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传》第二十六章 漫长的告别(a)
第二十六章 漫长的告别
1964年夏，切决定离开古巴，回到革命战场上去。问题是去哪儿？从现在起，这个目标成了切脑子里想得最多的事。
在古巴，他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人了。革命已经得到巩固。尽管在中情局的支持下还有很多反革命活动，U-2侦察机也还继续在古巴上空刺探，可是看起来美国人在近期不可能发动进攻。毕竟肯尼迪答应过只要苏联撤回核导弹，美国就不会进攻。诺言总是会被打破的，不过肯尼迪的继任者林登·约翰逊现在正焦头烂额地应付激烈的黑人人权问题、即将来临的总统选举和不断升级的越南内战。
赫鲁晓夫现在把古巴当成苏联的“闺女”。苏联对古巴的援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慷慨，古巴出现了依赖莫斯科的倾向。这种局面让切感到不满，不过至少现在看起来卡斯特罗没那么多要担心的了。
切始终认为，从长期看，古巴的独立并不在于苏联的资助，古巴的独立在于拉美革命的胜利。革命的拉美各国团结一致，分享他们共有的资源，这样就可以减少这些国家一直以来对外部力量的依赖，包括对莫斯科的依赖，从而为发展中世界开创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纪元。
切下定决心离开古巴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古巴的政治空气让人窒息，切在国内国外都树立了新的敌人。
拉丁美洲的主流共产党党派对切向他们的国家输出武装斗争感到十分愤慨。塞尔塔事件让阿根廷共产党强权人物维克多里奥·卡多维拉愤怒不已，阿根廷共产党激烈地谴责马塞蒂的队伍，并且宣布参与此次事件的共产党人都是激进分子，已经被开除出党。不用说，秘鲁共产党、蒙赫和他的玻利维亚同伴跟卡多维拉有着同样的感受，他们向莫斯科表明了各自的想法。
克里姆林宫认为切是一个危险的极端主义者，一个“托洛茨基分子”。
谢尔戈·米高扬也在日内瓦，他希望驱散这些传言，于是安排切和苏联外贸部长尼古拉·巴托利切夫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见面。
不过在大部分苏联领导层成员看来，切的话并不可信。在古巴，助手们都知道切更欣赏中国人展现出来的无私的革命团结精神。奥兰多·伯雷格说，在古巴只有切的部门有中国技术人员，他们的工作是不计报酬的，而苏联人要求提供工资和住房，这些费用都从莫斯科提供给卡斯特罗政府的贷款中支取。切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人显示出了“更加真诚”的社会主义“品德”。
苏联人的怀疑给切在古巴的工作笼罩上了一层阴霾，他与一些最亲密的战友之间的交往甚至也受到了影响。劳尔·卡斯特罗和苏联军界以及苏共领导层关系密切。从在墨西哥和山区时起，劳尔和切的关系就不断恶化，最终，两人反目。有人说，两人关系的转折点是在1962年夏苏联导弹谈判期间，当时切被叫去为劳尔做“善后工作”。
在另一条阵线上，切的工业政策受到了公开质疑。切提倡所谓“预算财政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国有企业分享资产和资源，而不是像苏联那样，在“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下互相竞争。切的这一主张遭到了激烈反对。
在意识形态上争论最激烈的是切为了培养古巴工人的共产主义觉悟，坚持在“物质奖励”之外还实施“精神奖励”。苏联实行的制度来源于列宁在1924年实施的新经济政策。为了刺激生产，这种制度允许工厂和个体工人之间进行资本主义形式的竞争。切认为这种制度让工人无法从工作中得到真正的尊重，这种尊重只有通过精神奖励才能获得。这也是他进行义务劳动的动力，他要通过义务劳动展示自己愿意为大众利益牺牲自身的利益。
