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小辞典·儒法斗争史部分》5.35 《秦政记》《秦献记》

【本文转载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仅供学习参考】

35、《秦政记》《秦献记》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章太炎写的两篇重要史论文章，它有力驳斥了历代反动派对秦始皇的恶毒攻击，高度评价了秦始皇坚持统一、坚持前进的历史功绩。

  《秦政记》重点论述了秦始皇坚持“法治”的功绩。它肯定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制。认为，正是由于秦始皇实行“贵擅于一人”的“独制”，坚决废除“裂土分侯”的分封制，又采取韩非“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主张，任用了李斯、蒙恬等“功臣良吏”，废除了“世卿世禄”制。所以“古先民平其政者，莫遂于秦”。它从法治的高度来论述“公正”，把严格依法而行的称为“公正”。他虽不懂得公正的阶级性，但在当时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见解。

  它认为秦始皇比负有盛誉的汉文帝、汉武帝都更贤明。称赞他赏罚分明，执法严峻，“庆赏不遗匹夫，诛罚不避肺府”，但从来“不妄诛一吏”。

  它对秦亡的原因作了分析，指出“卒亡其国者，非法之罪也”，主要原因是六国旧贵族仍“散处闾巷之间”，时刻企图“欲复其宗庙”；也由于继承者胡亥昏庸无能，没能继续推行秦始皇制定的路线。他批评贾谊在《过秦论》中错误地抨击秦始皇，“可谓短识矣”。

  《秦献记》重点论述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功绩。

  它强调指出：焚烧儒家的书是商鞅变法的继续，是尊“新王”的革命措施。焚书不始于李斯，商鞅早已把《诗》、《书》、《礼》、《乐》称之为“六虱”，要销毁它们。秦始皇、李斯只是比以前“诸王”更深刻地认识到反动儒生的阴谋活动及其危害。所以“请杂烧以绝其源”，并把烧书范围扩大到六国。它的结论是：“不燔‘六艺’，不足以尊新王”，充分肯定了秦始皇焚书对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必要性和进步性。

  它用大量确凿事实驳斥了所谓“焚书坑儒”是“毁灭文化”的攻击。它指出，秦始皇“坑儒”完全是以卢生为首的反动儒生挑起的，秦始皇因他们散布流言蜚语，才责令他们互相揭发，加以镇压，这只是“兴于一时”的措施，决不是其法令“必以文学为戮”。《秦政记》中也很有见解地的指出：秦始皇“坑儒”是为了取得老百姓的谅解[1]。事实上，秦始皇重视文化超过历代君主[2]。秦始皇对《秦记》、《史篇》和有关医药、农业等方面的书一概不烧，对那些守法的儒生也一概不杀，他们照常“优游论著”。可见，所谓“毁灭文化”的攻击是毫无根据的捏造和诽谤。

  章太炎的《秦政记》、《秦献记》，在当时的反复辟斗争中起了进步作用，这是主要的。但是，他看不到秦始皇对反革命势力的镇压不够彻底，看不到秦始皇轻信赵高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同时，他对汉武帝的历史功绩也认识不足；还流露出英雄史观的偏见。这都是由作者的资产阶级立场决定的。章太炎晚年转向颓废、倒退，成为尊孔读经的反面人物，这说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仅不可能彻底批孔反儒，而且还有开倒车的危险。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对历史发展和历史人物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和评价，彻底战胜孔孟之道。

注：

[1] “诸巫食言，乃坑术士，以说姓”。

[2] “好文过于余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