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8年普雷韦扎之战
在对地中海海上作战的运作进行系统分析之前，应对其在鼎盛时期的运作方式加以具体说明，此是对于第一章中的概括加以实质性的内容，及使得读者对于十六世纪的桨船战术感同身受的必要之举。
出于此二目的，以及传统的历史叙述原因，分析普雷韦扎之战是最合乎常理的选择。普遍观点认为，1538年9月25日至28日间发生在普雷韦扎海湾口处与沿着其南部的圣莫拉岛（Santa Maura，如今被称为莱夫卡斯（Lefkada））西面发生的一系列海陆作战乃是地中海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然而为何如此从未被得到充分的论述。在就此分析的现代学者的心目中，普雷韦扎之战本身被大量的历史迷雾所笼罩，因而不愿正视其所造成的历史问题。现代史学对于普雷韦扎之战其无可置疑的战略意义只是做了浅显而粗狂的解释，而并未对其本身的战术作相关的剖析。
毫无疑问，这很大程度成是由于该战役本身对于习惯于以马汉思维看待问题的现代海军历史学者完全陌生。除了对于基本海陆联合作战不甚熟悉外，还有对交战双方的舰队指挥官——尤其是安德烈亚·多利亚反常行为的难以理解。在传统的马汉式叙事之中，老安德烈亚·多利亚的反常行为只能解释为反叛之意，对于现代海军历史学家来说，多利亚要么有罪，要么完全无辜，现代的行为准则不承认任何中间环节。对于现在西方历史学者来说，几乎无法想象某位联军的指挥官会在大战之前公开与敌方的指挥官秘密筹划商谈——其盟友未曾参与——然而在输掉战斗之后仍保持着在王家金主心中的地位。大多数现代历史学家无法在自己的道德准则内将多利亚的行为合理化，并倾向于其最殷切的辩护者所提供的的解释。尽管无法对多利亚在普雷韦扎之战中的行为提供权威性的解释———某个使得战斗本身的分析含糊不清的问题——然而可以从一个比以往更有相关性的角度看待这一既成事实。而在谈及普雷韦扎之战之前，必须论及于此。
在不涉及文献证据辩论的情况下，可以做出来一些初步的结论。似乎显然，在普雷韦扎之战前夕，安德烈亚·多利亚与奥斯曼的卡普丹帕夏（Kapudan Pasha，意为水师提督）“红胡子”海雷丁之间正进行某种秘密的商谈；然而除了多利亚的辩护者外，无任何证据表明海雷丁曾有反叛之意，也无任何合乎逻辑的理由支持他如此。在其整个服役生涯，海雷丁一直忠诚于信仰，而竭力对抗哈布斯堡势力；且无论如何查理五世也无有任何能够给予。1538年，海雷丁在为苏丹服役之中达到了成功之巅，尽管随后的失败与耻辱或有发生，然海雷丁在过去早已坦然处之，更不必说将来之事，况且“红胡子”常胜而为苏丹所器重，显然非为有二心。因而，有充分的的理由怀疑，海雷丁的所谓不臣的证据源于安德烈亚·多利亚所散布，以证明多利亚与海雷丁商谈乃正当之举。然而尽管查理五世无法给予海雷丁什么，然而苏莱曼却给了热那亚一份厚礼，如果不是因为多利亚本人几乎无法解释。
安德烈亚·多利亚所介入的问题或许可以回顾热那亚对于希俄斯岛贸易的以来，其在爱琴海深处于奥斯曼的默许之中留在了热那亚商人手中。希俄斯岛对于多利亚的效益不得而知，然而很难相信热那亚亲王会对这座岛屿的命运毫无关心。没有证据表明亲王并非诚挚的爱国者，而其本人对希俄斯岛的经济产出异常感趣，其中的乳香胶（gum mastic，此为该岛特产）、盐、沥青与明矾在贸易中的地位不可或缺；而即使亲王未曾涉及，然而这座岛屿也在许多Alberghi商行（由热那亚许多家族联合而来的商会联盟）的贸易中占据一席之地。
