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讲了生物主义对人和社会（文化）的关系的解释。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一种把社会本身解释为物群集体活动的形式并把社会冲突和斗争解释为动物行为的表现的社会生物主义。这就是动物行为主义（动物行为学是研究动物行为的科学），它的鼓吹者“以关于动物行为的规律性的知识为依据，机械地把动物行为学的概念搬用于人的行为和整个社会生活，形而上学地把人的行为中的生物成分绝对化”（1）
社会动物行为主义的出现是同一些学者如K·洛伦茨、N·廷伯根、D·莫里斯等人的名字相联系的，这些学者对动物行为的研究曾经作过显著贡献。动物行为学的成就使许多资产阶级学者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动物行为学可以作为解释各方面人类生活的普遍方法。某些动物行为学家认为，已经到来了一个“动物行为学的时代”，历来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区分正告终结。（2）实际上，动物行为学家是走上了还原论的道路，把社会现象动物化了。这样他们就有意无意地为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帮了忙，给它提供了具有科学外观的论据，同时他们自己也往往扮演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角色。

一、领土性原则和“人类动物园”

社会动物行为主义的最重要的原则是关于人的行为被遗传决定的论点。洛伦茨认为，人超乎动物状态之上是由于动物群的本能；整个现代文化即使不是遗传的行为形式的直接表现，也是这些遗传形式的直接继续和发展。人类文化正是在动物社会的本能的基础上竖立起社会规范和习惯的巨大上层建筑。（3）
动物行为主义者十分重视种内竞争，通过这个棱镜来论证社会矛盾和冲突。他们提出了领土性原则作为解释社会行为的基本思想。廷伯根认为，“人终究是动物遗传的集团领土性的承担者”。（4）进攻性首先就是对该群体的领土、生存保障受到破坏或受到破坏威胁的反应。这可能是一块家族地区、部落氏族领土，或者是国家的领土。廷伯根对此不作原则区分。按照他的意见，一切有生命存在物的进攻性的作用在于，或者是把敌人和竞争者从肉体上消灭，或者是使他们无能为力，或者是使之改变自己的行为。
在动物行为主义者那里，种内斗争实质上是解决领土、配偶、食物或保护幼仔问题的方式。这一类争端，大多数动物都不用残杀而解决。人是这一规则的例外，他是唯一的群体残杀者。在动物那里，种内斗争作为自然选择和改善基因储备的因素有助于继续生存，而在人那里，从一切情况看来则恰好相反。为了解释这种现象，动物行为主义者便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理论，在这一理论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社会不平等、冲突、战争、暴力等等问题，成为一种很流行的社会生物主义理论。
按照廷伯根的意见，人的环境十分特殊，它是在文化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因此特别富有变化。当然，人也同其他任何动物一样，能够适应环境。“但这种行为上的适应……有自己的界限。这种界限由我们的遗传性造成，而遗传性仅仅以微小的遗传进化的速度变化着。可以有充足的理由认为，人的适应能力是赶不上他的社会环境的变化的……”（5）
