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走向“新哲学”的历程

1.《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人的类本质出发” ⅰ《经济学手稿》概述   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思还是沿着费尔巴哈的思路向前推进的。但与费尔巴哈把人类本质归结为类意识不同，马克思认为人的类本质是一种“自由的自觉活动”，即“改造对象世界”的物质生产劳动。这种作为类本质的生产活动，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因而它不似动物般地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的片面生产，而是一种能够按照任何尺度进行的全面的生产，亦即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的生产。但人的这样一种类本质在某种条件下却可能导向相反的东西，使人失去其自由，而陷入奴役与被支配之中，这种条件即私有制状态。在'这样的一种条件下，劳动者的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的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劳动不再是肯定自己，而是对自己的否定，劳动发生了异化。紧接着，劳动的异化也导致了“人同人的异化”（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而“宗教、艺术、法、道德等”，它们作为生产中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其必定也是异化的。这就是说“异化”是造成人与自然之间，自由与必然之间，思维与存在之间等在全部历史中对立的根源。因此，马克思认为对作为人的自我异化的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是一切异化的积极扬弃，而共产主义则是这种积极扬弃的历史形式。    ⅱ《经济学手稿》不足:   马克思在此仍是从人的类本质出发的，这就把人的类本质看成一个现成的东西，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仍是抽象的。因为这样一来，人的类本质就当成一个不变的、理想性的东西了，它既是人的原始的本质，又是人类预悬的理想目标，而历史向理想的发展也就成了向这种原始的东西的回复了。与从人类本质密切相关，作为人的类本质之规定的生产劳动也具有某种抽象性，即这里只强调改造对象世界的活动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而未确认物质生产的首要目的乃在于生产满足人们自身的物质生活需要的资料这一事实。这样一来，人的类本质作为一种总体性、理想性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与现实存在的个体不同的东西，是一种超个体的东西，因而这种作为类本质的活动的目标便只在于为了类本质的实现，而无关乎个体的实现存在。易言之，生产劳动在这里首先是为了人的类本质的确证，而不是首先为了个体的生存，只是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劳动本身才“成为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因此这种类本质就不是与人的自然特性相关的，而毋宁说是超乎自然之外的理想之物。由于这种类本质的超自然性，以它为出发点去解决问题，便导致了无以说明劳动异化的原因的困难。异化劳动本来是用于说明私有财产和种种矛盾对立的产生的，但这里又以私有财产作为劳动异化的前提。这在逻辑上是一种循环论证。这种逻辑上的循环论证表明了从人的类本质出发并未能合理地解决思维与存在、自由与必然的关系。 ⅲ《经济学手稿》中展现的“新希望”   马克思在《手稿》中有提到自己想从分工和交换入手解决自己遇到的“循环论证”困难，但可惜后面的部分在《手稿》中并没有得到展开。“分工与交换”只是被理解为私有财产的形式，还没有达到私有财产之原因的理解，如果要达到“私有财产之原因”的理解就必须指出劳动对于维护人类生存的重要性。 2.《神圣家族》:从“利己主义的人”出发  ⅰ《圣神家族》概述 《神圣家族》放弃了《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劳动异化理论方向，转到了另一个方向，这一方向的目标是对法国唯物主义进行改造，希望将其引向辩证法的方向，从一个新的角度论证共产主义。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在书中反复强调人们的物质利益，或者说“利己主义的人”，同时，马克思在这里对于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从18世纪唯物主义出发论证共产主义，“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是持肯定的态度的。 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的一些观点，诸如要求从经济状况和工业状况的不同去理解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的不同，从工商业发展的历史去理解犹太人问题的实质等，虽已经超过法国唯物主义的界限，但依旧尚未明确自己的立场与法国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区别开来，因此，马克思也必然会遇到和法国唯物主义一样的困难。 ⅱ《神圣家族》和《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关系   两篇文章的出发点，必然存在着一种跳跃，《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力图使抽象的思辨哲学接近现实，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向，而《神圣家族》中就是一种力图提高旧唯物主义的“自下而上”的方向。在前一方向，是从作为总体的类本质出发去说明现实的人的状况，后者则是从“利己主义的人”出发去说明作为总体的社会状况。