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队

（一）和平队是美国政府为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其外交政策而组建的组织，由具有专业技能的志愿者组成。1961年根据肯尼迪总统建议和国会通过的《和平队法》而建立，基本目标是：促进世界和平和友谊，帮助所在国满足对专业人才的需要，促进当地人民对美国人民的更好了解以及美国人民对所在国人民的了解。志愿者中有相当一批大学生，他们要接受10-14周的训练，特别是外语训练，然后到一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服务两年。和平队除了上述美国政府公开宣称的目标外和平队作为美国对外关系的”软实力”，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向海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输出美国文化及价值观念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 奈将国家实力分为两种：一种是”硬实力”，指一国进行购买和聚合的经济军事能；另一种是”软实力”，指一国通过文化意识形态感召而加以吸引的能力。他认为这两种实力均至关重要，在信息时代”软实力”甚至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其实不仅在信息时代，即使在冷战时期尽管尚未有学者或政治家明确提出”软实力”这一概念，但美国已有政治家认识到”软实力”的重要性，并将其运用到美国对外关系领域，和平队即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代表。和平队成立于1961年，是肯尼迪在总统竞选中提出的，并被视为1960年总统大选中的一个亮点。按照肯尼迪的构想时和平队的主要使命就是以志愿者的方式，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教师、医生、护士、各种技术人员等中等人力资源。通过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发展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展现美国文化的精华，改变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不良形象，增强美国对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吸引力，并以此向这些国家传播美国文化及价值观念。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形象每况愈下，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内存在的种族问题，特别是对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干涉和颠覆活动；美国外交官的低劣素质和不当行为。美国国内存在的种族问题显然已经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形象，美国外交史学家斯帕尼尔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在这个绝大多数人口都是非白人的世界上美国顽固地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并对南方和北方黑人进行剥削，这公然地违背它如此经常标榜的自由和人类尊严的民主原则。不发达地区的人民不仅要求得到作为国家的平等地位，还要求有做人的平等权利;当他们听到美国实行种族隔离时就会联想到过去只是因为他们皮肤的颜色，白人就把他们当做劣等民族一样来看待的历史。”帮助制定和平队第一个训练计划的斯洛尼·科芬在回顾1960年的非洲之行时说：”小石城好像是美国最有名的城市。”同年秋天他邀请一名加纳学生在耶鲁的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讲，其中就谈到亚洲和非洲的外交官在美国经常被冒犯：房东拒绝出租房屋给他们，他们的家属被禁止进入海滩，学校不接收他们的孩子，商店不允许他们试衣服。这名加纳学生还特别提到在联合国的非洲外交官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住所，苏联大使已经宣布为他们提供房屋。

（二）更让美国感到难堪的是访问美国的加纳财政部长在餐馆被拒绝提供服务，险些酿成外交争端。而随着非洲独立运动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将在华盛顿和纽约建立大使馆或领事馆，但种族问题在国外产生的影响使很多非洲外交官对美国望而却步。一位多哥的外交官甚至要求总统将他派往德国，而不是美国，以免冒丢掉性命的危险。和平队的重大使命之一就是向那些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展示美国并不是一个”怪物”，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白人是可以在和谐与公正的氛围下与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共同生活。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坚持僵硬的冷战思维，不承认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和中立主义，经常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如中央情报局策划危地马拉和伊朗政变、派遣军队到黎巴嫩、帮助训练南越的反革命分子等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反美浪潮此起彼伏，突出地体现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副总统尼克松访问拉丁美洲时的境遇。尼克松每到一个国家都会遇到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迎接尼克松的除了官方预备的鲜花和美酒外更多的是来自民间反美示威群众的石块、唾沫、臭鸡蛋及烂番茄，尼克松拉美之行的境遇是美国当时国际形象的一个缩影。对此和平队的第一任行政长官萨金特·施莱弗曾忧心忡忡地表示：“我们已经脱离国际社会的主体，特别是在那些年轻的、没有经验的、处于贫困和被压迫状态的国家里共产党人赢得同情和理解的名声，当共产主义在一些遥远的国家昂首挺胸时它看起来就不再是一个外部事务了。”美国驻外使馆工作人员的素质更是加深人们对美国的恶感，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外交人员有50%不会说任何一种外语，1960年美国新参加工作的外交人员70%没有受过外语培训。在新德里没有一个美国外交人员能说印度土语，在巴黎中美国大使甚至不会说法语。而且美国外交人员专业知识贫乏，对所在国的文化一窍不通，整天沉迷于上层社会的宴会和舞会。对此20世纪50年代末风靡美国的《丑陋的美国人》一书作者呼吁：”我们需要一支精悍的力量，参加这个行列的人必须受过良好的教育，经过仔细甄拔工作勤奋、热爱事业的职业外交家。他们必须心甘情愿地舍弃舒适的生活和（在某些地区）宝贵的健康，他们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去推行由一个头脑清醒的政府所制定的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他们必须精通驻在国的语言，他们必须比当地人更清楚这个国家的问题。”在谈到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时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认为：“战后良好的生活条件使得美国人不能适应国外的生活，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美国人不能食用当地的食物，也不能过当地人的生活，他们在第三世界国家特殊的生活方式招致当地人的不满。而这一点却正是共产党人的强项，他们与美国人形成鲜明的反差。”汤因比认为：“如果今天在国外代表美国的是征服美国西部的那一代美国人，这一差距将会弥合。”

（三）肯尼迪在美国总统竞选中也激烈地抨击：“那些真正‘丑陋的美国人’谴责这些人‘缺乏同情心’，却被派往海外，在那些标志着疾病、贫穷、文盲和无知的国家里代表我们，可是他们在这些问题上并不与我们一致，也不去对它们作斗争。”肯尼迪希望改变美国对外关系队伍的人员结构，让那些能够体现美国优良特性的人充实到美国外交队伍之中，重新树立起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良好形象。正如他所说的：“在我看来和平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来强调我们美国特性中十分不同的另一方面，这是美国特性中十分重要和真诚的部分，这些特性激发我们很多国际政策。”因此肯尼迪对和平队寄予厚望。他在接见第一批即将踏上异国他乡的志愿者时说：”有数以亿计的人民散居在世界各地，你们将只与其中一小部分接触。但是在那些国家里对于我们是什么样的国家，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们的强烈印象，取决于他们的判断，取决于你们的表现。你们将成为青年美国人特殊组织的一员，如果你们在对自由承担义务，增进各地人民的利益，为你们的国家和它最好的传统及所代表的一切感到自豪等方面能够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其影响将会是深远的。”另外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和平队还具有向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展现和输出美国价值观念的功能，和平队的首任长官萨金特·施莱弗认为：“在核武器时代战争可能带来的破坏限制对军事力量的使用。”因而他指出：”我们必须重新发现和使用一直使我们最强大的力量（美国思想和理想的力量）和我们民主生活的生命力：庞大的私人志愿组织网络，从父母—教师协会到红十字协会等社会组织的工作，我们的工会组织，我们的服务俱乐部，我们的商业企业，我们的镇、市、县和州政府的全部力量，以及我们的联邦项目如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和社会保障体系。我们的个人自由、自由言论、自由选举，这些奠定美国的力量，这些民主行动的力量至今尚未被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充分认识或被我们充分介绍。和平队就是要向世界展示美国的这些”软”性实力：美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同时还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价值观念体系，和平队志愿者以他们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的行动所体现出来的精神代表着我们的社会。”也正因为如此，国务卿腊斯克非常贴切地形容和平队：”和平队不是对外政策的工具，因为那样对待它将湮灭它在对外政策上的贡献。”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曾担任肯尼迪总统高级幕僚的小施莱辛格在谈到和平队的作用时也说：“看到那些志愿人员把谦逊、友好、勤恳和乐观精神的榜样传到穷乡僻壤去，人们会问：对于迄今尚未接近过民主思想的地方，他们难道不会带去民主社会的某些模糊的概念吗？对于未来的尼雷尔们和塞古·杜尔们，也许还有未来的恩克鲁玛们和卡斯特罗们，难道不会从他们的生气勃勃和献身精神中受到启发吗？”作为民主党内的自由派政治家，施莱弗十分重视公众外交在美国冷战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

（四）他在谈到美国的冷战对手时说：”对于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时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哲学的、政治的和文化思想的力量促进共产党帝国内部的和平演变，我们应该利用一切机会缓和国际紧张状态，同共产主义世界建立一种新型的公众与公众之间的联系，通过政府间富于建设性的谈判达成协议。”在另外一个场合中施莱弗又谈到：“枪炮并不能改变世界，这是这个血腥的世纪所得出的伟大结论之一。美元也不能改变这个世界，单纯的良好愿望同样不能。今天能够改变世界的与过去已经改变世界的是同样一种事物：一种思想以及对这种思想承担义务的，具有奉献精神的个体的服务。和平队就是奉献于这种精神的一个群体。”施莱弗同样笃信美国的榜样作用有着强烈的天赋使命思想，他认为：“那些奔向海外的和平队志愿者并不仅仅是作为志愿的和熟练的工人，而是作为最强大思想的代表和活生生的典范：自由的和承担义务的男男女女可以跨越甚至超越文化和语言的界限，风格迥异的传统和财富的巨大不平衡，古老的敌对和新兴的民族主义。”在1963年发表的一系列演讲中施莱弗多次强调：“引导我们和平队志愿者前进的精神同他们所具备的技能同样重要，他们不仅被要求去帮助那些年轻国家的人民取得经济独立，他们还被邀请去重申我们对所有人民所承担的基本义务———一个公正和自由的社会。他们还被邀请去展示我们民主社会的革命天性，这比击败共产主义或者赢得新的财富资源甚至对世界人民的影响更为重要。”然而在向发展中国家推销和平队时为减少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的疑虑和说服发展中国家接受和平队，肯尼迪和施莱弗都希望人们不要将和平队看做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工具和机构。肯尼迪在签署建立和平队的行政命令时特意强调：”和平队并不是被设计为对外政策、对外宣传或意识形态冲突的工具，它的目的为在世界发展这一宏伟事业中使我们的人民更充分地承担他们的义务。”施莱弗也希望人们不要将和平队与美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冷战联系在一起，他更多的是强调和平队的利他性，他说：“在当前事务中他们并不被期待代表美国官方的观点，他们没有得到指示。很自然他们是谨慎的，他们是相当自由的男男女女，是自由社会的产物，被派往国外服务。以如此的奉献精神和技能去做分配给他们的工作，通过这一示范，将培养他们的社会的本来面目展现给东道主。”不过施莱弗私下也承认：“我们不能对世界的现实视而不见，和平队是美国对外政策努力的一部分，即使它有特殊的作用和独立的身份。”可见美国决策者建立和平队的初衷就是要通过和平队志愿者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作，通过向第三世界国家人民提供某种帮助，展现美国社会的优良文化传统，为美国赢得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好感，最终达到传播美国文化及价值观念的目的。和平队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作有以下两个显著特点，这两个特点有助于实现美国决策者创建和平队的初衷：①和平队队员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在第三世界国家工作的，他们只从美国政府那里领取基本的生活费用，其数额较所在东道国社会的生活水平略高。