廷伯根在解释具体的社会现象时认为，社会环境变化的因素损害或堵塞着人的生物机制。例如，战争作为大规模残杀的形式，无非是人的动物适应性机能紊乱的结果。按照廷伯根的看法，战争的本质有如下述。文化的进步，特别是医学的进步，严生了人口爆炸。技术的蓬勃发展和农业的进步增加了人们的物质保障的可能性，结果使人口密度大增，在这种人口密度下，遗传进化的因素和人类关系的生物规范都已无力防止冲突和残杀。现代的交往手段又加强了人们的接触，从而也加强了进攻性发作的危险。廷伯根举了下面一个例子说明人们是如何丧失生物自卫形式的。对兵士，都是把他们教育得宁死也不逃跑。这就是说，他们的天然的自我保存的感觉都萎缩了，他们从精神上被鼓励去死。此外，长距离武器的出现也消除了对手们的直接接触，于是先前具有生物可靠性的信号如绝望、顺从,都丧失了有效作用。廷伯根认为，如果空军飞行员能看到濒死儿童的绝望挣扎，他就不会投下他那杀伤的炸弹。
天生的进攻性在人本身中深深扎根，又有文化环境改变着进攻性的表现形式，这使我们没有理由对人类的前途作出乐观的结论，于是廷伯根认为，“用教育去消除内在的争斗冲动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6）既然“争斗冲动”是天生的，那么廷伯根面前也就根本不存在消除人的好战性问题了，只能读到怎样防止好战性的极端表现，所以他考察的是对进攻性加以疏导和使之升华的方式。廷伯根认为，任务的共同性可以消除人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进攻力被导向了一致的目标。作为鼓舞人心的实例，他举出了荷兰人一致努力向大海索取领土，学者们共同努力解决一些根本性问题，在宇宙研究中的合作，等等。当然，即使是这些情况,廷伯根所看到的多半也不是努力取得积极的活动成果，而只是为了调整关系而建立一套生物性的动作程式而已。
用生物的动作程式的术语来解释社会关系，是社会动物行为主义的一个特点。生物动作程式是一套固定刻板的运动反应，这些反应的连贯和性质在某个生物种中是固定在遗传机制中的。当然，研究动物的动作程式有很大的科学意义。这不仅是理解动物行为的钥匙（由于用信息论方法对作为行为密码和交往方式的动作程式进行了研究，动物行为的形式已比较可以理解了），而且也是发现科或属内部各个种之间的系统亲缘关系的方式（分类学），是把真正的同源与外表的相似（种的趋同发育的结果）相区分的手段。如此等等。正如洛伦茨所正确指出的，动作程式的在运动反应基础上产生的信号功能，实质上是新的、在物种的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的功能。“这些新功能之一，就是把进攻加以确导（转移），这是缓和进攻、不使同种的友朋受到损害的特殊方式……另一个功能就是建立联系，把两个或更多的个体联合起来。”（7）第一个功能的例子是鱼、鸟和哺乳动物在交尾期间的程式化的互斗，第二个功能的例子是动物在建立联系时的“行问候礼”。
洛伦茨规定了生物动作程式的功能以后，并不只以动物世界为限，他还企图在动作程式的种系发生和社会规范的形成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按照他的看法，人类的文化属于后天变异的动作程式的领域，这些后天变异的动作程式是在生物性基础上产生的，并且在人类社会中起着与动物生活中同样的作用，即缓和进攻性和建立种内接触。区别仅仅在于，社会中的动作程式化是通过传统实现的，而传统按洛伦茨的看法则是生物过程的产物。他写道：“按习惯办事的需要，害怕违反公认的规则，对年长者的尊敬和爱戴，——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机制，保证着程式化行为形式的持久性和稳定性以及这些行为形式的代代相传，这些机制无论是对生物性的或者是对文化性的动作程式来说都是共同的。不仅如此，这些机制理所当然是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造成和养成的。”（8）

上面所说的廷伯根和洛伦茨的思想可以为我们个社会生物主义的大致概念。我们所看到的是典型的还原论，即完全不顾社会现象的特点，把社会现象与生物现象混为一谈，这必然导致把自然规律性理解为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因素。现在，让我们看一看更具体的、在R·阿德勒著作中表述的动物行为主义思想。这位作者在我国相当知名，并且常常受到批评，但批评主要涉及他的“领土的无上命令”思想，而在这一思想后面却隐藏着无疑更概括的生物主义世界观，其中的某些方面从我们所考察的问题的角度来看无疑是有兴趣的。阿德勒的观点有很多地方都是怪诞形式的社会生物主义，这种怪诞形式的社会生物主义把生物主义的理论弱点以及它的一般意识形态作用表现得相当清楚明确。首先是由于这一点，才需要对阿德勒的观点作批判性的考察（至于他妄图自封为人类学的最新成就，从一切情况看来，学术界是完全没有被耸动的）。
