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启翟一下》的相关回答

年终岁末，邀请几个好友聚餐，才惊讶地发现周边多家餐馆已经倒闭。在微博粉丝群里问了问，发现各地沪深等地好一些，但是全国多个地方都有类似现象。许多餐饮服务业扛住了2020年初疫情的冲击，但是没能扛住这个冬天北方的第二波冲击。尽管这疫情第二波在感染规模、恐慌程度、应对效率等各个方面都大大好于去年，但是它对服务业的伤害仍然不能低估。其中一个原因在于，2020年春季的时候，国家和金融系统有针对性的救助减免行动，而且企业都还多少有点脂肪，还可以扛一扛。但是今年冬天，脂肪已经没有了，而政策层面上似乎还没有听说疫情影响地区的企业获得系统性的帮扶。

 上周在“启翟（DI）一下”节目中回答网友的提问，讲到了应该提高薪酬水平，才能做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有网友指责我“慷他人之慨”。不怪网友误解，因为这是简短的问答，随口一答，两三分钟的内容，并不周详。这里应该补充一句，提高薪酬水平，不是指政府提高最低工资水平迫使企业给员工发更多工资，而是要通过宏观层面的政策调整，让国民劳动收入占GDP的比例得到提升。比如，企业用工所需缴纳的税费成本相当高，能不能把这部分成本转移给员工？受到疫情冲击的地区和阶层，能否尝试搞一点全民基本收入的试点？能否给受疫情冲击而失业的劳动者以及时而适量的补偿？许多国际组织和学界朋友对我们明年的经济增速表示很乐观，认为后疫情时代会有报复性反弹。我不那么乐观。我认为要想有健康的经济，要想取得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发展的顺利转型，就必须做好再分配，才能做大中产阶级和更广大普通群众的总需求。这个财富再分配，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本与劳动之间，中老年与年轻人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都是抑制前者的份额，扩大后者的份额。而追根溯源，钱从哪里来？我认为人民币计价的国债是最大的财源。减少家庭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杠杆率，适度增加中央政府的本币计价的杠杆率，吸引全球储蓄者把身家性命放进咱们的人民币国债池子与我们实现命运绑定，实现这一系列“乾坤大挪移”，我们的经济增速和转型升级都将打开新的局面。最近社科院的余永定教授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我赞同他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