（五）另外和平队还向志愿者提供全部的医疗费用及往返美国与东道国的交通费用，除此之外两年的和平队工作结束后志愿者还能够领取6000美元，用于回归美国社会的基本需求。但是和平队志愿者并不从第三世界国家领取任何工资和津贴，第三世界国家只需要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即可，这种基本上是免费提供的工作人员不仅易为第三世界国家所接受，更容易为美国赢得第三世界国家的好感。②和平队志愿者大多数是工作在东道国的基层社会，特别是边远及落后地区，有些地区甚至连所在国的大学毕业生都不愿去。如占志愿者比例最大的和平队教师，除少数是在城市教大学外大多是在农村教中小学或职业学校。医生或护士则是活跃在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至少是在城市的基层医院，而那些技术人员更是深入到农场、畜牧场、建筑工地和工厂。和平队志愿者在日常工作中所接触的基本上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公众，从志愿者工作中受益的也是这些公众，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平队成立以前美国对外援助的模式。即在对外援助中增加直接面向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因素，将关注焦点部分地转向第三世界的公众、转向普通的老百姓，由美国公民直接向第三世界国家公民提供援助和支持，从而避免重蹈以前”赢得政府，但却失去人民”的覆辙，这种”公众外交”正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上两个方面只是实现和平队争取第三世界国家民心的基本条件，和平队能否取得第三世界国家的认可，能否改变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形象，能否增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吸引力，更主要还要看它的工作成效。即它是否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积极变化，或满足当地人民的基本需要，或对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和平队的工作成效如何不仅关系到这个组织能否在第三世界国家立足与发展，更关系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涉外志愿者组织是否具有存在价值。从和平队的工作性质来看其工作成效确实难以量化，而且从1961年到2005年的44年间和平队工作过的国家和地区先后达136个，工作的领域也涉及教育、农业、卫生保健、社区发展、家庭经济、小企业经营管理等多个方面。在不同时代、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和平队工作的不同领域中其工作成效也有很大的差别，例如20世纪60年代的归国志愿者在被问及他们的工作对东道国的发展发挥多大作用时他们的回答往往是含糊不清的，有的志愿者干脆拒绝回答。也有些志愿者认为和平队的工作成效不会马上显现出来，也许要过上很多年才能发挥作用，所以不能根据现在的情况对和平队的价值作出评判。很多志愿者对自己的工作成效持肯定态度，但也承认他们只是对自己所在的社区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东道国的影响则谈不上。另有部分志愿者认为和平队的工作成效是微不足道的，而且除非志愿者在某个地区的工作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否则这些微不足道的工作成效也会很快消失。

（六）然而同样是在20世纪60年代，在埃塞俄比亚的96%的和平队志愿者认为他们的工作对埃塞俄比亚的经济、文化或社会发展作出贡献，不同国家和地区中不同类别志愿者的不同感受说明和平队工作的特殊性。美国政府和国会对和平队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作成效也很关注，他们不定期地委托美国大学或民间评估机构到第三世界国家对和平队的工作进行评估。从美国大学或民间评估机构发表的评估报告来看尽管和平队的工作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总的来看和平队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作还是取得一定的效果，给东道国带来一定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和平队实施的技术类项目中。1966年美国夏威夷大学社会调查协会对和平队在菲律宾的工作进行调查和评估，结果”发现志愿者影响的明显迹象，接受调查员采访的92%的地区确实引进教学设备和新的教育技术，在53.1%的和平队社区创立奖学金，并以各种方式的物质援助帮助当地居民改善生活条件。比例较小的和平队社区认可和平队其他的创新：社区发展项目（51.3%），各种方式的志愿者组织（42.3%），娱乐设施（38.9%）。该调查队得出的结论是：“志愿者确实对所在社区产生影响。”而同期康奈尔大学的调查报告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康奈尔大学的评估组对活动在秘鲁安第斯山区的和平队进行追踪调查，认为有志愿者工作的社区比没有志愿者的社区发展要快三倍，和平队项目对其所针对的社区确实取得可以衡量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布兰奇福德”新指针”的实施，和平队更加强调志愿者的工作经验和技能，强调满足第三世界国家的迫切需要，和平队的工作效果更加明显，也更加实在，给东道国的一些地区带来可观的变化。一份调查显示仅1978年由于和平队志愿者的努力，18780人受到包括健康、教育和企业管理等专门领域的培训，这使得他们有可能在上述领域就业，并满足发展中国家对专门训练的人力资源的需求。18.26万人接受志愿者的理论和职业技能培训，主要涉及英语、数学、动力机械、铅管品制造、木工工作、打字等方面。为实施对当地人民的粮食、饮用水供应及就业安置，志愿者完成180项包括营养、经济计划、环境等方面的调查，并为490项水资源发展项目提供技术支持。建立270块示范或试验田，向当地的农民展示提高农作物产量的技术。建造及改良390座鱼塘，为250项公共基本设施工程提供技术支持，为8.22万头家畜接种疫苗。上面的数字只是和平队可以量化的工作，但在和平队所从事的各类项目中活跃在各级各类学校讲台上的志愿者数量是最大的，然而他们的工作恰恰是最难以量化的。因为你很难确定这些美国教师的教学水平有多高，他们的学生学得有多好，和平队从事的基础教育或职业教育给当地的经济发展，政治文化带来多大变化等等。但有些单纯的数字大致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如对于和平队工作从未间断的加纳来说从1961年至1991年大约有67.5万名加纳人曾经受过美国和平队志愿者的教育，这一数字大约是加纳人口的5%，此外在加纳的白领阶层中很难找到一个人在其学习生涯中没有遇到过和平队的教师。

（七）和平队教师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的最有价值的贡献是扩大了教育范围，尤其是为数以十万计的穷孩子提供了上学的机会。特别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些刚刚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不仅缺少从事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教师，而且政府也不能为本国的基础教育投入更多的财力和精力。在这种情况下，和平队教师就成为填补这些新兴国家教育真空的重要力量。如1962年，300名和平队志愿者充实到埃塞俄比亚中等教育领域后，使得埃塞俄比亚从事中等教育的教师人数翻了一番;在其他6个非洲国家，和平队志愿者也占拥有学位的中等学校教师人数的一半。塞拉利昂教育部长甚至认为，如果没有和平队教师的到来，他们的学校很大一部分要关门。正是由于和平队志愿者在上述新兴国家的教育领域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平队在这些国家的地位也最为稳定。和平队志愿者除了传授英语、物理、数学等科学知识外还带去美国的教学方式，尤其是鼓励学生打破课本的教条和框框，采用灵活多样的学习方式，特别是强调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客观地讲，不同教学方式的融合，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和知识的掌握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此外，志愿者来自世界上教育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他们发挥着向第三世界国家传播如广播电视教学，多媒体教学，网络课程等现代教育技术和教育手段的作用。如前所述，尽管无法将和平队在第三世界国家教育事业中的贡献同其社会发展直接挂钩，但是大众教育水平的提高，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诚如1980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所指出的，”在早期，没有石油但发展快速的国家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民……更好的教育能够帮助最穷的人们从贫困中解脱出来”。从某种角度看，和平队从事的教育工作就是发挥着这样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和平队毕竟不同于世界银行，也不同于美国政府的国际开发署，它不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的资金，技术或设备支持，因而不可能直接导致第三世界国家GNP的增长。它的视点在于那些被一般发展援助机构所忽视的乡村和小城镇，在于增强人们的自立能力，帮助相对弱势的群体增加农作物产量，改善生活条件等等。因此，和平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个体或某一地区这一层面上，和平队所带来的主要是微小的量变。然而，正是这种微小的量变，却能带来美国政府所希望看到的———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对美国的理解和好感。20世纪50年代，在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眼里，美国大兵，企业家和富有的旅行家构成了美国人的主体，他们的形象代表着美国的形象，即美国人是什么样子，看看上述这些人就可以得出答案。因而，在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眼里，美国人富裕，傲慢，难以接近，而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则是霸道，蛮横无理的，其推行的对外政策是维护少数富裕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少数富人的利益的。这样的美国人或美国的形象显然不是肯尼迪所希望看到的，肯尼迪建立和平队的主要意图之一就是希望通过和平队志愿者所表现出来的奉献精神，改变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对美国人和美国的基本看法或印象。

