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余则成喝酒的两个军统叛徒：戴笠下了格杀令，八枪打断了他们的四肢、打碎了上下两头

看过电视剧《潜伏》的读者诸君肯定还记得这样一个场景：化名为“劳文池”、代号为“蟹”的余则成打入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在“接风宴”上，除了仁丹胡老鬼子矢川少佐，对面还坐着两个军统叛徒。

经过介绍，余则成知道其中一个是自己的行动目标、“政保总署”电讯处处长李海丰，另一个是“政保总署”总监万里浪，这两人都是从军统叛出的汉奸。

李海丰和万里浪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其中李海丰原名李开峰，又名余玠、李开封、余嘉，曾任军统局东南区电讯督察，是顶尖电讯和密码高手，据说其能力还在魏大铭、董益三（军统局电讯处正副处长）之上，叛变后任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电台台长兼电讯处副处长、处长；万里浪曾任军统上海区四行动大队副队长，叛变后任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第一处处长，李士群被鬼子毒毙后，万里浪升任“政保局”局长兼第一局局长，手下有三千多汉奸特务。

这两个在“新叛徒”劳文池面前大剌剌装十三的“资深叛徒”，不但在电视剧中有令人憎恶的表现，在有“军统第一杀手”之称的陈恭澍的回忆录中，也出现了他们的名字，奇怪的是陈恭澍对万里浪恨之入骨，却对李海丰（此人名字太多，咱们还是叫他李海丰）之死表示了惋惜。

李海丰被铲除，说起来挺神秘，也有些搞笑：策划刺杀李海丰的，居然是被汪伪特务关在监狱里的军统上海行动总队长毛森。

1942年，毛森奉戴笠之命潜入上海组建行动总队，其任务是炸毁日伪仓库、瘫痪铁路、狙杀汉奸。

毛森屡屡得手，把七十六号气得七窍生烟，挖地三尺也要把毛森找出来。

在日伪特务的围捕下，毛森属下的陈纪廉行动小组终于在行动中失手，陈纪廉被捕后供出两个交通员，其中一个交通员受不住酷刑供出了毛森的藏身之处。

第二次抓到毛森（1939年1月被捕过一次，被救了出去），七十六号当然舍不得马上杀掉，日宪兵司令木下荣市少将下令将毛森关押在狄思威路宪佐部队，由数十名宪佐日夜分班轮值，想从他嘴里掏出有价值的情报。

毛森受过专业训练，对鬼子和汪伪的酷刑有极强的耐受力，他通过宪佐部队中的汉奸，拿到了大量黄金，然后又用这些黄金去收买、策反更多的人，居然把牢房变成了行动大队指挥部，并成功接到了戴笠下达的“制裁李海丰”的必杀令。

戴笠之所以着急铲除李海丰，是因为那厮的破坏性太强了：军统的报务员多是李海丰的部属或学生，大多数报务员的发报手法、腔调他都熟悉，一听即知是谁与谁通报。这样一个电讯专家叛变投敌，弄得军统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不敢用电台跟潜伏特工联络，毛森也知道李海丰不除不行：“一般军政机关所用密码，对他来说就像明码一样，即使军统局特编密码，他也能凭经验技术予以破译。”

李海丰叛变后在杭州粮道山建立了自己的监听台，专门接收军统往来密电，破译后交给“七十六号”，戴笠派出好几批杀手，最后都折戟沉沙，于是就只能让关在鬼子监狱里的毛森出手。

毛森是真有两下子，他每天都对牢房外的妻子，也就是上海行动总队上校书记长的胡德珍发号施令，成功策反了陈恭澍的侍卫刘全德。

刘全德趁着李海丰给陈恭澍拜年之机，假装热情地送其回家，在其家门口连开两枪，“一中头部，一中背部，李逆开封当场毙命，刘全德扬长而去。”

“李逆开封”四个字虽然出自陈恭澍回忆里，但却不是出自陈恭澍之口，那是他引用了军统上海沪郊情报站站长余祥琴回忆文章的片段，在同样有过叛变经历的军统第一杀手陈恭澍眼里，李海丰并不是真正的叛徒，他是被戴笠误杀了。

陈恭澍和王天木，“军统四杀手”中的两个都曾被俘投敌，虽然陈恭澍说自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但是有些事情他自己也说不清：你和王天木被俘屈服后，鬼子和七十六号都给了你们高官厚禄，大权在握行动自如，为何不趁机逃出魔窟？

陈恭澍在回忆录中替李海丰叫屈：“我们经常在一起玩牌，时间长了，有了感情，就更为接近，这当然还不足以构成合作条件，等到李士群一死，局势改观，人是现实的，余玠也要为自己的前途着想，这时候一拍即合，他表明愿意跟着我走。我明白，他也明白，戴雨农领导的军统局，是我们唯一的归向。”