前者把历史把握为一个矛盾运动过程的辩证法传统，后者则继承了从自然存在出发的唯物主义传统，但二者即使是相对立，二者之间也是最具有互补性的东西，两者出发点各有其真理性，不可互相取代。   当然，也不可否认的是，二者都在某种程度上依旧是抽象的，而不是完全现实的东西，所以单独用两者中的一种去解决思维与存在，自由与必然的问题等都必然会碰到严重的困难，因此唯一的出路和可能性就是尝试着将二者综合起来，建立新的出发点。 3.《德意志意识形态》: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出发 概述: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努力克服在前两篇文章中遗留下的问题，反复强调“现实的个人”出发。作为出发点的“现实的个人”是这样一种活动主体，他们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因而，现实的个人作为主体既非唯心主义认为的是纯粹能动的，亦非旧唯物主义所理解的那样，是纯粹受动的，而是能动的和受动的统一，是受动制约下的能动，是对其受动条件的能动改造。 但人作为实践主体不是或者说不可能是直接地面对自然，亦即不可能直接地、不假中介地仅仅与自然发生关系，而是在与自然发生关系的同时，必然地与他人发生关系。“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社会是人类存在的必然形式。现实的主体必然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为一定的社会关系所规定的。因此，“现实的个人”作为现实的主体就既不同于旧唯物主义所理解的那种只具有生物感受性的、原子式的抽象个人，亦不同于1844年《手稿》中的费尔巴哈式的抽象的总体性、理想性的“类本质”，亦不同于《神圣家族》中的“利己主义的人”。 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同时也就否定了唯心主义从总体性的理想存在物出发“把意识看作有生命的个人”，把真实的个人设想作为“作为主体的社会”或“类的自我”的结果的唯心主义观点，而坚持“社会结构和国家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用个人之间的为物质生产状况所制约的交往活动去说明社会，说明总体de唯物主义立场。但对于从总体性的存在物出发，用主体与客体之间在异化、对立中的矛盾运动去把握历史过程的辩证思想，则在新的唯物主义立场上予以接受与改造，并由之而建立了一种实践的历史的辩证法。 实践的历史的辩证法的主体是“现实的个人”。这种主体既然是同时处在一定的与自然的关系和他人的社会关系之中的，那么，这两种关系之间便也必然会发生一定的交互中介关系，即“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这种中介的具体形式就是分工。分工是必然与生产力同步发展的，一方面，人与自然的交往的生产力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会引起分工的发展，另一方面，分工本身也构成了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手段或条件，而且分工作为劳动主体在不同劳动部门中的分配，它也会引起交往形式和社会关系方面的重大变化。 同时又因为分工，特别是物质活动和精神劳动之间的分工，极大导致了私有制地的出现。同时，也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相互中介而造成的分工发展，导致了私有制和社会的分裂，导致了人们活动的异化，导致了人自身产生的力量反对人自身。或者说，本应该导致人与自然或主客体统一性发展和人的个性发展的生产力的增长，却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的中介，由于由此而导致的分工的发展，而造成了主客体对立的加剧，造成了主客体对立的加剧，造成了物的力量对人的支配，造成了大多数个人的片面发展，使之成了“偶然的个人”“抽象的个人”。 现实的个人作为主体，其活动的目的亦是对于抽象的个体出发和从抽象的总体、类出发的目的的扬弃与综合。 现实的个人作为主体，其活动的目的亦是对于从抽象的个体出发和从抽象的总体、类出发的目的的扬弃与综合。 从抽象的生物个体出发主体的活动目的便只能被理解为纯粹的生物式的“自保”、“自爱”“避苦趋乐”，即生命的自我保持从抽象的总体或类本质出发，主体的活动目的便只能是某种先在的本质的实现。 而从现实的个人出发，主体的活动目的就被理解为维持生命存在与自然所赋予的潜能的全面发展的统一，这里、维持生命存在是最基本的和首先的目的，而每个人的能力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则是最终的和最高的目的。这两个方面的统一在于，维持生命存在是全面发展的前提，而全面发展亦只是这一生命存在的全面发展。但这种统一却是辩证的。在人类历史之初，二者之间有一种原始的统一,而在生产力发展所导致的分工和私有制的条件下，这种原始的统一便分裂了。一方面.大多数个人由于屈从于分工和丧失了对生产力的支配权，而成为抽象的、丧失了个性的个人，单纯为了生存而劳动的个人；另一方面，只有极少数统治阶级的成员才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活动目的的这种分裂，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下，才能通过消灭分工和私有制加以克服;而未来的“共产主义所建立的制度,正是这样的一种现实基础，它排除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东西”,因而它就由此而使每个人获得了全面发展的条件，使得少数人获得发展的垄断权与大多数人失去发展的可能性这一者之间的对立丕再存在，使得以往社会中“抽象的个人”“偶然的个人”成为“完整的个人”、“有个性的个人”。 意义:   我们可以看到，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把实践理解为这种主体在一定的物质条件制约下和在一定的交往关系形式中的能动的活动，马克思就最终既辩证又唯物地解决了思维与存在、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建立起了全新的世界观即现代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