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第二部） 》【法国】巴斯夏 第二部分 经济学与生活（一）

第十八章    形形色色的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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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对我而言还是认为财富最重要，我明白这个词不仅仅意味着某些东西比较丰裕，还有舒适、幸福、安全、独立、教育、尊严，等等。财富相当于一切。 

主要有两种方式可以填充库存、享受荣华富贵和提高生活水平，即生产和掠夺。

也许有人会说：“掠夺只是发生在一部分地区、偶然的、短暂的犯罪行为，会受到道德的谴责，法律的惩罚，而且也不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内。” 

然而，不管你对这种观点是持赞同态度还是反对态度，我们都必须认可掠夺这种行为对这个世界来说实在是太常见了，它在人类的重大事件中占据的比例非常大，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都不能避免。 

另外，在不断改善的社会秩序（至少已经得到了一定改善的那部分）的维持下，究竟是什么让一部分人为了提升自己的幸福而以牺牲他人为代价的呢？ 所以，要是不存在掠夺的话，社会就会变得越来越美好，从而社会科学也就失去了研究对象。 

此外，如果有一部分社会成员是以掠夺为谋生手段的话，那他们就会全力以赴地在立法过程中将其美化、合法化，并披上道德的外衣。 若是如此，有些肆意妄为的掠夺行为就会堂而皇之地存在着。

首先是战争。

在原始时代，获得绝对的权利（即无人质疑、无人抢夺的各种权利），是战胜者杀死战败者的目的所在。 

其次是奴隶制度。

自从知道土地在经过人类的劳动加工后，产出也会相应增加，他就与他的兄弟进行了分工：“你负责体力劳动，我负责收获果实。” 这样一来神权政治就出现了，“按照你给我的，或者你拒绝给我的原本属于你的东西，我会为你打开天堂或是地狱的大门。”

最后是垄断。

它具有明显的特征，既符合等价交换的社会规律，又允许武力干预谈判，这样就破坏了收支两者间的平衡。 

掠夺本身就包含自我毁灭的可能，多数掠夺少数的情况几乎不会发生，因为这样一来，被掠夺者就会迅速缩减，而掠夺者的贪欲也无法得到满足，那么掠夺者的末日也就指日可待了。 

毫无例外地全部都是少数压迫多数的情况，但掠夺还是不可避免地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 

如果能在战争和奴隶制度中使用武力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武力会在多数一方的手里掌握着。 如果使用的方式是愚昧民众，就像在神权政治和垄断中一样，除非是智商有问题，否则的话真相迟早会被大多数人所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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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如果真的实施了这样的法律，也仍然会带来不可预估的结果，任何一个成功的掠夺制度不仅仅是进行财富再分配，还会使一部分财富蒙受损失。

战争使一部分财富消失殆尽，奴隶制使能动性不再那么积极，幼稚的、有害的结果是由于在神权政治上花费的精力所造成的，垄断者贪婪地夺取他人口袋里的财富，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损失很大。 

这是个极佳的法律，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如果达到了均衡状态，掠夺就会无休无止地发生。幸好有这样的法律存在，使得人类社会永远无法达到这样的均衡——或者是因为掠夺者意识到掠夺的财富过多，又或者是贪欲未得到满足，因为罪恶总是与日俱增——总之，其下场不外乎是新一轮洗牌。 

事实上，有时候掠夺者对财富的破坏程度非常严重，简直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就连掠夺者自己也变得比安守本分时更穷困潦倒。当花费在战争上的金钱超过了掠夺品的价值时，当主人付给奴隶的报酬比付给自由劳动力的报酬还要高时，当人们在神权政治下变得泰然处之而无所作为时，当垄断本末倒置（如同从奶牛干瘪的乳房挤奶一样）时，这种情形就出现了。 垄断显然应该归到掠夺者的行列，它包括领干薪、特权和贸易壁垒这三种变体形式。

