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央政府

明代是中国近代史开始的时期。倘使说中国政治是专制的，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朝是可以的。汉、唐、宋诸代，中央政府组织，皇权相权是划分的，不能总说一切由皇帝专制。

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宰相胡惟庸造反，明太祖接受了这个教训，从此就废止宰相，不再设立。因此中国传统政治，到明代有这一大改变。

从前唐代三省分职。即中书、门下、尚书省。到了宋代，门下省退处无权，给事中大体也如谏官，变成宰相的对立面，很少能对诏敕行使封驳权。因此宋代的宰相，只是一个中书省。到明太祖把中书省废去，只留中书舍人，为七品京官。在唐代，中书舍人是代拟诏敕的，如今只有文书抄写之职。

给事中在明代也是七品，却是一个很重要的官，明代给事中是分科的，依照六部尚书分六科，所以也叫六科给事中。皇帝诏书必经六部尚书去发布给全国，给事中便有封驳权。

如遇到财政问题，户部给事中就可参加审核发表意见，只要他们不同意，仍可原旨退还。给事中并无长官，可各自单独发表意见，遇到廷推、廷议、廷鞫，他们也可出席。他们的意见很受尊重，若他们表示反对，在当时称为科参，六部尚书往往因为科参而束手无策，这是当时对君权的限制。

中书门下两省废除，只剩尚书省。但尚书令及左右仆射也不设了，于是尚书省没有了长官，改由六部分别负责，这就是六部尚书。唐宋六部各有本司，尚书省最高长官为尚书令，副长官为左右仆射。明代等于升六部的本司为部长，均为二品大员，是明代最高的实权官阶。

都察院和六部合称“七卿”。都察院掌弹劾纠察，由御史台演变而来。全国各事都在都察院监督之下。

此外还有一个通政司，一个大理寺，这些与都察院和六部合称九卿。通政司管理奏章，全国中外一切上给皇帝的奏章都归通政司管，是一个公文出纳的总机关。大理院主平反冤案。

刑部尚书加上都察院和大理寺合称为“三法司”。朝廷一切重大司法案件，由三法司会审。九卿之上即为皇帝，没有更高的首长。

武官有大都督，全国有五个大都督府，只管外出打仗时带兵，至于征调军队和动员工作，则是兵部的事。

经过这样的改变，明代政府的一切大权便集中到皇帝。虽然如此，明代的一切事务也并不全由皇帝独裁。有许多事是必须经过廷推、廷议、廷鞫的。小官归吏部尚书任用，大官则由七卿、九卿或再加上总督巡抚开会来公开推举，这叫廷推。遇有大事，各部不能单独决定，也常由七卿、九卿公决，这叫廷议。这一制度，自汉代就有，屡见正史记载，由此可见一切事物并不是皇帝独裁。

明代内阁制度

内阁是明代皇帝的秘书处，秘书便是“内阁大学士”，因为办公地点常在内廷，所以这些人称为内阁大学士。

内阁学士官阶只有五品，六部尚书为二品。上朝时，大学士的班次也在尚书下面。在明太祖时，内阁学士不过是皇帝的顾问，皇帝可以随时听他们的意见作为参考。批答奏章原本是宰相的事，如今成了皇帝的事，皇帝不能一一亲自动笔，便口授大学士写出，这叫“传旨当笔”。所以照理，大学士不过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政权在皇帝不在内阁。

明代常朝有两种：御殿和御门。御殿是在殿内朝会议事。御门则是到奉天门。如今西方国家有什么大集会，还有在阳台上讲话的风气，我们称这是一种“民主政治”的精神，其实故宫的午门就是预备皇帝和民众见面的阳台，只不过这种制度明朝有，清朝却没有。

宰相废除，国家大小事务皇帝一个人处理不过来，于是内阁的权力慢慢地重起来。阁权虽重，内阁的官阶仍然只有五品，因此内阁大学士常由尚书和经筵讲官来兼任，如此一来，内阁学士虽然地位不高，但尚书地位高。所以他们的地位就比较尊严。直到明代亡国，内阁大学士都是兼任，所以他们的地位，绝不能和汉唐宋时代的宰相相提并论。

太祖、成祖时代，皇帝自己处决事情，口头吩咐大学士代笔。到了后来的帝王，一应奏章，先由大学士看过，那一张纸条写出他们的意见，贴在公文上送进宫里，由皇帝决定，这在当时叫做“条旨”，又称“票拟”。皇帝看过后，把这条子撕了，亲自用红笔批下，名为“批红”，又叫“朱批”。批好拿出去，便是正式的谕旨。

