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锦源：美元化形成机制与去美元化对策研究

摘要：文章基于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分析了美元化的形成机制、现实影响及其应对措施。从金融化角度来看，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黄金-美元体系、石油-美元体系以及制度-美元体系三个阶段；其中，制度-美元体系即全球金融化体系，是新自由主义制度下，以金融化为纽带实现的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融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融合，并在此基础上推动的美元国际货币权力进一步扩张；国际货币权力的扩张主要以美元化方式实现，而全球美元化通过商品金融化、技术金融化和制度金融化等三重金融化机制实现，其中商品金融化是全球美元化的形成基础，技术金融化是全球美元化的催化剂，制度金融化是全球美元化的根本保障；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美元化给外围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外围国可通过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防止技术金融化、充分认识新自由主义“三化”改革的危害等方式去美元化，中国须关注国家对本国金融权力的掌控，应把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作为去美元化根本战略。

美元化形成机制与去美元化对策研究

鲁春义 程恩富  晓锦源

一、引言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欧美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使得国际社会开始普遍质疑全球金融化体系中以美元为标的资产的安全性，黄金和大宗商品等将成为各国争相持有的储备。此时持有较多美元外汇储备的国家有两种方式维护自身利益，一是通过出售外汇资产购买俄罗斯等国的大宗商品，二是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以更多本国货币购买国外大宗商品，这都将导致美元通货膨胀。此时，美元化国家将遭受来自两个方面的损失：一方面，美元化国家将直接从美元通货膨胀中遭受损失；另一方面，美国采取的防通货膨胀政策直接影响美元化国家经济发展。事实上，已有不少关于美元化及其影响等方面的研究。

美元化现象最早出现在18世纪末，典型的案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美元化有多种方式：从美元影响范围来看，分为事实美元化、过程美元化和政策美元化(张宇燕，1999);从货币替代的角度看，分为货币替代、固定汇率和法偿货币三个层次(宋卫刚，2006);从功能角度看，有交易美元化、资产美元化、存款美元化等(李扬、黄金老，1999;Reinhart,2003;Mwase,2015),也有因套利而产生的美元化(Geng,2018);根据主导者不同，可将美元化分为官方美元化、半官方美元化、民间美元化等(蔡辉明、易纲，2003);如果按照程度划分，可分为完全美元化、部分美元化以及高、中、低美元化等(Husain,2006)。多数西方经济学者认为，美元化对中小发展中国家(比如阿根廷、厄瓜多尔等)有降低通货膨胀、稳定金融市场的功能(Mary,2008),而且对新兴经济体有稳定经济政策、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功能(Naceur,2015;Mendoza,2017)。

关于美元化的原因，有学者从通货膨胀、外部冲击以及汇率变动等角度进行研究。通过对拉美国家美元化的案例研究发现贷款美元化和存款美元化相互影响，存款的美元化促进了贷款的美元化(Luca,2008;Nendis,2009;Asel,2010;Escribano,2011);国际货币体系转变过程中，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不断提高，此时外围国的恶性通货膨胀以及货币大幅度贬值促使这些国家的美元化(何曾、梁晶晶，2015);全球市场的外部冲击会影响经济体的美元化，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是促进资源型国家美元化的重要因素(Catao,2016);一些学者通过构建投资组合模型进行分析发现，部分欧洲或中亚经济体美元化的原因是由投资者套利驱动(Geng,2018);对于中亚国家而言，苏联解体导致的经济衰退是其高度美元化的直接原因(王炜等，2018、2019)。

从形成机制的角度来看，西方经济学者在自由市场制度框架的假设下，运用货币需求理论构建预留现金模型、交易费用模型等，研究流通领域中存在多种货币之间相互替代的作用机制，指出美元化的关键是持有美元资产获得的长期高收益率(韦伟，2003);与西方经济学者认为美元化成本是短期的，但能获得中长期的收益的观点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通过构建存量—流量一致性模型指出，由于美元化国家无法使用汇率政策调节国际收支失衡，从而经常账户的恶化使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下降(Izurieta,2003);对在瑟尔沃模型基础上构建的美元化经济体增长模型进行分析发现，美元化国家的稳态经济增长率低于拥有主权货币国家的稳态经济增长率，而且美元化国家的经济增长相当不稳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美元化国家更易陷入债务陷阱(Missaglia,2021);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美元化是美元国际货币权力扩张的主要途径，美国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等经济政策，加剧了美元化国家的困境(任传普、程恩富，2021;巩潇然、赵敏，2021;孙立冰，2021)。

其实，在俄乌战争之前，由于次贷危机的发生，“去美元化”已成为全球热点。一般认为，由于美元化会削弱或消除一国货币政策以及汇率政策有效性，带来金融不稳定，导致金融风险增加，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上升，因此条件允许的经济体应尽快实现去美元化(Kokenyne,2010);对亚洲区域的研究发现，人民币是影响亚洲汇率波动的重要因素，其将成为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重要一极，因此成为去美元化后可选国际储备之一(Fratzscher,2011);针对新兴经济体的研究表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特权的滥用是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因此须尽快实现储备货币多元化(Fratzscher et al.,2013)。

一些学者聚焦美元化国家去美元化经验。研究表明，已有十几个国家①通过放宽汇率浮动区间、提高本外币存款利差以及外汇贷款利率等宏观政策，结合提高外币使用标准和外币存款保险费等微观措施，有效地实现了完全去美元化或部分去美元化(Cayazzo,2006;Kokenyne,2010)。东南亚国家②正在通过一系列措施提升本币吸引力以降低本国美元的使用率(Kubo,2017),尽快实现去美元化。部分“一带一路”倡议国家，通过与中国货币合作，逐渐推进各类交易的本币计价，为去美元化打下基础(Linn & Zucker,2019)。值得关注的是，美元化对我国影响的研究表明，国际经济往来中的美元化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福利产生较大负面影响，降低美元化程度能够削弱外部冲击，促进本国实体经济发展，大幅度改善社会福利(王胜、肖泽亮等，2022)。

可见，已有文献关于美元化的研究，主要以案例或实证的方式分析其含义、产生原因、发展过程以及带来的影响，对考察理解美元化问题有重要意义。但是，这些研究主要采用西方经济学方法，难以涉及到美元化的本质，尤其是对美元化形成机制的研究，仅在经济人等极端假设基础上分析，缺乏对社会制度环境转变的考虑，其结论容易背离现实。本文从马克思主义金融化理论入手，分析美元化的本质及其形成机制，对去美元化战略选择具有一定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