有些形式可能既单纯又简单，比如封建特权。在这种制度下，群众明确地知道自己处于被剥削的地位。这种制度得以维持是依靠滥用武力，但最终又会被武力所推翻。 

还有一些更加复杂的形式在无声无息地进行着，一般情况下群众都不会觉察到自己的财富被剥夺了，他们甚至认为自己欠了掠夺者很多，不仅仅包括他拥有的财富，还有被掠夺走的和在此过程中损失掉的。

而且，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设计精细巧妙的制度习俗也会随之出现，以至于使许多人莫名其妙地就成了掠夺者。对这种类型的垄断来说，蒙蔽和不断出现的谬误是其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它们在无知的黑暗中肆意滋长，在知识的光明中毫无立足之地。

综上所述，毋庸置疑的是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实用性很高的学科。它是那一抹揭露欺骗、纠正错误的光亮，它摧毁了被称作“掠夺”的混乱秩序。有人——我觉得是一个女人——把它称为“人类积蓄的防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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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 

然而这本书需要进行一下评论，我认为这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由我自己来完成这个任务。 

人类经济生活的宗旨是自愿地进行等价交换。

掠夺是通过使用暴力或欺骗的手段去阻碍自由贸易的开展，是为了坐享其成。 武力掠夺是待他人把产品生产出来之后再强行夺取其产品。 但法律明确禁止偷盗行为的发生。

当这种行为发生于个人之间时，就被称为小偷，偷盗者还会被判有罪并被送入监狱；当这种行为发生于国家之间时，就被称为征服，并且还带有荣耀的光环。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区别呢？这的确发人深省。

思考会让我们明白像空气一样充斥在我们周围的究竟是强权还是公众意志。

卢梭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总是费尽心思来探寻真相，但事实就摆在我们眼前。” 

因为小偷的行动是一个人单独进行的，所以会遭到人们的反对，如老鼠过街一般人人喊打。但是，假如有几个臭味相投的伙伴和他一起，那在向他们显摆自己能为所欲为时，他有可能会对公众意志造成的影响有所顾忌。同伴的称赞使他因做错事而产生的罪恶感互相抵消，甚至他还会以此为荣。

置身于某一个国家的战士，反对他的公众则属于其他战败国，他不会有这种压力。因为在他身边的人们表达的都是支持和赞同的态度，他和他的支持者为了共同的利益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个国家已经为自己树立了敌人，增加了不安全因素，才发现对其子民们的英勇善战大加赞赏是非常有必要的。他们之中最有勇有谋的人、开疆拓土的人、收获战利品最多的人会得到尊敬、名誉和荣耀。他们的英勇事迹被写成诗歌并且被人们歌颂，他们还会收到女人们专门为他们编织的花环。

正是这种公众意志的力量蒙蔽了人们的双眼，使人们对掠夺的侵略性视若无睹，甚至连掠夺者自己都浑然不知自己犯下的滔天大错。

遭到掠夺的国家反对武装掠夺公众意见，而不是反对发动掠夺行为的人，因此只会产生微乎其微的反响。

但这并不是没有一点作用，在国与国进行交往并试图进一步了解的时候，其所发挥的作用就不言而喻非常重要了。对于这一点，反对此类掠夺意见的影响力很明显会通过不同国家之间的语言学习和交流得到不断增强。 

然而很可惜，一旦被掠夺的国家发现机会就会变身为掠夺者，继而也会存在同样的偏见，这才是一种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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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让时间处理这一切。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人类终于明白，相互掠夺带来的只有永无止境的苦难。 

有人会说，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利用道德的影响。但道德影响是为鼓励美德善行，当掠夺行为成为公众眼中至高无上的美德时，光靠道德的力量又怎么能够制止得了呢？还有比宗教更有威力的道德影响吗？还有比基督教更倡导和平、更被人们广泛地认可的宗教吗？那么在18世纪我们看到了什么？人们之间的烽火连天与宗教密切相关，是为宗教而战！ 

