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研究方法简述

1984年《新制度制度：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的发表，标志着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开始勃兴。新制度主义的兴起主要是对旧制度主义和行为主义的反思，并成为21世纪政治学研究主流理论之一。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论缘起

（一）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衰落

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内生困境是行为主义革命发生的重要起因。其内生困境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陷入二元化的逻辑窠臼，研究议题趋于窄化和内卷。其聚焦于宏观体制，表现出结构主义、整体主义、法律主义、历史主义和规范分析的特征，如“总统制-议会制”、“联邦制-单一制”、“民主制-非民主制”等都是旧制度主义分析法的产物。旧制度主义政治学停留在“非理论”和“描述性”层面，忽略“居间性”制度的研究。

二是认知取向上的过渡赋魅与方法取向上的固化滞后。其偏重宏观议题的静态的、描述性的规范分析，描述性与建构性压倒了阐释性和实证性，对利益集团、社会组织、政党政治等重要问题缺乏解释力。重制度形式轻实际的政治过程，对现实政治变迁关注不够，停留在对政治价值空洞论述层面，忽略微观层面政治参与的主题行为和价值偏好。

三是学科发展转型迷茫，制度研究进入阵痛期。

（二）行为主义政治学短暂繁荣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意味着作为主体的人的复归，行为主义政治学更多关注政治系统的微观“输入”，强调以个体行为为分析单元，以统计方法为分析技术，以实证研究为理论依据。认为政治行为遵循“环境刺激需要—需要产生动机—决策确定目标—形成政治态度—引发政治行为”的逻辑链条。行为主义使得政治学在方法探索上更加自觉，突破传统宏观制度研究窠臼，注重动态的过程分析和微观行为分析。打破了学科局限导致的狭窄事业，推动多学科的交叉。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局限：忽略宏大议题，不关心政治系统如何转化，轻视历史分析，拒绝与历史学理论相融合，轻视规范方法，过分强调价值中立。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脉络

（一）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经典流派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1）在价值取向上，从对民主发展的困境进行反思与倡导市场化，转向对政治过程和政治制度进行研究。（2）在方法上，遵循理性选择理论的假设，摒弃价值中立，重点分析偏好、权力、观念等的行为-制度互动分析；（3）将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纳入分析视野，逐步与历史制度主义发生交汇；（4）强调策略性行为在达成政治结果章的决定性作用。认为制度作为一种“策略背景”约束和助益人的同时，人对政治也具有形塑作用。

社会学制度主义：以“社会人”代替“理性经济人”，提出“社会适宜性逻辑”，将文化视为制度。（1）在制度界定上，将非正式制度和文化纳入制度分析框架；（2）在制度作用上，制度不仅具有约束作用，还具有教化和塑造作用：（3）在制度变迁上，主张制度变迁是个人对文化、价值理念和制度环境等认知性框架获得充分认同进而内化后形成的制度化产物，强调规范的整合性和制度认同的作用。

历史制度主义：是以旧制度主义、结构公能主义、国家理论、政治学集团理论等为渊源发展起来，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折中产物。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传统资源

西方传统政治学重的制度理论是新制度主义兴起的思想资源。旧制度主义一般特征：以国家为中心描述宏观制度框架的整体运行机制，使用历史—比较的方法研究单一制与联邦制的异同，对比总统制与内阁制的利弊。彼得斯认将其表述为：法规主义，结构主义，整体主义、历史维度，规范分析。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知识背景：行为主义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与美国的经济发挥在哪、社会变迁以及文化观念的更新密切相关。二战后，西方国家社会结构发生重大的分化组合，研究者将关注的重心从形式主义的宪法文本转向动态的政治研究。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受益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融合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知识背景：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