如果安德烈亚·多利亚的舰队真如Philip Argenti认定的那样“庇护”了希俄斯岛，那么一定是通过在普雷韦扎之战之前秘密商谈的某种妥协与让步来实现，因为多利亚的加队显然无法直接在军事上将其庇护，而该岛的防御工事几乎不存在；而显然，奥斯曼土耳其人使希俄斯岛免于侵害并非出自对热那亚的善意，后者甚至是与其公开作战的盟国的一员。统治希俄斯岛的热那亚商行（corporation）直接在土耳其的默许之下收获的巨额利益，而奥斯曼土耳其除了1536年拖欠了三年的岁币外一无所获；然而，同一家热那亚公司控制着奥斯曼的绝大部分锡进口，这一事实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若说奥斯曼在君士坦丁堡的铸炮厂（Tophane,该地以炮厂而得名）赖以生存的英格兰优质锡只有通过热那亚企业商人之手才能获取，那么证明热那亚可以为奥斯曼提供许多——反过来说，其均军事命脉由热那亚商人所把持。
安德烈亚·多利亚到底从中获取了什么，又从中贿赂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然而确凿无疑的是威尼斯盟友与其金主查理五世之间存在的目标间的巨大差异最终使得热那亚的谈判取得了相当的回旋余地，而使人无理由不相信其与海雷丁的密谋不涉于此，即换句话，二人或许干脆就是两面派。
如此的解释也源于这么一个事实，即在恰当的逻辑框架内分析时，普雷韦扎之战发生的大部分事件都可由简单的军事概念来解释，唯一例外的便是在亚得里亚海安德烈亚·多利亚的贻误，这似乎是对其不利的有力证据；然而，这种姗姗来迟导致的战机贻误似乎是西班牙人与热那亚人所共有——1571年勒班陀之战时，奥地利的唐·胡安几乎同样的贻误了战机。普雷韦扎之战前夕，尽管教皇国、威尼斯与西班牙的神圣同盟早于1538年2月便已成立，然而直到9月7日教皇的舰队与威尼斯的舰队在指定的科孚岛 (Corfu)会师三个月后，多利亚的舰队才姗姗来迟；然而当其加入行列时，事态已经足够明显，恐怕唯有时来运转才能扭转战局。
不过在得出结论之前，还是需要依时间来理顺。自1499年到1503年奥斯曼土耳其与威尼斯的战争结束以来，两国一直和平相处，然而苏莱曼的宏图大业不可避免的染指了威尼斯的利益，1534年苏莱曼从萨法维波斯手中夺取巴格达而东部无后顾之忧后，便于法国的弗朗西斯一世达成了密约，并于1537年协同入侵意大利。而在其中，奥斯曼土耳其敏锐的认定唯有控制科孚岛才能控制意大利的态势，因为在那里驻扎一直强大的舰队便可控制奥特朗托海峡（Straits of Otranto），而这也意味着与威尼斯的冲突。到了该年5月，苏莱曼的大军已陈兵与科孚岛遥遥相隔的阿夫洛纳（Avlona）；7月，吕特菲帕夏 (Lütfi Pasha)率八千余骑越过海峡直抵普利亚（Apulia）以图大规模入侵，然而却为科孚岛上现代化的意大利式防御工事所阻挠。早在十六年前攻打罗德岛时，尽管该岛与土耳其的后勤基地近在咫尺，然而无海上支援而单打独斗的医院骑士团却让奥斯曼的征服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消耗了巨量的时间。尽管时常为人忽视，然而威尼斯的城防设计者或许为1500年摩利亚的Coron（即希腊小镇Koroni的威尼斯名字）与Modon（同上，即Methoni）沦陷于奥斯曼的重炮所震撼，于是于十六世纪的头几十年专于应对日益成熟的攻城炮兵的守御之术；而毫无疑问，这些城防设计者同样为1494年入侵意大利的法军的攻城炮所刺激。因而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科孚岛上的防御与当年罗德岛的相当，甚至更为精良；而除此之外岛上的守军也能轻而易举的得到威尼斯舰队的驰援。同年8月18日到9月6日，土耳其人发起猛烈袭击，却在一连串血腥的反击战中被击退，与此同时，奥斯曼前线受到神圣同盟舰队切断后勤的威胁，于是只得草草撤军。
