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标题 王小亭：拍下《中国娃娃》后被日军追杀，他与婴儿都活下来了吗？

1937年9月15日，美国各电影院放映了一段来自地球另一端的中国的16毫米黑白胶片。《History of the Newsreel》（新闻片的历史）中使用了这样的文字描述这段黑白新闻片：

“新闻片王在1937年9月拍摄了日本（空军）在上海对南站的轰炸，其中包括在杂乱地上一个哭嚎的儿童（曾被说成是摆拍，但未能证实）。

这一镜头已经成为远东冲突的著名标志，据说已经有一亿三千六百万人见过它。它的发行结果为，有报告显示日本政府曾经出价五万美元悬赏王的项上人头。”

这里面提到的“新闻片王”，名叫王小亭，是国内第一位真正的职业新闻摄影记者。

他所拍摄的这段黑白胶片中，有一帧被截下来作为照片，登上了全美国的报纸。

这张年幼的孩子在爆炸后的废墟中大声哭泣的照片，以《中国娃娃》之名，让全世界看到了日本侵略者在华夏大地上的暴行。

王小亭

在美国销量最高的杂志《生活》周刊1937年10月4日的102至103页上，刊登了这张王小亭《Shanghai baby》的照片（新闻网译为《中国娃娃》），此外还刊登了几张“中国娃娃”和其他爆炸受害者的爆炸照片。

美国舆论界为之震惊，全世界为之震撼。后来，有许多人认为，这张照片是美国民众从支持到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关键之一。

有一个小案例可以证明这一点：1943年宋美龄在美国、加拿大等地进行宣传演说后，美国新泽西州东奥伦奇市的一名妇女给她寄去了一张三美元的汇票和一张剪报。

王小亭摄影照片

在信中她说，她的三个女儿每人凑了一美元，捐赠给照片上的苦命小孩。这张剪报上的照片就是王小亭所拍摄的《中国娃娃》。

这张照片的实际拍摄时间并不是1937年9月，而是8月28日。此时的上海早已不是人们熟悉的“十里洋场”的繁华景象。

这一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对中国进行了全面入侵。一时间，上海人心惶惶。

日军踏过卢沟桥

面对外敌入侵，许多上海民众开始逃离上海，王绍华夫妇也在其中。一年前，他们刚刚拥有了一个宝贝儿子，取名为王家升。

这个小资之家在上海生活得还算滋润，但所有的平静与安宁都因为战争而被打破了。8月28日这一天，王家人来到了上海南站，准备逃到桂林，远离战争。

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一天也是日军策划轰炸上海南站的日子。

被炸毁前的上海南站

这一天，日军一共16架（也有资料记载是12架、8架）日本轰炸机飞临上海上空，对着上海南站这一重要交通枢纽发动了轰炸。

《立报》这样记录了这段轰炸：“站屋、天桥及水塔、车房当场被炸毁，同时在站台候车离沪难马均罹于难，死伤达六七百人。死者倒卧于地，伤者转侧呼号，残肢透露，触目皆是，血流成渠……景象之惨，无以复加。”

轰炸当天，王小亭第一时间赶往这一“血流成渠”的可怕地域，克服心理上的恐惧，以中国新闻摄影记者的职业素养和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爱国心，在其中拍摄下了一组轰炸后的惨景。

这张极具控诉力的，一个浑身鲜血的婴儿跌坐在断壁残垣之间大声啼哭的照片，便拍摄于此时。这个婴儿，就是刚刚一岁的王家的小儿子王家升。

化为废墟的上海南站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到中国的新闻摄影记者，就必须要提到王小亭。

在他出现之前，报纸上虽然已经开始刊登照片，却大多是由照相馆的摄影师拍摄，或记者凭借兴趣拍摄。

他的出现，让中国第一次有了职业的新闻摄影记者。这个北京青年专程留学美国学习摄影，并在英美公司电影部担任了两年的摄影师，后回国成为了职业记者。

他完成了新闻报道中的照片从“配图”到“报道”的转变。王小亭所拍摄的图片不需要额外的文字，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和能量传达信息，表露内涵。

这一点，从他1923-1925年间随每周探险团赴内蒙古、新疆、西藏等地考察时所拍摄的《王海升（王小亭原名）探险记》中就能看出。

王小亭

在西北的这段探险并不如我们今天的旅游一样轻松。那时京兰、兰新之间没有铁路，只有羊肠小道。再加上高寒积雪、饮食缺乏、贼匪出没，都使得这段采访经历十分困难。

苦难换来的是出色的新闻。这段经历中，王小亭拍摄了大量的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现状，以及我国边疆壮阔的自然景象。

因在新闻摄影方面的出色表现，1925年起，他被万国新闻通讯社聘请为摄影记者。此后他的照片从生活方面的摄影纪实，更多地转变到了顺应时代呼声的战争记录。

在处理照片人物方面，王小亭格外有技巧。如拍摄1927年1月武汉人民声势浩大的反英运动时，王小亭亲临运动现场，拍摄了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镜头。