如此，一切诏令，皆出皇帝亲旨，大学士只替皇帝私人帮忙，全部责任在皇帝，给事中有封驳权，但究竟官位太低，哪里拗得过皇帝，如此说来，明代的制度，可以说是“皇帝独裁”。不过碰到大事情，皇帝还是要到文华殿、武英殿同那批大学士当面商量，细碎的小事，则写了条子送进皇宫给皇帝慢慢批。

明代的天下将近三百年之久，最初皇帝亲自在内阁，后来有些皇帝不常到内阁，甚至有几个皇帝长久不管事，因不管事而更不能管事，就变成了害怕见到大臣，于是经年累月不再到内阁，一切公事送进宫里去，比如明神宗万历皇帝便是如此。自宪宗成化以后，到天启，前后一百六七十年，皇帝也都没有召见过大臣，我们不能怪这些皇帝不好，只怪明太祖的制度不好，即废除宰相由皇帝来独裁政治。

皇帝与内阁日常不见面，于是就多处一重太监上下其手的集会，皇帝把事情交付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这样太监就弄了权，甚至皇帝嫌麻烦，私下叫太监批公文，批红的权力有时候落到太监手里。明代政治最坏时，司礼监便是真宰相，而且是真皇帝。

这种情况下，内阁学士想要做点事，就必须结合太监，明代有名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他也只能结合太监，才能拿到实权。于是朝臣反对张居正，说他不改弄权专政。这批评实在也算不得错。然而明代的制度，没有一个正式的宰相，当时反对张居正的人，心想六部都察院长官，只受皇帝节制，你不该借着内阁大学士这点关系出来干涉部院，这是越权。

现在我们不了解当时的情形，总认为张居正是一大政治家，他能主张讲法治，其实他本身就已经违反了当时国家的根本大法。若张居正在汉唐宋三代，会是好的宰相，但在明代，张居正是内阁大学士，不是政府的最高领袖，他要以宰相自居，他一死，家就被抄了，虽然他在明代有很大的建树，但当时的清议并不讲他的好话，只认为他是一个权臣。

此刻我们我们推崇法治，却又来推尊张居正，这是因为不了解明代的政治制度。当知明代的制度与汉唐宋相比有了大的变化，张居正并未能把制度改正，至少在当时的制度下他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在政治影响上实在是有利有弊，不能相抵。

明代地方政府

明代灭亡后，两位史学大家痛定思痛来讨论明代政治制度，和中国政治出路。黄宗羲注意到明代废除宰相的事情，他认为将来只有再立宰相，正名定义，把宰相来做政府领袖，不要由皇帝亲揽大权。另一位是顾炎武，他曾说天下太平，则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乱，则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他举了许多例子。地方政治干得好，天下就太平，地方政治干不好，天下就大乱。

从中国传统历史意见论，地方政府制度最好的要推汉代，唐代的地方制度也还好。

古代交通完全靠骑驿，这就不容易，但当时并不曾因交通之辽远，递讯之困难，而政事上有所失误。当时公文也分轻重缓急，递送某种公文一点钟跑多少路，都有规定，每个驿站都有守站的人，送公事得到了，早把好吃好喝的预备好，吃饱喝足稍稍休息，再换一批预先备好的马，继续跑。第一天到什么地方歇，第二天到什么地方，都有严格的规定，因此几天内，如期赶到是没有问题的。举此一例，便知如今喜欢说的中国人一向没有时间观念那句话，也不正确。中国人若无时间观念，便不能统治管理偌大的空间。

元明以下之省区制度

行省制度源于元代。金代已先有行省，但正式成为制度是在元朝。金元两代，开始有行中书省，中书省是“中央宰相府”，一般称为省，行中书省是中央宰相府分出一个机关驻扎在外面。这是因为蒙古人征服中国，不敢把政权分散。某地出了事，就由中央宰相府派一两个人去镇压，行省顾名思义就是一个行动的中书省。过去御史台派人去考察地方行政，所以有行台。

中书省作为中央机构，却分散一部分在各地，这是一个不合理的制度。这因为异族征服了我们，凌驾在我们头上。最先使用这一制度的还是金朝，无论金还是元，都是外族用此制度来统治中国，都不放心把政权交给地方，也不放心把政权分散，所以就连地方事务，也由中央政府最高领袖来亲自管理。