苏莱曼的目标所指，只能猜测为可能为了复穆罕默德二世1480入侵意大利的伟业，其以攻破奥特朗托（Otranto）为高潮，而以后者次年英年早逝而导致的继承混乱而告终；然而或许罗马才是究极目标，科孚岛的沦陷将使得入侵意大利南部之路平常无阻；除此之外，在威尼斯的商业主动脉之上插入如此的眼中钉无异于在其脖上套上绞索；而在最后一个以科孚岛为基地的穆斯林舰队将使得西班牙与威尼斯舰队的协同变得几乎不再可能。然而无论苏丹究竟以何为目的，其最终都为科孚岛的防御所阻。尽管这场攻防战鲜为人知，然而实乃是争夺地中海的重大转折。
以上便是1538年战役的背景。由于奥斯曼征召军队所需经济运转基于完善的分散式实物征收体系之上，构成该体系核心的西帕西（Sipahi）骑士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消化其封土，而这直接影响了连续几年的征伐活动。因而在1538年苏莱曼并没有选择亲征，而是将王师留在了国内；而与之相反的出征的重任则落到了卡普丹帕夏“红胡子”海雷丁身上。一开始，威尼斯舰队率先发难，出兵威胁达尔马提亚 (Dalmatia)沿岸的奥斯曼基地；海雷丁深知寡不敌众，便帅师向西前往普雷韦扎的海湾寻求庇护。显而易见，黑雷丁的目标是控制达尔马提亚沿岸并占领尽量多的要地，以削减威尼斯赖以征召士兵和桨手之所，从而继续自1479年征服黑桥王国（Negroponte）以来缓慢的人口掠夺。
共同的敌人，使得威尼斯与西班牙和教皇国结为同盟，其于1538年2月正式成立。三国同盟在海军事务上的条款安排相当具体，其以安德烈亚·多利亚为联合舰队的总指挥，而三国舰队以科孚岛为会师点。而早在基督教联军在九月份姗姗来迟的达成会师之前，海雷丁便将自己的兵马与来自北非的穆斯林回合，舰队绕过摩利亚后沿着希腊半岛北上；而在科孚岛附近，奥斯曼舰队一直保持的超过二倍的兵力优势使得威尼斯舰队陷入了纯粹被动的观望与等待，然而即使不是战术问题，海雷丁也在战略上陷入了瘫痪之中。
其因在于，若海雷丁的大军要打下一块要地，则不得不将相当大部分的士兵派遣上岸，而毫无抵抗能力的舰队无法直面威尼斯的突然袭击，何况后者已有盟友将加入其中。一支舰队，在其大部分火炮上岸（需注意海雷丁最好的火炮将用以围城）、桨手与士兵投入围攻时遭到羸弱的对手突然而果断的袭击，其后果不堪设想，此为海雷丁所熟知的危险，而他也不可能冒此风险。精于海战的威尼斯舰队挨得如此之近，以至于抵御哪怕其对次要之所发动一场袭击，其浪费的人力与消耗的弹药将得不偿失；而正如土耳其人早在前一年便懊恼的了解到的那样，到了1538年，守御之术以足够完备，以至于快速轻松的攻城无异于异想天开。
此时奥斯曼舰队与威尼斯舰队几乎彼此陷入了僵局之中。然而在教皇与西班牙的援军抵达之前，海雷丁可以以其优势的兵力获得相对的自由。当威尼斯的舰队被牢牢固死在科孚岛时，奥斯曼的舰队可以自由活动而以可用之机择其阵位，以抵御即将到来的进攻。