主动发动战争的一方也并非一直都是战胜国，他们的士兵百般无奈只能加入到保卫国家、争取自由和保护财产安全的战斗之中，国家也因此陷入了艰难的时期。这种战争被看作一种圣战，高举圣子生灵的旗帜，以捍卫天下所有的圣洁之物，人们对它的崇拜尊敬之情如同对祖国那般真诚，并赋予它至高无上的荣耀。

但当危险过去之后，公众的看法如同以前一样未曾改变。

由于复仇精神与爱国精神混淆在一起，人们喜欢高举神圣的旗帜辗转于各个城市，好像上帝已经准备好了要随时惩罚那些挑衅者一样。 各个国家愿意把武器放在军火库尘封起来，是因为害怕受到惩罚，而不是知识的进步带来的好处。

不可否认的是，最发达国家发动战争、无视正义是因为他们毫不在意任何报复行为。喜马拉雅山、阿特拉斯山和高加索山见证了这一切。 要是宗教不能发挥作用，知识也不能发挥作用，那么，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战争呢？

政治经济学认为，对于胜利的一方而言，发动战争不是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从而使少数人的利益得到满足。

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让公众了解真相，即使公众在某些方面依然存在差异，但最终全部会赞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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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掠夺还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

掠夺者不仅仅占有生产者本身，使他丧失自由，强迫他进行劳动，而且还占有他生产出的产品。掠夺者对他说“你付出劳动，我坐享其成”，而不是“如果你为我做这个，我会回报给你那个”。这就是所谓的奴隶制度，是滥用权力的代名词。

那么，这里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什么争论可言的权力就不会被滥用了吗？我完全反对这种看法，就像永远不会相信一块正进行自由落体的石头会在没有外力的帮助下停滞在半空中一样。

假如持肯定态度，我能列举出的某个国家或某个时期的奴隶主主动废除奴隶制的范例不下10个。 奴隶制是自利与动机之间发生冲突时，彰显宗教及人道主义情感重要性的典型例子。

很遗憾的是，现代各个思想流派进行社会改革都希望通过自我否定来实现，若是真的这样的话，改革的突破口就应是改变人性。 

那么，奴隶制真的是坚不可摧的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可以说奴隶制度是成也自私，败也自私，一旦试图通过牺牲整体利益来弥补遭受损害的特殊利益，那么一定就会以失败而告终。

政治经济学还揭示了另外一个真相：即从本质上讲，自由劳动具有更高的效率，而迫于无奈进行劳动的奴隶没有积极性。所以，自由劳动战胜奴隶劳动是在所难免的。

设想一下，如果由黑奴来种植蓝靛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雇用奴隶劳动来种植蔗糖会导致蔗糖的价格不断下降，对奴隶主来说，他们的利润上升空间就越来越有限。如果在欧洲市场上，蔗糖的高价没有得到法律手段的控制，那美国的奴隶制早就彻底瓦解了。

所以，我们知道奴隶主、债权人、立法会委员为什么要想方设法地强制实施这些法律，因为他们是整个奴隶制度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不过，让人感到可悲的是，一些来自奴隶制社会中的人竟然还支持这些法律，显而易见公众赞同君主制。

如果把君主制当成一种强制性的制度，那更是一种欺骗，这种欺骗也是建立在公众认知能力不足的基础之上的。

然而，事实上，广大群众是认可君主制的，随着人们的认知能力不断提高，人们会更加深入透彻地看待各种事物。

至少从本质上来说，强制和欺骗是一致的，被掠夺者的轻信正是促成掠夺者骗局的重要原因，而真相才是轻信的宿敌。

因此，如果人们能擦亮自己的眼睛就可以断绝滋生这种掠夺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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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再次对依然广泛存在的以欺骗手段为目的而进行的各种成功的掠夺行为进行一下回顾。 

