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安东郊唐墓所出东罗马金币仿制品的讨论
关于西安东郊唐墓所出东罗马金币仿制品的讨论
选自《内蒙古金融研究》 2003年S3期 罗丰
一
1989年夏，西安东郊发现一座唐代墓葬，根据遗物推断，大约属高宗前后的初唐时期。墓中岀土的一枚东罗马金币仿制品，十分引人注目，与中西文化交流有关，值得进一步讨论。
对于这枚金币，《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5期发表的简报作了以下简述：“东罗马金币仿制品1枚。圆形略扁，剪轮，上下径2厘米，左右径2.15厘米，薄如纸，重0.8克。两面图案相同，系模压而成，一面外凸，一面内凹。正中是王者的半身像，头戴盔，微向左转身穿交领铠甲，依稀可辨露于左侧髯边的标枪头及左肩上盾牌表面一个骑士的矛刺敌的图案。盔和甲的轮郭及金币的周边都用连珠纹表示。头的两侧有打了字母的铭文，个别字母模糊不可分辨，铭文为：DNANAJ••…JVS^JAVG(?)。”并且在以后小结时对该币进行了进一步推测：“再补上省略的拉丁字母，铭文可复原如下：D(omihus)N(osten),Ana□us,1—"—AVG(ustus)”,“查阅公元498年以前东罗马皇帝的世系，发现唯有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公元491—518年在位)的拉丁字母Anastasius与此铭文吻合，故推测它是从阿纳斯塔修斯一世金币仿制而来。”
发掘者将这枚金币鉴定为东罗马金币的仿制品，无疑是正确的。
二
首先，我们要谈的是金币在墓葬中的位置以及它所具有的特殊含义。
金币在墓葬中所处的位置，从其发表的墓葬平面图来看应在墓葬的西部。根据发掘者描述，金币显然处于一独立位置，和“绝大部分随葬品置于棺的东部和南部”的情况并不相同。可以肯定，金币所在的位置是没有经移动的，如盗墓者发现金币这样贵重的东西一定会带走.它的存在实际上与墓主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很可能是墓主人手中所握或者口中所含，搞清这一点通过发掘者的仔细回忆似乎并不困难。
口含或者手握金银币的习俗，在中国大陆多有发现。早在本世纪初叶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斯坦因(A・Stein)先生，便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中发现几例这种葬俗。墓地第1区死者手中或口中均握、含有东罗马金币的仿制品和萨珊银币的情况，约有4例①。在内地，这类实例也有发现，宁夏固原唐史道德墓②中，墓主人口含东罗马金币的仿制品③；河南洛阳唐安菩墓中墓主人右手握有一枚东罗马金币④；西安地区隋唐墓葬中死者口中或手中含握钱币的现象很多⑤，但绝大部分是中国钱币。如果上述推测不误的话，那么最近西安东郊发现的这枚金币无疑是内地发现为数不多的几例死者口含或手握外国金币现象之一，在西安地区是首次出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有关口含金银币的现象从出现以后，在中外学者之间便产生严重分歧。斯坦因先生推测认为，是否与希腊神话中卡戎（Charon）的摆渡钱有关，但以后经博学的法国汉学家沙晩（E-Chavannes）指点说在佛经中也有口中含钱类似的记载，他便采用了一种慎重的态度，提议留给后人去作⑥。斯坦因的推测受到了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的强烈批评，认为这实际上是“中国文化西来说”流毒的影响，并将其源渊追溯至殷周时代死者口中有含贝的风俗，秦汉时期亦有含钱现象⑦。夏先生的研究虽然具有一定的说服性，但问题本身似乎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最近，日本富山大学小谷仲男教授对这一文化现象进行了十分细致的研究。小谷教授的研究结果表明中亚地区发现大量墓葬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墓主人口中或手中含、握有金银币，时间从公元1世纪至7、8世纪都有，时间跨度相当大。而佛经《六度集经〉和〈大庄严论〉中所讲述死者口含金币的故事，是受中亚贵霜帝国影响的结果⑧。中亚贵霜王朝与希腊帝国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亚历山大东征以后，这类习俗便随着希腊文化传至中亚的巴克特利亚地区。中国境内的这种习俗，时间上一般都晚于中亚地区，很大程度上是中亚地区这种现象的继续东渐。当然，我们在讨论口含金银币习俗本身时，应该考虑到这种习俗流传过程中的变异性。