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I小短篇：1919年12月24日的故事
初次来到范特霍夫的薛爱文还无法适应这座城市。明明是位于12月底的北半球天气却并不寒冷，即使如此街道上的行人看上去还是被冷风困扰着。是这里的人耐性不够吗；这里的天气已经比不久前生活的地区温和许多了。何况这些行人还裹着看起来不算薄的衣服。
头顶云的形状快速变化动着。不久前还可以看到形状分明的成片云朵排列整齐地移动，仅仅是运动一下眼球的时间内就会前进很远。既然眼球运动过，就会怀疑眼前所见是否只是视线更迭带来的错觉，不过仔细确认后就打消了这番疑虑。云层正以肉眼可见的高速从天空的一边移动到另一边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与此同时太阳光也在被以不同角度遮挡，导致街道的亮度不规则地变化。这是片刻前的景象；而这时列队前进的云已经完全行进到了远处建筑的屋顶下方，紧追而来的是均匀覆盖天空的薄云。不像是要下雨的征兆。按照过去生活的经验，会产生降水的云层会显得更为厚实压抑。只不过是不远处大洋里的水滴一时兴起跳跃到了空中，等到比现在更加有力的风到来时就会被吹散。它们从教堂的塔尖穿过；是一座又瘦又高的灰白色的建筑。整体呈现出三角形的形状，即使没有夸张的塔尖看起来也足够锐利。但比起锐利好像又多出些什么；乍看起来会觉得锋利，可是很快又会觉得锋利的程度还不够，反而觉得沉闷了。奇怪的建筑。
街上的行人不多。战时范特霍夫这种紧靠前线的大城市恐怕很容易成为敌方袭击的目标，原先的市民大都已经逃散了吧。想到这里就会觉得自己偏偏在这种时候踏上范特霍夫的土地实属危险，意识到这一点的薛爱文表情却没有什么变化。
要去哪里呢。
在不明不白的状态下收到邀请函时的第一反应当然是想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可是负责寄送信函的却是东浦有名的黑帮，从他们口中问出委托人的信息的想法从一开始就落空了。拒绝的话语说出口之前后脑就传来了压迫感，等到醒来时才发现正像个流浪汉一样躺在范特霍夫的码头边。这么说来是过了多久呢；远洋轮船的航行时间至少也有月余，向难得的路人借了一份报纸才知道已经是12月24日。一想到这段时间都是谁让自己免于饿死，以及身上这套西装是被谁给换上的就觉得困惑，不过现在显然也不是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
身无分文，手中所持的只有颁发给外国人的临时身份证明和意义不明的邀请函。薛爱文看不到其他选择。
会议19:00开始，此刻的太阳已经呈现出落下的趋势。要抓紧了。
所以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呢。
火车站不仅是铁路交通的中枢，同时往往也是城市中最繁华的部分的所在地。从这点常识来看，来到火车站也不是什么离谱的选择。如果能知道以这里为中转的下一站要去往哪里的话。
邀请函上地点一栏标注的名词的含义倒是弄懂了。不是什么正式的地名，一开始看去多少有些困惑，向路人求助后才知道是某座军用机场的别称。那么想必是在市郊吧；虽然能这样猜想，路过的一般市民对这种情报也缺乏认知，最后还是不清楚要向怎样的方向行进。说到底从收到邀请函开始的整个事态都让人一头雾水。好在薛爱文并不是非将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弄得一清二楚不可的人，这也使得他在异国的旅程显得稍微令人安心了一点。
这样看来绝对是赶不上会议开始了。且不说还完全不知道路线，就算被用地图告知应当怎样前往会议的地点，以目前身无分文的状态，要从市区走到位于远郊的机场，在深夜之前也是绝无可能。再次确认事实之后做出了非放弃不可的论断，这样反而更加悠闲了。
