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史学】从博雅（Artes Liberalles）到研究（forschen）——洪堡改革与洪堡精神

前言：本文是下个月会更新的“史学名家志”兰克传的先导文，有助于理解兰克“如实直书”等著名理念的形成和流传。本文介绍了柏林大学及其“洪堡模式”的命运，该模式诞生于19世纪初威廉·冯·洪堡的改革时期。这种模式强调学术自由、研究活动和国际化，如今，这些已成为现代大学教育的基本原则。洪堡模式在当时是对传统欧洲大学“博洛尼亚模式”的一次超越与升华，后者侧重于被动知识获取，培养特定职业的毕业生。相反，洪堡强调个人全面发展的必要性，强调研究探索与刨根问底。今天，洪堡式教育模式继续影响着世界各地的现代大学，然而，它也面临着挑战和批评，尤其是关于权力集中在教授手中和缺乏行政管理的问题。因此，欧洲大学开始告别洪堡，实施了新的管理结构，例如全职校长和行政委员会，以确保更大的问责和透明度。

我们都知道，早在11世纪末，欧洲就建立了最早的大学：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à di Bologna）是排头兵，然后是闻名遐迩的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等。当时的大学以“通识教育”（或称博雅教育，拉丁语：Artes Liberalles）为纲，也就是说要点有二：“通识”与“教育”。通识的主要内容是“自由七艺”——语法、修辞、逻辑、几何、算术、音乐和天文学。单独把“教育”拎出来则是要强调，对于中世纪大学的教师，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是分离的。这不是说此类大学中完全没有研究活动，毕竟世界上最早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的产生，就与对当时新发现的罗马法文本做注释有关。师生们聚集在一起围绕如何注解罗马法条文做讲授和讨论，本身也是一种研究行为。可是，从事这种研究活动不是对大学教授的必然要求，教授的科研是可做可不做的，他们的任务首先是传播知识。在主流观念中，大学以外的各类科学院才是生产新知识的地方。

德国的大学教育也源于中世纪，虽然这些大学的成立时间普遍比意大利、英国、法国等地晚，但在数量上却占优势。到1700年，德意志地区曾经有过40所大学。在德语区，最早的大学是维也纳大学、海德堡大学、科隆大学、莱比锡大学等。由于当时的德意志四分五裂，政治上百国竞争，信仰上新教和天主教的对立，使大学愈发承担起各邦诸侯和教派储才之能，当然也是争夺的焦点。

不过，以上大学都属于现代大学的“博洛尼亚传统”，19世纪出现的洪堡模式，特别是“洪堡改革之子”柏林大学开辟了现代大学体制的第二渊源，赋予了大学新的属性。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创立的柏林大学被尊称为“现代大学之母”。洪堡改革下的柏林大学是对欧洲中世纪传统大学的超越与升华，其“为科学而生活”这一崭新的大学理念在大学发展史上引起了革命性变革。正如洪堡所说：“科学研究对于培养一个人的创造力，使学生更有效地学习也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现代大学还应该为研究留有一块‘为科学而科学’的空间。”

在柏林大学建立之前，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等少数几所德国大学已具备现代研究型大学的雏形，但其他大学的发展相对滞后。拿破仑战争致使许多大学倒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被打傻了的普鲁士政府决定借此机会在柏林建起一座新式大学，召集知识分子献策。施莱尔马赫在《德国式大学随感》（1807）中指出，大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独立从事研究（forschen）、发现和表现（darstellen）的能力。洪堡的观点更为直接、脱颖而出，他在《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外组织》中宣称：“高等学术机构还有一个特点：它始终把科学当作一个还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因此也始终处于研究（forschen）状态中······因此称之为高等学术机构的要摆脱政府的一切形式，只能把人的精神生活、外在的悠闲和内在的追求导向科学和研究。”

洪堡的教育理念起于对旧人文主义精神的扬弃，使用的工具是实践德意志文化的“Bildung”传统，即内心的自我塑造。旧人文主义承认人的价值，每个人在他或她自己的身上都是有价值的。人的尊严的基础就是因为只有人才具有的潜在能力，即创造和交往的能力。要解放这些能力，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是教育，第二是个人的自由。洪堡的教育理念便是以“人”为中心，把人的思想从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人文主义的传统中最重要的特点是对人和教育的理解，这一传统在德意志启蒙运动中得到了发扬，也受到了再审视。那就是在洪堡的观念中，Bildung的意思是个体为了塑造自己以实现自己个人潜能的自我教育，在当时语境下有点像汉语里“陶冶情操”的“陶冶”。

