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兹中国》摘录7-第六章 ：国家与历史之间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葛兆光著，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2月1版 2013年7月5印
第六章
国家与历史之间
——从日本关于中国道教、日本神道教与天皇制度关系的争论说起
引言 小问题引出大话题
古代中国道教是否影响过日本神道教？古代中国道教文化是否影响过古代日本的天皇称号？中国道教与日本神道教之间有什么异同？
中日文化交涉史上对这些问题争论八十年，是否说明历史性的学术话题背后，始终有现实性的政治因素？
不同国家的历史学家对同一个历史现象有如此巨大的评价差异，显然背后有不同的立场、心情和思路，那么，日本的“中国学”是否首先应被看成“日本学”？
中国学者是否能够“同情地了解”日本学界，并反身回看自身的学术史，对学术研究的民族性与国际性有深入的理解？
一 二“福”争论，争什么？
东京大学福永光司：
“天皇”这一称号实际上来自中国道教
早稻田大学福井文雅：
批评福永光司对“道教”定义不清
“日本古代史像的转换”：
自从西嶋定生提出日本受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大领域（汉字、儒家思想、律令制国家、佛教）以来，日本学界大体上都承认，在日本史中这一部分“中国元素”的存在。
但是，传统的日本学界在古代史上有两个关乎日本文化主题的地方似乎不易动摇：
日本文化是独立文化。
神话的“天皇”历史（天皇万世一系，天皇制度、称号、神圣家族是纯粹的日本产物）。
二 津田左右吉及其对中国道教的判断
津田左右吉（1873-1961）：
曾被称为“最大的东洋学者”，研究领域横跨日本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与宗教。
他的著作一方面深受欧洲历史学的影响，另一方面日本中心主义立场相当强烈。
津田左右吉认为，中国尽管对日本传入了一些知识，但并未传入道教这一宗教，所以日本神道教与中国道教在本质上没有关联。
他反复申说，6世纪到8世纪，一方面日本读书人受到中国文献影响，常常把原本是日本的历史、传说和故事“支那化”，逐渐在日本文献中呈现出受到中国影响的知识人思想，并与日本底层和深处的民众思想分离开来；另一方面这些文献中携带的“中国思想”，又由于被来自日本本土的新意义所叠加，因而出现了“日本化”，不能算是“中国制”。
福永光司批评津田左右吉有两个误区：
把中国社会与文化、思想“固定化”。
忽略了西历4世纪下半叶以后的道教文献与思想学说。
福井文雅批评福永光司根本不理解津田左右吉，他认为津田左右吉只是在批评那些对中国文化持完全崇拜的人，而且并不轻视道教。他质疑福永光司对津田左右吉心理的揣测，认为对于前人的异国文化研究，不能仅仅追究和批评其感情好恶，只应当评论他的研究结论是否正确。他讽刺福永光司说，后者把问题从津田左右吉的研究是否正确，转向了津田左右吉的立场是否正确，这成了一种“诡辩”。
三 津田左右吉的困境：“影响”还是“借用”？
日本神代史以《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为依据，日本的国学学者认为，这一历史大体上有几个要点：
神授天皇
天皇万世一系绵绵不绝
天皇的神圣性与日本神道的神圣性相关
这种历史观念在明治以后日本国家主义与民族意识日渐崛起的时代，在不断被强化。“大政归还”“神佛判然”就是这一潮流的产物。
津田左右吉一方面不愿意承认日本文化收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能无视历史与文献的证据，把日本上代史说成是自成系统的神话系谱。他还深刻地指出，神代史是在日本国家建构时，试图在历史和思想上论证和阐明国家的合理性二精心炮制的，是为了将权力正当化的历史叙述。
四 “古层”复“古层”：关于神道与天皇
“神道”：
1891年，受西方科学古史官的影响，久米邦武指出，“神道”本来是从祭天古俗中产生的，它非宗教，可以与宗教性的佛教并行不悖，形成“敬神崇佛”的王政基础。
津田左右吉认为，“神道”这个词来源于中国，只不过它还不是佛教那样有组织的宗教，“神道”在日本是被多义地使用着的。
黑田俊雄认为，《日本书纪》的“神道”在世俗性祭祀与信仰中，指“神性的、神圣的（状态）”，但它非日本特有，而是东亚三国共同的习俗性信仰，至于作为宗教的神道教的最终确立，应当在江户甚至明治时代。
“天皇”：
720《日本书纪》确立“天皇”名称前，在不同资料中曾有过这一词汇。
津田左右吉1920《天皇考》中说这一称号来自中国道教和中国古典。
五 中国影响：日本学界的新观点
六 转到高句丽？道教在东亚传播的路线图
中国道教是如何传到日本的？
福永光司认为，自古以来江南的吴国和古代日本有交流，“倭人”曾被视为吴太伯的子孙，江南茅山道教相当兴盛，江南的道教与巫术会对日本有深刻影响。
上田正昭从702年前由“归化人”执笔《延喜式》所载宫廷祭礼咒语中“皇天上帝，三极大君”、东王公、西王母等道教色彩的神名，推测道教信仰可能随归化人而来。
中村璋八认为，“（尽管）带有建立道观与道士布教的教团道教根本没有传到日本来”，但是5世纪前后，道教在江南已经合法流传，大量来自朝鲜半岛和长三角的归化人，确实会给日本带来道教的各种内容。
至晚在初唐，制度性的宗教道教在高句丽已经生根，然而零星的道教信仰恐怕更早就传入高句丽、百济等国。日本受百济文化影响甚深，不仅儒家经典由百济传入，道教恐怕也可能由这一路线传入日本。《日本书纪》记载，推古天皇十年（602）冬，百济僧人观勒到了日本，给日本带来了“历本及天文地理书，并遁甲、方术之书”。
七 中国学家加入论战：宫崎市定的说法
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沿用福永光司说法，天皇传说中有关镜、剑、玉的信仰痕迹就是道教影响的证据。在日本，早期最高等级的政治称号可能先是“大王”，7世纪初才逐渐确立“天皇”的观念。
宫崎市定：
倾向于否认中国道教的直接影响，较愿意承认来自印度佛教的间接影响。
他指出，称“大王”的时代大约是4至5世纪，当时中国仍然沿袭古代，所谓“大王”只是尊称而不是正式称号，日本沿用汉文而已。
他又提出一个猜测，东亚诸国曾经流行“天王”称号，尤其是在4至5世纪，中国北方政权如石勒等人，就用这个称号，他们试图用这个来自佛教的称号复活古代制度，从“王”升格为“天王”。
日本有可能经过百济、高句丽的途径，受到中国的影响，把对最高统治者的称号由“王”升格为“天王”，再升格为“天皇”。他从宫内省图书寮古本《日本书纪》中发现，有两处原本是“天王”的地方，后来均改作“天皇”。他推断古代日本在制度上用“天王”称号挡在雄略天皇前后，而转用“天皇”则在圣德太子摄政的推古时代了。
八 橘逾淮则为枳：中国道教与日本神道教之差异
中国道教尽管大量吸收儒家与佛教的因素，但是无论在教义、崇拜、仪轨还是教团上，都保持了宗教本身始终的独立性，而日本神道教来源错综、边界模糊，而且教义庞杂，有相当强的兼容性。……以至于有人认为“神道并非特定的宗教，而是传统的习俗”。
在日本需要强调本民族的自主独立，凸显日本历史和文化的悠久深厚，确立天皇“万世一系”的神圣性时，神道教就在一波高过一波的民族主义潮流中，逐渐与佛教分离。
明治初年出现了“祭政一致”的呼声，引起了“神佛判然”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