（八）从根本上讲和平队志愿者与第三世界国家人民以往所看到的美国人是有很大区别的，他们不是传统的美国大兵，更不是趾高气扬的、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和平队志愿者与上述美国人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什么地方呢？正如20世纪60年代的泰王国外交部长他那所解释的：“‘和平队志愿者’不是与我们的人民一起生活在宾馆里，也不是在奢侈的住宅中，而是在农民的小棚屋里，与他们共享食品和茅舍。”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也认为：“树立这样的形象也许正是和平队最持久的贡献，它体现我们所代表的不是一个自私的社会，而是一个关心其他人的社会。”美国政府的决策者希望通过和平队志愿者让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看到美国及美国人的另一面。和平队志愿者初到第三世界国家时当地人对志愿者的行为并不完全理解，志愿者们在第三世界国家经常被当地人问及：“你们到这里来的使命是什么？”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对和平队志愿者放弃在美国的富裕舒适生活，来到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感到很不理解，如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地区中当地人怀疑这些志愿者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就是美国新教传教士。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志愿者在日常工作中的表现逐渐改变当地人对志愿者的看法，坦桑尼亚的和平队志愿者经常被当地人称赞他们认为美国人比英国人好多了。印度的教育工作者也认为和平队志愿者比富布赖特学者更有价值，因为志愿者总是试图多做些事情，而富布赖特学者则是尽量少做。对于和平队开展工作的大多数地区人民而言志愿者可能是他们接触到的第一批美国人，因而志愿者的形象基本上就是美国人甚至美国的形象。和平队为他们展示美国人”乐善好施”的形象，给当地人留下相当好的印象，并使当地人对美国及美国人心存感激。如20世纪60年代和平队在塞拉利昂帮助一个部落修建一条公路，这是一条几千年来第一次把这个国家的一个少数民族部落与外界联系在一起的公路。在庆祝该公路建成的典礼上一位部落酋长兴奋地对施莱弗说：”施莱弗先生，你的和平队为我们展示一个我们从不知道存在着的世界，我们从来就没有见过一辆汽车，外面的人也从没有想过要帮助我们。我们以前听说过美国，但现在我们知道美国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个部落而言美国就是愿意无私帮助他们的国家，和平队工作强调与当地人民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布兰奇福德的”新指针”实施后东道国官员更加深入地参与到和平队项目中，和平队在东道国的管理人员也以当地人为主。到1979年和平队志愿者80%的活动是在东道国政府机构和官员的指导下进行的，75%的和平队志愿者经常同当地的管理人员商讨工作，197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40%的和平队志愿者与东道国的同事一起工作。1980年东道国为和平队项目拨出的配套资金达到500万美元，对于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言这已经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九）和平队与东道国成功的合作得益于和平队的工作成效同样得益于东道国对和平队及其志愿者的理解，与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公司或在拉丁美洲的联合果品公司等相比时和平队无疑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道风景线加深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对美国和美国人民的理解与好感。多米尼加发展部部长在谈到和平队的这一功能时说：“当和平队来到我们的国家后他们带来一缕清新的空气，他们来到这里与我们的人民打成一片，他们与我国人民肩并肩地劳动。他们弥合鸿沟，打破障碍。由于他们所做的这些工作，他们为我们的人民铺平理解的道路。”哥斯达黎加总统卡多佐·奥迪奥也认为：“尽管和平队在帮助哥斯达黎加社会发展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它真正带来的是理解，那才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正在建立不同于以往的相互关系的基础，我确信像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这样的国家里和平队志愿者有助于替代曾经到达过这里的军人（指1965年干涉多米尼加内政的美国军队），呈现美国人民的另一面。”可以说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对于美国频频派遣军队干涉他国内政，中央情报局利用暗杀、政变等手段有很深刻的印象，并对此深恶痛绝。和平队的出现多少可以减弱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对美国热衷于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印象，这也是以往美国任何援外机构或官员所难以做到的。因此尽管和平队有过被第三世界国家驱逐出境的经历，但是被逐的原因基本上是由于该国与美国外交关系出现问题，或和平队作为一个政治足球成为国际政治的牺牲品，很少因为和平队本身的工作而被驱逐出境的。即使在1965年美国武装干涉多米尼加事件中多米尼加人民在高呼“美国佬，滚回去”的口号时还特别加上一句“和平队，留下来”，在他们看来和平队志愿者与其他美国人是不一样的。和平队及其志愿者以其实际行动体现着这部分美国人对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爱心，在一定程度上加深受援国对美国人民的理解与好感。然而这种理解和好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私人生活的范畴内爱心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但在公共事务中其作用就要大打折扣。发展中国家人民对和平队志愿者的理解与好感并不完全等于对美国的理解和好感，他们往往会将和平队与美国的对外政策区分开来。1979年萨尔瓦多人非常明确地对当地的志愿者表示：“虽然他们不满美国干涉萨尔瓦多内政，但他们相信和平队是怀着良好的意图去帮助他们并与他们一起工作的，不是代表美国政府及其政策的。”一般来说美国政府在其对外事务中的霸权行径及在国内的种族政策往往会抵消和平队志愿者所带来的正面作用，在西亚和北非中穆斯林青年经常对和平队志愿者表示他们喜欢美国，但是不喜欢美国政府。从和平队项目中受惠较多的加纳人和尼日利亚人也认为和平队是美国对非洲大陆所有政策中唯一对非洲人有利的，所以他们只认同和平队，对于美国对非洲的其他政策时他们并不认同。

（十）这样和平队志愿者通过辛勤努力所换取的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对美国的理解往往被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所抵消，这正是后来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所担心的美国”软实力”的流失。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平队的终极目标是服务于美国的对外政策，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尽管和平队不会像美国国务院那样公开为美国对外政策进行辩护，也不会像国际开发署那样利用手中的资金和其他经济资源服务于美国对外政策，它也不会像美国之音等传媒那样公开宣传美国的政治价值观念，更不会像美国军队那样为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随时出手。和平队是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一支”隐性”力量，这种”隐性”的力量与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活动不同，它不是通过秘密活动（如暗杀、金钱收买、策反甚至策动军事政变等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通过公开的，从表面看来是”利他性”的活动，加强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吸引力。作为美国对外政策中的”软实力”，和平队对美国外交的贡献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和平队作为美国外交的”软实力”，服务于美国的外交战略。和平队志愿者作为美国文化的载体，把美国文化及其价值观念渗透到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并帮助这些国家抵御共产主义思想和价值观念的传播。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代表的乔治 舒斯特认为美国在冷战中有三大任务：①维持一个共同的军事防御体系；②从两方面去抵消俄国的宣传影响，即显示美国人民对和平所承担的重大义务。同时告诉贫穷国家的人民，美国拥有无比的技术力量，只要办得到，美国随时准备把这种力量交给需要援助的各国人民使用；③使其他国家熟悉美国民主所维护的那些准则”。而和平队正是通过人员交换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人格化的报道———经验和了解两个方面的交流，从而使得美国有机会向其他国家人民介绍其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的优越性，让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对美国文化及其价值观念产生兴趣，并希望他们自己的国家也能拥有这样的文化，社会制度等等。（2）和平队工作有助于帮助美国了解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背景，从而使得美国的外交决策更具有针对性，也更富有成效。杜鲁门政府的国防部长助理、曾长期担任亚洲基金会主席的罗伯特·布卢姆认为：“为了有效地执行我们的国家政策，对有关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了解是必不可少的。此外为了使我们的政策有效，这种环境也是我们必须加以影响的要素之一。”因而绝不能把和平队单纯地看做是一般的对外援助，它是联系美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一种媒介，也是美国更好地理解第三世界国家的一种途径。而且如果能够从第三世界国家的角度来看美国，就可以更好地了解美国对外政策的利弊得失。

（十一）1986年颁布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重构法案对美国军队的指挥系统进行重新构架，该法案增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权力，并且采纳罗纳德·里根总统于1985年创立的帕卡德委员会的部分建议，从1947年国家安全法案设立美国国防部以来该法案是对其最彻底的一次改组。该法案以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共和党-亚利桑那州）、众议员威廉·尼科尔斯（民主党-亚拉巴马州）的名字命名，在美国众议院以383赞成、27票反对的结果获得通过，在美国参议院以95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获得通过。1986年10月1日里根总统签署该法案生效，依据该法案时海军上将威廉·克罗为第一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其中包括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对军队指挥链进行改进，由总统通过国防部长直接领导联合作战指挥官，从而越过各军种主官，之后他们只起到顾问的作用。各军种之间的斗争在越南战争期间凸显出来，直接导致1980年伊朗人质营救的灾难性失败，而且在1983年入侵格林纳达时仍有所体现。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的出台是解决该问题的一次尝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总统通过两条独立的指挥链给不同军种下达命令，这时也存在着各军种之间的斗争问题：其中一条通过海军部长指挥海军部队，另外一条通过战争部长指挥陆军和空军部队。1947年美国将包括新成立的空军在内的各军种重新组织，通过一名文官“国防部长”统一指挥。然而美国军队仍通过多条指挥链路组织，各军种仍分别听命于其军种主官（海军陆战队司令、陆军参谋长、空军参谋长以及海军作战部长）。由这些军种主官一同组成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中选举出一名主席同文官政府沟通。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则向国防部长负责，即美国军队的文官领导。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国防部长同时向美国总统负责，即向美国三军总司令负责，这种机制导致各军种之间的恶性斗争。和平时期行动（例如作战理念的创新和应用等等）有着为单一军种孤立起来考虑的倾向，同样严重地的是每一军种的战时行动都独立地进行规划、执行以及评估，这些做法导致力量的分化，无法利用规模经济的优势，制约现代作战作战理念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空地一体化作战理论形成的难点在于各军种之间的协同，空地一体化作战试图将各军种的能力综合起来，形成一种作战理念。该理论设想将陆海空天协同起来以给对手以有力打击，但军队的结构严重阻碍这种构想的实现。美国1983年入侵格林纳达进一步地暴露军队指挥结构的问题，虽然美国军队轻松取胜，但各军种领导人均对军种之间低效的协同沟通以及如果面对更强大的对手时缺乏协同所能导致的结果表示严重关注。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对美国军队的组织方式进行全面改变，该法案的第一次成功尝试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沙漠风暴行动）。