睿智的读者诸君当然能看出陈恭澍这段自白是欲盖弥彰：鬼子快完蛋了，你们才想起改弦更张，晚了！

事实上李海丰被铲除的时候，陈恭澍第一时间感到的是惶恐，他怕的不是自己成为第二个李海丰（当时他已经跟戴笠暗通款曲，但还没有正式恢复工作，也没拿到军统给他的电台），而是怕自己小命不保：“死者余玠是从我家里出去的，他坐的是我的车子，开车的是我的司机，开枪射击的是我的侍卫，那支颇具杀伤力的枪还是我的呢！”

陈恭澍马上跑去向他的新主子、“梅机关”坂本少尉解释：“这件事虽然我有重大嫌疑，但绝不是我的主使，请坂本少尉寄以最大的信任。至于内情如何，我会提出详细的解释。此刻，唯恐租界警务当局和上海日本宪兵队有所误会，还请坂本少佐设法疏通进而代为澄清！”

陈恭澍摇尾乞怜，终于博得鬼子信任逃过一劫——当时陈恭澍有车有枪（专用手枪三支），手下无数，想逃离七十六号易如反掌，但他一开始并不知道鬼子必败，想的是脚踏两只船苟全性命，所以他说李海丰、王天木等人都不是叛徒，实际还是为自己开脱，好像军统的叛徒，都是身负特殊使命的潜伏者。

李海丰王天木是不是叛徒，戴笠最清楚，他下达制裁李海丰的必杀令，当然是因为李逆作恶太多，陈恭澍要不是早留有后手，戴笠肯定也会赏他一颗花生米——抗战胜利后，戴笠已经把陈恭澍逮捕并判了十二年有期徒刑，戴笠坠机，陈恭澍才被放了出来。

戴笠逮捕陈恭澍，也是有充足理由的：毛森被鬼子关进戒备森严的监狱，还能买通邢俊才而逃出魔窟，你为什么宁肯吃鬼子给你办的寿宴，也不肯逃回来找我？

陈恭澍因为有立功表现而免除一死，万里浪后来也想重归军统，但是戴笠却坚决不肯，也不能放过他。

陈恭澍之所以被捕叛变，起因也在万里浪，陈恭澍回忆起来还咬牙切齿：“果然是这个混账王八蛋，想不到落在他的手里，死也不能瞑目……这个十恶不赦的万里浪……他原是军统上海区第四行动大队的副队长，照说也曾做过我的部属，有一天，他用报纸包了一支手枪，独自跑到七十六号毛最自荐而被接纳了，眼前，站在那里张牙舞爪的便是他！”

万里浪认识陈恭澍，陈恭澍也只好承认身份并叛变，说来说去，陈恭澍是自己意志不坚定，却把责任都推给了万里浪。

陈恭澍叛变，李士群被毒毙，万里浪却一路高升，在汪伪系统成了陈恭澍的顶头上司1943年10月29日，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六千多人经审核后留下三千人多人组成汪伪“政治保卫局”，正副局长由万里浪、胡均鹤担任，陈恭澍成了万里浪的手下，心中自然是一百个不服：都是军统叛徒，凭啥你的地位比我高？

鬼子投降后，陈恭澍才知道自己没有爬得太高，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1945年9月20日晚上，戴笠在杜美路70号的花园洋房里举办中秋晚宴，“客人”名单上，万里浪的名字排在陈恭澍前面：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上海市市长周佛海，伪立法院副院长缪斌，伪税警总团长熊剑，伪浙江省的省长丁默邨，七十六号特务万里浪、陈恭澍、胡均鹤、苏成德。

戴笠给汉奸们预备的是最后的晚餐，汉奸们个个春风满面，以为马上就会洗白身份重新做官，却没意识戴笠一直在摸鼻子——据沈醉回忆，戴笠患有严重的鼻炎，愤怒而动了杀机的时候，就会摸鼻子，这倒跟《鹿鼎记》里的吴三桂有些相似，跟楚留香大不相同。

1945年9月23日晚，戴笠摸着鼻子下令肃奸行动开始，毛森、刘方雄、程一鸣（军统局行动处处长）带着一百多个行动小组，把陈恭澍、万里浪等人“请”到愚园路戴公馆“赴宴”。

1946年8月15日，万里浪等十六个汉奸被押赴刑场，负责行刑的，是曾被万里浪酷刑审讯并在两腿之间下刀的执法队长魏桂龙中校。

我下令将万里浪双手双脚大字形绑在篮球架木桩上，亲自手持二号左轮手枪走到万里浪面前，对着他两腿之间开了一枪，直接将其重要部件打飞，燃烧后又在四肢各打一枪，最后一发子弹才射向万里浪的脑袋——要不是只有六发子弹，魏桂龙肯定还要多打几枪。

据说万里浪身高只有五尺，看上去瘦弱不堪，但却心狠手辣， 在投靠七十六号之后，更加穷凶极恶。尽管万里浪后来跟陈恭澍关系不错又一起在鬼子投降后“反正”，但陈恭澍也不敢替他辩解：戴笠亲自抓捕并下令枪决的汉奸，陈恭澍要是敢说他的好话，还不得被受害人及家属撕碎了？

李海丰挨了两枪，一枪打背一枪打头；万里浪挨了六枪，打断了四肢和大小头。这两个老牌叛徒、汉奸的下场，岂不是大快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