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笨小孩》——再现过去

关于《奇迹·笨小孩》，网上已经有很多说法了，不过我刚刚看这部电影，比起一般将注意力放在“2013年的深圳能不能出现这种事情”，我更在乎其他的东西，毕竟虚构的深圳什么都可以发生，但关键在于为什么要发生这种事情。

电影中易烊千玺扮演的景浩为了妹妹踏上了一条大杠杆之路，“为了妹妹”是“大杠杆”所必要的，失去了前者，故事就变得过于赤裸裸了，“为了妹妹”是“大杠杆”的借口，电影剧情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虽然出发点是“为了妹妹”，但很快直接的“大杠杆”的压力超过了“妹妹”的压力，主人公要面临的不是心脏病手术费的压力，而是更加直接的房租、欠债、人力的压力，同样到了电影最后心脏手术费不过是与SNE长期合作的附带报酬，道德伦理构成了一道防御，来避免直接的指责，这也是80年代中国兴起的人道主义所发挥的作用。

张志坚所扮演的赵总在20岁时就到深圳拼搏，靠着个人奋斗成为企业高管，他对景浩有所好感，所以给了他合作的机会。如果看过一些过去的杂志，我们都知道那些无名无姓的故事，他们使用母亲、儿子、老板等概念来运作，而非特殊的名字，其中就包含着通过坚持赢得大老板赏识的故事。推算一下赵总的年龄，他到深圳的时候差不多也是80年代到90年代初，那是高速发展的时代，流传着因为投机致富的传说，发现他人未曾涉足的领域而致富的故事，这场淘金之旅在近些年也逐渐落下帷幕了。《奇迹》拍摄的年代很尴尬，因为最近几十年中国的景象在不停地变化，一个现代题材的电影很容易被一些时代性标志识别出来，因此他只能选在时代落幕前一刻来复刻关于暴富的传奇。

而工人们总归是来工作的，就像所有的电影那样，给他们设计了一些人物背景，一些小冲突，来表现团队凝聚的过程，够不够有说服力暂且不提，电影只能非常勉强地用插科打诨和戏剧冲突来掩盖工人与老板之间最原始的冲突。电影最后通过将集中式工场作业变成了分散式工场作业，降低成本完成了工作。但要注意的是，在这个不断欠债的过程中消耗的是耐心、信任等种种人际关系，电影最后一道难关前主角已经消耗了所有的资金和欠债额度，能够利用的就是这些新的与工人之间建立的私人友谊，把事情倒过来看，私人关系同样是可以放在杠杆上的，这种由于投资失败与亲戚朋友决裂的事情到处都有。

另外景浩与许君聪饰演的张超和好的方式是通过喝酒，而《高山下的花环》中靳开来和赵蒙生和解的契约方式也是喝酒，《高山下的花环》也正是80年代人道主义电影的代表作品之一，酒局也成为之后几十年具有中国特色的谈生意方式。

但这个电影并不全是对八九十年代的复写，当模仿者与原型同处一室，两个时代不免地露出了不同，那就是前人已经占据了优势地位，而后人不得不面对前者的裁决，表现在电影中就是大公司将新产品线研发风险推给外包公司，外包公司不得不承受杠杆带来的负债压力，这是一条男权之路，只有接受来自结构的彻底不平等，才能进入它，进入依靠负债运作的权力世界。

宁静、和谐、爱，从来不是免费的，《奇迹·笨小孩》，以爱之名遮蔽那赤裸裸的现实，最后那现实将如苏醒的野兽般撕裂那充满爱的梦。

（要注意这首歌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发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