（十二）该次行动中美军指挥官陆军上将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对海军陆战队、陆军、空军和海军部队进行统一指挥，而不需之前和各军种协商。作用：指挥链以及军事建议：依据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时军事建议在参联会主席处集中，而非各军种主官，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被指定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的首席军事顾问。该法案还确立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的职位，简化指挥链。加强参联会主席指导统一战略的能力，但是给“联合”、“指定”的战区指挥官以更大的指挥权，参联会主席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或者任何武装部队没有指挥权（法案152条第3款）。各军种协同：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改变各军种协同的方式，各军种自己通过组织、训练和装备部队，以供战斗指挥官（COCOM）调遣使用，军种主官不再对其部队进行作战指挥。与以往的作战中向某一军种主官负责不同，各军种的分支部队按其特定功能的作用（运输、战略、特遣部队以及特种部队），或者按地理区域（欧洲、中东等等）听候COCOM的调遣。之后COCOM将部队投入战场，以调遣各种军方的资源以进行空地一体化协同作战（或者是更先进的作战理论，例如网络中心战等）。这样对部队的重构实现军种协同、综合规划、联合采购，并且削弱或者消除军种间的斗争。它还促进联合指挥，使先进的军事科学武装部队。诸军种从相对自治的作战实体向模块化训练部队转变，为了能在未来组成某合成部队为目标而进行采购、现代化换装、发展以及战备。由此以美国中央司令部为例，该司令部将通过安排陆海空三军资源以达成其作战目标，而不是在一场战争中通过各军种单独计划、保障以及作战的低效方式。该法案的另一个主要作用是大大地改变军官的人事管理制度，军官定期地将被安排去担任联合勤务职务，并在国防部联合职业发展学校受训以作为其职业发展和晋升的一个必要条件。举例来说如希望晋升至海军将官的军阶（例如海军上将）、上校军阶，必须曾经担任过至少一个联合勤务职位。联合采购：联合采购使得各部队可以快速地共享技术进步成果，例如匿踪技术以及精确制导武器技术，并且提供诸如各军种无线电相互连通等附带的优势。通过联合应用新技术允许后勤条令的共同发展，因此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可以被看作是以网络中心战为代表的新军事变革的基础。如果没有该法案对军队结构进行重新组织，网络中心战是不可想象的，概念上它是为了适应冷战对称威胁而推出的。2002年10月24日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命令各功能性、区域性部队的指挥官不再称为总司令，而是在联合区域组织中（例如美国中央司令部）成为战斗指挥官，在特定部队（例如美国战略司令部）中被称为司令。拉姆斯菲尔德说：“尽管已经沿用数十年，但‘总司令’的称谓已经不再合适，因为依据美国宪法时总统是军队的唯一总司令。”他的该项决定被称为意在澄清军队从属于文官政府这一原则。

棱镜门

（一）棱镜计划（PRISM）是一项由美国国家安全局（NSA）自2007年小布什时期起开始实施的绝密电子监听计划，该计划的正式名号为“US-984XN”。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在2013年6月6日报道称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和联邦调查局（FBI）于2007年启动一个代号为“棱镜”的秘密监控项目，直接进入美国网际网络公司的中心服务器里挖掘数据、收集情报，包括微软、雅虎、谷歌、苹果等在内的9家国际网络巨头皆参与其中。棱镜计划（PRISM）是一项由美国国家安全局自2007年起开始实施的绝密电子监听计划，该计划的正式名号为“US-984XN”，根据报道称泄露的文件中描述PRISM计划能够对即时通信和既存资料进行深度的监听。许可的监听对象包括任何在美国以外地区使用参与计划公司服务的客户，或是任何与国外人士通信的美国公民。国家安全局在PRISM计划中可以获得的数据电子邮件、视频和语音交谈、影片、照片、VoIP交谈内容、档案传输、登入通知以及社交网络细节，综合情报文件“总统每日简报”中在2012年内在1477个计划使用来自PRISM计划的资料。根据斯诺登披露的文件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可以接触到大量个人聊天日志、存储的数据、语音通信、文件传输、个人社交网络数据，美国政府证实它确实要求美国公司威瑞森提供数百万私人电话记录，其中包括个人电话的时长、通话地点、通话双方的电话号码。关于PRISM的报道是在美国政府持续秘密地要求威讯向国家安全局提供所有客户每日电话记录的消息曝光後不久出现的，泄露这些绝密文件的是国家安全局合约外判商的员工爱德华·斯诺登，他原本在夏威夷的国家安全局办公室工作，在2013年5月将文件复制后前往香港将文件公开。华盛顿邮报报道称“棱镜”项目2007年启动，参议员范士丹证实国安局的电话记录数据库至少已有7年，项目年度成本2000万美元，自奥巴马上任后日益受重视。2012年作为总统每日简报的一部分，项目数据被引用1477次，国安局至少有1/7的报告使用项目数据。受到美国国安局信息监视项目“棱镜”监控的主要有10类信息：电邮、即时消息、视频、照片、存储数据、语音聊天、文件传输、视频会议、登录时间和社交网络资料的细节都被政府监控。通过棱镜项目后国安局甚至可以实时监控一个人正在进行的网络搜索内容。华盛顿邮报报道称Facebook、谷歌、微软、苹果、雅虎已通过媒体断然否认为政府提供秘密服务，Twitter令人瞩目地没有出现在被监控的公司列表中，Twitter曾表示要特别重视保护用户个人数据。报道称Dropbox下一步也将可能被纳入“棱镜”监视范围中，美国时代周刊报道称美国政府对公众隐私的监控可能比媒体报道的更深入。“棱镜”项目监视范围很广，包括美国人每天都在使用的网络服务。FBI和NSA正在挖掘各大技术公司的数据，微软、雅虎、谷歌、Facebook、PalTalk、YouTube、Skype、AOL、苹果都在其中。

（二）各国就数据保护制订有不同法律，但这些法律倾向于规范公司可以保存何种客户数据、拿这些数据做什么、能保存多长时间，而不是管理政府活动。大多数公司的隐私政策包括一个条款，该条款称在收到合法请求的情况下它们将会共享信息以及有关其它监控的细心措词。官员们通常会辩称阻止恐怖主义高于保护隐私权，奥巴马9日在对美国的监视方法进行辩护时称：“你不能在拥有100%安全的情况下同时拥有100%隐私、100%便利。”英国外交大臣黑格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称：“英国的守法公民永远不会知道政府部门为了阻止你的身份被盗或者挫败恐怖袭击所作的一切事情。”用户数据（例如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活动）并不总是存储在用户自身所在的国家里，例如Facebook在其隐私条款中称：“所有用户必须同意他们的数据被转送和存储在美国。”美国2001年的爱国者法案给予美国政府在使用按这种方式存储的欧洲数据新的权力，“隐私国际”认为：“由于世界主要技术公司的总部都在美国，那些参与我们互联世界、使用谷歌或者SKYPE的人士的隐私都可能被棱镜项目所侵犯，美国政府可能接触到世界的大部分数据。”斯诺登称他是出于对隐私权的担心才采取报料行为的，他对英国卫报称：“我不想生活在一个做那些事情的社会里，我不想生活在一言一行都被记录的世界里。”2013年6月前中情局（CIA）职员爱德华·斯诺登将两份绝密资料交给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并告之媒体何时发表。按照设定的计划时2013年6月5日英国《卫报》先扔出第一颗舆论炸弹：美国国家安全局有一项代号为"棱镜"的秘密项目，要求电信巨头威瑞森公司必须每天上交数百万用户的通话记录。6月6日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称过去6年间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通过进入微软、谷歌、苹果、雅虎等九大网络巨头的服务器来监控美国公民的电子邮件、聊天记录、视频及照片等秘密资料，美国舆论随之哗然。美国决策者意识到互联网在越来越多的国际事件上可以成为达到美国政治目的、塑造美国全球领导力的有效工具，2011年以“脸谱网”和“推特”为代表的新媒体，贯穿埃及危机从酝酿、爆发、升级到转折的全过程，成为事件发展的“催化剂”及反对派力量的“放大器”，同样类似的事件也在突尼斯和伊朗等国都上演过。如今以谷歌为首的美国IT巨头一方面标榜网络自由，反对其他国家的政府监管本国的互联网；另一方面又与美国政府负责监听的机构结盟，这无形之中就把自己献到祭坛上去。这项代号为“棱镜”（PRISM）的高度机密行动此前从未对外公开，《华盛顿邮报》获得的文件显示美国总统的日常简报内容部分来源于此项目，该工具被称作是获得此类信息的最全面方式。一份文件指出：“国家安全局的报告越来越依赖‘棱镜’项目，该项目是其原始材料的主要来源。”报道刊出后外界哗然，保护公民隐私组织予以强烈谴责，表示不管奥巴马政府如何以反恐之名进行申辩，不管多少国会议员或政府部门支持监视民众，这些项目都侵犯公民基本权利。这是一起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监控事件，其侵犯的人群之广、程度之深让人咋舌。

（三）在秘密项目披露之前斯诺登已经离开美国，悄悄来到中国香港。10日英国《卫报》在他的授权下公布一段事先录制好的视频专访，在这段12分钟的视频里斯诺登不仅公布个人信息，还告诉全世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斯诺登自我介绍道：“我叫爱德华·斯诺登，29岁，我曾经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担任过技术助理职位。”泄密者在秘密披露五天之后主动公布自己的身份，这需要勇气和谋略。视频里戴着半框眼镜、面容消瘦的斯诺登神情略微有点不自然，但几秒钟后他便恢复常态。他说过去四年里他一直为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军事承包商工作，因此有机会接触到安全局的秘密项目。他将两份绝密资料交给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并告之媒体何时发表。斯诺登收入稳定、生活富足，他为什么要曝光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秘密项目，把自己置于危险境地呢？斯诺登说：“你什么错都没有，但你却可能成为被怀疑的对象，也许只是因为一次拨错的电话。他们就可以用这个项目仔细调查你过去的所有决定，审查所有跟你交谈过的朋友。一旦你连上网络就能验证你的机器，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措施，你都不可能安全。”英国政府通信总部【GCHQ，与美国国家安全局对应的信号情报（SIGINT）机构】最早从2010年6月起就能访问PRISM系统，并在2012年使用该计划的数据撰写197份报告，PRISM让GCHQ 得以绕过正式法律手续来取得所需的个人资料。6月5日《卫报》刊登的法院密令显示从2013年4月25日至5月19日美国电信巨头威瑞森公司须每日向美国国家安全局上交数百万用户的通话记录，涉及通话次数、通话时长、通话时间等内容，但不包括通话内容。2013年6月6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又曝光政府机密文件，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直接接入微软、谷歌、苹果、Facebook、雅虎等9家网络巨头的中心服务器，可以实时跟踪用户电邮、聊天记录、视频、音频、文件、照片等上网信息，全面监控特定目标及其联系人的一举一动。《纽约时报》则指出两大项目的曝光打开一个非比寻常的窗口，使人们看到政府监控强度的增加。布什政府在“9·11”恐怖袭击之后开始采取监控举措，奥巴马政府明显非常支持这种举措，其监控范围甚至还有所扩大。该报分析说这种接连出现的大曝光还说明由于信息泄露的相关调查引发众怒，很可能知晓高级情报秘密的人员决定揭露真相。2013年6月7日在加州圣何塞视察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做出回应，公开承认该计划。他强调说：“这一项目不针对美国公民或在美国的人，目的在于反恐和保障美国人安全，而且经过国会授权，并置于美国外国情报监视法庭的监管之下。”2013年6月9日英国《卫报》抛出专访，应“告密者”本人要求，公布其身份：爱德华·斯诺登是美国防务承包商博思艾伦咨询公司的一名雇员，过去4年内一直为美国国家安全局工作，他在专访中说自己良心上无法允许美国政府侵犯全球民众隐私以及互联网自由。自9日至10日下午2时白宫请愿网页上要求赦免斯诺登的条目已迅速搜集到两万个签名。