其中有一张照片的画面可以被一个锐角三角形分成三部分：下方是无数中国示威群众，上方是荷枪实弹的侵略者，中间是一名顶天立地的中国人，在严寒中脱光了上衣，占成“大”字形直面枪口发表演说：“我等乃无枪者，但不肯被压迫！”

北伐战争期间，王小亭又跑到了两军阵前，有的时候在地上，有的时候登上飞机，不停地采访和拍摄。

王小亭摄影作品

在《汉口国民政府阅兵台上之妇女》照片中，他将北京的党旗、国旗和孙中山像等都做了模糊处理，在场所有的男人都在画面中处于次要地位，只有三位战力的妇女形象异常高大清晰，表现出了“妇女当家作主”的感觉。

日本侵略中国的意图日益明显后，王小亭毅然踏上了一条危险的战地记者之路。

1928年日本制造出济南“五三”惨案后，他赶赴济南，在日军的监视下拍下了日军对中国平民的暴行，其中有十几张拍摄被日军残忍杀害的中国同胞的照片。

这些血淋淋的照片被刊登在《良友》画报第26期上，成为日军侵华的铁证之一。

1929年，他又拍摄了两件大事：其一是拍摄了从北平到南京的盛大的孙中山奉安迎榇活动；其二是在河南前线拍摄了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的蒋冯战争，以《西北战事真相》为名。

随着他的声名鹊起，1930年，王小亭被《申报》聘请，担任新闻摄影部主任。随后，他的相机里记录了更多战争时代普通人的苦难。

其中最有名的一组照片当属他在锦州前线所拍摄的照片。“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王小亭不顾战火，奔赴锦州前线开始了自己的战地采访。

他从入关的“咽喉要道”锦州开始，一直走到了辽河西岸的大虎山前线，真实记录了这一段历史。

这些照片被筛选后刊登在了1931年12月20日《申报》“图画周刊”第82期整刊上，总共包括8幅新闻照片。

这些照片真实记录了日本在东北的残暴行径，也记录了东北军并没有彻底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他们英勇地抗击了日本侵略者，并非不放一枪就放弃了这篇黑土地。

“1·28”淞沪抗战爆发后，王小亭又来到了上海拍摄这一阶段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如今我们能够找到的大部分淞沪会战的照片，都出自王小亭之手。

如《东方图书馆被焚》、《四处投弹之日本飞机》、《被日军残杀之同胞》等等，都是王小亭的手笔。

为了拍摄这些照片，王小亭与自己的同事化装成菲律宾司机，深入到最前线拍摄战事照片。

这些照片被编纂成《战地摄影》特刊，成为了一个特殊的“冲锋号”，鼓励军队与民众参与到“救亡图存”的抗战当中。

《上海摄影史》这样评价：“在上海抗战的历史上，王小亭留下的光辉的一页。”

光辉的背后是阴影。王小亭的照片太过纪实，自然会引起日军的不喜。特别是《中国娃娃》的照片，得到了一亿多人的观看。

这个数字并非虚妄，《中国娃娃》照片送给外国新闻社后，经美国报业两大巨头之一——赫斯特报业旗下的多家报纸发出，他们有2500万固定读者。后来又有800余家美国其他报刊转载，总计读者也能达到400万左右。

再加上外国报纸的转载，“当时新闻”的新闻片放映等等，总共观看达到1.36亿是经过较为系统的估算的。

引起全世界范围内的震动之后，王小亭更是受到了来自日军的死亡威胁。

诚如美国《新闻片的历史》中所说的那样：“有报告显示日本政府曾经出价五万美元悬赏王的项上人头。”

王小亭

日本政府所做的不仅仅是通缉王小亭，他们更不遗余力做的是抹黑这张照片，试图用谎言掩盖真相。例如，他们曾经谎称所轰炸的不是上海南站，而是一片军事设施。

事实上，这也是日本政府原本准备好的轰炸南站的借口。这一天，他们谎称“中国军队”聚集于上海南市，将对这一地区进行轰炸。

但是，英国商人在上海办的《字林西报》很快“打脸”了这个说法：“该报记者证实，南市街巷没有任何一名军方士兵。”

被“打脸”后，日本政府又辩称自己是“误炸”，诡辩称飞行员错把火车站看成了军火库，把候车的难民错看成了正在调动的中国军队。

被炸毁的上海南站

这个说法更是错漏百出，且不说上海南站作为难民疏散点早已是众所周知，火车站与军火库之间的差距有多大，乱糟糟、拖家带口的难民，与训练有素的军队差距又有多大？

这话说出来，任谁都知道日本政府是在欲盖弥彰！

眼见无法否认轰炸南站的事实，日本政府又开始攻击这张照片。日本右翼势力在构图和摄影理论上大做文章，通过一大通似是而非的分析，歪曲称这张照片是特意摆拍的，还说是在轰炸几天后特意摆拍的。

