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后期"甲申文化热"现象探析 张筱玲

摘 要：自大量的“甲申”文学书写完成之后，“甲申文学”正以迅猛之势完成其在文学史中“正典化”地位的确定。“甲申文学”为向 “甲申文化”的转换提供动力，而这种文化现象又反过来作用于这些以 “甲申”为题材的历史文学作品。“甲申”这一时间名词逐渐成为一种 文化符号。在“整风文件”的大力推动和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积极推崇下，形成了 “甲申文化热”，最终生成一种文化现象。这一文化热潮在40年代产生了大量具有突出相同性的写作主题的论述、讨论或创作。“甲申题材”作品的转型使文学整体方向往“警示文学”的形态靠近。“甲申文化”这一文化概念具有突出的典型性与社会影响和社会意义。 关键词：甲申文学；甲申文化热；李自成 绪论 1944年3月19日至22日，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史论文章《甲申三百年祭》。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 高度重视，毛泽东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对这篇文章的理解：“叫同志 1张筱玲，四川师范大学博士生。 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毛泽东：《学习与时局》，《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4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版。]正是在毛泽东的明确指示 下，《甲申三百年祭》作为供党员干部学习的整风文件，以印制成单行 本的形式下发全党。紧随而来的是，大量描述李自成起义过程的历史文 学作品蜂拥而至，《甲申记》、《红娘子》（石天）、《闯王进京》、 《红娘子》（太岳中学业余剧社）、《红娘子》（东川改编（邓泽原 着））、《鱼腹山》、《小苍山》、《胜败图》、《李闯王》、《进长安》、《北京四十天》等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之作。无一例外的是，这些文学作品与40年代前期的历史文学特别是同为描述明末历史的文学作品相比，它们在对历史的描述上均有转型，论述的重点一致指向了农民起义军李自成起义阶段的起起落落。而关于“甲申”的描述则更为集中地表达着一个主题，这即是对三百年前这场特殊时代背景下的农民起义的追根溯源与结果拷问。由此，以《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为界限的“甲申文化热”构成了这一时期完全不同于以前的文化现象。 在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之前，也就是在1944年作品发表之前，作家们已经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之间进行着以明末历史为题材的文学创作，这些文学创作都在一定程度上与《甲申三百年祭》一起促成了40年代的以甲申三百年为历史节点的大量文学作品的喷发涌现。在“甲申文化热”逐渐统一内涵的生成机制中，最直接的推动力量便是“甲申文学”，通过大量甲申文学的书写与传播，积极论述了明末农民起义的正 义性，为历史上将李自成农民军污蔑为“贼、寇”的评价正名，促成了 对这段历史在历史观的统一认识，并且在文化意义上，还使得“甲申” 这一名词成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符号，迅速地引发了以“甲申” 为研究、书写对象的“甲申”热潮。可以说，在40年代，自大量的“甲 申”文学书写完成之后，“甲申文学”正以其迅猛之势完成其文学史中 的“正典化”地位的确定。 关于这种文学类型的形式，我们可以参考学者黄子平在归纳“革命 历史小说”这一概念时所用的方法“革命历史小说”即于1942年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创作的“以1921年中共建党至1949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历史为题材的小说作品”。“革命历史小说”这 个概念的提出，使得从此后1960-1990年代的多部文学史教科书对此类文 学类型得以论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类的“革命历史小说”无论在内 容还是性质上都表现出不同于其他类型的一致性，而这种集体共性表现 为一种文学典型化现象，这种典型化现象又成为一种文学参考模式，为 其后的“革命历史小说”的重新构建树立了典型与样板，反过来又将这 种文学形态树立成为一种经典，为此，黄子平反推出：“所论述的作品 群大致相同，正好证明了这些作品业已’正典化’(canonized) 了” [黄子平：《远去的文学时代》，第11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第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也就是说，这些作品的“正典化”构建，使得这一类型的作品得以发扬 并且逐渐演变为一种类型的作品，一定程度上说，每一部“大致相同” 的作品都是“正典化”的样板，并且为下一部“正典化”作品的创作提 供参考依据，而同时，这一类型作品的大量复制也使得这一类作品的“正典化”地位得以巩固与延续。 "正典化"这个名词，源自神学词汇(Canonization of Truth)，在语意 上与“权威性”、“历史性”等同，后来被广泛运用在各个领域。关于文 学经典的形成、解构、重构问题在近年来普遍受到文学理论、比较文学与 文化批评界的关注。如果要更好地理解“正典化”的意义，我们也可以通 过与之相对的“非正典化”来解释。法默尔在《公共行政的语言》中，曾 针对“正典化”的异质现象提出“非正典化”( Decolonization)概念 > 并 把它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解构”现代性过程中的行动策略，在后来学者 的解读中亦用来表达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去中心化及多元中心主义” 等概念[程倩：《非正典化的典范及启示一一法默尔“后传统治理”思想评析》，《公共行政 评论》2001年第2期，第151页。]。因此，我们在对“正典化”的理解中也可以将其解释作一种建 构中心意义的行为或思潮现象。 “正典化”是一种“人为化”过程。“正典化”文学类型的创作必 然是在集体意识相同、认识一致的基础上产生，而当创作数量逐渐增 加，并表现出一致的“复制”意义时，这种一致性就开始受到关注，如 此一来，“正典化”类型的作品在写入文学史范畴时，就逐渐被有意识 或者无意识地归类，这种归类使得这一类作品表现出“文学史概念的功 能”的权威化意义，即“划定某一可能的论述范围，收纳某些作品，张 扬某些作品，使某些作品经典化”，这样，这种类型的权威性就被确定 了下来。与此同时，这种方式也将某些作品拒绝在外，甚至“抹杀”， 使之“消失在既定的视野之外”。而这些被给予“正典化”的作品群， 则更加清晰地“又承担了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 并把它纳入到"制度化的知识(Institutionalized Knowledge)构架中去传之 后世”。当然，这一系列的演进，是在“国家意识形态、教育体制、文 化机构、商业运作和阅读群体的相互作用下错综演进” [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第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正典化”本 身形成是充满复杂性的人为干扰下进行，同时，“正典化”文学作品的 构建对历史“经典化功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既然“正典化”地位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来自于各种综合因素 的“合力”，那么，它的形成必然也是一个历史化问题。我们可将黄子 平先生对“革命历史小说”的“正典化”理解公式放置到1940年代去考 察。在1940年代，“甲申”文学正以一种统一的书写形式和内容构建一 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并且，随着这一类型互为参考的作品数量上的增 加，这种文学现象正在逐步形成经典，这种文学类型的轮廓越来越明 晰，并且可以纳入该范围内的文学作品也参与到互相巩固彼此的正典化 地位过程中去。 卡尔佛特认为，“政治就是在扮演着不同的定义好角色的人们之间 冲突的一种形式，或者说，一种戏剧。所有政治事件，包括革命，都是 在社会上演出的戏剧。其中许多象征性的战略都被运用以实现各种目 标：包括团体、赋予程序以意义、煽动激情、激起行动。” [彼得.卡尔佛特：《革命与反革命》，张长东等译，第35-36页，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在可以视作 “甲申”文学产生及研究的前期经典时期，这一类型的作品无论在内部 的书写构成还是来自外部的宣传中，都带有强烈的官方色彩，可以说， 都经历了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助推、传播、再创造，此时，促使“甲申 文学”成为了一个具“经典”文化效应的文学浪潮，乃至对它们的评论 模式也随着意识形态主导的微妙变化，由二元对立的正反方对峙逐渐过 渡为一体化的趋同势态，那些曾经不和谐的声音无非只是参与了其“正 典化”地位的建设，扩大了 “甲申文学”作品群的影响。我们可以看 到，以“甲申”为文学主题表达的整个作品群之间在文本的联系上是非 常密切的，从一定程度上看，它们事实上，已经具备“被理论化”的写 作倾向，并且，在这之后的继续强化“正典化”的过程中，创作于1940 年代前期的“甲申文学”作品又继续成为“范式化”蓝本，写入历史、 参与历史，以“教科书”的形态呈现，构成了 “文化熟知化”，完成了 文学经典的必经途径。在时隔60年的2004年，又一个“甲申”年，这批 文化经典被重新提出，进行再次研究、追溯和再次强调该文学形式的 “正典化”历史地位，使得“甲申文化”现象被正式纳入20世纪文学 史，并且，承认与巩固它在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 “甲申文学”的“正典化”构建中，最为关键的助推它登上“正典 化”中心地位神坛的两个部分分别为：其一，意识形态的影响。鲁迅曾说过，在文艺传播过程中，“若是 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 [鲁迅：《文艺的大众化》，《大众文艺》第二卷，1930年3月版，第3期。]