（四）2013年6月10日白宫发言人卡尼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白宫高级官员已将此事最新进展向奥巴马做了汇报，但鉴于调查仍在进行中，他不会评论事件中的个人以及调查工作，也不会转述奥巴马的观点。过去四年在诸多议题上与奥巴马政府“过不去”的美国众议院议长博纳，2013年6月11日加入对美国政府“棱镜”计划揭密者斯诺登进行谴责的行列，指责其为“叛国者”，共和党籍的众议院国土安全小组主席金和民主党籍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黛安娜·范斯坦也指责斯诺登是一个“叛徒”。2013年6月11日泄露美国监测项目的爱德华·斯诺登离开他居住的香港酒店后去向不明，2013年6月13日《卫报》和《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罗伯特·米勒13日表示FBI已经开始对曝光美国国家安全局“棱镜”计划的斯诺登展开刑事调查，这是美国官方首次证实已对斯诺登采取行动。2013年6月19日维基解密发言人克里斯丁·拉芬森在冰岛报纸的一个专栏中说一名中间人接触他，请他告诉冰岛政府斯诺登寻求庇护，拉芬森没有透露这名中间人的姓名。冰岛政府随后证实这一消息，但并未透露是否会同意斯诺登避难。冰岛政府发言人说拉芬森通过非正式渠道和两个政府部门取得联系，此事中未牵扯正式请求。斯诺登在曝光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棱镜”项目后身处香港，他曾称赞冰岛非常重视保护互联网自由，希望自己最终在冰岛落脚。2013年6月23日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就斯诺登事件发表声明，称斯诺登已自行循合法和正常途径，离开中国香港，前往第三国。《南华早报》证实斯诺登在23日上午10时55分离开香港，乘坐俄航SU213航班飞往莫斯科。而莫斯科并不是斯诺登的最终目的地，他可能由该地继续前往冰岛或厄瓜多尔。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没有对这一消息进行证实，而俄罗斯在香港的领事馆则拒绝发表评论。据俄媒援引机场内部人士的消息称斯诺登的飞行路线是今天从香港乘坐俄航su213航班飞抵莫斯科，明天中午乘坐su150飞往古巴的哈瓦那，当天再飞往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俄罗斯航空已确认斯诺登飞往古巴哈瓦那的行程。2013年6月24日据外媒报导称美国国安网路窃听行为泄密者斯诺登正式向拉丁美洲国家厄瓜多尔寻求庇护，厄瓜多尔外交部部长在社交网站推特上证实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斯诺登向该国寻求政治庇护。2013年6月24日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称斯诺登24日并未出现在由莫斯科飞往哈瓦那的飞机上，下落成迷，抵达莫斯科后未露面。斯诺登订购飞往古巴航班，但本人没有如约登上飞往古巴的航机。“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表示他知晓斯诺登藏身地点，但不会透露。据美国媒体2013年6月25日报导称最早与“棱镜”计划泄密者斯诺登接触的《卫报》记者格林沃尔德透露在美国政府对俄罗斯施压要求引渡斯诺登之际斯诺登已制定B计划，已将包含美国国家安全局秘密档案的编码文件交给几个人，如果他出什么事，这些文件都将被公布。

（五）2013年7月1日设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的俄罗斯外交部领事机构证实美国“棱镜门”事件揭秘者斯诺登已通过该机构向俄罗斯提出政治避难请求，2013年7月12日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与多名人权组织代表会谈，并向俄提出庇护申请，他称不认为自己做出“伤害美国的行为”。克里姆林宫当日回应称如果斯诺登停止对美国造成伤害的泄密行为，他将可以继续留在俄罗斯。之后与会代表举行简短的发布会，代表之一、人权观察组织俄罗斯代表处负责人洛克申娜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斯诺登精神状态很好，身体也很健康，在中转区的生活一切正常，只是他希望能有更多的自由活动空间。”洛克申娜介绍：“斯诺登主要谈及4个方面内容：①控诉美国监视行为是对法律的严重侵犯，美国试图用‘追捕’来警告其他可能的泄密者；②感谢愿向他提供政治庇护的拉丁美洲国家，希望能最终到达这些国家；③欧洲和北美一些国家试图阻挠斯诺登离开俄罗斯，因此他只能就地申请临时避难；④愿意遵循此前普京的要求，不再曝光‘抹黑’美国的信息。”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普什科夫12日对本报记者表示俄方在斯诺登问题上的立场与西方国家“保持一致”，2013年8月1日据路透社报道称俄罗斯律师透露斯诺登已经获得允许其离开莫斯科机场的文件。莫斯科机场代表称其已经离开莫斯科机场，进入俄罗斯境内。2013年9月28日美国“棱镜”项目揭秘者斯诺登提供的文件让美国国安局活动再度曝光，据外媒报道称美国国家安全局在2010年起即用收集到的资料，分析部分美国公民的“社交连结，辨识他们来往对象、某个特定时间的所在地点、与谁出游等私人信息”。该文件显示：国安局官员解禁之后的2010年11月起开始准许以海外情报意图来分析电话以及电邮记录，监视美国公民交友网络。根据美国国安局2011年1月的备忘录显示政策转向目的是在帮助该局“发现并追踪”海外情报目标和美国人民之间的关联，该文件指出：美国国安局获得授权，可在不检查每个电邮地址、电话号码或任何指针的“外来性”情况下大规模以图表分析通讯原数据。为了避免侵犯美国公民隐私，过去只允许针对外国人士进行这类计算机分析。该文件称：美国国安局可从公共、商业等来源扩大通讯数据，来源包括银行代码、保险信息、社交网络“脸谱”档案、乘客名单、选举名册、GPS坐标信息，也包括财产记录和未具体说明的税务资料。报道指出美国国安局所有的监控行为都是暗中操作，而政府也是秘密决定放开对监控的限制，并未通过国家情报法院的审定或者公开的讨论。根据2006年美国司法部的备忘录显示该部曾对滥用情报监控进行过警告，该局官员婉拒说明此作法影响到多少美国人，还说文件也没说明这项监督作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监督作业把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链接成联络链，此链直接或间接连结到与海外情报有利害关系的个人或机构，对此美国民权联盟官员严责美国国安局称该局越权监控私人讯息，侵犯美国人民生活的每个层面。

（六）据法新社报道称美国“棱镜门”项目泄密者爱德华·斯诺登的律师在1日表示斯诺登当前已经离开莫斯科机场，此前他刚刚获得有限期为一年的俄罗斯临时难民身份。斯诺登在6月23日由香港飞抵莫斯科，随后便滞留在谢列梅捷沃机场中转区，此间美方持续向俄方施压，要求交出受到间谍罪指控的斯诺登，但遭俄方多次拒绝。外媒报道称美国“棱镜”项目泄密者爱德华斯诺登在俄罗斯的律师库齐利纳于2013年7月31日在接受俄媒体采访时表示：已经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滞留一个多月的斯诺登准备在自己的安全问题和在俄身份问题解决后和记者见面。中新社华盛顿2013年7月31日电（记者吴庆才）：在斯诺登持续曝出猛料以及美国国内对监控计划出现越来越多质疑声之际，美国政府在2013年7月31日被迫主动解密与斯诺登泄露的“棱镜”网络监控计划及电话监听计划这两大秘密情报监控项目相关的三份文件。“棱镜门”曝光者爱德华·斯诺登日前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独家采访，斯诺登就在俄罗斯申请政治避难给出回应，称自己并未受俄罗斯政府指使，并且在1年的避难期间没有向俄当局提供过任何情报信息。2013年6月美国国家安全局进行的电话和网络秘密监控项目在美各界及国际社会掀起轩然大波，其中以代号为“棱镜”的网络监控项目牵涉面最广，内容最新，也最具争议。“棱镜”项目不仅给奥巴马政府摆上一连串棘手难题，也给国际社会带来巨大冲击。连日来美国总统奥巴马及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等高官纷纷出面为此事“灭火”，他们提出的三大辩解理由是：①“棱镜”项目不针对美国公民；②该项目已得到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机构的授权及监督；③“棱镜”对反恐有功。反恐是动用一切情报监控手段的“硬道理”？显然不是人人对此认同，美国会一些议员直言：尚无证据能证明“棱镜”项目在挫败恐怖图谋上起到作用。告密者系29岁的美国防务承包商雇员爱德华·斯诺登，斯诺登究竟是叛徒，还是英雄？美国国内涌现出两种声音：一些官员指责斯诺登泄密行为损害国家利益，甚至将其定义为叛国行为；另一方面有关此类项目严重侵犯个人隐私的看法也得到不少民众认同。自9日至10日下午2时白宫请愿网页上要求赦免斯诺登的签名已达到2万个，对斯诺登定性之争归根结底是国家安全与个人隐私关系的争议。据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公司12日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受访民众中53%不支持联邦政府以反恐之名获取电话和网络记录，37%持支持态度，还有10%不持任何观点。其中30%的受访者认为无论加上怎样的前提条件，这类监控项目都不正确。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的辩解重点以及美国内的关注焦点在于美公民是否沦为电话和网络监控对象，言下之意，针对美国以外目标的监控属于“另一码事”。这种内外有别的立场无法回避一个事实：“棱镜”风波已波及包括美国欧洲盟友在内的国际社会。分析人士指出“棱镜门”给美国带来的内外压力巨大，所引发的冲击波短期内难以平息或迫使美国重新审视其安全策略，首先斯诺登本身是一个“烫手山芋”。