元并不是把全国划分为几个行政区，而是这几个区地方各驻有中央宰相，即成为中央宰相的活动分所。因此行中书省就是流动的中央政府，换言之是中央入侵了地方，中央需要派一个大员来镇压，这种设置，并不是为了行政方便，而是为了军事控制，这便是行省制的来源。

比如英国在香港，过去在印度都设有总督，殖民地总督是直属皇帝的，在名义上，殖民地总督，由英国皇帝派，不由内阁派，这是因为内阁代表国会，国会代表民意，殖民地不许有民意。英国本土可以有“民主”有自治，像香港、印度殖民地等便不能有民主和自治，所以由皇帝派一总督来管理。元代有中央无地方，中国只是其征服地，像被英国占据时期的香港。

元代这一制度，明朝人懂得他的用意，在名义上这一制度就说不通，明代废除了中书省，又何来行中书省。于是把行省长官改为承宣布政使。全国有十三个布政使司。称布政使司为行政区域，已是名不正言不顺。就官制而言，地方区域，也不该称司。到了清代则是直接沿用了元代的“省”的称呼。

清代的一统志把省区再综合划分，如称山海关以东为“关东三省”，称两广福建为“岭南三省”。这是将政治地理和自然地理混淆了。后来岭南三省不常叫了，而关东三省因为长期限制内地百姓出关，逐渐又把关字省去，叫了“东三省”。

现在人听起来好像东三省和其他省区有什么不同似的。后来又有人把东三省误叫为满洲，这更是大错特错，满洲只是吉林省松花江外长白山附近一个小区域，在明代属于建州卫。一般人不注意这些，有些人故意要把“满洲”两字的地域观念放大，后来日本人推波助澜，故意把东三省说成是另外一个区域，将东三省说成满洲。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混淆，后来溥仪弄出伪满洲国，认为是所谓满洲人统治着满洲，实际上东三省哪里可以与满洲相提并论？

又有人说把内地称为本部省份，更是荒谬。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所谓本部非本部的区别，秦代万里长城早已到达大同江，辽河流域永远在中国历史圈之内，如何说他不是中国的本部？这本是外族故意混淆是非捏造出来的侵略口实。

明代地方监司官与督抚

明代地方长官，布政使管行政，提刑按察使管司法，又有一个都指挥使，管军事。三者并列，合称三司。承宣布政司叫藩司，提刑按察使司叫臬司。清代俗称藩台、臬台。

布政使下有参政、参议等官，提刑按察使下面有副使佥事等官，这类官派出去，叫分司，到清朝俗称道台。这如同省政府派几个参议到地方上协助办事，如此，地方政府的事情就更不好办。

明代地方行政制度最低是县，上面第二级是府和州，最上面才是承宣布政使司，是第三级。三级之外再加上分司，就变成了四级。明清两代把地方高级政府再派到低级去，这是因为省区大，事情多，不得已为之。布政使派出的叫分守道，按察使派出的叫分巡道。

如此，变成“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县官才是亲民官。

所以中国地方政治，宋代已经不理想，宋代分路，诸路设置帅、漕、宪、仓四个监司官，明代一省分为三个司，藩臬二司又分出许多分守分巡的司。这么多官员下面，才是府、州和县。县官的地位压得太低，他服侍奉承各级长官还来不及，哪有功夫去亲民。汉代县上面是郡，郡上面没有了，汉代的郡太守是二千石，官位俸禄和九卿相似，一个县政府，也往往有大几百人的属吏。后世县长压得太低，实在是政治上的一个大问题。

而在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上面，还有官，便是总督与巡抚。在明代的制度下还好，有事才会派出总督巡抚，并且都会带一个都御史衔。这是中央政府都察院的都御史临时到地方去办事，所办是巡抚总督等事。事情平定后，仍然回到中央。

但到了清代总督巡抚又变成了永久的，常驻地方。御史藩臬二司上面再加总督巡抚，地方行政便越来越坏了。

明清两代之胥吏

中国政治传统有官与吏之分，最早吏是指管理一般业务的，约等于今天事务官。两汉时期，每一机关长官称官，属官称吏。元代时，政府长官都用的蒙古人，蒙古人不懂政事和汉字，便仰赖书记和文案。读书人没有了出路，便混进各衙门当书记文案，从此官与吏流品泾渭分明。到明成祖时，规定吏胥不能考进士，这一以来，官和吏分开两途。

于是在长官政治的流品观念里，吏胥被人看不起，这一观念始于元朝，定型于明成祖。“西方社会有阶级无流品，中国社会有流品无阶级”。这一观念如今还存在，从事教师行业，和种田的，他们的流品却分“清浊高下”。