，特别是在1940年代这样一个 独特的社会背景之下，政治的作用尤为凸显，意识形态是具有强大的影 响力的，因此，一方面，在意识形态的倡导下，“甲申文学”作品内涵 与表达上构成了一致性，使得这种文学形态具有了特殊的政治意义，被 赋予其现实借鉴的创作使命，另一方面，在“甲申”文学被生产出来之 后，意识形态又继续巩固这一文学类型，通过外部的宣传、强化等途 径，使之“正典化”地位得以建立，并且成为一股热潮，在这股潮流的 带动下，迅速以蔓延之势继续发展。 其二，批评家在“甲申文化”经典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经典 地位的形成必然是作品与批评共同作用的后果，批评是构成作品影响力 的一种表现形式，无论是持肯定或否定观点，都为这个文学经典的“长 盛不衰”注入新的话题力量，并且，使得“个人经验”转化为“普遍性 象征”，所以说，无论是“甲申文学”引发的论争或思辨，还是“甲申 文学”本身，实际上都促成了 “甲申”文学“正典化”地位的构建。 “古代作品因看时间的汰洗及传统的积累，在其正典的选择和建立中较 易获得民族文化和精神资源的支持，尽管对它们的重排座次与再解释仍 煞费周章” [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第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也正因如此，以“甲申”为指代对象的所命题的“甲申文 学”，通过这一类型文学题材的重新构建，通过“正典化”的方式，完 成了 “对历史经典化”的使命功能，“甲申”文学作品中的功能性、政 治性、史观重塑都显露出重大意义，其“正典化”的构成意义值得我们 去深究。 1940年代，在紧随《甲申三百年祭》创作的大量的“甲申文学”书 写创作的过程中，这种文学类型不断壮大，并且以其迅猛之势加速它在 文学史中的“正典化”地位的确定，“甲申文学”逐渐成为一种文学经 典，不但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影响巨大，它的触角延伸到社 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使这种集体性认知逐渐演变为一种文化基 因，进而逐渐演进为一种文化现象，影响到社会、生活乃至于政治的方 方面面。“甲申文学”为向“甲申文化”的转换提供动力，而这种文化 现象又反过来作用于这些以“甲申”为题材的历史文学作品，使得由 “甲申文学”本身渗透出的历史观点更加鲜明与集中。“甲申文化热” 在1940年代以书写意义与题材相似的“甲申文学”为中心，并将其中的 文化意识传播至社会、文化领域，同时，随着这种文化热势头的发展， “甲申文学”的“正典化”地位得以巩固，“甲申”这个具有特殊意义 的时间名词逐渐形成一种固定模式或者是一种固定认知，成为一种文化 符号。 长期以来，关于“甲申”文学作品在1940年代的集中涌现，在学界 一直受到关注，学者们主要聚焦于《甲申三百年祭》，对“甲申文学” 的叙述也主要围绕《甲申三百年祭》展开，这些主要改编自《甲申三百 年祭》的文学作品，因为展现出无论在创作目的、写作参考还是作品意 义上的一致性，又由于为“甲申文学”前文本的《甲申三百年祭》在社 会、政治、文化地位上的重要影响及深远意义，所以，在论述“甲申文 学”这一文学类型时，人们通常将这一类文学作品作为《甲申三百年 祭》的改编或延伸的印证，就这种文学现象本身及其引发的文化现象并 没有作详细的归纳。也就是说，长期以来对“甲申”文学的认识是依附 于《甲申三百年祭》的研究，而不是专门的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文学种 类来进行论述的。其实包括《甲申三百年祭》本身也应该归纳于“甲申 文学”范畴 > 它们共同构建了 “甲申文化”的根基，并共同将这种文化 推向一个高潮。 1944年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史论文章《甲申三百年 祭》之后，由于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将《甲申三百年 祭》作为供党员干部学习的整风文件，以印制成单行本的形式下发全 党，以求达到全党学习用以自审的目的。在此基础上，紧随而来的是大 量描述李自成起义过程的历史文学作品蜂拥而至，这些作品均以《甲申 三百年祭》为前文本进行创作，如：阿英的《李闯王》、夏征农的《甲 申记》、石天的《红娘子》、马少波的《闯王进京》、李一氓的《九宫 山》、王久晨的《李自成》、李健候的《大顺帝李自成》（ 1926年动 笔，1942年毛泽东提出修改意见，1944年4月毛泽东审阅修改稿并提出 修改指示，1984年由新华出版社与光明日报出版，更名为《永昌演 义》）等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之作。甚至还派生出与“甲申”题材相关 的，以李自成农民起义过程中的故事为题材的历史剧一一马健翎的《鱼 腹山》。无一例外的是，这些历史文学作品写作的侧重点几乎是一致地 指向自我审视的错误发掘，与1940年代前期的历史文学特别是同为描述 明末历史的文学作品相比，它们在对历史的描述上均有转型，论述的重 点一致指向了农民起义军李自成起义阶段的起起落落。而关于“甲申” 的描述则更为集中地表达着一个主题，这即是对三百年前这场特殊时代 背景下的农民起义的追根溯源与结果拷问。 