且工具节省了，牲口受到爱护，替公家节约了大量经费。这个办法在中直军直各机关学校中普遍运用，都收到很大效果。中央管理局的运输营一百头牲口二十辆大车，在未组成合作社以前每月运输一百二十万斤，改组为合作社后每月运输力提高到一百八十五万斤，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因此，请大家考虑这种合作办法是否可以广泛运用于工厂、农场。我们的农场按伙种[5]的办法实际上就是合作社性质的办法，当然不按伙种而用自种的办法也可以采取。
合作社问题基本上是一个群众观点问题，要想到群众。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部队中的负责同志要替士兵着想，机关、学校的负责同志要替大厨房着想，替杂务人员着想，所有的共产党员要替人民着想。
六、整顿三风。边区做得有成绩，还要继续做。
七、审查干部。反特务斗争要继续开展。
八、阶级教育。阶级教育即时事教育，这次大规模地进行了三个月，还要继续做，灭他人的志气，长自己的威风。
九、减租减息。许多根据地开展得不彻底，边区有些地方也没有做好，还要继续搞。如果国共关系破裂了，我们还是实行减租减息，不实行土地革命。
十、“三三制”[6]。要认真实行，如果国共关系破裂了，十大政策不变，“三三制”政策也不变。
以上十大政策，坚持贯彻下去，就能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就能对付国共关系可能的破裂。当前各根据地最重要的任务是四项:第一，对敌斗争，即打敌人，挤地方；第二，发展生产，即弄饭吃；第三，整顿三风，即整歪风；第四，审查干部，即反特务斗争。这四件做好了，党就可以巩固，现在还只是相当巩固，而不是十分巩固。
对敌斗争，挤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挤，我们生了两只脚就无立足之地。据聂荣臻[7]同志回来说，晋察冀挤了一些地方回来，晋东南挤了一百四十万人口的地方回来。六年的抗战，在敌后我们被敌人挤得好似由茶壶底到茶壶腰，再挤到茶壶顶，现在我们一定要从茶壶顶往下挤一些才行。蒋介石如果要挤我们，要挤边区，我们就准备非同他挤不可。
讲到生产，弄饭吃，全党干部非学会这一套不可，只要半年就可以学会。过去这是总务处长、财政厅、建设厅的事，现在各部队首长、各机关负责同志、各学校校长都非学会不可，连文人学士如周扬、陈伯达、范文澜[8]等也都学会了。
部队生产，今年二月王震[9]同志订计划时，计划每人开荒六亩，当时还有很多人反对，但实际发展的结果，平均每人开荒十八亩。这种群众的创造，解决了革命的大问题。军队自己可以发饷，我们养千万的军队都有办法了。
每一个旅应当建立一个后方。国民党以前不是常说我们“窜回老巢”吗，过去我们并没有“巢”。在陕北这个地方，靠着桥山山脉的确可以建立一个又深又好的“巢”，敌人进不来，里面有工农商业，有牛羊鸡犬，有女子和娃娃，有生产班。这要好好计划一下，要像朱总司令所讲的好好地搞一个革命家务。
抗战以来，国民党用特务政策企图从内部破坏我们，我们的反特务斗争，破坏了国民党的这一计。
要实施对敌斗争、发展生产与审查干部这三项工作，就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整顿三风的方法，去年的高干会议[10]分清楚了两条路线，克服了干部中存在的思想错误，但对我们的工作也有两种态度要分清。要学习马列主义的方法，有些同志自以为马列主义很多，其实一接触到实际工作，可以说连马列主义的气味都未闻到一点。马列主义的方法，基本的是分析的方法，要讲老实话，才能纠正错误，求得进步。如果自以为是，对整个工作不加分析，只讲成绩，怕讲缺点、错误，就无法使工作进步。工作是一个整体，如加以分析，指出其成绩和缺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分析的方法。对工作还要做结论，即是说要综合。不作分析就无法综合，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对事物要有解剖，才能总结。有些犯主观主义的同志，就不懂得分析的方法。去年高干会议、军政干部会议和一二○师小干部会等，都是实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做了正确的分析，把统一的东西加以解剖，研究了各个侧面，才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又如财经问题，不作分析工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要做详细占有材料与详细分析的工作，何况我们呢?
