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马》序——瞿秋白（三）

三

　　不能！佐治式的英雄实在也不能自已。此中自有社会时代的潮流。
　　我请先说那恐怖主义的政治意义。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还是方脱农奴制度的小农经济的国家。农民的小资产经济一方面不能骤冀资本主义式的发展，一方面又留恋着中世纪式的自给均产制度。此外再加以政治上的压迫，农民虽说解放而实在更受压迫，城市知识阶级及贵族青年又无从得有精神上的舒展，于是社会思想里发现所谓“俄国的”社会主义。土地与自由社(Земля и Воля)的结合，革命思想的宣传，都导源于此。后来“往民间去”(Хождение в народ)，“宣传”“暴动”都失败，土地与自由社就分成两派：一、黑分派(Черный Передед)——主张继续“宣传”社会主义，仅仅做经济运动！二、民意派(Народная Воля)——主张实行暗杀，以为纯粹的政治运动。黑分派渐起分化，而其中分子抛弃那俄国式的所谓“民粹派”的糊涂社会主义——平民自动手分地(故称黑分)等类学说——而入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成就极广义的社会理想，在政治上随后就组织成社会民主工党(1898年)。民意派中经不少波折，伏流虽时起，而始终消灭，直到二十世纪初方组织成社会革命党。
　　社会革命党承民粹派之后，虽已承认政治运动的必要，却只见个人的英雄式的奋斗，而不见群众；虽以为农民应当革命，而实不能与农民群众接近。所以他能在当时得着光荣的声誉也仅仅因为他们的暗杀主义——他们本来自命为民意派的继起人。
　　然而暗杀运动在此小资产阶级式的政党手里，也呈一种奇特形式。
当初的民意派力求破毁俄皇的政府组织，素乱治者阶级；他们始终还有些信巴枯宁主义——始终还以为平民群众将不由自主地奋起解放自己，成一种创造力量，而后能造就那所谓“公共劳作社”式的社会主义。这“也许是很稚气的，然而始终很伟大的。——马克思都有时为此种奋斗精神所兴发，每每以为他们或者有所成功；不过马克思所预料的俄国文化发展，当然不与民粹派相同”。(鲁纳察尔斯基之《过去的人》)
　　至于社会革命党成立时，俄国的经济发展其实已经大非昔比，资产阶级的政党(立宪民主党)都已经形成。所以社会革命党的恐怖主义，却往往只能做立宪民主派恐吓政府的口实而已。最著名的社会革命党员葛尔书尼(Гершуни)，号称“革命之虎”——的确是一个伟人，而且办理暗杀机关非常之能干的——他在受审时的答辩辞中说：“政府不让平民能以和平方法争民权。”于此可见暗杀在实际上的政治意义——所谓“立宪民主派对政府说，‘对我们让步吧，不然社会革命党要开枪了。’”政府若真让了步，社会革命党也就不放枪了。所以不论她，革命祖母白莱史夸·白莱史夸夫斯嘉(Ьрешко Ьрешковская)，说什么“恐怖主义是平民对于专制魔王的审判”，什么“克己牺牲的暗杀运动足以增进社会革命党同志的道德”，都不足以证实暗杀运动确是为真正平民服务，亦就不足以掩藏此种恐怖主义的真性质——以手枪炸弹恐吓政府，迫令行施较自由的政策而已。社会革命党在帝国议会(Дума)里的议员尔寿兴(Ржехин)于一九 六年三月十二日公然发言说，“我敢断言，若是我们得有政治自由，国家生活得依据法律，实行普通选举，得由平民管理国家，那时，当然谈都不必谈什么暗杀运动。”由此可见，暗杀运动并非社会主义的反对资本主义，而不过是极端的自由派(Либеральный)反对君主政体而已。
　　难怪朴练哈诺夫(Плеханов)要说，社会革命党的“革命”无论如何连不上社会主义，他们的“社会主义”也无论如何连不上“革命”。总之，概括而论，社会革命党的暗杀运动，纯由政治意义上立言，尚且不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