同时，这一主题内核又影响到社会、政治、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 这一时期人们最关注的话题与讨论，这样“甲申文学”就以一种“非文 学文本”与“文学文本”的形式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携带时代文化气息 与历史理解风向的物质性传达，形成一种虚拟性“共鸣性文本”的“互 文”关系。在新历史主义批评研究中，一般在对文本研究之外，还格外 重视阐释语境，也就是将产生文学文本的整个历史语境都纳入考察范 围。这种语境分为三个方面，分别为“写作的语境”、“接受的语 境”、“批评的语境” [林静：《聆听历史的心声一一历史回眸中的“无声的群落”》，《大众文艺》2010 年第7期，第70页。]。因此，必须从郭沫若写作《甲申三百年祭》的 动机到其他“甲申文学”的写作推动因素及经过他们筛选的历史文献参 考去考察“写作语境”，从这些文学作品及衍生而出的戏剧演出的效果 去了解“接受语境”，从社会对其正反面评价的批评体系去推断“写作 语境”，将三者合一，从作者的创作意图、文化境遇、意识形态驱动的 考察延伸到作品在被读者、观众认识熟悉的传播的文化途径，再到随之 产生的思想性批评阐释。实际上这三方面的考察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文化 渐进的过程，我们可以将“新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借鉴到研究“甲申 文化热”现象中去，那就是第一，研究正典的形成过程。第二，对与之 相关的“非文学文本的”研究，比如：政令、报纸文章、庆典礼仪、戏 剧演出场面及其象征意义。第三，“审查作品与话语在塑造意识形态中 的作用与作品与社会的关系”。第四，“质疑传统的单项运动而把文本 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双向过程。” [廖炳惠：《新历史观与莎士比亚研究》，见张京媛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 第25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通过这四点对作品做全方位的详 细分析与理解，在方向上，不单单是正向的对“甲申文学”作品的推 动，甚至是反向的批评、质疑都对这些作品的一次次再创作、意识形态 的强化、宣传力度的增强起到了作用，同时，在“甲申文学”作品成就 《甲申三百年祭》正典化地位的同时，也使得这些“甲申文学”作品互 为参考互相抱团成为一种文化精神，“甲申”正典化的范围不断扩大， 也逐渐更加精准，文本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使得“甲申文学”逐渐准确地 向“甲申文化”转型，并且这种文化在形成文化热潮的推进下不断前 行、不断扩大，由此，这些“甲申文学”作品的集体构成形成了以《甲 申三百年祭》发表为界限的一股“甲申文化热”，构成了这一时期完全 不同于以前的文化现象。 基于此，在整风文件的大力推动下，先后产生了大量的甲申文学作 品，同时，又在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积极推崇下，使得这股文 学风气逐渐聚集、推广、扩大，通过戏剧、评价、文学批评、社会观察 等方式形成一种“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共鸣，从而凝聚成为一种 经典，这种正典化书写的范围最终不单仅仅确立为《甲申三百年祭》， 包括由之衍生书写的“甲申文学作品”，甚至再在这个意义层面产生的 “非文本形态”也逐渐统一，形成无可取代、独具风格与内涵的典范， 并最终生成一种文化现象。 “文化” 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ultura，有耕种之意。中国历史学家朱 寰认为，“文化”在原意耕种和栽培的基础上，“引申为开拓、教化、 培养、修炼之意”。[朱寰：《世界中古史》，第394-395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也有人认为，“文”与“化”是以“复合词”的形 式组成了 “文化”二字。所谓“文”，按照《说文解字》的释义乃为 “文，错画也，象交纹”，是由各样纹理的本意演变为“文章”、“文 字”、“书籍”等，而“化”同样按照《说文解字》的注释乃为“化， 教行也。教行于上则化成于下”，引申为“改造、教化、培训”之意。 “文化是一定社会生活的精魂，它的历史呈现以及外涉影响，必须借助 于社会生活的刚性内涵”。[朱寿桐：《中国新文化百年通史》，第4页，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追根溯源，“文化”研究起源于1964年建立 于英国的伯明翰学派，他们认为“文化”是“一种整体生活方式” [李曦：《雷蒙.威廉斯：文化观念的逻辑重构》，《东岳论丛》2020年第9期。]，而 “文化”研究就是对这种整体生活方式完整过程的描述，文化研究的对 象不仅是传统的、学术的、想象性的作品，即包括文学、艺术、文化思 想等，还应包括被其他文化定义所排斥的领域，比如日常生活方式、生 产机制、家庭结构、社会机构等。此外，美国与一些西方国家的学者詹 姆逊、赛义德、米勒等则把“文化”研究推向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模 式。总的来说，从文化研究范畴上来看，“文化”研究已然不仅仅局限 在单一文化现象本身，而是应该把现象放置于历史背景中进行完整的考 察，相应的研究视野也应拓宽到现象周边。