据最精细的估算，海雷丁的舰队拥有90艘桨船（galley）与50艘小半桨船（galiot，一类混用拉丁帆与船桨的地中海小型船只），而其对手，文森佐·卡比洛 (Vincenzo Cappello)所帅师的威尼斯舰队则有55艘桨船。6月17日，马可·格里马尼（Marco Grimani）率领27艘教皇国的桨船加入行列。9月7日，钦定的联军统帅安德烈亚·多利亚率领49艘热那亚与西班牙的桨船姗姗来迟，此时基督联军共有客观的130艘桨船。需注意，所有的基督战舰都有标准的标准的桨船构成，而尽管海雷丁共有140之多，然而其中许多为小船，在正面对抗中不占任何优势。然而尽管有着如此的增援，神圣同盟联军的作战能力有着如此显著的优势，而已做好出击的万全准备时，基督盟军却发现自己陷入了与多利亚到来之前海雷丁相同的窘况之中。当一支完好无缺的土耳其舰队在自己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从后方发动一场突袭时，抽调任何大量兵力以防备实属愚蠢之举；然而唯有土耳其舰队被击败、驱逐或被牵制之后才能在陆上投入行动。而后，毫无疑问，安德烈亚·多利亚在威尼斯人的胁迫之下不得不寻求全面的舰队行动，于9月21日在奥斯曼6000援军与火炮抵达之前驶离科孚岛。
神圣同盟舰队普雷韦扎的湾内寻得了海雷丁的人马，正如意料之中的那样，其正庇护于海湾入口两侧的要塞与穆斯林炮阵之中（见地图2）。奥斯曼舰队在此占据了地利之优。通往海湾的入口扭曲而狭隘，其最窄处不过800码；而即使忽略两岸的火力，窄小的航道显然也不足让基督战舰横队前行；然而若要强行闯入，联军舰队将不得不七扭八歪的改为纵列，而在海湾内严阵以待的奥斯曼舰队则能以压倒性的优势将其一一击溃。
与之相反，由于有控制入口两岸的穆斯林堡垒与炮阵的存在，神圣同盟联军无法以同样的方式享有地利之便。穆斯林舰队可以相对安全的在炮火的掩护之下，以纵列沿海岸驶出；然而若要成功阻止穆斯林舰队顺利驶出，则必须冒着极大风险进行有力的反击，而却无法保证穆斯林舰队不能顺利退兵而在港口适时再出。
实际上，联军采取这样的行动也毫无意义。与其愚蠢的将其阻击，不如将其引诱出海、不受干扰的集结投入战斗，而后依仗自己强大的舰队将其击溃，适时胜利的天平将向更加重型的西方桨船倾斜。然而这也意味着联军自身必须觅得位置列队成行。问题就在于此，只要奥斯曼舰队自由出击，联军便无法将兵力投入其他方向，因而只得对普雷韦扎的入海口严防死守以防穆斯林舰队出击；然而在围堵之中，联军处于极度下风。
海雷丁的舰队，其后为安全的腹地，不必像联军一样遭受普雷韦扎堡垒的炮击而能在安全的情况下自由停靠在海湾沿岸，让桨船补充充足的淡水与口粮、让桨手得到休息而让大量兵力投入陆上。反观联军，则不得不时刻关注海湾的入口处以防穆斯林的突然袭击，因而只得平白耗掉自己的士气、粮食与淡水。当穆斯林舰队在湾内忍耐煎熬而可在适时全军出击时，联军却不得不接受自己的储备一点点的消耗的事实，其处境用古代的亚洲谚语来说便是“骑虎难下”，在靠近并封锁普雷韦扎海湾后，多利亚发现自身着实进退两难。若联军舰队暂时放下戒备，或在混乱中从海湾的入口处撤军，稍作休整的海雷丁便会带着充裕的补给发动袭击；雪上加霜的是基督联军的锚地完全暴露在来自西北的猛烈火力之下，而这也是多利亚以充足理由拖延了如此之久的原因。