（七）米勒13日在听证会上说：“将采取各种必要手段将这名泄密者绳之以法。”不过倘若斯诺登回国受审，这起备受关注的公案难保不将更多机密牵扯出来。第二美国情报体系可能进行内部检讨，“9·11”事件后美国在安全领域投入大增，不断招兵买马，但安全漏洞随之增多。作为一个等级并不高的防务承包商雇员，斯诺登为何有权接触到机密，还有机会将其泄漏给媒体？面对疑问时亚历山大坦言：“国家安全局需要重新审视工作人员的权限以及招募工作流程。”据美国媒体报道称斯诺登的泄密行为已在美国情报系统引起震动，可能导致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等情报机构对内部进行全面审查。第三奥巴马政府施政步调被打乱，从美税收部门区别对待保守派组织、司法部秘密获取美联社记者电话记录，再到影响更广的“棱镜门”，奥巴马政府接连陷入丑闻，形象受损，也使其在推动移民改革、控枪等重要议题上的步调被打乱。美国政府因“棱镜”秘密情报监视项目曝光而承受外部压力之际发起一项内部调查，评估这一泄密事件导致的国家安全潜在损失。国会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约翰·博纳在2013年6月11日把泄密者爱德华·斯诺登称为“叛国者”，一名美国情报机构高级官员说：“联邦政府正展开的内部调查有别于美国司法部对斯诺登的刑事调查，预计评估“棱镜”曝光是否危及‘线人’或情报获取渠道，可能会调查那些情报目标之间的交谈内容，以查明泄密是否促使他们改变联络方式，这一调查主要在美国情报系统内部进行。”按照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的说法时泄密给美国情报搜集能力造成“巨大且严重损失”，美国众议院议长博纳11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称斯诺登为“叛国者”，说：“泄密把美国人置于危险境地，向我们的对手展示我们有哪些能力，系严重违法行为。”白宫发言人卡尼拒绝谈论总统奥巴马是否把斯诺登视为“叛国者”。斯诺登10日从中国香港九龙区一家豪华酒店退房后去向不明，各路媒体连日来全城搜寻他的下落。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如果斯诺登向俄方提出政治避难申请，我们会予以考虑。”“棱镜”曝光在大西洋彼岸引发哗然，一些欧洲议会议员警告：“如果美方用这些秘密项目监视欧盟成员国公民，将重新审查欧美之间关于数据共享的协议。”2013年6月“棱镜”秘密情报监视项目风波不仅在美国国内愈演愈烈，在欧洲也引发不小震动，欧盟官员表示：美国此举可能侵害欧洲公民的基本权利，并影响到未来美欧合作。雷丁在信中就“棱镜”项目提出7个具体问题，并表示“鋻于问题的严重性”，希望霍尔德在双方14日于都柏林会谈时做出答覆。雷丁的问题包括：欧洲公民是否是美国“棱镜”项目的对象；欧洲人是否能够发现他们的数据被获取；欧洲人是否和美国人获得类似的对待等。雷丁提醒霍尔德：欧洲议会可能将根据他的回复来评估跨大西洋关系。由于美国和欧洲正在讨论启动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谈判，因此媒体猜测“棱镜”项目可能会给谈判带来新的困难。雷丁还批评据信参与“棱镜”项目的包括谷歌、“脸谱”和苹果在内的网际网路巨头，称由于这些美国公司优先考虑美国法律而非欧盟基本权利，欧洲公民权利可能受到损害。

（八）11日“棱镜”项目成为欧洲议会全会的辩论主题和议员炮轰的对象，欧盟负责卫生和消费者事务的委员托尼奥·博格说：“类似‘棱镜’的项目可能会危及欧盟公民基本的隐私权和数据安全。”欧洲议会自由党团主席、比利时前首相伏思达说：“美国必须解释如何使用‘棱镜’项目获得数据是否违反欧盟数据保护政策。”还有议员表示：希望欧洲各国政府公开有关“棱镜”项目的信息，包括是否知晓、是否参与等。据了解出于打击恐怖主义等安全考虑，欧洲国家“监控公民网上活动的能力”虽然显著增强，但不仅在规模上远远不及“棱镜”项目，而且受制于严格的规定。2006年欧盟通过法令规定：通信运营商和网际网路提供商要将用户电话和网络记录保存至少6个月，如有必要，安全部门可以获取有关通话对象、时间、地点等信息，但无法获得通话内容。根据这一法令时政府只能在有充足理由怀疑一些行为涉及恐怖主义或有组织犯罪时才可以请求获得这些信息，当然欧盟各成员国还有本国的法律，在具体规定上有所不同。由于在数据保护和隐私权方面存在分歧，欧盟和美国之前曾出现过矛盾，但欧盟出于反恐需要还是做了一些让步，包括在2010年让美国获取欧洲银行数据、2012年向美国提供跨大西洋航班的乘客信息等。但这次“棱镜”项目曝光却让不少欧洲官员感到失望，来自英国的欧洲议会议员克洛德·莫拉说：“美国此举显然破坏双方之间的信任，美国政府必须按照欧盟的标准来处理欧盟公民的数据。”面对这种尴尬局面时美国国会部分议员13日抛出毫无根据的阴谋论，怀疑斯诺登可能受他国指使。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迈克罗杰斯和委员会资深成员、民主党籍众议员达奇鲁珀斯伯格13日与国家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举行3小时闭门会谈，罗杰斯会后暗示：斯诺登可能与中国政府“合作”。2013年6月5日和6日《卫报》和《华盛顿邮报》曝光“棱镜”项目，前美国中情局雇员斯诺登称：“美国国安局主导的‘棱镜’项目，在过去6年中通过9家大型互联网公司中‘监控’用户信息电邮、即时消息等十种数据。”消息传出后引发全球舆论的关注，美国情报机构2013年10月24日被爆曾经监听至少35名国际政要的电话，在美国“监控门”又趋升级的背景下这一消息无疑再度令世界瞩目。上述消息最先由英国《卫报》24日报道，《卫报》的主要消息来源据信仍是“监控门”揭秘者斯诺登。根据当天被披露的有关机密文件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NSA）鼓励白宫、美国国务院、美国国防部等核心部门官员“分享通讯录”，以便NSA能够将外国政治和军事要员的电话纳入监听系统。这份标注日期为“2006年10月”的文件指，有一位未具名的美国官员向NSA提供200多个电话号码，其中包括35名国际政要的号码。NSA立即展开监控工作，NSA的备忘录显示有关的监控“并非孤立事件”，备忘录同时承认：监控外国政要的工作并没有提供多少可供报告的情报，但仍表示欢迎继续提供有关“联系信息”。这35名国际政要的身份尚未曝光，也还不清楚这其中是否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巴西总统罗塞夫等人。

（九）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民权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11日正式起诉联邦政府，指认后者开展秘密情报监视项目“棱镜”侵犯言论自由和公民隐私权，违反宪法，请求联邦法院下令中止这一监视项目。《华盛顿邮报》本月初报道称美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正开展代号“棱镜”的秘密情报监视项目，直接接入9家美国互联网公司中心服务器，挖掘数据以搜集情报，引起国内外哗然。美政府官员事后承认：作为监视项目一部分，外国情报调查法院要求韦里孙通信公司等数据运营商提供为期3个月的通信元数据。作为韦里孙通信公司的用户，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以原告身份指控联邦政府搜尽美国国内、来自或打往美国的每个电话的信息，请求联邦法院立即中止监视项目，宣布项目非法，并且下令政府清除所有来源于监视项目的数据。针对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诉状时美国司法部拒绝置评，称需要时间研究有关指控并作出回应。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本·罗兹表示：俄罗斯2013年8月1日给予斯诺登临时避难身份的决定激化本已紧张的双边关系，当前几乎没有迹象显示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双方会在其他事务上有所推进，奥巴马总统也不会与普京会晤。本·罗兹说：“我们仍会与俄方在有共同立场的事务方面进行合作，但总统本人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一致认为，在目前的环境下举行双边峰会没有意义。”俄罗斯总统外交事务助理乌沙科夫说：“我们对美国政府决定取消普京与奥巴马的会见计划表示失望，很明显这个决定与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斯诺登事件有关。”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卡拉什尼科夫表示：“白宫宣布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奥巴马承受巨大的压力，这一决定是为满足某些希望夸大斯诺登事件影响力的利益集团的要求，其实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损失远大于俄罗斯。”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专家巴久科认为：“斯诺登事件只是取消会见的一个借口，奥巴马不打算与俄罗斯领导人见面的原因是双方尚未就一些问题达成协议。如果俄美关系在某些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相信斯诺登事件决不可能成为干扰两国会谈的因素。”奥巴马原定于2013年9月5日和6日前往俄罗斯圣彼得堡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并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舆论此前认为：2013年8月即将举行的美俄“2+2”部长会谈的进展将决定“奥普会”的命运。双方面临的最棘手问题就是俄罗斯拒绝将斯诺登引渡回美国，并给予斯诺登临时避难身份。美国美俄关系委员会主席德瑞克·诺伯格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奥巴马做出取消“奥普会”的决定是“不幸的”。但他强调：美俄在其他层面的合作，特别是在经贸方面进展顺利，即将举行的美俄部长会谈以及由他本人主持参与的将于2013年9月17至18日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俄美太平洋合作伙伴论坛”都说明双方有着较为广泛的接触。“棱镜”事件在大西洋彼岸引发哗然，德国绿党籍议员菲利普·阿尔布雷希特主持一个旨在全面修订欧盟数据保护法的小组委员会，告诉记者：“我们需要退一步，明确地说我们不要大规模监视。”欧盟委员会分管司法的副主席维维亚娜·雷丁11日说：14日举行欧美部长级会谈时她将向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提及泄密事件，要求美方承诺尊重欧盟成员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保护他们的个人信息。