首先是在神权政治下掩盖的掠夺。

这种掠夺又是怎样的呢？以实质性的服务教唆他人，如食物、服装、奢侈品、威望、影响力以及权力等来换取虚拟的服务。

假如我对一个人说：“我准备立刻就回报给你。”那我一定要含糊其词，不然他就会立刻看穿我的伎俩，我的骗局也就随之泡汤了。 

但假如我这样对他说：“作为从你那儿得到一些东西的交换，我会给你丰厚的回报，但不是现在，而是来生。至于你的来生是否幸福，其决定权完全在我，我是上帝和人类之间沟通的通道，我可以决定向你敞开天堂之门还是地狱之门。”如果他相信了我说的话，那他就在我的掌控之中了。

有史以来这种把戏真的是屡试不爽。想象一下吧。首先，假如我身处在愚昧无知的公众当中，通过一些非比寻常的、诡异般的事件成功地将自己杜撰成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生物，对人类的生死具有绝对的影响力，是上帝的代言人。

接下来，我会拒绝一切对我的承诺进行的检查，为此我要做更多的事：因为寻根究底是我最大的敌人，我不允许人们探究缘由，至少应该拒绝对令人敬畏的神追根溯源。我应该对这个及与此相关的一切问题做出回应，是的，这是戒律，那就按照野蛮人的这种解决办法来进行。寻根究底、质疑，甚至是表现出丝毫的怀疑，都是不可饶恕的行为。

为了防止发生可能会让骗局败露的任何事情，就必须制定相应的策略，这个工作的确需要高度的精巧性，其中最可靠的就是禁止亵渎神灵这一条。

但是，这条基本保障条款还需要一些辅助措施才能确立。比如，为了不让知识混淆人们的思想，我和我的同伴就应该将所有的学科都拉拢过来，把知识埋藏在乏味的语言及象形文字之中，为了使人们不能觉醒，我还应该精心设计一些环节，以使我能够明目张胆地深入到人们的内心世界。

对我来说，满足人们的一些现实需要确实能带来一些好处，特别是这样做可以使我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得到大幅度的提升。比如，人们迫切需要教育和道德，我就把自己装扮成这两者的源泉。这样一来，人们的思想就会听命于我了。

我应该在道德和权威之间建立坚不可摧、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假如有人胆敢向道德戒律发起挑战，那他将不能在这个道德社会中立足，他会感到脚下的大地在颤抖并使大众对他这个冒失鬼感到愤怒。 

当事情发展到人们对我百依百顺，比奴隶还听话的这种程度时，奴隶还在诅咒身上的锁链，而我的子民却为此感激涕零，我的成功在于让人们心甘情愿地听命于我。

这个谎言的建立可能因为公众的意见在顷刻间就会土崩瓦解，然而如果每个对谎言的质疑都在戒律范畴之内的话，又该从哪里开始着手呢？

那么只能期待时间和纸质媒体来完成这项任务了。 

一些人总是自我安慰道：今生的悲惨遭遇奠定了来生幸福生活的基础，上帝不允许我摧毁这些人的这种信念！但我们这些无法抵制地被动接受这种信念的人却被无耻地利用了，包括教皇在内的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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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有一种方法可以检查人们的利益是不是以这种方式被牺牲了，让我们研究一下宗教和神职人员的关系，究竟是神职人员服务于宗教还是在利用宗教。

假如神职人员是为宗教服务的，如果他唯一的愿望是向全世界各地传经授道并能够扩大有益影响，那他就应该是温和、宽容、谦虚、善良和热忱的，他的一生将成为完美的典范。

他应该宣扬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倡导国家之间要和平共处，成为友好邻邦；他会坚决抵制世俗权力的诱惑，因为自己如果想摆脱世俗的羁绊，就需要极强的自我克制能力；他将是人们中的普通一员，是一个好建议的提供者，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一个遵守《圣经》的人。

与此正好相反的是，要是神职人员是在利用宗教的话，那么为了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宗教在他那里就只变成了一种可以进行随意修改、删减和扭曲的手段而已。