联军仅剩下了唯一一种可行的方案，即将人马部署上岸，迫使穆斯林阵地将注意力集中在航道，并通过陆上炮兵压倒穆斯林的火力，而即使未能扩大战果，也至少可以稳住当前的态势。联军最初的攻势便是以此为目的。根据后来源自奥斯曼的说法，“安德烈亚·多利亚带着他的战舰开始围攻普雷韦扎......他派遣了一些人马携带三门重炮将岸上的堡垒打的饱受催财......若非埃托利亚（Aetolia）的驻军派出步骑以为增援，堡垒将陷入敌手。”事实上，教皇舰队提督马可·格里马尼也主动派遣自己的人手与重炮识图将土耳其守军困住，这有力证明了其明智的战术判断与联军舰队纪律之糟。这场陆上行动或许是本次战役最关键之处，却丝毫没有引起现代史学家的注意，由于他们的关注之处在于自古以来北大西洋的舰对舰海上对抗，因而忽略了普雷韦扎之战并非传统的海上作战，而是一场海陆联合行动。
突如其来的奥斯曼陆军，使得联军的指挥陷入了困境之中。同盟陆军的将军、西班牙那不勒斯总督倾向于对穆斯林阵地全力猛击“以攻下普雷韦扎的堡垒.....一旦攻克，加上布下的炮阵，穆斯林舰队将在海湾中被彻底击溃”，然而他的献策并没有占上风。出于不明的原因，基督教联军并无更进一步攻克穆斯林阵地的打算。陆军的指挥官不愿在拖延了如此之久的情况下登陆的原因，或许是深知舰队可能将被突然的袭击赶跑，彼时自身将陷入被穆斯林全力攻击的困境之中。这是出于合情合理的担忧，多利亚似乎在基督教的战时会议之中阐明了这一点，或许是穆斯林的陆军过于强大，也或许联军舰队的不作为是多利亚与海雷丁达成的某种共识的回报，然而这纯粹只是猜测。
另一边，海雷丁则做了相同的尝试，其调动一支地面部队越过地峡以将自己的锚地与多利亚的舰队分割开来（见地图2）。穆斯林的陆军似乎无法在联军舰队的炮火之下站位脚跟，以布下足以将联军赶出其锚地的炮阵。然而这次行动表明，穆斯林的步兵完全可以从船上下来，以协助当地的桑贾克贝伊（sanjak beys）阻止基督联军做类似的打算。
从这个角度看，无必要引用多利亚所谓的怀有二心来从狭隘的战术意义上解析普雷韦扎之战的结果。只要海雷丁坚守自己的阵位并阻止联军上岸修筑炮阵的企图，其阵地便稳如泰山。联军舰队不得不在海湾入口处保持长时间的封锁，而出于后勤因素其迟早会撤兵；而若其在适时以近乎完美的阵列有序撤离，海雷丁将有绝佳的机会发动袭击；然而由于威尼斯人与热那亚人平日的嫌隙，这种近乎完美的阵列几乎不可能。
事实上，这正是联军舰队所发生的的，而令人称奇的是基督联军的损失如此微不足道。一支投入战斗的桨船舰队，其作战能力很大程度取决于其维持并列阵型的能力，之后提及杰尔巴岛之战（Battle of Djerba）与勒班陀之战时将着重论述。若一支桨船舰队在对手陷入混乱之中时出其不意的突袭，其优势将是压倒性的，而日后1560年的杰尔巴岛之战便是充分证明了如此。
在多利亚于9月2日抵达普雷韦扎海湾口的大约三周后，约是25日，海雷丁主动出港反击联军舰队。两支舰队都列成了坚固的阵列相互对峙，然而却没有发生直接的接触。至少在海雷丁看来，联军舰队的补给已接近告罄，这次突然的出击可以视作证例。接下来两天内的某个时候，约是26日下午的某时，多利亚决心放弃行动。27日凌晨，联军舰队趁着一股北风接触了锚定，企图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撤离。夜间撤离的战术需求使得保持阵列基本不再可能，而这也这充分反映了联军发觉自身处于严重战术劣势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多利亚的决定无疑是最明智的。骑虎难下的困局错不在于如何下马的技艺，而在于一开始就骑上了老虎。
北风仍然没有停下来。黎明时分，基督联军舰队沿着圣莫拉岛一字排开向南方驶去，最大的、也是缓慢的圆船列于阵后。由于大部分的桨船都处于下风位中，因而无法及时支援，而就在此时海雷丁发动了袭击。