对工作要有谦逊的态度，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不要得浮肿病，不要以为自己是首长就了不得，要自觉不足。要同他人交换意见，诚意地听取对方的意见。要经常想到自己有缺点，有错误，有不足，这样才能有进步。
语言、文字、思想是反映客观实际的，但是，客观实际的规律要反映成观念形态的规律，需要有千百次的反复，才能比较正确。要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妄自尊大。我们看同志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有无谦逊的态度。
马列主义的方法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条，反对自发论的思想是又一条。在去年高干会议以前，自发论的思想是很流行的，例如财政经济非常困难，就是不去想办法解决，而是让各种学说自流，让工作自流。在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也很多，不作批评，不作斗争，对工作不加严厉的督促等。我们共产党员不能有自由主义，要力争上游，反对消极倾向，要批评错误，以斗争求团结，要同人民打成一片，克服困难，改造世界，这才是马列主义。
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要运用到四个范畴。第一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要从斗争中把资产阶级提高到赞同抗日纲领的地位，无产阶级是可以领导资产阶级的。我们要按实际办事，不是按书本办事，而王明[11]则反对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说列宁没有讲过。第二是无产阶级对农民。这是与第一个范畴完全不同的范畴。农民是小生产者，是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可靠的同盟军，对农民要采取同志态度，以斗争求团结，把农民提高到接受共产党的纲领的水平。第三是在无产阶级自己队伍内。以斗争求团结，反对一切分裂无产阶级的落后思想，反对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孟什维克思想。第四是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内。要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一切机会主义思想，以斗争求团结。
马列主义的方法有三条，一是理论同实际相联系，二是反对自发论，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批评，结果是使党团结；一种是不正确的批评，如四中全会[12]、五中全会[13]的那种批评，结果是使党分裂。我们要发扬正确的批评，反对不正确的批评，这就是整风。要继续将歪风整掉，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团结一致地干，并且一定能干得好。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2]“一国三公”，比喻事权不统一，令人无所适从。语出《左传·僖公五年》：“［士］退而赋曰：‘狐裘龙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三公，指春秋时晋献公和公子重耳、夷吾。毛泽东在这里引用这一典故，强调当时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三方面应当有统一的领导，不要政出多门，工作上应当互相协调、配合。
[3]耕三余一，即耕种三年，余一年粮食。《礼记·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生产运动中提出“耕三余一”的口号，号召农民积极生产，厉行节约，做到每家一年有四个月的余粮。
[4]“变工队”、“扎工队”，都是陕甘宁边区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变工”即换工，是农民相互间调剂劳动力的方法，有人工换人工、畜工换畜工、人工换畜工等等。参加变工队的农民，各以自己的劳动力或畜力，轮流地给本队各家耕种，结算时，多出了人工或畜工的由少出了的补给工钱。“扎工队”一般是由土地不足的农民组成。参加扎工队的农民，除相互变工互助以外，主要是集体受雇于需要劳动力的人家。
[5]“伙种”，或称“朋伙种庄稼”，是一种变工形式。参加伙种的一般是人力、畜力、土地等生产条件相差不多的具有亲族或亲戚关系的两家农户，他们把全部人力、畜力、农具、土地合作起来，统一耕作，收成平均分配。有的“伙种”是共同开荒，收成平均分配。还有的“伙种”是共同租佃地主的土地，一同耕作，收成在完租后平均分配。
[6]“三三制”，见本卷第25页注[8]。
[7]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8]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兼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范文澜，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9]王震（一九○八——一九九二），湖南浏阳人。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旅长兼政治委员。
[10]指中共中央西北局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在延安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
[11]王明，即陈绍禹（一九○四——一九七四），安徽金寨人。自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起，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主要代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国，随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在抗日战争初期，他提出许多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他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放手发展人民军队，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由于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已经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王明的这些错误只在局部地区一度产生过影响。
[12]四中全会，指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通过这次会议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
[13]五中全会，指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错误地断定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使“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