换言之，“文化”有广义与 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物质、制度 和观念或者说经济、政治、思想意识等层次和形态。狭义的文化则是指 人们所创造出的一切精神性观念形态成果，[王铁钢：《建国十七年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政策及其演变研究( 1949-1965 )》，博士 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5年。]所以人们通常提及的文化， 即是这种观念形态文化，而这种文化常常与经济、政治等概念并列使 用。 关于“文化”的相关论述，在我国历史上的出处，可追溯到《周 礼》一一《易传》中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周礼正义》卷三 《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影印本，第37页。]的表述，是“文”与 “化”最早的联用形式，孔颖达在《十三经注疏》中将其释为“观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 下也”，即把“诗书礼乐”作为“教化天下”的标准，此时，虽然提及 到“文”与“化”，但主要表述的是用文治以教化的含义，与我们现在 所理解的文化相去甚远，在此之后的西汉时期，刘向于《说苑•指武》中 把“文化”二字具体组合到一起，称“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 功，凡武之兴，谓不符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乃是从武力与文化的 角度来诠释“圣人”治天下之道，强调文治理教化中武力征服并不能彻 底解决问题，应以文化人才为“治天下”的重要手段。可见，在中国古 代虽有“文化” 一词，但是文化与文学、教化实际是具有等同意义的， 它们都同样属于文以载道的工具，主要指向的还是一种文治教化的手 段。 与中国古代对“文化”所指不同，西方“文化”由耕种、种植、对 土壤作物培养之意，而后逐渐引申为培养、教育、学问之意，演变为18 世纪的对自身心灵素养培育、文化作品的汇集及“一定时代、一定地区 的社会生活”的描述。[咎加禄，咎旺：《生命文化要义》，第30页，人民军医出版社2013年版。]1871年，泰勒在《关于文化的科学》中列举文化 现象，界定了文化的概念，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广泛的民族意义来说， 乃是包括全部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社会 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泰勒在：《原始文化》，第3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他这一观点在当时获得了普 遍的认同。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产生的文化论争中，人们参照西方文 化理论的界定，开始把眼光聚焦在“文化”与“文明”之间。1921年， 陈嘉异指出了文化与文明间的联系，他“认为，文化一词指一民族精神 方面之发展为多，文明多指物质现象”。[张昭平：《文化史在近代中国的兴起》，《文化史研究》2018年第3期。]紧接着，梁启超发表了文章 《什么是文化》，首次明确提出了与现代文化概念相吻合的关于“文 化”的解释 > 即“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 他认为文化的核心在于“共业”也就是人类特有可以相互影响的活动方 式，并能够“像细雾一般，霏洒在他所属的社会乃至宇宙”，[梁启超：《什么是文化》，《晨报副刊》1922年第12期。]也就是用 有无“影响”与“价值”作为判断文化是否存在的标准。在那一时期， 胡适关于“文明”与“文化”的认识得到普遍认可，他充分诠释了二者 之间的关系，“文明(civilization)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 绩”，而“文化(culture)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现代评论》第4卷第32期，1926年7 月。] 在此基础上，现代学者吴修艺进一步深化阐述“文化”的命名，他 在专著《中国文化热》中提到“文化”的命名时，曾运用大量的“文 化”与文化的子概念联用。比如：文化有以地区来划分，在世界文化范 围内就涉及到中国文化、日本文化、美国文化……的国家文化；缩小范 围，又有南方文化、北方文化；再具体，有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若 以时间来划分，有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而以器物分，有石 器文化、铁器文化。这些史前人的文化命名，值得后人在文化分类中借 鉴。但是，也要注意到分类的限度，比如，如果从时间地域来划分，从 推论来说可以无限分下去，时间上甚至可以细分到月份、具体时间。空 间上分亦可以具体到特别细小的地址，但是却没有采取那么细化的方 式，则是因为“任何事物在不少范围内都有突出的相同性，故大致区分 形态的不同，就可满足社会需要，这应该是我们讨论问题的标准。