起初，奥斯曼的舰队小心翼翼的行动，因海雷丁只能看到联军前方的船只。这些战舰大多装备精良，而Alessandro Bondulmier率领的威尼斯大盖伦与穆斯林舰队挨得最近。海雷丁意识到，多利亚在夜间设法维持了阵型，而此时其本人似乎正断于圆船之后以优越的实力保持阵列；若是这样（海雷丁还需要几个小时才能知道底细），那么在数量上并不占据优势的穆斯林舰队在接近阵后的联军圆船时，便会沦为多利亚更加重型、数量更加庞大而排成列为横阵的桨船舰队的猎物。然而海雷丁却果断抓住了这一不确定而危险的战机会，毋庸置疑的证明了其卓越的指挥才干。
幸运的是日后十六世纪的英国史学家理查德·诺尔斯 (Richard Knolles)对随后的行动做了几乎还原其貌、而富有技术见地的记载，其大量引用奥斯曼的资料。其对于战役的叙述之中包含了无可置疑真实、而几乎无处可觅的技术细节描写，如此敏锐而透彻以至于必须通篇复述：
“奥利亚（Auria，即安德烈亚·多利亚）继续南向朝着莱夫卡斯（Leucade，即圣莫拉岛）进发，此时从海湾驶出（普雷韦扎湾口）、沿着海岸朝着联军驶去的敌舰队出现在了Bondulmier的盖伦船顶桅的视野之内；狡猾的土耳其人深知自己实力的不足，出于坚毅之心抓住了这一机会，即使被基督徒所击败，只要能调转船头朝敌、让其船尾搁浅而后将人马与重炮送上岸，以从陆上尽其所能保护舰队便是宣告成功；而即使是最坏的打算，桨船的损失相比人马来说也可接受。”
对于十六世纪的桨船作战，很难在找到如此具有启示的描述。理查德·诺尔斯所描述的防御战术——主动地将桨船船尾搁浅而船艏火力仍朝向大海时让非战斗人员登陆的做法——对于十六世纪的桨船作战来说就如同线列作战对于18世纪的海军来说一样基础，然而日后却再无英语作者提及于此。对于桨船本身相对忽视、而重视船上士兵与重型火炮的做法对于北大西洋的传统迥然相异。事实上，地中海海上作战的侧重之处几乎与英美海军传统格言“永不弃舰！”（Don't give up the ship！）完全相悖，而在下一章中将对这两者进行大量讨论。
联军舰队严重分散、混乱不堪，这正是海雷丁之所希望。“红胡子”将自己的舰队列为松散的新月，朝着联军舰队掉队的船只逼近：
“日落时分，穆斯林舰队的两翼在不同之处始与基督徒交战，一些徒劳的攻击Bondulmier的大盖伦，余下的则用自己的重型火炮对两艘高大的船只（都满载着西班牙步兵）给予了痛击，以至于只得弃舰。”
上面段落中，理查德·诺尔斯又记叙了两个值得说道的地方。其一是战斗进展的缓慢，可能在天一刚亮的时候，海雷丁的舰队便发起突击，然而直到日落时分才与基督徒的舰队相遇，花了几乎一整天的时间航行了不到20英里的距离；桨船表面的速度极具欺骗，人类的肉体之躯只能将船划得这么快，何况编队的维持使得其航速只会更慢。其次，应注意到，理查德·诺尔斯提及了桨船的“重型火炮”（great ordnance），不止一位现代历史学家盲目了举证了错误观点、即桨船只有轻型武器，而认定在舰船上搭载可用以作战的重型火炮是欧洲北部独有的发展——显然，这是一种变相的“战舰杀手”技术论说。这两方面将在最后以章中着重论述。
回归叙述。联军舰队几乎陷入了绝境之中，显然这是出于风向的变化、基督联军本身糟糕的战术与战略判断与海雷丁精湛的作战技艺和果断。一份当代的西班牙文献，对战斗的描述是如此简洁扼要：
“当安德烈亚率领舰队途径圣莫拉岛时，红胡子海盗带着舰队从海湾驶出，向我们发起进攻。由于风势骤减，安德烈亚只得无奈的在一旁忍耐，而圆船也无法行动。红胡子率军乘风而前，开始炮击我们的圆船，而其也给予了还击。随后我们的阵末的一艘被击沉，其满载三百西班牙士兵，接着未遭抵抗夺取了一艘教皇的桨船，又夺走了一艘威尼斯的，然后又摧毁另一艘载着四百西班牙士兵的巴斯克圆船。”