经过了先前只是见到远影的大教堂。从近处看墙壁上密集的石雕更加清晰了。明明是古代工匠精心打造的杰作，却仿佛是因为集中在一起的数量太多而反而无法留下任何印象。一开始还想仔细欣赏每一处雕塑，却发现每当视线稍有移动，新的雕塑就会立刻覆盖掉对前一秒观看的部分的短暂记忆。最后索性放弃了这种尝试。
接下来是一座仅有一层的宽大的白色建筑。玻璃已经很脏了，看来是很久没有人打理。就连前方的空地也散落着路过的落魄之人留下的痕迹。所谓的战争时期就是这种状态吗。
河流。太阳光正在消散于灰白色的建筑物之中，因为方位的关系河面上也见不到一点落日的亮光。没有什么特点的河流，只是在冬天没有结冰这一点值得赞美。河边的草坪大体上保持着绿色，但即使从远处看也能发现无规则地布满草地的斑纹。是被踩踏的痕迹吗。
一座相对小的教堂，同样带着无从分辨的石雕。从建筑的侧面穿过时两侧的是墓地吧。逝者的居所并不比在世之人的寒酸。
再穿过一些街区，直行的道路就被一座宽大到将视野整个充满的高大切断。用浅黄色和褐色的不规则砖石堆砌而成的弧形建筑，正面则是用四根大理石柱示人。上半部分也不再是在其他街区见惯的三角形的屋顶，而是标准的水平房顶，不免产生一种古板的感觉。仍然没有什么行人，除去建筑物本身外就只剩下立在石柱旁的一棵圣诞树。这才想起这一天是圣诞节；毕竟已经太久没有与外界接触过了，不知所措状态下即使被告知了日期，一时间也没能反应过来它所对应的是怎样的日子。当然薛爱文对圣诞节不敏感还有另一重原因；圣诞节终究是欧洲和合众国人的节日。在薛爱文至今的人生里，至今为止还没有亲眼见到过其他人庆祝圣诞节。
所谓的圣诞树原来是这种样子吗。蒙尘的叶片，伸出手去触摸的话手指也会染上尘土。这下也就无从判断是这里的人对圣诞节不珍重，还是珍重过头到即使在战况最危险的时期也不忘摆出圣诞树了。
向着建筑的内部走去。明明这座城市各处给人的感觉都相当陈旧，建筑前方的门牌看起来却是崭新的。大致是范特霍夫中央火车站的意思；薛爱文对这里的语言只是稍有了解。而且在这种战乱地区，每座城市的官方语言也会随着占领者的变更而换来换去，不禁开始同情要随着政策变化而被迫使用不同语言的当地居民；不过他们自然也有自己的办法吧。
售票处是一排被隔在玻璃后的窗口，那里的人意外地多。一般来讲这种情况下排队会更有效率，可是显然有几个人无意遵守公共秩序，正想各种办法比其他人更快地来到售票员处，并因此与前面的人起了冲突。奇怪的是其他人对这种情况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完全无视了推搡中的人，只是在原地读着报纸。趁着他们推搡制造出的间隙，紧随其后的小个子男性钻了过去，反而比正争抢着购票优先级的人都更快买到了车票。当然薛爱文并没有乘坐火车的打算。既不知道要去往哪里，即使临时起意也没有能支付票款的手段。再向前走去就进入了候车大厅。显然这种等级的大火车站的候车大厅为数不少，薛爱文没有注意走进的候车厅的序号，只是挑选了较近的一个。厅内人不少，好在还有座。座椅是长条形的木制品，整排的人的座椅都连在一起。将体重承载上去的同时木头松动并发出了尖锐的吱吱声，使得薛爱文开始怀疑如果将椅子坐塌是否会让一整排人都摔到地上。为此还特意用手检查了身下木板的情况，好在只是固定得不很牢固，并没有会被压断的迹象。这种陈年木质设施在薛爱文的祖国也多有见到，没有想到跨越大洋后还是总与它们为伴。
将后辈靠在椅背上望向天花板。天花板的内部终于没有了夸张的雕刻，却有许多像是被人为破坏的痕迹。似乎原本的天花板的位置固定着什么一样。初来范特霍夫的外国人当然无从了解其中的缘由。
好像有人在说话。
薛爱文没有立刻做出反应，直到感觉到有人在拉自己的胳膊才意识到是在对着自己说。明明听说这里的人会把与陌生人随意的肢体接触当做冒犯的。
「喂，你是外国人吗。」
一瞬间感觉到坐在周围无所事事的候车者们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这里。战争年代「外国人」可能是属于可疑之人之列？总觉得就连在一旁巡逻的宪兵也看向了这边。
