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随想录

夜航船上，灯火昏昏。百草堂内，笑语声声。从绍兴到杭州，从杭州到南京，从南京到日本，从日本到北平，人生实为行旅，足印所至任一角落，均须尝尽种种人间滋味。病痛之苦，别离之涩，生存之艰，为人之难，死亡之痛，人生之憾，人我之遥，每一种味道，仿佛版画的着笔，刀刀刻下，痕迹显明。然而，这可怜的人间，落到周作人的笔下，调子却是清明爽净的，在你看到的滔滔河面上，雾霭几近透明，风过而微动的山石草木，倒影泛着粼粼的闪光，却成了清新而并非压抑的风景。怎样揉碎多幻的现实，再造出空寂恒定的奇境来的？若非语言之力，若非智慧之功，那将“可怜”转而化成“值得”的包蕴之法，究竟从何而来…… 在这样的感受中，追读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 作为鲁迅的注解。长兄为父，甘作“小兄弟”的周作人，与鲁迅“失和”前，一直以被保护的对象而存在。最鲜明的一例，在兄弟俩留日期间，周作人所有大事小事均由鲁迅代办，后来以“翻译家”为职业的周作人回忆，那时日本话是并不曾学的，直到鲁迅回国后，才开始学习日文。另一例是在二人回国后，周作人回乡待业，朋友引荐他去北京教国文，信自然写到鲁迅那儿，答复也是鲁迅替代的。后来，在鲁迅日记中发现了这一笔，他说，大概他认为我的能力是不及的，才这样替我答了话，也并未问询我的意见。日本生活那几年，兄弟俩合作搞翻译，弟弟译，哥哥改、誊，包括周作人自己的文章，很多都要经过鲁迅修改后才定稿。回忆到自己的怠惰，周作人写到，《风筝》中小兄弟的事件，其实是“诗化”的事实，真实的情况却是，我偷懒的时候，他确曾对我“挥动着老拳”。而我觉得，这确实是我的错。 暖心的兄弟情后面，其实缠裹着对父兄的专制的忌惮。引致反目的矛盾，并非一时一事所起，尽管二人默契地缄口，一个被人说成“不说正是鲁迅的伟大之处”，另一个自述“不辩解，一说即俗”，却仍有巨大的隐痛透过文字传来。周作人说，《伤逝》其实不是在写爱情，而是写兄弟的决裂。这一注解，无疑是对文学史、对鲁迅研究的一大贡献。 无论怎样一种关系，太轻与太重，搭在一起时，总是不能久远。人心自有衡量。充分地了解而后努力调适，才是交际之道。朋友亲人皆如此。 据相关资料所写，即使二周都已远游道山，他们的后代也仍然不相往来，一脉血亲至于这种境地，不免令人寒心。世间种种情痴、情话、情缘，莫不如同空无，一派虚妄的模样？ 作为个人心灵成长史。耄耋之年的老者，承蒙友人的赏识而著下洋洋几十万言的回想录，梳理自己一生之余，其中恐怕也寄托着一份幽微心曲。尤其在被定位为“附逆”罪后，写作与翻译成为周作人唯一能够抓住的一根稻草。他也曾同兄长并肩于民族的启蒙工作之中，研读西方的伦理学、社会学著作，渴望找到救治疾患的良方；他也曾一篇接一篇写出介绍日本人及其习俗的文字，一部接一部译介外来的先进文艺、思想；他也曾卷入并投身于北师大的风潮，替学生发声，为民主呼号；他也曾在烈士牺牲后，与同仁一道护住残存的根苗，使其有路可走……一个理应“正”着的人，何以“反”过来了呢？在回想录中，他说，一个人不能只想到自己活，也要为周围的人想一想，让他们活。这话反过来说，一个人可以选择去死，那是他个人的权利，但是，他没有权利替别人选择毁灭。“京漂”一族，扶老携幼，身处乱世，独倚一枝笔杆过活，内心有否几多惶恐呢？把道德像扔炸弹一样丢到偷渡者、贫民窟里去，这样的要求是不是有点拔高了承受者们？老者在文字间反反复复记着一个往事的残片——以《希腊拟曲》译稿从胡适那里换来的四百元，所幸在北京西郊买了块墓地，后来在那里“埋下了我早夭的次女、侄子、妻子、母亲”，何以这样再三提及？既可悲哀又可庆幸的往事，是太痛之后而至于喜了。