现代的作者，无法对这个阴郁而直白的灾难述及更多。当夜幕降临时候，风向发生了转变，基督徒才得以侥幸脱身。表面上，联军的损失相对较小——尽管一位现代作者坚持认定只损失了七艘桨船，而以不显眼的方式忽略了受损最严重的运输船队——然而却溃不成军而丧失士气。此战中唯一的亮点是威尼斯舰队的大盖伦成功的抵抗，这艘在微风中行动缓慢的船先被穆斯林发难，承受了最猛烈的攻击，一整天都在不断地抵御，而无疑用自身的重型火炮对这些袭击者给予了痛击。
无论多利亚是否有意，将自己的舰队排为一列前去向北支援落伍的船只绝非可能。从联军现身普雷韦扎海湾入口处的那一刻起，这支舰队便陷入了困境之中。
海雷丁对于桨船作战的熟烂使其在战斗中占了上风。而若说是多利亚是有意为之，那么他的背刺并非表面上的如此显而易见，如果他真的与土耳其人达成了共识，那么只可能是拖延了在科孚岛的会师。奥斯曼毋庸置疑的展示了其在桨船作战方面、及捕风捉影般的的秘密外交（如果真的存在）上的优势。无疑，海雷丁对于多利亚犹豫不决所造成的不明战局感到相当满意，而我们则懊丧于此。
然而天意弄人，随后奥斯曼舰队遭到了突如其来的风暴，暴风将穆斯林赶到了阿尔巴尼亚的海岸旁。海雷丁的舰队最终损失了大小桨船70艘，而无重大的人员伤亡。基督联军则向北撤到亚德里亚海，在日后的10月27日经过短暂的围城战后，联军占领了其位于科托尔（Cattaro）基地旁的新堡（Castelnuovo），留下了4000名西班牙士兵将其驻扎。而科孚岛则安然无恙。然而不应当被这种短暂的胜利所蒙蔽，普雷韦扎之战的结果便是加深了威尼斯人对于西班牙、尤其是对安德烈亚·多利亚的嫌隙，神圣同盟难以维系。
第二年夏天，海雷丁亲率200艘船组成的舰队再次出现在亚德里亚还，并于该年7月12日到8月7日围攻而重新夺回了新堡。奥斯曼在新占地的威权在于其驻军之中，这种驻军行动为威尼斯所无法容忍，而这可能也在暗示奥斯曼准备对其单独谈判。对盟友失去了信赖的威尼斯无力抗击，只得选择单方面媾和。
以上对于普雷韦扎之战整个战役与其战斗的考析强化了之前对于地中海战争运作的设想。如果说1517年围攻吉达（Jeddah）的作战充分说明了加莱战舰与岸防炮台是地中海战争的核心之处，那么普雷韦扎之战则展现了如何将这种守御力量转化为战胜更加强大对手的能力。
除此，对于战役本身的深究还点明了当代地中海海上作战的两个基本特征。首先来说本质基于政治，十六世纪的地中海舰队指挥官的作战动机与目标并非基于狭隘的军事目的，因而不能简单的由其所为而对其评说。其次则是更加狭隘的战术上的内容，桨船之间的交战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海战”，而特别是当大型舰队作战之时，地中海海上对抗通常发生在陆地沿岸。比近的海岸由何方控制、又是以何种力量将其占据在一场海战中对于决定鹿死谁手至关重要。须知，地中海的海上对抗与其说是纯粹的海上作战，不如说说是海陆联合的军事行动，忽视了作为大部分地中海海上对抗中的陆地交战部分的战例剖析至少漏掉了一半的内容，而在这方面，无有比普雷韦扎的作战更适合举证。
然而尽管对于普雷韦扎之战的剖析给了一个桨船舰队运作的鲜明例证，然而却没有解释为何是桨船与桨船舰队主宰地中海的海洋。为何是桨船而非风帆舰艇在地中海占了上风？这便是下一章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