「我有身份证明。」薛爱文从口袋里摸索了一下，不知什么时候身份证明已经皱缩到了一起。看起来比较寒酸，但还是拿了出来。
做出问话的人并不像是想要检查身份证明的样子。摆了摆手就重新看向了报纸。
薛爱文感到了疑惑，收起身份证明的同时也稍微观察了问话者。薛爱文是很难根据长相分清欧洲人各自来自什么国家，不过也总觉得他和在街道上多见的人不太一样。很难说出有什么差别，却又觉得也许问话人对于范特霍夫来说应该也属于外国人的范畴才对。是穿着打扮的原因吗；因为他的衣服也显得又脏又破所以会无意识地将他与「本地人」的概念区分开吗。明明一旁许多看起来更像是本地人的候车者们的穿着也没有多光鲜。毕竟是战争年代。
从侧面瞟到一眼他手中的报纸。头条新闻是「哈布斯堡家坚守23号半岛仍有可能」，所有市民都知道这不过是23号半岛接近失守时的修辞。哈布斯堡家和欧洲国际的战争还在持续，看不到头，但如果要薛爱文预测的话哈布斯堡家已经劣势尽显。
「你叫什么名字？」
快要忘记不久前的对话时，旁边的人又发来了问句。这里的人是习惯将完整的对话拆分成用数分钟时间分隔的小段落的吗。
「薛爱文。薛——爱——文」
薛爱文特地放慢了语调，可显然听者还是没能准确听清楚。
「夏…埃尔文？」
「是薛爱文。我是东方人。」
「施罗…？」
「是薛。姓氏是薛，名字是爱文。」
「真难念。那么，你要去哪？」
薛爱文也不知道他要去哪里，因此没有回答。
「你住在哪里？我是说晚上，有很多人就在这车站里过夜。」
这次绝对算得上冒犯吧。薛爱文想组织语言来回击，却意识到自己的当地语言还没有流利到这种程度，只好以万能的微笑表情应对。
「对面的两个人口音好奇怪。」似乎隐约听到不远处传来小女孩的声音。候车大厅里人数众多，却少有互相搭话的。充斥在空间中的响声主要是蒸汽机运转的声音，以及行李箱被拖动时的声响，偶尔再加上一些人焦躁地拍动或踢着身边的设施的声音。混杂在其中的人声相对而言容易听到，也使得薛爱文即使对语言还不熟悉也能清晰辨认出旁人的议论声。循着声音的来源看去，一名看起来在各种意义上相当厚实的中年妇女正在教训她的女儿不要对其他人擅加议论。明明薛爱文是议论对象，那边的妇女却完全没有看他一眼。
这时在沉闷的轰鸣声中又增加了一种声音。是火车站职员的广播。
「海森堡到麦克斯韦的列车到站。重复一遍，海森堡来的列车到站了。」
对面的母女站起了身。身旁传来报纸被合上的声音，紧接着不礼貌的搭话者也站起来，向着进站口走去。与此同时下车的人也从相隔不远的另一个小门挤进来，用于控制门的开合的设施被挤得晃来晃去，不断发出咣当声。候车厅一时间变得相当燥热，一直以来有些无所事事的宪兵终于有了发挥作用的机会而走去，却在走近之前就因为下车人群已经全部进站而停了下来。薛爱文不知道其他车站是否是相同的构造，不过开始设想如果下车的人流能通过其他通道移动而不必进入候车大厅是否会更有秩序一些。
这时又听到有什么人大声喊着。是先前那个讨厌的搭话者；似乎在上车前遇到了些麻烦，现在还滞留在列车门口。这时的他正回过头来面向候车厅的方向，夸张地挥着手。
「肖阿冯——祝你好运——」
是薛爱文啊。被大声喊出错误的名字的人没有再去看他的动向，只是轻声叹息着。希望他最后能顺利上车。
下车的人群最前方已经移动到了候车厅的门口。注视着他们才发现门口摆放着一架钢琴。最前方是一个中年男子，手中牵着的大狗似乎对钢琴很感兴趣，站起身来用下巴敲击着琴键。这份对钢琴的好奇心过于强烈，以至于狗的主人在试图让狗继续向前走的过程中费了很大力气，差一点摔在地上，又被身后想要先一步挤出门去的人撞到，反而重新获得了平衡。人潮中也有一些没有跟着出去的，不过只有两三人，分散地坐下了。总体上经过这番变动候车室变得空旷了起来。
薛爱文对钢琴产生了兴趣。小时在学校里上过几节钢琴课，基础的曲调会弹一些，但一直没有施展的机会。等到人群走散后就走了过去。随着火车开远，轰鸣声也小了一些。薛爱文稍稍平静呼吸后试着碰触按键。
好硬。