（十）德国内政部长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当天说：“德方将要求美国政府澄清一系列疑问，包括监视活动的范围、动机，随后“可能”会公之于众。”弗里德里希说：“美方先前向德方提供非常不错、非常可靠的情报，帮助德国阻止恐怖袭击，只是他不知道那些情报是否包含借助‘棱镜’截取的信息。”2013年10月23日德国政府发言人赛伯特称：“德国政府已得到情报，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手机可能被美国情报机关监听。”德方已向美方紧急质询，要求美方立即全面地给予澄清，并警告美国此举会损害两国互信。同一天意大利总理莱塔在会晤正在欧洲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克里时也向他当面要求解释美国监控意大利公民的问题，而此前一天墨西哥外长表示：美国情报部门对墨西哥总统潘尼亚尼托和前总统卡德隆进行监听，这种间谍行为违反基本原则，践踏双边伙伴国家间的互信。墨西哥外交部将召见美国驻墨西哥大使，法国外交部在21日就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局在法国境内进行监听的报道紧急召见美国驻法大使里弗津。接连三天内拉美和欧盟国家领导人对美国的监控行为集体发难，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用“完全不可接受”等罕见强硬的措辞，表达被传统盟友监听的愤怒。上个月巴西总统在有关美国情报机构监控她与助手的通讯的新闻曝出后也选择通过推迟国事访问向美国表达抗议，这一系列事件使得国际社会对美国政府公信力的质疑声骤然加剧。从欧洲到拉美，从传统盟友到合作伙伴，从国家元首通话到日常会议记录，美国惊人规模的海外监听计划在前中情局雇员斯诺登的揭露下有引发美国外交地震的趋势。2013年6月9日爱德华·斯诺登主动联系媒体，接受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视频采访，向全球公开自己的告密者身份：他是美国中情局的前技术助理，曾为国防承包商NSA工作。29岁的斯诺登出生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后来搬到马里兰州。他高中没毕业，曾到当地的社区学校学习计算机来获得必要的学分，最终没获得高中文凭。2003年他加入美国陆军特种部队，但因在训练中受伤离开部队，退役后他被安排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当技术助理。2007年作为中情局信息技术员，他被派驻瑞士日内瓦工作，曾在那里接触到一些机密文件。2009年斯诺登离开中情局，开始为NSA承包商工作，随后他作为博斯公司雇员在国安局工作4年，开始接触并复印监听计划的机密材料。在得到监听计划的机密材料后斯诺登向国安局主管请假，他称需要离开几周治疗癫痫病。当他收拾行囊时他告诉女友要离开几个星期，但对离开的原因却含糊其辞。5月20日斯诺顿放弃年薪20万美元的工作，抛下在夏威夷的同居女友和父母，只身前往香港。斯诺登公开材料后藏身酒店内，他说：“我已经在酒店藏了3个星期，总共也就出去三次。这是一家豪华酒店，可以在房间里吃饭，但现在酒店的大笔账单我也快负担不起了。”在香港的酒店中斯诺登担心被窥探，他用枕头堵着酒店房间的门缝，以防止被窃听。他还把一个大红色的罩子罩在他的头和笔记本电脑上，然后再输入自己的密码，以防止任何隐藏的摄像头检测到他。他表示有些焦虑不安，甚至酒店的火灾报警响了，他都躲在房间不敢出去，怕这是抓他的人制造的陷阱伎俩。

（十一）“良知不容美政府侵犯全球民众隐私。”爱德华·斯诺登斯诺登在香港接受《卫报》记者的采访说。斯诺登说：“我愿意牺牲一切的原因是，良心上无法允许美国政府侵犯全球民众隐私、互联网自由，我的唯一动机是告知公众以保护他们的名义所做的事以及针对他们所做的事情。”采访对话：谈动机：问：“你为什么决定成为告密者？”斯诺登：“美国国家安全局已搭建一套基础系统，能截获几乎任何通信数据。凭借这样的能力，大部分通信数据都被无目标地自动保存。如果我希望查看你的电子邮件或你妻子的手机信息，所要做的就是使用截获的数据。我可以获得你的电子邮件、密码、通话记录和信用卡信息，当看到一切时我意识到其中一些事是在滥用职权。我不希望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也不希望生活在一个一言一行都被记录的世界里。我不愿意为其提供支持，或接受这样的情况。”问：“你是否将自己视作另一个布拉德利·曼宁（维基解密泄密事件中的告密者）？”斯诺登：“曼宁是一名典型的告密者，他的动机是为了维护公众利益。”谈黑客：问：“奥巴马政府指责中国黑客的攻击，你对此怎么看？”斯诺登：“我们对所有地方的所有人采取黑客行动，但我们希望让自己和其他人显得有些区别。我们存在于全球的几乎每个国家，但我们并没有与这些国家发生战争。奥巴马于周五对这起信息泄露事件表示谴责，我的第一反应是他在为自己辩护时遇到困难。他试图为一些不合理的事辩护，而他也清楚这一点。”谈保护：问：“任何措施都不能保证你的安全，是否有可能采取一些安全措施，从而避免遭到政府监控？”斯诺登：“你甚至还不清楚有什么样的可能性，他们的能力之大令人震惊。我们可以在机器中植入漏洞，一旦你连上网络，我就能验证你的机器。无论采用什么样的保护措施，你都不可能安全。”问：“为了减少类似波士顿爆炸案这类恐怖活动的几率，难道不需要进行监控？”斯诺登：“恐怖主义一直存在，波士顿发生的事是犯罪行为，但这与监控无关，而是与传统的警察工作有关。”谈未来：问：“你现在有没有什么计划？”斯诺登：“我无意隐瞒自己的身份，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做错。我不后悔我所做的事情，我甘愿放弃这一切，是因为我的良知不容美国政府侵犯隐私。我无悔背井离乡，逃出来就没打算回去。我唯一可做的就是坐在这里，希望香港政府不要将我驱逐出境。我希望冰岛可以为我提供政治庇护，他们支持保护互联网自由的人们。我不清楚我的未来在何方，他们可能会发出国际刑警召回，但我并不认为我在美国以外的地方有过犯罪行为，我认为这很明显是政治事件。”问：“家人是否知道你计划这样做？”斯诺登：“不，我的家人并不知道发生什么，我担心的最主要问题就是他们找上我的家人、朋友和伙伴以及任何与我有关的人。我在余生中都将面临这样的情况，我将无法与他们联系。政府将对任何认识我的人采取措施，让我生活在黑夜里。我并不指望再回到家乡，尽管这是我想要的。”问：“你是否认为最终你有可能被送进监狱？”斯诺登：“政府可能会以叛国罪起诉我，不过我不畏惧、不后悔。我不可能不冒着被关进监狱的风险，你不可能在对抗全球最强大情报机构的同时不接受这样的风险，如果他们希望抓到你，那么只是时间问题。”

国际刑事警察组织

（一）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简称国际刑警组织（ICPO），成立于1923年 ，最初名为国际刑警委员会，总部设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二战期间该组织迁到德国首都柏林，一度受纳粹组织控制，二战后英国、法国、比利时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刑事警察成立新的组织沿用“国际刑警委员会”的原名。1956年该组织更名为国际刑事警察组织，1989年该组织总部迁到法国里昂。由于国际刑警组织需保持政治中立，它并不会介入任何政治、军事、宗教或种族罪行，也不会介入非跨国罪案。它的目标是以民众安全为先，主要调查恐怖活动、有组织罪案、毒品、走私军火、偷运人蛇、清洗黑钱、儿童色情、高科技罪案及贪污等罪案。国际刑警组织每年召开一次全体大会，并经常举行各种国际性或地区性研讨会。该组织日常与各国国家中心局保持密切关系，组织国际追捕，“红色通缉令” 是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在打击国际犯罪活动中使用的一种紧急快速通缉令。成立过程：国际刑事警察组织（ICPO）成立于1923年，专门调查及打击跨境罪案，其总部最初设在维也纳。德奥合并后该组织被德国秘密警察接管，成为盖世太保的一个分部。二战德国投降后英国、法国、比利时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刑事警察成立新的组织，沿用“国际警察组织”的原名。成立宗旨：保证和促进各国警方之间最广泛的相互支援与合作，建立和发展有助于有效预防和打击普通犯罪的各种机构和制度。组织总部：法国里昂。组织机构：全体大会：是该组织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各成员国委派代表组成。大会每年召开1次，主要任务是决定该组织的战略方针、制定规则、批准活动计划及与其他国际组织间的协议、接纳新成员国、选举产生主席和副主席等人选、审核决定财政预算以及修改有关基本性文件等，各成员国有一票表决权。执行委员会：由大会选出的成员国的代表组成，主要任务是监督大会决议的实施、拟定大会日程、向大会提交工作计划和方案、监督秘书长日常工作和行使大会授予的一切职能。执委会主席任期4年，副主席和执委任期3年。总秘书处：总秘书处由秘书长和该组织的技术、行政人员组成，负责执行大会和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协调各国警察部门的活动、组织有关警察专家研讨会和专题讨论会、编辑出版各种刊物和资料、通缉作案逃犯和通报被盗物品等。秘书长是总秘书处的最高行政长官，由执行委员会提名，经全体大会通过，任期5年，对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大会负责。国家中心局：是国际刑警组织在各国的常设机构，由各国自行指定的警察机构担任。它既是各成员国的一个警察部门，依法承担本国的警察职能，又是国际刑警组织的法定机构，在国际范围内代表本成员国履行联络和执法合作事务。