明代观念里，胥吏没有出身，先是不准做御史，后又不准考进士。结果只叫考生或者秀才里没有出路的来当胥吏。胥吏流品虽低，但对国家的政治影响却很大。

近代政治界中有名的所谓“绍兴师爷”，早在元明时期已经有了。他们的势力布满全国。一般谈历史的，只注意桌面上的事，譬如宰相怎样，六部怎样，而没有注意到桌子底下一样有力量。直到清光绪年间，还有人这一说：一切事情到了胥吏手里，铨选则可疾可缓，典礼则可举可废，工程则可增可减，讼狱则可大可小。

大抵中国胥吏所经管的，为七项：铨选、处分、财赋、典礼、人命、狱讼与工程。胥吏是此七项的专业人才。他们是职业政治家，有专门的知识，但官场看不起这类人，这类人也自认流品卑污，遂尽量舞弊作恶，为自己谋利益。

明清两代地方官，大都是管官的，不是官事的，事都交给师爷，由胥吏去发办。这种师爷，各衙门都有，上下相混，四面八方勾结。胥吏联起手来很容易蒙蔽官员，对政务从中作梗。这种情况自明代开始，日甚一日，其根源在于官吏分流品之清浊，在上面流动的叫清流，在下面沉淀的为浊流，如此只要做吏，便沉入浊流再也爬不上去。

明代考试制度

进士与翰林院

唐宋的考试，譬如你是山东人，向山东省政府报名，政府把你送到中央，你就是山东省进士，考试录取后，就叫进士及第，因此主要的考试只有一次。明代可能由于报考的人越来越多，便分成几次考试。

第一是府县考试，录取了叫入学，又叫县学生，俗称秀才。照例来说秀才该去县学读书，但有名无实，并无正式的县学。

其次是乡试，地点在各直省的省会，中试者俗称举人。各省举人再送到中央，集合会考，这叫会试。会试中试，才是进士，也叫进士及第。

进士及第以后，还会留在中央政府读书，由中央派一个资格老的前辈进士出身的人来教，这个人本就是朝廷大官，也不严格来教读。这些进士读书满三年，再加一次考试，成绩好的就得入翰林院。所以明代的翰林是进士在中央读了几年书，经过考试，这个时候称为散馆，才成翰林的。

明代以前，只进士及第后，便分发服务，按照政绩逐渐上升。明代则举人不便是进士，一定要进士及第，金翰林院的这批人，才能当大官。举人以下没有做大官的份，如是则科场也分了流品，进士及第是清流，没有做官小的。秀才举人成了浊流，没法当大官。

这种制度，是重法不重人，进士与翰林称为政府一个储备人才的阶梯，科举本身只能物色人才，在明清两朝翰林制度下，可以培养些人才，这些人才无形中集中于中央，其影响就很大。

譬如曾国藩，考取进士时，也不过三十几岁，彼时在学问上是没有深厚的基础，而在他进士留馆的时间内，住在北京，虽然生活清苦，但也很清闲，没有什么事，可以一意从师觅友，读书论学。到做了翰林，还是没有事，还是读书。即或放到外省做主考官，主考还是没有许多事，旅行各地，多了解民情风俗，多认识朋友，回来还是翰林。

如此过了许多年，才正式当官任事。国家养你在那里，担保你有大官做。政府的事，你都可以知道，只让你从容一个时期，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明清两代的很多大学问家，大政治家多半从进士翰林出身。并不是所谓十年寒窗下，只懂八股文。

汉代培养人才是掾属，唐代培养人才在门第，宋代培养人才在馆阅校理之职，到了明清两代，把培养人才的机构归并到考试制度里，政治家学问家都由这里出。

八股文

当知任何一制度，很难说由一二人所发明，所制定。因为当时考试人太多了，录取标准总成问题。

唐代考试，一定要考律诗，就因为古诗不容易定标准，判优劣，律诗要限定字句，平平仄仄，要对得工整，一字不合法度就不取。

宋代补考诗赋考经义，仁义道德，很难分辨。

所以演变到明代，又在经义中演变出一个一定的格式来，违反了这个格式就不录取。这不过是一个客观的检验标准而已，八股文犹如是变相的律诗，是一种律体的经义。也不是一下子定了这个格式，而是逐渐演化形成的。目的在于录取真人才，然而一些人才却因此被消磨了。

