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澶渊之盟 宋辽金之间的战争的思考

宋辽之间的战争，宋太祖之时，依靠拥有丰富军事经验的禁军将领，兼领节度使，驻扎北部，当时北汉未灭，宋辽关系稳定。在太宗，真宗朝，不只有高粱河之战和雍熙北伐这两次大规模战役，宋辽之间的高中低烈度的战争频繁爆发，从这些战役中，宋辽投入的士兵都是几万人的规模，几千人的规模，前线军事将领的军事指挥权并没有受到限制，在这些战争中宋军是败少胜多。 辽是第一个具有游牧和农耕混合经济的政权，不同于西汉时期的匈奴，北魏时期的柔然，唐时期的突厥，其军事动员能力，军事战斗力与中原王朝的北宋处于同一水平。 1004年辽朝萧太后与辽圣宗率领十几万大军南下，在突破了宋朝的防线之后，到达澶州。辽军突破宋军防线，但宋军的有生力量并没有被歼灭，而是被分割。这是因为宋朝一直没有在北部设立最高的军事指挥官，进行统一指挥各个部队，而不是宋军的军事实力弱，这也是当时人们所认识到的，这是因为要革除五代藩镇割据之乱而造成的，在募兵制的体制下，如何防止地方割据，这一军事制度在宋代是一步步的建立起来的，在宋与西夏的战争中，通过中央派遣高级文官担任地方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扭转了战争初期的不利形势。 辽军南下的意图是求和，频繁的战争，军事将领的权力的扩大，对辽的皇权存在威胁。而且辽没有足够的实力灭宋，试图通过以战迫和，而宋也存在主和，这是因为频繁的战争，让北部河北路和河东路遭到严重损失，尤其在经济重心南移完成后，北方各路，包括军事后勤都高度依赖南方的赋税，频繁的战争也在加剧全国的赋税负担。 经济重心在南方，军事重心从西北转移到了东北，而政治中心现在在黄河下游，由于无法收复燕云地区，难以实现政治重心与军事重心合而为一，这也是北宋一直没有在北方设立最高军事指挥权，进行有效防御与进攻，需要皇帝亲征才能统领各路军队，才能开展大规模战役。这也是元明清定都北京的重要原因，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的原因之一，政治中心与军事重心合一，可以由皇权直接有效统御最强的军事机动部队，不在设立最高军事将领，避免藩镇割据的隐患。 北宋灭亡，与所谓重文轻武，军事实力衰弱关系微弱，一是在宋徽宗时期，长期由宦官掌握军队，文臣与武将在军事决策中的话语权降低了，二是从金军两次南下的军事部署，和宋军的抵抗看，在重镇太原和大名府，金军都遇到了强有力的抵抗，尤其是太原，在金军第一次南下，在兵临开封城下，宋能与金军和谈，就是太原依然在北宋手上，在第二次南下时，金军加强围攻，坚持半年多时间的太原，在外无援兵的情况下，陷落。攻陷太原，金军急派重兵攻下潼关，阻止陕西各路的援军，另一方面与围攻开封的金军会合。 宋朝在金军南下时，在干什么呢。宋朝统治阶层出现了宋徽宗与宋钦宗的权力斗争，这极大了影响了宋朝备战和抵御金军进攻。在第一次抵御金军南下，主战派为代表的李纲指挥开封保卫战，大批勤王部队救援开封和袭击金军补给线，使宋朝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但是接下来的徽宗与钦宗的皇权之争，主战派被贬谪，主和派掌握了实权，主和派妄图以妥协退让换取金军退让，在第二次金军南下时，整个开封只有3万正规军，开封的陷落只剩时间问题。那么援军呢，在金军第一次南下撤退后，遣散了，而且部分勤王部队拥兵自重，徘徊不前。北宋灭亡也与宋收地方之兵权无关，恰恰是开封军队少，导致了陷落。北宋末年在经略幽云地区时，严重缺乏长远规划和存在严重战略决策错误，收复幽云地区在北宋君臣眼里如此重要，在实施的过程中却又如此错误连连， 在1005年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后，宋辽维持了百年之久的和平局面，双方在各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收益，这在历史上，也是十分少见的。首先要指出的是，宋在盟国辽被金攻打时，不是支持辽军，反而与金军一起灭辽，一国君臣，宋徽宗君臣失信于人，失去辽的信任和屏障，这是在宋辽金外交的严重失误，另一方面军事部署的严重失误，在开封缺乏足够数量的战略预备队应对突发情况，在北宋后期军事部署的主要地区为陕西各路前线，没有及时调整战略方向。在前线太原和河北大名府等地没有及时增加兵力强化防御工事，应对金军毁约突袭，和前线失利的意外情况，这不是多此一举，当年能够签订澶渊之盟，关键的一点是辽军虽然直达澶州，但河东和河北后方各重镇依然在宋军手上，具有战略主动权。 开封陷落以后，宋徽宗和宋钦宗等皇族被金军俘虏，北宋太宗的血脉只剩宋高宗赵构一人，是继承皇位的唯一一人，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金军要一直追杀赵构，赵构一直在逃跑。俘虏赵构，可以瓦解重建宋朝的意志，宋太祖的后裔因为血缘疏远，更难以抵抗。如果赵构不跑，那就是明末的结局，各宗王称帝内斗，死于屠刀之下。还有就是宋代内地的大多数州镇是没有城墙的，是不可能抵挡进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