还有“证人”出现，称王小亭是从一个妇女手上，花钱把儿童放在地上打了一下，趁其嚎哭时拍下了这张照片。

种种污蔑说法不一而足，充分诠释了什么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被炸毁的上海南站

美国《Look展望》杂志曾经专门驳斥过这种观点，他们从已经放映过的新闻片中翻印出了部分与“中国娃娃”有关的过程照片，总共找到了五张。

尽管这些照片中间还有“断档”，难以形成一个连续的过程，却已经有力地驳斥了所谓“从一个妇女手中买来孩子”的说法，以及“轰炸几天后摆拍”的谎言。

即便没有这份专门的辟谣，从照片中我们仍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细节，如躺在铁轨上的、没有腿的儿童尸体。这样的情景，如何能是“摆拍”能做到的呢？

面对照片在世界上引起轰动，自己的名字也传遍世界的“大红大紫”，以及日本方面不停地施压和谎言，王小亭本人的情绪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

据他的儿子王健龙回忆，当年身处炮火中的上海，差不多每天都遭到日本人的轰炸，有时候一天会轰炸很多次。

父亲王小亭每天扛着拍摄新闻纪录片的电影摄影机，身上还挂着四五个照相机，奔走于各个战区之间。

回家的时候，有时候很兴奋，有时候却连话都不想讲。他说：“父亲每天拍摄那些他看到的已经死亡和正在死去的人，心里非常难过。”

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去拍摄四行仓库八百战士血战时的场面。

电影《仈佰》也记录了这段历史：第88师262旅524团团长谢晋元奉命在四行仓库执行阻击任务，以区区八百人之力与日军血战四天四夜。

当时隔岸观战的中外人员记得，枪林弹雨之中还偶尔有一个拍摄的身影，那就是王小亭。

王小亭拍摄的四行仓库保卫战

王小亭拍摄的四行仓库保卫战

王小亭拍摄的四行仓库保卫战

在王小亭自己的回忆中，1937年这段战事拍摄并不是一段令人愉快的回忆，让他声名大噪的上海南站拍摄也是如此。

“铁轨上、站台上到处是炸死炸伤的人，断肢残体处处皆是。只是由于工作，才使我忘了所看到的东西。我停步装上片子，看到脚下的鞋子已经满是鲜血。”

“我穿过铁轨，以燃烧着的天桥作背景拍了好几张全景。这时，看见一个男子从轨道上抱起一个幼孩，把他放在站台上后又回去抱另一个重伤的孩子。孩子的母亲已经死在铁轨上。我再拍摄这副悲惨的情景时，听到有架飞机又飞回来了。我迅速对着那个孩子拍完了剩下的胶片，然后向孩子跑去，想把他带到安全的地方去，但孩子的父亲回来了。”

王小亭拍摄的上海南站大轰炸

这段回忆是照片真实的拍摄背景，却也沉重地记录了上海南站被轰炸时的惨象。

从这段凄惨的景象中，我们可以略窥整个上海当时的情景：家国陷落，普通群众逃脱无路，敌人的飞机始终在上空盘旋，没有人能保证下一秒自己的生命还是鲜活的……

身处这样的环境中，王小亭又是一个专门用照片语言记录事实的人，他的心情自然好不到哪里去，也根本顾不上什么“摆拍”的传言。

何况他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淡然的人，对这些外界的声音不怎么在意。

王小亭描述中，所拍摄到的另一个小孩

台北资深摄影人姚琢奇曾经表示：“我们也跟他开玩笑，这张照片是不是安排的？他（王小亭）说你去安排试试看嘛。”

其实圈内人都知道，只有“外行人”才会对有成就的著名照片作无聊的推测。

理屈词穷，又恼羞成怒的日本政府将帐算在了拍摄照片的王小亭身上。他们以“为了反日宣传而伪造的照片”为名，开始悬赏高价缉拿王小亭，日本特务四处搜捕他。

幸好王小亭早年为英美公司服务，有一定的人脉，这才在英租界当局的情况下出逃到了香港，逃离不测。

此后有关王小亭新闻摄影作品的消息也越来越少。1950年后他定居美国，偶尔会前往中国台湾从事照片或者纪录片的拍摄工作，拍摄了《章嘉活佛火化》、《台湾樱花盛开》等记录短片。

王小亭

直至如今，一提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摄影师，王小亭的名字必然在列。

他所拍摄的《中国娃娃》照片被美国《时代》周刊列为年度十大事件之一，是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少有的接触人数能过亿的照片之一。

对此，王小亭是骄傲的：“我整天奔走拍摄，尝试用镜头记录下动荡的中国社会。”

毫无疑问，他不仅做到了，而且还超额完成了。他让世界看到了动荡的中国社会，并且为中国的抗战事业争取到了国际支持。

那个被他拍摄在照片中的婴儿，成为了上海火车站大轰炸中唯一一个幸存者——他的父母早已被炸死了。

不久后，他被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搜救队员救出，找到他时这个一岁的小婴儿浑身是血，有的伤口被煤灰覆盖，有的伤口都已经化脓了。

搜救队长对记者说了这样一段话：“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获救的中国人真的不多。”

尽管被轰炸的时候年纪还很小，但战争依然给王家升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被救后他来到了俄罗斯，后来在俄罗斯生活。

根据有限的信息我们得知，王家升仍然在世，如今退休在俄罗斯安度晚年，算算时间，老人家已经86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