是钢琴也有不同种类吗，总觉得这架钢琴按键所需的力度比记忆中要大不少。克服最初的问题后又发现掌握的半吊子的技法远不能连成完整的演奏，自信心严重受挫后还是回到了木质的长椅上。
有人走了过来，在身边就坐。
薛爱文回想起先前的搭话者，对身旁新就坐的男子产生了某种厌恶的情绪。明明这附近还有许多空座的。
「你是东方人吧。」
出现了，首先是关于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的问题。
「我有身份证明。」
薛爱文再次将身份证明取出给搭话者看。与上次不同，这次后者似乎对他手中的纸片很感兴趣。这样的话也许他就不会就姓名的问题问很多了。
「薛爱文，吗。果然是东方式的名字。」
结果下一个话题仍然是姓名。
「你要去哪？」
上次被问到这个问题时没有回答，这个时候薛爱文突然觉得想要说点什么。至于为什么会心血来潮地随口说一个地名，其本人也没有头绪。
「去伦敦。」
「要到对岸去啊。过隧道可不容易，特别是你这样的外国人。把身份证明拿好，会有用的。」
薛爱文不知道他口中的隧道指的是什么；原本也是无心之言，即使不理解也没有什么关系。
「我是从合众国来的。先去海森堡把帮朋友照看的孩子送回家去，然后赶火车跑到这里来了。真是够呛啊，在战争年代穿越国界线这种事。好在有停火协定，至少从海森堡到这里的列车可以运行。」
「停火协定？」薛爱文就关键词进行了提问。
「战争要结束了。合众国今天在拉格朗日登陆，士兵马上就可以回家过圣诞节假期了。合众国选在这一天加入战争是为了证明诚意吧；向哈布斯堡家和维尔纳的人。总之哈布斯堡已经赢了。」
薛爱文没有听懂。火车站遇到的谜之大叔口中所说的合众国的动向，距离薛爱文对时事的认知太过遥远了。
「顺带一提，你是…」
对身边的人产生了好奇。穿着毛衣和条纹西服，和其他人一样挤火车的男子为何会知道这些信息呢。说出疑问的同时薛爱文的手中被塞了一张名片。名片的主人站起身来望向墙壁上的挂钟，说出一句「我赶时间，就先走了」后就向着出口走去。
等到他走远后，薛爱文重新将身体放倒在椅子上。四周都没有什么人，有足够的空间供他躺平身体。天花板与之前没有什么不同。将手中的名片举起，小小的卡片上只有一行文字，除了姓名外没有任何信息，倒是和「名片」的说法意外地相符。是叫E·费米吗，刚刚的男子。
候车大厅里响起报时的钟声。18:00。
无所谓了。
窗外的天空早已是一片黑暗。薛爱文闭上眼睛，想要清空意识。这一次相当顺利，很快就觉得整个人漂浮在空中一般，难得地放松。
「所谓生命，正是被以负的流速封存的一小片时空。」
薛爱文重新想起了自己一篇论文中的结论。这也是他唯一一篇论文；在他那个国家，生物学家想做出不俗的成就并不容易。薛爱文也只是无数无名小辈之一。
漂浮状态因为想到了文字的片语而中断。薛爱文不得不睁开眼睛，重新适应那些不同于太阳的光线。总觉得这样会让眼睛受伤。与此同时大体上陷入平静的候车大厅中再次出现了一些声音。
与先前所有的声音都截然不同。尖锐，压迫感，使人难以保持理智。薛爱文此前没有听到过类似的声音，但大致也猜出了其含义。
防空警报。
那个叫费米的家伙不是刚刚才说了停火协议的事吗。可恶。
这样想着，薛爱文却没有采取相应的动作，仍然躺在原地，就连脖子也没有转动一下。
传来了一些人的脚步声。数量不多却相当有力，是宪兵的靴子踏在地上的声音。在催促滞留在车站内的旅客赶快离开。
呼喊的声音很快就散去了，看来是其他几排的椅子挡住了自己和宪兵之间的空间。薛爱文做出判断后仍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只是看着天花板，表情也没有什么变化。
紧接着地面开始倾斜。墙壁，窗户，天花板，挂钟，以相同的态势随着地面旋转。薛爱文感到身体的重量似乎变轻了一些，难得地露出了笑容。
1919年12月24日，范特霍夫旧火车站二层在空袭中坠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