（二）国际刑警组织执行委员会于2009年提议制定一种便于该组织工作人员快速跨境执行公务的专属证件，以提高工作人员在全球范围的机动能力。该议案一经提出便得到各成员国的大力支持，通过审议后国际刑警组织通行证项目进入研发阶段。国际刑警组织委托乌克兰高科技公司负责“国际刑警组织通行证”的具体研发工作，经过推荐、遴选、审查等一系列工作，来自12个国家的20位高科技专家（涵盖信息安全、电子科技、生物科技、印刷技术等多领域）组成一支国际研发团队。国际刑警组织通行证具体包含两个证件：国际刑警组织护照和国际刑警组织身份证。两个证件的效力相同，护照封皮以黑色为底色，自上而下依次为拉丁文和阿拉伯文书写的“国际刑警组织”字样；国际刑警组织标志；英、法、西、阿四语书写的“护照”字样。国际刑警组织身份证的研发参照国际民航组织ISO标准，应用3D相片、激光雕刻、电子芯片、全息显微等技术将其成员的生物信息（照片、指纹、签名等）录入证件芯片，证件含有多种防伪设计，从技术角度而言其安全性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2009年10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第78届国际刑警组织年会上时任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罗纳德·诺布尔把首个国际刑警组织护照颁发给时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新加坡警察总监邱文晖，首批国际刑警组织通行证在此次大会上还同时颁给国际刑警组织执行委员会委员及各成员国中心局局长。当前国际刑警组织的190个成员国中有超过100个成员国承认国际刑警组织通行证的法律效力，不过这些国家对于该通行证的具体应用还存在细微差别。对于部分成员国时证件持有人持该证件及本人护照就可以直接通关，有些成员国除上述要求外还需收到国际刑警组织总部发出的验证信息后方可通关放行。对于后者情形，持证人也仅需通过本国中心局向国际刑警组织指挥协调中心（国际刑警组织全天候不间断指挥控制中心，承担着对国际刑警组织通讯平台中的信息接收、发送和转接；对成员国提出的申请进行审阅和批准；快速发布通告；应急事件指挥等指挥协调任务）发送通行证件使用申请，整个流程全部通过电子通讯系统完成，十分快捷。若因公前往承认国际刑警组织通行证的国家，证件持有人无需再向目的国签证机关办理签证，该证件实质上达到免签入境（或者落地补签）的作用。除此之外考虑到工作的特殊性质，持用国际刑警组织通行证出入境时还可以享受优先查验、优先安检、优先通关的特权，国际刑警组织通行证的应用极大地缩短“国际刑警”的入境耗时。

美国联邦调查局（上期）

（一）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是世界著名的美国最重要的情报机构之一，隶属于美国司法部，英文缩写“FBI”。“FBI”不仅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缩写，还代表着该局坚持贯彻的信条——忠诚（Fidelity）、勇敢（Bravery）和正直（Integrity），象征联邦警察。FBI的任务是：调查反联邦法罪犯；支持法律；保护美国；调查来自于外国的情报和恐怖活动；在领导阶层和法律方面执行；对联邦、州、当地和国际机构提供帮助，同时在响应公众需要和忠实于美国宪法的前提下履行职责。五大影响社会的方面享有最高优先调查权：反暴行、毒品/有组织犯罪、外国反间谍活动、暴力犯罪和白领阶层犯罪等方面享有最高优先调查权。从几十名侦探发展到一支三万余人的队伍，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自1908年7月26日创建至今已走过百余年历程。FBI之所以提升知识界传奇的水平部分要归功于像埃德加·胡佛这样的传奇人物，他在二战和骚乱迭起的民权运动期间领导FBI近50年之久，而诸如《X档案》、《沉默的羔羊》等好莱坞大片的渲染也功不可没。在19世纪美国政府机构经常雇用Pinkertons等私家侦探公司进行破案，1908年美国西部地区的土地非法销售激怒当时在任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他授权司法部长查尔斯·约瑟夫·波拿巴成立一个小型侦探机构，以此来调查这些罪行。1909年5月该机构拥有正式名称：调查局（ 简称BOI）。直到1935年7月1日正式改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埃德加·胡佛在1924年5月10日成为调查局局长。当时调查局花费大量精力调查没有犯罪的政治激进分子（如社会主义者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当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任时提醒埃德加·胡佛称自由主义不是罪行，而应是现任总统和行政部门的政治活动。20世纪30年代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一批臭名昭著的绑架、抢劫和杀人犯，例如约翰·赫伯特·迪林杰、“娃娃脸”尼尔森“、凯特·巴克（人称“巴克妈妈”）、Alvin Karpis和George“Machine Gun”Kelly等等，在打击三K党的行动中美国联邦调查局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成立于1908年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在2008年迎来百岁生日，历史学家认为这一个世纪见证FBI的成功和失败、荣誉和非议，专家们认为FBI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美国20世纪的历史。FBI成立之初它的主要任务是调查违反联邦法律的犯罪行为，比如偷盗、抢劫、违法使用土地等等。一战和二战期间FBI的职能开始转型，以调查外国的情报和恐怖活动为主，全面打响间谍战。之后FBI也进行过声名狼藉的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调查行动，包括调查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驱赶卓别林、调查爱因斯坦等。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是FBI的转折点，“9·11”以后FBI展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调查，出动近1/4的特工和专业人员，此后FBI将打击恐怖主义列为其首要任务。

（二）美国威斯康星州马凯特大学的教授埃森·希奥哈里斯写了一本书，书名叫《美国联邦调查局与美国民主》。他在书中指出：“在大多数美国人的印象里FBI的形象是正面的，人们认为它是打击犯罪最有效的机构。”但他也指出：“FBI既是法律的维护者，又是破坏者。美国民众对它最不满意之处就是它经常借反恐之名侵犯公民的个人隐私，探员们总是草木皆兵，有一点风吹草动就反应过度。”希奥哈里斯强调：“如何保证公民的自由是FBI在迈向未来的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问题。”美国联邦调查局是美国司法部的主要调查机构，俗称为事务所。有些人甚至将其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法机构。该机构在其100年的历史中曾处于多起臭名昭著的案件的核心，有些案件取得成功，有些则备受争议。在恐怖主义盛行的时代FBI仍然像以前一样复杂而且大权在握，它的职责是调查具体的犯罪。美国联邦调查局也被授权提供其他执法机构的合作服务，如指纹识别、实验室检查和警察培训，十大通缉犯清单从1930年起就已经公布于众。FBI的任务是调查违反联邦犯罪法、支持法律，保护美国调查来自于外国的情报和恐怖活动，在领导阶层和法律执行方面对联邦、州当地和国际机构提供帮助，同时在响应公众需要和忠实于美国宪法前提下履行职责。对内全权负责维护国家安全和防范有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对外积极协助美国国防部军事情报局（M.I.A.） 及美国中央情报局（C.I.A.），防范并打击一切可能危害到美国国家安全的情报和军事活动。FBI的官方使命是：通过调查违反联邦刑法的行为来维护法律，保护美国免受外国间谍和恐怖分子活动的威胁，为联邦、州、地方或国际机构提供领导和执法帮助，并且能按照公众的需要且在遵守美国宪法的前提下履行上述职责。其中五大影响社会的方面享有最高优先权：反暴行、毒品/有组织犯罪、外国反间谍活动、暴力犯罪和白领阶层犯罪。FBI曾经有不纯的历史，即支持法律，有时候又破坏它，但在大多数美国人的通常印象里它是打击罪行最有效的机构。专门特工的人员每年都在增长，2013年已经超过1.1万名成员。大多数专门特工驻在外国，作为大使法律随员在美国使馆工作，FBI自称为“LEGATS”。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由总统任命，并经参议院批准，任期10年，第一任局长为埃德加·胡佛。该局有工作人员2万多名，其中8600多人是外勤人员。每年的预算为23亿美元。FBI的任务是：调查违反联邦犯罪法；支持法律；保护美国；调查来自于外国的情报和恐怖活动；在领导阶层和法律方面执行；对联邦、州、当地和国际机构提供帮助，同时在响应公众需要和忠实于美国宪法的前提下履行职责。最初只有很少罪行在该调查局的管辖范围之内，如土地诈骗、全国性银行诈骗、反垄断犯罪以及跨州界犯罪等，但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新颁布的法律扩大联邦政府调查全国性犯罪的范围。

（三）如今FBI每次调查的情报资料后递交适当的美国律师或者美国司法部官员，由他们决定是否批准起诉或执行其它行动，其中FBI在反暴行、毒品/组织犯罪、外国反间谍活动、暴力犯罪和白领阶层犯罪等方面享有最高优先权。FBI的缩写同样代表着其信条：忠诚（Fidelity）、勇敢（Bravery）、正直（Integrity）。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J. Edgar Hoover大厦，这栋大厦于1974年投入使用，外观酷似大型堡垒。总部下设10个由助理局长担任领导的职能部门，分管鉴定、训练、刑事调查、技术服务等工作，并在全国59个城市设立外勤办事处及从属于它们的400多个“地方分局”。还有分布在世界22个国家的驻外机构，执行总部分配的任务，设有“罪犯司法信息服务部”、刑事犯罪 “科学实验室”、“中央指纹档案馆”（其中存储着近4700万个对象的指纹，乃世界同类数据库之最）、“尖端人质拯救小组”以及专门培训高级特工的国家学院。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家学院坐落在弗吉尼亚州匡蒂科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内，这所始创于1972年的高级特工和间谍培训机构被385亩的森林完全包围，在空中都难以窥得全景，据FBI官方网站介绍称这样的环境有利于“安全、保密”，引人注目的是美国毒品管制局的训练学院也坐落在附近。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家学院主体包括3幢宿舍楼、1座餐厅、1座教学楼、1个法医研究与训练中心、1个有1000个座位的礼堂、1座小礼拜堂、1个大健身房、1条室外跑道和1家装备齐全的汽修厂，除此之外国家学院里还有一座模拟城市，专供FBI和毒品管制局训练学院的学员实战模拟用，模拟城市附近还有1个室内靶场、8个室外靶场、4个飞碟靶场和1个200米步枪冲锋枪靶场。在打击三K党的行动中美国联邦调查局也扮演重要角色，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针对美国的间谍案，二战期间美国联邦调查局曾抓获8名到美国执行破坏任务的纳粹间谍。美国联邦调查局还针对美国的有组织犯罪进行很多工作，打击很多犯罪组织和集团，例如Sam Giancana詹卡纳家族和John Gotti安杰诺高提家族。FBI北京办事处于2002年10月22日成立，其办公地点设在美国驻华使馆，作为FBI第45个海外专员办事处，北京办事处有2名特工，负责FBI在中国的事务。在北京办事处成立前通过香港办事处与中国公安部沟通信息，这种状况从1966年开始，到2002年正式结束。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成员名单是不会完全向外公布的，FBI北京办事处其办公地点就设在美国驻华使馆，FBI在香港也有办事处。 FBI招聘誓言：成为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就像没有其他职业选择你所探索的，它是具有挑战性的，它是令人兴奋的，它是值得的，每一天你有机会为你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