这些 新名词在生活中留存时间的长短，也将取决于这一点。”比如“电视文 化”是一个已经得到大家公认，并且带来了社会心理、生活习惯等等一 系列的文化新变化，围绕着电视构成的文化形态，已有典型意义，所 以，它可以“电视文化” [吴修艺：《中国文化热》，第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命名，这也就是文化的命名方法。 由此，能够推论出，在文化形成之初，已经构成一种独特的有典型 意义的文化热潮，“文化热”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出现，最终构成文化形 式本身。关于“文化热”的具体指向可把它解释为一个时期文化领域中 出现的比较流行的文化现象、生活方式与价值观，是主观与客观融合而 产生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判断，两者具有很大的相关性。曾有学者把“文 化热”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进行阐释，它的具体影响在于“一方面，文 化热点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给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形成发展带来诸 多影响，另一方面，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文化 热点现象的一种反映。” [杨艳：《文化热点与青年生活方式及价值转变》，《社会科学文摘》2016年第9 期，第73-74页。]因此，把“文化热”这一概念放置到特定现象 中去考察，通过这一概念形成的文化热点与新的文化思潮来发掘其中带 来的文化新变化，只有对其“文化热”的生成机制作全面考察才能对这 种文化形态的构成进行论述，并开掘这个具典型意义的文化名词的合理 性。文化现象即是从“文化热”现象当中所提炼出的命名，那么，关于 这一时期文化现象的阐释重点还应放置到“文化热”现象中去考察。这 股特殊的、影响深远的、具有代表意义文化思潮的发源、具体内容、传 播方式及影响的形成，造就了人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等一系列的社会 现象的产生与变迁，其形成与推进的动因，值得我们去考察。 基于此，论文中把“甲申文化热”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提出，把“甲 申文化”这个概念放置到“甲申文化热”现象中去考察，通过这一概念 形成的文化热点与新的文化思潮，发掘其中带来的文化新变化，只有对 “甲申文化热”的形成作全面考察才能对这种文化形态的构成进行论述 并开掘这个具典型意义的文化名词的合理性。可见，“甲申文化”是从 “甲申文化热”现象当中所提炼出的命名，那么，“文化热”又可解释 为一个时期文化领域中出现的比较流行的文化现象、生活方式与价值 观，是主观与客观融合而产生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判断，两者具有很大的 相关性。因此“文化热”影响概括为“一方面，文化热点在很大程度上 能够给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形成发展带来诸多影响，另一方面， 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文化热点现象的一种反 映。” [杨艳：《文化热点与青年生活方式及价值转变》，《社会科学文摘》2016年第9 期，第73-74页。] “甲申文化热”这一命题即来源于此。“甲申文化热”这一概念， 指的是《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关于以描绘明末甲申年间李自成起义为 中心的文学作品、相关的文学批评及文章发表之后引发的相关社会政治 影响及文化研究和文学创作的热潮，这一文化热潮贯穿在《甲申三百年 祭》发表的前前后后，囊括当时的创作语境及这一现象背后巨大的政治 影响、社会影响等。 这一文化热潮在40年代这个时间段产生了大量具有突出相同性的写 作主题一一以围绕三百年前的甲申之年有关于李自成起义的起起落落这 段历史的论述、讨论或创作。第一，这种创作形态本身已经具有非常典 型的意义，我们可以透过以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为界，观察到1944 年前后，特别是在该作品作为“整风文件”被广泛推广后，大量“甲申 题材”作品的明确转型。第二，以上两种创作及转型动因，则主要来自 于40年代社会价值认同、政治导向驱使带来的价值观变化等。第三， “甲申文化热”现象之后，在很大程度上又反作用于人们的文学构思模 式与价值观的形成发展。“甲申题材”作品的转型带来的其实是40年代 整个文学形态的大转变，即文学整体方向往“警示文学”的形态靠近。 这一切的突出典型性与社会影响社会意义值得我们对这一热点现象进行 考察，并且针对于此，提出“甲申文化”这一特殊的文化概念。 澳门大学中国文化论丛2022年第一期 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化中心发布 #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中国文化论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