洪堡在《国家行动的界限》(Ideen zu einem Versuch die Grenzen der Wirksamkeit des Staats zu bestimmen)这本著作中最先对这个概念进行了详细的陈述,后来的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亦引用其“自我塑造”的相关观点，影响可见一斑。这个概念的使用让洪堡将自己视为有别于旧式人文主义的“新人文主义教育家”，德国人则更愿意自豪地称其为“洪堡精神”。德国大学就此摆脱西欧大学完全通过被动接收知识培养学生成为“自由人”的机械观念，开始注重诱导学生与老师一同主动实践人类理性，也就是进行“研究”活动。

1809年2月，洪堡被施泰因男爵（Freiherr von Stein，施泰因简直是普鲁士伯乐，还提拔了兰克，之后也会在视频里出场）任命为普鲁士文化与教育部负责人。有了注重学术研究的理念后，洪堡改革的第一要务就是确保这种学术研究得到保护和支持，途径就是确保学术的自由。为此，洪堡不惜给予教授绝对的权威和地位。教授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教材，制订教学计划，确定教学方法。学生可以自由地选择学校、教授和课程，自己制订学习计划。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最好地保证大学完成教学和科研两大任务，因此“学术自由”成为大学的核心。

除了学术自由之外，洪堡改革中的柏林大学还强调了学术交流和国际化。洪堡认为，大学不仅仅应该是一个教育和研究的机构，更应该是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他主张大学应该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和教授，促进学术交流和合作，从而推动整个世界的文化和科学进步。在柏林大学改革中，洪堡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科学家担任教授，这些教授不仅仅带来了新的学术思想和理念，还将柏林大学的新理念带向世界。

当然，洪堡模式与洪堡精神的光鲜亮丽之下，仍存在隐患。学术自由的代价就是教授在教学和科研方面享有绝对的控制权。以研讨班为基础的研究所成为教授私人的学术城堡，形成了成千上万的小型知识垄断组织。大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就注重用研讨班这种面对面讲授的小班模式培养门徒，此类“习明纳尔”（Seminar）在20世纪初的东亚名噪一时，被民国学者引为学术时髦。（“习明纳尔”这个音译显然就很有民国风格。）此外，教授还负责研究所的资金分配、课程设置、科研事务，并组成学术评议会来管理学院一级的学术事务，推荐空缺讲座职位的候选人，以及选举大学校长。因此，这种大学也被称为“教授大学”。这种基于任务分配形成的治理结构，使国家和教授成为大学治理中的权力主体，而中间的院校管理层却没有实质性的权力。校长更是名不副实，不再是一校之长，而只是挂了个特殊头衔的教授。“校长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如今的德国早已开始告别洪堡模式，让洪堡这个革新者的理念也遭到再扬弃。1976年西德颁布的 《高等教育法》 首次规定了大学的领导结构，参照美国模式明确大学校长/校长委员会必须全职负责学校的学术和行政管理事务，对内对外统一代表学校。巴符州（巴登符腾堡州，Baden-Württemberg）的《高等教育法》更明确：“校长委员会负责基本法中规定的所有事务以及基本法中未规定的其他事务。主要包括制定大学发展规划 （人事发展规划和大学建设规划）、起草预算草案或起草经济计划、通过建立和使用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各项评估等17项权限。”

总之，洪堡改革与改革之子柏林大学是现代大学特质的重要渊源，也是德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如果说博洛尼亚模式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具有实用价值的专业人才，这些专业人才能够胜任教会、政府、商业等领域的工作，以推动社会的发展。那么洪堡模式的教育目的则是为了全面发展人类的智力和精神，强调个性化和学术自由，以培养具有广泛知识和深刻人文素养的全面型人才。洪堡的教育理念和改革思想，以及柏林大学的办学模式和机制，对全球教育和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强调学术自由、注重研究活动和国际化的教育模式，已经成为现代大学难以割舍的办学理念。同时，洪堡精神也在德国的教育、文化和科学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成为了德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是洪堡精神正在遭遇时代的考验，当时的新体制也会是当下的旧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