他将控制其他人对此提出质疑的数量；随着时代、人员和环境的变化，他将对教义中的道德规范做出相应的调整。他将让人们敬畏他精心设计的手势与姿势；他会每天不厌其烦地把早已失去原本意义的词句在嘴里不停念叨上千万遍；在人们不会对他的圣洁性产生怀疑的情况下，他将会从事贩卖圣物的活动，而贩卖活动的隐秘程度完全由人们的警觉程度所决定；他还会卷入到世界性的阴谋之中，他掌握着权力并总是与独裁相伴。总而言之，他的目的通过他的所作所为就可以原形毕露，他并不是通过神职人员的努力使得宗教发扬光大，而是通过宗教来巩固和提升神职人员的势力，他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在我们看来，这一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权力与财富，能够最有力的证明人们受到蒙蔽的证据就是：神职人员总是很富有又有权势。

显而易见，真正的宗教也会与伪宗教一样被滥用。事实上，越是受人尊重的、越是具有权威的某种宗教，就越有可能被居心叵测的人利用。然而结果却大相径庭，如果有人胡乱过度地使用这种权威，那些理智、清醒、有主见的教众将会感到无比愤怒，他们不会被动摇，十分坚定自己的信仰。如果一种真正的宗教遭到削弱，那比一种伪宗教的衰亡还要遗憾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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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夺的本质特征是贪心，并且永远不会得到满足，这种掠夺的实现程度与人们的洞察力成反比。

要从愚昧无知的人们当中分辨出那些阴险狡诈、专业的神职人员也不是不能办到，但问题在于如何才能阻止这些作恶多端的家伙披上法衣、戴上主教的法冠。

掠夺者的发展符合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原则：他们的增长超过了以他们为生的人容易上当受骗的程度的趋势。因此，如果公众还不能幡然醒悟的话，我们将失去可以有效对付掠夺的唯一一种策略。 

商业欺诈是众所周知的另一种掠夺形式，我认为这个术语包含的范畴还是太过局限，因为不良欺诈不仅包括滥竽充数、假冒伪劣、缺斤短两的商人，还包括各种庸医和小题大做的律师。在所有这些情形中，它们所提供的这两种服务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不断下降的服务质量。但是由于提供这种劳务必须事先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因此如果人们了解信息越充分，这一类的掠夺得逞的可能性就会越低。

接下来我要讨论的是政府服务的滥用，这是最为严重的掠夺，因此必须被提及。

假如上帝创造的人都是独自一人居住的，那么每个人都不得不自己劳动，个人付出的劳动也与其得到的相应财富成正比。

但是，人是一种具有社会属性的动物，他们用商品互相交换，只要你愿意，就可以提出想交换商品。

社会成员的这种意愿是普遍存在的，但需要政府提供一种服务，那就是保证安全，以此来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人们要想获得各种各样的服务就要愿意向政府纳税，政府提供的这些服务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安全需要。

这种安排并没有违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即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交易的本质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回报的方式而已，而这一点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进行私人交易时，参与交易的人都可以独立判断自己收到的服务和自己提供的服务是否成正比。他可以选择拒绝交易，也可以寻找其他的买（卖）家，所以市场中的服务与交易是完全建立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的。 

国家的情况就迥然不同了，特别是在代议制政府还没有建立之前，这种差异表现得更加明显。不管我们是否需要这种服务，不管这种服务是否确实，我们都必须接受政府提供的服务，并要按照政府制定的价格进行支付。

高估自己提供给他人的服务却低估自己所得到的服务，这是人类的本性所致，如果在私人交易中价格谈判不成功的话，那么，纠纷就在所难免。

价格谈判几乎不可能在政府交易中存在，但国家毕竟是由人（虽然现在没有这种说法了，但归根结底就是这样）组成的，其所作所为最终也不会偏离人类本性：就国家而言，它提供给人们的服务远远超出了人们想要的服务，而人们获得的相应回报却与实际需要存在很大差异，国家向我们提供服务的原因就是让我们纳税。