阿德勒的最知名的著作是《非洲的起源》、《领土的无上命令》、《社会契约论》和《作为猎人的人的假说》。第一本书主要是讲人类学问题的，而以后几本主要是社会学性质的，这几本书就是我们所注意的主要对象。阿德勒的基本思想是,人来自进攻性的和凶恶的祖先，这种情况已固定在人的生物记忆中。这种生物记忆并不是有时被使解的信息的储存库，而是形成人的行为的能动因素，阿德勒认为，人是领土性的存在物。人由于自然域律必须占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以便发挥正常作用。阿德勒给领土下的定义是：“由个人或集团维持并保卫以反对本种属的其他人侵入的独占性地盘”。（9）占有领土是硬性的无上命令。这个无上命令在文明时期条件下形式有些变化，但实质则始终如旧。正如大多数动物种的个体掌握并扫清一定的地盘一样，人也给自己的领地划下界线并筑起围护设施；正如动物群共同保卫着自己的集体领土以防陌生者进入一样，人们也保卫着自己的国土以防外人侵入。
阿德勒认为爱国主义就是自领土性中产生的。爱国主义的基础完全根源于动物和人共同的生物性：“我们保卫着我们土地的荣誉或我们国家的主权，我们这样做的原因丝毫无异于低级动物的（类似行动的）原因”。（10）阿德勒力图证明领土性的优先地位，他援引证据说，有巨大数量的人为祖国捐躯，其数量要比为女人而死的人多得不可比拟。显然，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有说服力的比较，因为在人类历史上男人争风是日常可见的事情。这个例子证明，阿德勒的观点不乏庸俗气味。阿德勒自己对此却不大难为情，不仅如此，说点荒唐刺耳的话大概不仅会引起人们对他的思想的注意，而且还会加强别人以为他以反教条主义态度研究重要生物学问题的印象。
如果认为给人作一个“动物的”鉴定仅仅是某种理论狂态，或者是什么大胆的形象说法，奇异的类比，那就错了。应当把这些说法从转义上来理解和对待。阿德勒强调的是，象对领土的眷爱这样生物性的力量，不仅是人和掠鸟共同的东西，而且还是人的本性和行为中的有机成分：“我认为生物性的力量是我们进化本性的一部分，是行为的结构。”（11）这种完全本能的力量，亦即人占有个人领土并全力加以保卫的需要，是与生俱来的无上命令。阿德勒认为，为生存环境所制约的教育只涉及养成辨认和确定生存空间的最大界限、同那些受同样的生物性冲动驱使的伙伴建立相互关系的能力。
由此可见，领土本身是人们的稳定状态和幸福生活的基础，而人的“无领土化”则相应地就是一切生活苦难的原因。为了证实这个思想，阿德勒援引了西方各大城市所固有的犯罪、贫困、街头的混乱，因为在那里人丧失了必要的生存空间。
的确，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各城市中尖锐的社会对比、暴力和犯罪行为的增长、失业人数和处于官方贫困标志之下的家庭数目的增加，都是人所共和的现象。人们也都知道，这些现象首先是见之于那些居民高度集中的小区，即居住着社会下层民众的城市贫民窟。但是，上述社会灾难的最重要原因并不是居民稠密；居民稠密本身是由社会不平等决定的，因为许多人干脆说就是住不起宽敞和设备齐全的住房。资本家是解决不了大城市的社会问题了，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又力图把这些问题说成是某些其他因素起作用的结果，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美国马克思主义者H·阿普特克表明，资产阶级是用生物主义首先是用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他们的站不住脚的社会城市政策作辩护的，因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依据的是下层阶级具有天生稳定性的思想。（12）
