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宋朝的 苟且性格

 何为“苟且”？

　　 苟且的问题本是宋人自己发现的。

　　 嘉祐四年（1059）三月，欧阳修称：“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颓堕宽弛，习成风俗，不以为非，至于百职不修，纪纲废坏。”（《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

　　 熙宁变法的主角王安石表示，其变法就是针对苟且之势：“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临川集》卷四一）

　　 朱熹也说：“亦是当苟且废弛之余，欲振而起之，但变之不得其中尔。”（《法制》）

　　 因循末俗之弊带来的就是精神之运的沉落、士大夫官僚集团耽于空名而不务实事。

　　 “精神之运不加”一语击中了命脉。

　　 在众多批判中，叶适的反思最为透彻，高度概括了整个宋朝的缺陷：

　　 “本朝之所以立国定制、维持人心，期于永存而不可动者，皆以惩创五季而矫唐末之失策为言。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而又文之以儒术，辅之以正论，人心日柔，士气日惰，人才日弱，举为懦弛之行以相与奉繁密之法。…靖康以后，本朝大变，乃与唐末、五季同为祸难之余，绍兴更新以至于今日；然观朝廷之法制、士大夫之议论，提防扃钥，孰曰非矫唐末而惩创五季也哉？”（《法度总论二》）

　　 一面是儒术文治使宋人心性柔弱怠惰，另一面是专制法禁过甚过严，致人人皆以懦弛的品性与繁密的法禁周旋，尤以小心翼翼、因循苟且为保身之策略。而南宋的法制，士大夫的议论，对国家权力关要尤其提防，矫枉过正而趋之保守紧缩。

　　 文治是“仁治”吗？与专制法禁完美结合的文治，恐怕是赵宋创造的更精致的“儒法一体”的统治术而已。看看新、旧党几十年互相迫害的历史，详细了解一下宋代文官政治斗争的内幕，对宋人“精神之运不加”会有深刻的认知。

　　 从宋人自我批判的论述看，其心性包括循默苟且、颓堕宽弛和耽于空洞。

　　 后来王夫之则用一“弛”字概括这种苟且委顿的总体大势：

　　 “宋自神宗而事已难为矣。仁宗之弛已旧，仍其弛而固不可，张其弛而又已乖。然而酌其所自弛以渐张之，犹可为也，过此而愈难矣。安石用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神宗急进富公与谋，而无以对也。宋之日敝以即于亡也，可于此而决之矣。（《宋論·神宗三》）”

　　 就是说，宋朝之亡，乃“弛”（苟且）势因之。

　　 苟且是一种心理性格，它的基本意义是只顾眼前，得过且过；草率，不认真；马虎，敷衍；勉强。

　　 苟且是中国人的一大本性，它源于“出死入生”的农业民族根性，这是一种“活命哲学”。中国人视生命和稳定为最高原则，可以牺牲其他，尤其是精神上的价值，包括勇敢、独立、自由、尊严、快乐、平等、公正、理智等。在苟且心性系统里，常常用好死不如赖活着、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态度来表达其价值观。

　　 苟且是不择手段地暂时求存，不惜为奴，遗忘耻辱。努力修炼自己以柔软的姿态接受任何不堪甚至灾难。它更包括无所作为的态度，道家即宣扬这样的人生哲学。

　　 苟且性格与懦弱、委顿、因循、短见、偷安、贪欢、奸巧和奴性等心性融合成一个人格系统。其根本在于私和患、懦和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