国家的所作所为无法被约束，这正是人类的悲哀！自由、私人企业、财富、幸福、独立和个人尊严都将烟消云散。 

在这里必须要指出：国家向我们提供的各种服务中，其中最为主要的是安全。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国家必须控制一支军队以应对一切威胁，无论是来自个人、集体还是来自国内、国外，再加上人类损人利己的本性，我们显然陷入了危机四伏的处境当中。 

对所有这些都了解之后，人们应该站在整体的、历史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掠夺的实现手段是政府超越权限、滥用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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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代议制政府的建立仿佛提前给人们灌输这样一种观念：所有这些掠夺会奇迹般地消失。

事实上，这类政府遵循的原则如下所示： “人们通过代言人这个中介来决定政府提供服务的性质和最佳范围，决定人们应该为这项服务支付多少报酬。” 

如此一来，有时会发生这种情况，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就会产生直接的冲突。很明显，不管发生什么，优先考虑的一定是后者。

的确，从长远来看，我坚信代议制政府一定会取得成功，但必须承认当前还没有做到。

为什么呢？理由非常简单：政府总是运筹帷幄，而人们通常是愚昧无知的。 

一般来说，政府都非常精明强干，它们在精心策划的计划指导下，将传统与现实完美融合，有条有理地开展各项工作。政府对人情世故了然于心，比如，当在人们中间发觉有战争的苗头之后，政府就会推波助澜，使这个灾难的倾向性得到强化。通过这种做法，国家就会陷于危险之中，接下来就变得顺理成章了，人们自然就需要士兵、水手、军工厂和防御工事。

事实上，政府想尽一切办法使这些需求成为必然，往往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一切都逃不过它们的掌控。于是政府就会通过税收和举债来筹集工作、薪金和任职提拔所需要的大量资金。 

如果人们足够慷慨大方的话，那么人类的一切疾苦都会被政府治愈。加快商业复苏、维持农业繁荣、扩张工业、鼓励艺术文化事业的发展、消灭贫困，等等。

要保证这些目标的实现，政府机构就需要供养更多的官员。 简而言之，其策略是阻止以实际服务的形式展示在人们面前，但结果是人们付钱之后得到的不是服务而是奴役。政府拥有庞大的机构，它的维持需要耗费一个国家一半以上的财富。人们会惊讶地发现，精妙的发明使人类的产品成倍增加，工作更加努力，与此同时，人们烦人的处境却是每况愈下。

这里存在的问题是，由于政府无所不能、神通广大，人们就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

所以，当决定行使政府权力的人们由哪些人作为代表时，决定政府行动范围和人们的负担程度时，该怎样选择呢？政府官员受人委托行使权力时完全都是随心所欲，就像莫里哀笔下靠裁缝的衣装撑门面的伪君子。 

人们终于有所醒悟，认为该为此做点什么了，但是只想着请求恶魔伸出援手，而不是想着要亡羊补牢（人们的进化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管理工作确实十分舒适，能从事这样的工作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

所以，心怀不轨的政客就会不停地向人们灌输这样的观念：“对于你们的痛苦，我们十分理解，也感到万分遗憾。但如果是在我们的管理之下，这样的情况绝对不允许也不会发生。”

而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阶段，动荡不安。如果人们打了败仗，那么战争就会使人们的税收负担增加；如果取得了胜利，虽然改朝换代了，但滥用权力的恶习却依旧存在。 这一切会周而复始地持续上演，除非人们清楚地知道并能够捍卫自己的真正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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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我们再一次得到了相同的结论：提高公众明辨是非的能力是唯一的出路。

在一些国家中，政府的掠夺常常以公众为主要对象，这些人往往信心不足并且能力低下，如果没有事无巨细的管理就会感到六神无主。

即便没有考察很多的国家，我已经看到，一些国家的公众认为如果国家不支持实验农场的发展，那农业就不会取得进步；如果政府不经营管理一种马场，那国内的马匹就不会繁衍不息了；如果政府不对孩子需要学习的东西做出规定，那父亲们就会担心孩子没有教养，等等。