社会动物行为主义继承着生物主义的传统，把社会冲突和犯罪说成是机体对城市环境条件的生物反应的结果，用这种办法把真正的原因掩盖起来。把大城市中特别尖锐地存在的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归结为自然的理由，这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心所向往的目的，所以阿德勒和他的“无领土化”的思想并非个别。
用类似的方式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一切病态和问题“自然化”的著名作者之一，是英国动物行为学家和人类学家D·莫里斯。莫里斯更出名的他方是他写过一本轰动一时的书《赤裸的猴子》，这本书从人的与灵长类不同的种特征中引申出人的本性特点（在这些种特征中起着相当重要作用的一个特征就是人没有毛皮，“赤裸”一词即由此而来）。他的另一本书《人类动物园》则是把“无领土化”的思想作特殊的具体化。在这本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生物主义中有根本意义的一个思想：社会危机是由偏离了“动物规范”造成的。他在七十年代的著作主要是论述人际关系和非口头交往（手势）问题的，（13）这些问题自然也是从动物行为主义的立场进行分析的。
莫里斯写道，在现代城市文明的条件下，人的生活受到了根本的损害：人和动物不同了，他们杀害身边的人，残酷地互相冲突，大吃大喝远远超过生物需要。所有这些反常现象，都是由于大多数人都丧失了最适宜的领土定额，换句话说，这是“无领土化”的自然后果。莫里斯反对通常流行的把现代城市与丛林相比的做法（所谓丛林规律，这是对生命有利的自然环境的常规）。他认为，现代生活条件与动物园的情况相类。动物园当然可以保障一定程度的安全，但这种安全是付出了昂贵代价换来的。

莫里斯实际上不对社会作经济的解剖，他认为社会关系只不过是生物联系的后天变异和对这些摩系的背离，所以他在说明历史现象时奉行着一条概端的生物主义的决定论的路线。按照他的看法。人遵循自己本性的要求，在文明条件下（象野兽在不自由状态中那样），要就是陷入淡漠状态，要就是寻求新的活动形式。后者就构成现代文化的特征。这些特征改变着正常的生命活动，并在很多方面预先决定着人的相互关系和社会过程的性质。资产阶级社会的表现在各种危机现象中的“不正常状态”广泛笼罩着人际关系、风气和整个文化，但这些“不正常状态”都被莫里斯看作居住空间受限制的结果。
当然，人长期处在拥挤的房子里，与大自然隔绝，会产生压抑感，这个情况是心理学家和功效学家十分熟知的。但是，如我们已经说过的，现代资本主义城市中的生活条件、城市贫民窟（特别是黑人居住区）的人口稠密、人与人缺少关切甚至没有个人交往，这一切都是由完全确定的社会原因决定的，所以，“人类动物园”（以及“楼群丛林”）的说法完全可以用来形容资本主义的大都市化的反人道后果，但是决不能用来作为科学地解释这些后果的样式。然而在莫里斯的观念中，“人类动物园”却是一个说明完全确定的社会状况的基础概金。他无法揭示决定着他所关切的那些现象的机制（因为他不考虑剥削、失业、贫困这样一些社会因素），因此就只限于对此作十分表面的经验的描述，更多地指望以形象的类比取胜，大概还指望他所面对的广大听众专业知识不足来取胜。
莫里斯象阿德勒那样，把领土性的原则推广到所有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领域。他划分出三种人类领土性：部落的、家庭的和个人的领土性。家庭的和个人的“领土”首先是个人的财产。至于部落的领土性，看来大概应当是反映人的社会本质的。按照莫里斯的看法，部落领土性也有各种，并且可以说明各社会阶级和集团力求内部一致和对外封闭的要求。这种“部落独立性”是始终存在的，并且构成社会的基础。这种倾向的表现，例如在阿德勒书中就是对“外人”不开放的各种俱乐部，有些俱乐部还有自己的“政府”即董事会和理事会。按照莫里斯的看法，只有这样的分化才可以保证安全感。人们的联合可能是不正常的，但自始至终都受着不成文的领土性法规支配。不仅官方划定的界线不容侵犯，而且私人的地盘，各组织、各非正式集团等等的领土都不容侵犯。