人幸有其人格，人格后面却还长着可憎的要吃要喝的肉体凡身，这一具身躯之畔，又还站着左左右右的亲人，等着一家之主的供养。大义面前，弃家还是弃节？恐怕由不得细细去想吧，经济破产了，何来人格不破产之理呢？除非以死明志，不过，连死的资格也并不曾有的。“百无一用是书生”，抓住写作稻草的周作人，究竟还是借着石川啄木之口，发出了这样的议论：“我所感到不便的，不仅是将一首歌写作一行这一件事情。但是我在现今能够如意的改革，可以如意的改革的，不过是这桌上的摆钟砚台墨水瓶的位置，以及歌的行款之类罢了。说起来，原是无可无不可的那些事情罢了。此外真是使我感到不便，感到苦痛的种种的东西，我岂不是连一个指头都不能触它一下么？不但如此，除却对于它们忍从屈服，继续的过那悲惨的二重生活以外，岂不是更没有别的生于此世的方法么？……我转过眼来，看见像死人似的被抛在席上的一个木偶。歌也是我的悲哀的玩具罢了。” 人生是苦的吧？所以周作人才有“苦茶庵”“苦雨斋”的命名，并且念念不忘“寿则多辱”四字，既有“辱”，何来“甜”？只是，在最艰难的时期，人也不应该如同蛆虫蜷缩进黑暗里，能做自己所做之事，“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也是知堂老人所启示的生之意义。 作为知识分子群像图。《知堂回想录》中，作者用心描画那一位位流动在自己生命图景中的人物，颇有学童的细致耐心，以至观者于那一副淡的笔墨之中，睹及一颗颗轻灵的简直像是仍在文字中生活着的灵魂，他们并不曾老死。主张新学的蔡元培与顽固守旧的林琴南，二者来来往往的辩论文章，知堂以“文抄公”的癖性摘录呈现，外加自己与蔡元培的交往，及对阅读林琴南翻译的外国小说的记叙，两位人物的不同风貌便得以还原。顶着又细又黄辫子的辜鸿铭，出口可辱及先人的刘文典，尽管着墨不多，只花费数笔进行简笔勾勒，再辅以一个会场片段的工笔细描，这两个堪称古怪的人物便在文字间走动自如了。那个会议，意在挽留蔡元培的离任，辜走上讲台，说的是，“校长是我们的皇帝，走不得……”，作者通过这样的语录，来说明辜鸿铭的政治主张，鲜明不已。谈及书写的潦草，知堂毫不讳言自己乃北大“恶札”第一名，与刘师培不相上下，“恶札”二字，可想见那“千里面目”的字的形象了。知堂所记人物，以已离世为界收录，可看作他们个人传记之外的写真小像，一帧有一帧的风味，可以单拣出来细细玩赏。诸多人物的展现，作者并不着力彰显自己态度的褒贬，而是尽力复原一己目力所及的历史的真实，这是极为难得的述往忆人的态度。如果全部贯连起来，倒像巨幅的知识分子群像图，其人各见风骨。 难怪曹聚仁要以自己的全部声誉作为担保，签下《知堂回想录》在香港公开出版的责任书，这样一部既述史实，又记录文人精神成长，并且同时展现文学之美的杰作，怎么能由它佚失呢？站在那一代人用文字、用生命筑垒的生存的风景里，回望现世，怎么好再去责备人生的可怜，而臧否它的值与不值？且徐徐前行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作为。 橙皮权当屠苏酒，赢得衰颜一霎红。 我醉欲眠眠未得，儿啼妇语闹哄哄。 但思忍过事堪喜，回首冤亲一惘然。 饱吃苦茶辨余味，代言觅得杜樊川。 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 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 禅床溜下无情思，正是沉阴欲雪天。 买得一条油炸鬼，惜无白粥下微盐。 不是渊明乞食时，但称陀佛省言辞。 携归白酒私牛肉，醉倒村边土地祠。 读完一部长篇的个人史，再去回味这些被称为打油诗的短小文字，百千滋味翻涌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