这些国家战乱频繁发生，朝代更迭更是屡见不鲜；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需要迎合管理者的意愿和偏好（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政府的状况正是这样），除非人们能明白，通过利益各方自由讨价还价来交易的商品或服务越多，对自己就越有利，要不然根本无法改变这种状况。 

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是个交换的社会，交换应该以互利诚信为前提。但是我们也已经提到过，人类具有相对高估自己所提供的商品和劳务价值的倾向，这是在所难免的。

毋庸置疑，要想遏制这种倾向，最好的一种方法就是通过购买者自愿平等的讨价还价。

所以，一些人就利用另一种形式来剥夺人们这种自由买卖的权利，即通过法律的形式。人们将这种掠夺称为特权或垄断，让我们来认清这种掠夺的起源和特征吧。

人们都知道，市场上的劳务或商品的价格和应得的补偿都与其稀缺程度成正比，所以，每个人都希望实施这一项法律，不允许他人提供与自己类似的商品或劳务；或者按照这样的道理，如果要提供某项劳务或商品必须具备一种必要的方法，于是寻求通过一项法律获得对这种方法的专用权。

我不想对这类掠夺方式做过多的说明，仅对此做出评论。

就个例而言，任何一个得到法律认可的垄断者都能获得丰厚的报酬，因此各行各业的生产者都会全力以赴以获得这种垄断地位，而不是打破这种垄断。这种掠夺逐渐会演变成一种制度，也会变成一个天大的笑话，其最终的结果是，每个人都会产生这样一种想法：自己将会从市场减少的供给中受益匪浅！ 

无须反复说明这种非比寻常的制度给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各个国家埋下了无数的祸根；这个制度需要政府持续不断的、变化多端的干预，于是其结果就如上文中所说的权力滥用一样；使所有的企业都陷入困境，使人们去依靠自己的努力维持生计而对法律产生依赖心理。这会给社会造成巨大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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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护理由 

也许人们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拿掠夺这个贬义词来进行讨论呢？这个词显得很冷酷无情并且还有挑衅讽刺的意味，只会让真正守法的人感到反感，让所有的对手感到愤慨。” 

我对每个人都非常尊重，也相信保护主义倡导者的确是煞费苦心，我也不认为我有质疑任何个人的诚实、严谨和爱心的权利。

但我必须再次重申，保护主义是由全人类或至少是绝大多数人的错误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人类既是肇事者又是受害者。然而，毕竟我不能左右事态的发展。

设想一下，第欧根尼突然从他的桶里钻出来说道：“雅典人，你强迫奴隶为你提供劳动。那你能保证自己从来没有对你的兄弟进行过不公正的掠夺吗？” 

或者想一想，一个受人拥戴的领袖在一次论坛中说了这样一句话：“罗马人，你们的辉煌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就是无休止地对其他国家进行掠夺。” 

请相信，他们所揭示的都是不容争辩的事实。难道我们就因此认为雅典和罗马的居民都是卑鄙小人吗？苏格拉底、柏拉图、加图和辛辛纳图斯等，全部都是无耻之徒吗？

人们为什么会萌生这种想法呢？毕竟，这些伟人所处的环境并没有使他们觉察到不公正问题。众所周知，也许亚里士多德永远都不会知道会有一种没有奴隶的社会。

在当代，奴隶制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种植园主们也并没有对此感到良心不安。军队是进行大规模征服的工具，换句话说，就是实施大规模的掠夺。难道这能说明军队的官兵不同于从事生产活动的人，不是明辨是非的正人君子，而是恶贯满盈、毫无羞耻心可言的恶棍吗？

这不能归咎于个人，他们受到了公众意愿的误导，才变成了睁眼瞎，如果要责怪的话，首当其冲的就应该是整个社会。

对垄断来说也是这样，我谴责的并非个人而是社会制度，是社会整体而非特定成员。如果最伟大的哲学家都对奴隶制的不公正性浑然不觉，又如何能指望农民和工人看透保护主义的欺骗本质及其严重后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