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历年数据统计 1951年

1       接收帝国主义在华各项文化教育事业 

据1936年的调查，美国教会及救济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4190万美元，其中医药方面占总投资的14.7%，教育方面占38.2%，宗教及救济活动费占47.1%。

再从其投资范围来看：在中国的20所教会高等学校中间，受美国津贴的占17所。300所教会中等学校中受美国津贴的约200所。小学接受美国津贴的占1500所左右，占全部教会小学的四分之一。受美国津贴的在华教会医院约200所，占中国全部教会医院的半数左右。

在宗教方面，美国教士在中国直接办理的基督教西洋会有58个，占在华西洋会总数113个的一半，受美国津贴的中国教会约有15个。在中国123个主教区中，有13个主教区的主教是美国人。

理方案大致为三种类型：（1）立即接收改为公立。（2）暂行维持私立，准备条件改为公立。（3）继续由私人办理，改组董事会及行政领导，使之成为完全是中国人自办的私立学校。

对一切接受美国津贴的文教救济机关宗教团体作出明确的处理意见：（1）政府应计划并协助人民使现有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实行完全自办。

（2）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医疗机关，应分别情况或由政府予以改为国家事业，或由私人团体继续经营改为中国人民完全自办的事业，其改为中国人民完全自办而在经费上确有困难者，得由政府予以适当的补助。

（3）接受美国津贴的救济机关，应由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全部予以接办。

（4）接受美国津贴的中国宗教团体，应使之改变为中国教徒完全自办的团体，政府对于他们的自治自养自传运动予以鼓励。 

2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根据建国初期的统计，全国各类知识分子约有200万人，只占当时全国人口的0.37%。他们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经过革命战争考验，在革命熔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是知识分子中的核心和骨干，但是数量很少。

二类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专家、教授、学者、医生、工程师、艺术家、教师、记者等。他们是知识分子的主体。

三类是旧社会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具有很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程度不同的革命性。

新中国成立后，无论革命和建设都需要知识分子的积极参加，人民政府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安排了适当工作。在政治上，还给许多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以应有的待遇和地位。 

从1951年秋季开始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是由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在北京大学教师中首先发起的。

他认为，北京大学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广大教职员工愿意接受新思想，愿意把一所旧型的大学改造成为新型的人民的大学。但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遇到院系调整、课程改革，以及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和阻力。

阻力主要来自教职员工的旧思想和旧习惯。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提高教职员工的政治水准，使他们适应新的形势的问题。要把旧北大改造成为新北大，最关键的就在于使全校师生都认识到改革的必要，自觉自愿地进行思想改造，使自己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因而决定在全校教职员中发动一次有计划、有系统的学习运动。其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思想改造来推动学校的改造，为国家培养出既能掌握技术，又能站稳立场，真正能为人民服务的干部。

学习的方法是听报告、学文件、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

据统计，全国高等学校教职员的91%，大学生的80%，中等学校教职员的75%参加了这次学习运动。 

3     “三反”运动  《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

“三反”运动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1952年1、2月份为检举揭发阶段。在此阶段，号召广大人民群众检举揭发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行为。同时，责令有贪污行为的人坦白交待自己的问题，检举其他贪污分子罪行，认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前途。

在此期间，及时公布一批大贪污大盗窃案件，分别召开地区性的坦白检举大会和公审宣判大会，贯彻党关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2月1日。北京市召开公审宣判大会，对罪行严重，拒不坦白的大贪污犯薛昆山（曾任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任职期间贪污盗窃财产折现人民币20余万元）、宋德贵（曾任公安部行政处处长，任职期间贪污人民币6万余元）判处死刑，并没收其全部财产。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召开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河北省人民法院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依法判刘、张二犯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全部财产。

1952年3月后为核实定案处理阶段。3月11日，公布了《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

4月21日，公布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克服运动初期，按部门人为地规定、分配“打老虎”任务等过火和虚假现象。

制定了“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规定贪污人民币1亿元（旧币）以上的贪污分子，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特别严重者判处死刑。根据量刑标准，各地依据事实，进行定案处理。

到6月份，定案处理工作基本结束。运动中因犯不同程度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被处分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约占4.5%。 

1952年6月以后为建设阶段。要求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按照党员标准，对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并对所属干部作一次深刻的考察和了解，坚决清除贪污蜕化分子，撤换那些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塌、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大胆地提拔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分子到各种工作的领导岗位上来。

思想建设主要是通过学习和总结，在思想上划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界限，增强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免疫力，自觉树立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组织建设主要是在总结经验基础上和整党、机关建设、精减机构、提高工作效率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制度上巩固了“三反”运动的成果。

据统计，全国参加“三反”运动的人数为383万人（不包括军队），共查出贪污分子和有贪污错误的人为120万人，贪污的金额达6万亿元，其中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有10.7万人。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判处死缓的9人。 

尽管“三反”运动在进行过程中曾出现过扩大化的苗头，也伤害了一些同志，但在处理阶段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及时纠正了工作中的缺点，使运动得以健康的发展，因而也使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三反”运动向人们表明：执政的共产党人必须坚持不懈地同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进行长期的斗争。通过“三反”运动，清除了贪污腐化分子，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同志，教育大多数干部，解决了如何对待资产阶级及其思想这一个极为重要而复杂的问题，是一次普遍深刻的整党运动。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一个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