现在的人只骂创始此制度的人心存不良，怀有极大的恶意，其实此制度也不是某一人一时兴起所创。再心存善良的人，其所创建的制度，也会有偏弊和流害。

明代赋税制度

明清对于国家赋役，有一种重要的册籍，叫黄册和鱼鳞图册。黄册登记户口，鱼鳞图册登记田亩，此为明代所创制。

黄册以户为主，如某户有田百亩，或买去二十亩，则造册曰：旧管百亩，今卖，当开除户下田二十亩，彼买者新收二十亩，而此户实在则八十亩。若买者为别都人，则另立子户，登记清楚。此项黄册，原本有限制兼并之风的本义，但长此以往，便乱了。有的富贵人家，家田侵入别都太多，有人便想办法变乱黄册，把新收随便改成旧管田亩，来迁就此种风气。此如同唐代的账籍制度，初创时有一番精密的用意，时间久了，便弊端丛生。

鱼鳞图册宋代已有，到了明代被普遍使用成为一种制度。黄册以户为主，鱼鳞图册以田地为主。每县以四境为界，每乡每都亦如此。田地相邻，如鱼鳞状，故称鱼鳞图册。田地或官有，或民有，或为高田，或为污田，或埂或瘠，都详细标注，并标明业主的姓名。人口纵然流动，但田地不移。不仅便利了政府的手续，也有抑制土地兼并的初衷。

但民间的舞弊取巧，如当时“飞洒诡寄”等，层出不穷。因此图册上田地四至纵然是准确的，但业主花名却依然可以混淆。到最后变为一笔糊涂账，在嘉靖之前，鱼鳞图册，基本等同于废弃了。

早在宣宗宣德年间，已有人开始在长江下游一带试点“一条鞭法”，即将民间的差役杂项，一并归入田赋项下，计亩征银。此后推行到全国，嘉靖隆庆时期为最盛，但也如宋代的免役法一样，虽然在南方觉得便利，但北方各处深感不便，甚至反对。实际上一条鞭法实行不多久，便也紊乱了。

任何一项制度之成立与推行，决不是孤立，它必然须和同时其他几项制度配合，它必然会受其他某几项制度的牵动和影响。明代黄册和鱼鳞图册，经年累月以后弊病丛生，这牵涉到地方政府各项组织与行政效能。而这又要牵涉到当时的社会形态。今天若要再提出一项土地制度，考虑亦需周详。

明代兵制

明代武功较之唐代相差不远，明太祖平定天下，原定有卫所制度，其实也就是唐代府兵制的变种，不过名称不同而已。大的兵区叫卫，小的兵区叫所。明代的卫所便如唐代的府。明太祖说过自己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这便是靠卫所制度。

大约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八人为一所，一百一十二人为百户所。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遇出兵打仗，由朝廷派一个将军，叫做总兵官，所带的便是卫所军队。战士结束后，总兵官交出兵权，军队回归卫所，平时卫所军队给田自养，国家不收赋税，这本质上仍然是府兵制。

历史读到明朝晚年，总觉得中国不太行。满洲不过松花江外一个小部落，中国怎会抵御不住它？怀着这类情绪，便不免要责备。但我们要懂得，像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夸了台，当然不是简单的一回事，我们该就历史上的实施来分析，而不是简单说“文化衰败，政府专制”等几句不着边际的空洞的话就能概括的。

明代大体上过了两三百年太平日子，再好的制度也会腐化。打开武库，里面的兵器盔甲，不知是多少年前做好贮藏在那里，拿出来铁也锈了，缝线也烂了，这也不能全怪政府，不能指望国家经常隔两三年就要做二三十万套军装摆在那里让他一次次霉烂。即便是苏联，如果不是大敌在前，他也不会努力造军火。

我们不能因此就骂中国文化不好，甚至说所谓我们的民族已衰老之类的话。实在因为承平日久，自然把战斗生活给忘了。当时一个总兵杜松，被满洲兵一箭射死，就因为他的帽子铁锈了，总兵官如此，士兵更不用说。

当时徐光启在南方， 为此事屡上条陈，他建议军队数量不必多，每个兵应该量着尺寸精确做军装，刀枪武器也应该要新的。如此才可谈训练。他认真把详细的计划制定好，政府也赞成他的计划，然而户部拿不出钱来，就没有能够进行下去。物质条件十分重要，我们不能总拿精神打败强敌。

军装封在武库里，全国百姓安静地过日子，这也不该过分咒骂，然而边境一旦闯出乱子来，要军队仓皇跑出怪外作战去，物质条件配不上，武力经过几百年自然也衰落了，突然出来一个满清，抵不住也不足为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