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未来古巴经济的走向。切曾梦想古巴能够迅速实现工业化，可是梦想很快破灭了。有人认为他过于“求快”，他接受了这种指责，因为当时的人力和资源都不足，不过也有其他一些因素是他控制不了的——没有合格人才、缺乏技术经验、从苏联阵营进口的设备和材料质量低劣。另一条路是让古巴重新成为“蔗糖之王”。1964年年中，苏联和古巴签订了新的蔗糖交易协议，赫鲁晓夫愿意帮助古巴开发砍伐甘蔗的机器设备，让古巴的甘蔗收割实现机械化，显然，古巴的未来着眼于农业而不是工业。这在某种程度上打碎了切创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梦想。
最后一点，切是阿根廷人，不是古巴人，尽管他从来没在公开场合这样说过，可是他一定有过这样的感觉，这毕竟是“他们”的国家。他已经培养了一批相信他的理论的忠诚骨干，他不在的时候，他们可以继续战斗，不过现在是他离开这里的时候了。
也许切也注意到了自己的年龄。他快36岁了，还能行军、打仗、指挥部队，不过如果再等下去的话，到时就太晚了。
他的首要任务是重建并扩大南美洲的秘密游击组织，它们在萨尔塔事件后遭受重创，可是并没有被完全粉碎。除了艾尔伯托·卡斯特拉诺斯，其他参与其中的玻利维亚和古巴人都全身而退，科尔多瓦、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阿根廷其他几个城市的地下组织也躲过此劫。受到打击的主要是游击队本身以及直接为他们提供支持的萨尔塔地下网络。马塞蒂的队伍被瓦解后，切派了一个新人去南美洲：塔尼亚上路了。
1964年3月，塔尼亚完成了间谍培训，她被叫到切的办公室。切对塔尼亚说，他想让她去玻利维亚，让她深入到那里卧底，建立合法身份，尽可能结识玻利维亚的领导人。她将无限期地呆在那里，直到时机成熟才会被激活。据皮内罗说，选塔尼亚去玻利维亚是因为在其他才能基础上，她还会说德语，这有利于她渗透进入玻利维亚势力强大的德国移民社会。
塔尼亚在谈话结束后感到很自豪。切认可了她的价值，在大陆革命中指派她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没过多久，她就以假身份离开古巴，前往西欧，到伪造的个人履历上提到的地方熟悉情况，让她的假身份看起来更可信。
在跟塔尼亚见过面后，切叫西罗·布斯托斯到哈瓦那来给他汇报情况，而且他还要给布斯托斯下达新的指令。在游击队遭遇失败后，布斯托斯一边在做扫尾工作，一边等待古巴的行动命令。在科尔多瓦的大学老师的帮助下，布斯托斯为被俘的游击战士请了律师，还把伊瓦拉等三人偷偷送到乌拉主的蒙得维的亚，他在那里给他们租了一个安全房。
最重要的是，布斯托斯把武器从原来的藏匿地点转移出来，交给了两个独立团体。一个是巴斯科·本戈齐亚的队伍，他们打算在图库曼开辟一个新据点。另一个是劳尔·桑蒂克领导的一个新生团体，桑蒂克是乌拉圭一个左派甘蔗收割者团体的领袖。
布斯托斯到哈瓦那和切见面，和他同行的还有《过去与现在》的编辑潘丘·阿里科。阿里科是地下支持网络中唯一到山里见过马塞蒂的人，马塞蒂死后，他和他的同事都认为切的理论在阿根廷不可行。
阿里科本来是想到古巴对切说出他们的看法的，可是见到切了以后，他根本没张嘴，切讲了两三个小时，他一句话都没说。后来，他对朋友说，一坐到切的面前，就被他的存在感和他的话压倒了，根本没胆量反驳切。阿里科的解释只有一句话：“这就是切。”
布斯托斯也一样，他和切见了几次面，讨论萨尔塔发生的一切，决定新的行动方案。切说他不能理解怎么会有人饿死。布斯托斯说明了奥朗周围丛林的条件，这个地区实际上没有农民，没有食物，打猎也很困难，一次他们射杀了一只貘，可是发现它的肉已经腐烂了，根本没法吃。“我对他讲了这件事，切说不该这样处理，他们应该把肉煮得更久一点，这样酸性物质就会转化，就可以吃了。”
切的观点显而易见。游击队据点是可以在乡村建立起来的，可是必须建立得当。布斯托斯仍然存有疑虑，可他没有完全失去希望。他认为新的计划应该着重建立游击队的基础设施，为了生存需要，应该将基础设施分散在若干地区。游击队不能只靠打猎维持生活，也不能像马塞蒂的队伍那样，靠城里运来的罐头食品生活，正是因为来来往往的运输车辆才把警察引来了。他们应该融入当地，尽可能自给自足，不引起任何怀疑。