莫里斯用“部落领土”原则来说明社会关系和社会冲突。例如，互相争雄的强盗集团的关系只不过是争取“势力范围”的斗争，城市贫民区是穷人“自然的”领土封闭状态，因为他们在上等住宅里不自在，但在贫民窟里却感到自己是主人。甚至阶级的冲突，莫里斯也用劳动者“部落”和企业主“部落”之间不可避免又不可克服的角逐的术语来加以论证，所以，无怪乎他们的代表的谈判既不在经理办公室举行，也不在工人俱乐部举行，而是在某个“中立地方”举行：“管理当局和工会之间的谈判是部落之间在中立地区——在谈判桌上的一场战斗。”（14）
莫里斯的结论相当简单：每一个人都应当有生存的空间，并且知道“自己的位子”在哪里。他接着指出，现代的工业文明之所以产生十分尖锐的社会问题，完全是由于人所必需的生存空间的最适宜定额受到了破坏。由于人口十分稠密，部落变成“超级部落”，所以先前那种把人们约束在自然合理的范围中的“安全网”就没有了。新的生活方式和与此相联系的明文规定的规范并没有把人提高到本质上新的发展阶段上去。“文明化的行为”与人的生物本性完全符合。莫里斯认为，人并不是生来就是一张白纸”，而是带着现成的“基本指令系统”进入世界的。因此，如果在现代文化条件下人的行为竟不象被安置在动物园中的野兽的行为，那就是反自然的，这就是莫里斯的结论。
莫里斯对事物的现状深感不安，但他根本不是想回到脱离苦海的丛林去。这本来也不可能。因此他只主张要考虑那天生的“指令系统”，以便避免不合心意的后果。他首先是向公众领袖们提出自己的建议：“政治家、主管人和超级部落的其他领袖们都是优秀的社会数学家。但这还不够。从将来人口还要更加稠密的世界的各种问题的角度来看，他们还应当成为优秀的生物学家，因为在他们所支配的大量的电线、电报、塑料、水泥、砖瓦、金属和玻璃堆中，某个地方还有动物的、人的存在物，原始的部落猎人，他穿着文明的、超级部落公民的戏装，正在并命地想使自己古老的遗传下来的特质与全新的局势协调起来。如果给他机会，他将能够把自己的人形动物园变成美丽的供游戏之用的人间花园。而如果不给他机会，动物园就会成为巨大的疯人院……”（15）怎样才能把动物园变成美丽的花园呢？——这一点是莫里斯无法根据他那生物主义的世界观说出的。
人类动物园思想并不单纯是伪科学的奇谈怪论。它要引导读者，使他们认为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下，在人的行为形式和相互关系中严格说来并没有什么反自然的东西。按照莫里斯的看法简单地已经改变的生存条件不符合人的“自然”本性，这些条件引起了机体的在生物学上完全有根据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形成了紧张的社会气氛，但要加以改变原则上是办不到的，只能借助予巧妙的社会政策消除其极端的紧张程度。关于那产生了紧张并形成了“超级部落公民”的社会制变“正确”与否的问题，在莫里斯那里是根本不存在的，不管他对那些“超级部落的首领们”即资产阶级的政治领袖们的批评听起来有时是多么尖刻。
不管社会动物行为主义者的主观动机如何，他们客观上都表现为资本主义的辩护人，因为他们对资产阶级现实情况的解释都是为现存制度和统治阶级的政策的合理性提供论据。阿德勒在《作为猎人的人的假说》一书中讲到，现代的经济活动已经根本改变人的领土性的性质。现在，经济活动所要求的前提条件，已不单纯是行政的和政治的界线，而是更广阔的地理范围，即以各种资源保证着某个“超级部落”的生存的地理范围。把领土性原则这样改装一下，非常符合今天美国当局的政策，因为它正积极地利用“美国的生存利益”的概念实行新殖民主义的侵略政策，毫不客气地践踏其他国家的主权，以便保障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和军事政治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