切认同布斯托斯的观点，让他回去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和从共产党以及贝隆党中分裂出来的队伍取得合作。布斯托斯明白，只要有队伍愿意进行武装斗争，他就将和他们合作，同时他还要设法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游击阵线。
这些工作中的一大障碍是钱。布斯托斯说切没有给工作预算之类的东西，不过的确给他提供了“一些帮助”。他们讨论了资金筹集的事宜，布斯托斯提出了一些行动派同志主张的“没收”战略——通过抢银行筹钱。这和切在1958年执掌拉斯维亚斯的革命队伍时提出的建议一样，不过现在的局面和那时不同；当时古巴正处在内战全面爆发的状态之中，而且切亲自指挥部队。阿根廷的情况不同，在起义活动扎稳脚跟之前，切不想让局面脱离控制。切否决了抢银行的计划。
布斯托斯离开后，切和卡斯特罗在战略问题上出现了暂时的争执。约翰逊政府加紧了贸易制裁，而且通过美洲国家组织继续实施援助措施，孤立古巴，卡斯特罗的攻势开始有所缓和。
在7月份接受的一系列《纽约时报》的采访中，卡斯特罗拐弯抹角地表示，如果终止对古巴的敌对措施，古巴将停止对拉丁美洲革命运动的支持。对卡斯特罗来说，这是一种现实政治。卡斯特罗极力向《纽约时报》记者暗示，他摆出这种姿态是苏联人的建议，而且明确表示他希望约翰逊能在即将到来的11月的大选中战胜共和党的巴里·戈德沃特，随后恢复之前古巴与约翰·肯尼迪展开的试探性对话。
卡斯特罗的话公开发表后的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拒绝了卡斯特罗的橄榄枝。只要古巴保持和苏联的关系，继续“支持拉丁美洲的颠覆活动”，美国就不会和古巴进行谈判。为了显示自己的严正态度，卡斯特罗面对美国的回绝意外地保持了沉默。
7月19日，关塔那摩海湾内的一名古巴士兵被美国人开枪打死，卡斯特罗甚至都没有发表挑衅言论。劳尔在为死者举行的葬礼上说，这次枪击事件是针对古巴、针对约翰逊总统的，是有悖和平进程的。如果戈德沃特当选，将爆发战争。
可是几天后，切公开了自己不愿妥协的看法。7月24日，他在圣克拉拉的一个工厂讲话时对听众们说，他们的共同责任是要把所有的武器控制在自己手里，抗击随时出现的帝国主义。切说，谁当选美国总统并不重要，他们都是敌人。这一次，切似乎比卡斯特罗更加现实。
两天后，美洲国家组织全票通过对古巴实行制裁，并且命令所有仍未和古巴断交的国家也实行制裁。5月份，巴西宣布和古巴断交，8月，玻利维亚和智利与古巴断交，9月，乌拉圭也宣布和古巴断交。墨西哥是唯一拒绝与古巴断交的国家。
就在华盛顿为胜利欢呼的时候，卡斯特罗重新提出了缓和关系的提议。为了与邻国取得邦交正常化，他在7月26日宣布，古巴愿意接受“国际法则”。如果保持和平意味着放弃古巴对其他革命者的物质支持，只要这种姿态能够有所回报，那就这么做吧。为了明确表示这个提议遵循了苏联的“和平共处”外交政策框架，他总结说：“我们的立场是，我们愿意和这块大陆上的所有国家和平相处，不论它们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我们愿意遵守所有国家都平等遵守的国际法则。”
卡斯特罗向美国人投出了胡萝卜，随后又抛出了给对方留面子的大棒：“古巴人民郑重警告，如果北美地区和加勒比海盆地其他国家的侵略行径不停止……派遣特工或部署武器和炸弹到古巴领土的行径不停止，古巴人民认为他们同样有权利用手中一切资源帮助所有在国际事务中受到同等干预的国家的革命活动。”
卡斯特罗无疑谨慎地提出了和平条件，不过就和1961年切在埃斯特角城提出的建议一样，这个新的姿态被美国的决策者视为弱势的表现，他们又一次拒绝了卡斯特罗的提议。卡斯特罗发表这番言论的同时，美洲国家组织正在实施制裁，这让美国人尝到了胜利的滋味：对古巴施加的压力显出成效了，继续施压，最终肯定能干掉卡斯特罗。当然，他们大错特错。和平提议遭遇失败后，卡斯特罗又回到了切一直大力提倡的对抗路线上。
外界发生的事件也对卡斯特罗的路线转变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8月5日，为了报复河内炮艇对东京湾美国海军的攻击事件，美国飞机开始轰炸北越。两天后，国会通过《东京湾决议》，给约翰逊总统开了绿灯，美军对越南的介入升级了。越南战争开始了。古巴高调谴责美国的轰炸，号召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团结起来保卫越南，抵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
切首先捅破了窗户纸。8月15日，哈瓦那为进行义务劳动的杰出共产主义工人颁奖，在颁奖仪式上，切打消了古巴人的顾虑，他说虽然古巴被日渐孤立，可他们现在是不断扩大的国际革命阵营的一份子。在那些遵循华盛顿的“遏制”策略的拉丁美洲国家里，武装革命斗争终将取得胜利，社会主义联盟会进一步扩大。
切说：“我们受到约翰逊的威胁还有戈德沃特的威胁，这不重要……每天帝国主义都更加咄咄逼人，这也不重要。人民决定为自由而战，维护他们已经赢得的自由。他们不会惧怕任何事。我们一起创造新的生活，因为我们团结在一起，不管是在古巴、苏联、中国还是越南。”
切甚至更进了一步，他认为“解放运动”和“帝国主义力量”之间的对抗是不可避免的，可能由于计算“错误”爆发核战争。
“世界各地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不过这是他们(帝国主义者)的责任，他们的人民也同样会遭殃。……不过我们不用担心。……我们知道可以依靠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国家以及为自由而战的所有人民的强大力量，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和凝聚力，可以依靠我们的战斗决心，我们将战斗到最后一个男人、最后一个女人、最后一个能够拿起枪的人类。”
切的意思是，全球抵抗帝国主义的战斗是两股完全相对的力量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与敌人达成战术性的短期合作，或者实施“和平共处”这类缓和战略，只会延长人民受苦的时间，没有任何意义。只要问题的根本原因仍然存在，斗争就不可避免，走中立路线会有让敌人趁机占据优势的风险。历史、科学、公正都是站在社会主义一边的，因此，必须发起战争取得胜利，不管后果如何，包括爆发核战争。切没有因为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而退缩，他告诉其他人也不应该退缩。革命进程中会死很多人，不过活下来的人将从废墟中爬起来，在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公正的社会秩序。
要让这一切成为现实，必须创造社会主义新人。真正的革命觉悟是创造新社会的关键要素。这正是切这次讲话的核心。切说在经历了帝国主义的剥削和疏远之后，古巴人重新找到了自己的路。在当今的古巴，每天的工作都有新的意义。每个人都是车轮上快乐的齿轮，为全体人民创造充足的产品。
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名革命者，切发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这和切自身的经验是密不可分的，他在年轻的时候追求同志的友情，在皈依马克思主义时这种追求达到了顶点，随后，他在游击战的漩涡中发现了真正的同志情谊。切现在要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这种经验。为了建设共产主义国家，必须树立这种觉悟，使之成为人们本性中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