希腊神话中，卡戎在渡过斯蒂克斯（Styx）河到达地狱世界（Hades）时，需要一种很小单位的货币奥博尔（obol）,而中亚、新疆及中国内地发现的外国金银币显然都大于这一单位。在中国境内出土的这类金银币许多上面都有一小孔，很难说他们是具有付给摆渡人渡资的思想。传入中国后口含金币遵循者有某种很大程度的相似性。新疆吐鲁番是这种风俗的主要发现地，其居民情况十分复杂，但其中的中亚粟特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他们采用这一习俗的可能性很大，有待于全部阿斯塔那墓地材料的公布,问题才能获得解决。宁夏固原史道德的族属，约属于中亚史国人；河南洛阳安菩则有明确记载属中亚安国人。我们在这些现象中唯一可找出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中亚粟特人。如果这一相似性，能再被以后众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的话，那么可以获得这样的印象：口含金币在中国内地的传播，是以民族为基点而加以延续，这种习俗似乎没有拓展到其他民族之中。粟特人在流寓中国以后，各方面已发生巨大的变化，与中国汉族没有太大的区别，当然，主要是指葬俗。唯有保留在葬俗中口含手握金币的现象，或多或少是继承了中亚地区的传统。西安地区的这例金币，由于没有墓志，而人骨已朽，没有人种鉴定报告，其族属问题不大容易判断。但应与前几例一样，他们之间当有某种联系，除去族属上可能有共同点以外，也不能排除其在宗教信仰方面的一致性，例如或许共同信奉同一宗教。总之，它的问世给我们讨论有关口含金币或手握金币的习俗有着更深一步的帮助。
三
另外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涉及到金币本身。非常感谢发掘者和刊物给我们提供了比较清晰的照片。
东罗马金币的研究工作是钱币界的一个难点，既使在西方学者、收藏家的眼中，也远没有希腊和罗马钱币那样引人注目，尽管东罗马是后者的继续。只有为数不多的西方专家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因为，它所涉及的范围很广，依照西方学者的分期，拜占庭（东罗马）开始于公元330年，到公元1453年被替代，共存在了1123年。钱币的种类也非常繁多，由于语种和文化背景方面的原因，其复杂性使我们深感困惑。我国极个别学者如夏鼐先生曾借助西方学者的成果，对中国地区出土的若干枚拜占庭金币进行了成功的考释，引起国际学界的广泛注意。拜占庭金币仿制品的研究除夏鼐先生有过一篇短文外⑨，很少岀现具有一定深度的涉猎。
中国岀土的东罗马金币仿制品大约有以下几批：
1915年斯坦因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发现3枚东罗马金币仿制品。
1956年西安市郊土门村岀土1枚东罗马金币的仿制品。
1966-1969年期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亦有东罗马金币仿制品岀土⑩，已知的有2枚或3枚，但恐怕不止这个数，由于该墓地材料没有完全公布，详细情况暂不清楚。
1982年宁夏固原南郊史道德墓出土1枚东罗马金币的仿制品。另外该墓地还岀有2枚东罗马金币的仿制品，材料待刊。
以上数例东罗马金币仿制品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可判定其仿制原型的。尤其是像斯坦因发现3枚中的1枚，图案十分清晰，字母也基本可以辨认，又通过斯坦因这样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辨释，其结论是可靠的，为査斯丁尼一世（Justinian I,公元527—565年）金币仿制品。西安土门村出土的那枚金币，情况稍复杂一些，经过夏鼐先生的谨慎研究，而得岀是赫拉克里留斯（Herac-lius,公元610—641年）金币的仿制品，其结论也是正确的。
另外一类则如新疆博物馆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发现的金币那样，其本身为单面打押，而且图案模糊，铭文已经变形，除极个别字母外，总体上来说已经距原型铭文相去甚远，不大容易辨认出其仿造的原型金币。宁夏固原唐墓岀土的3枚金币中，有两枚便属于后一种情况。
现在我们再来看西安最近出土的这枚金币。金币为单面打押，本身很薄，只有正面图案。图案本身也十分模糊不清，磨损太甚，王冠上只有一些联珠纹样，面部五官略显，右耳很大，在左耳际露出肩扛矛的矛头。所谓如简报作者所述的左肩上有盾牌也基本上看不见，更不用说像发掘者描述的那些“盾牌表面一个骑士以矛刺敌的图案”等细节了。实际上，在研究东罗马金币的一些书籍、图谱中，一般收藏者所拥有的皇帝肩扛盾牌的东罗马金币，盾牌上的图案不是很清楚的，人们往往需要放大后的图形，才能看见盾牌上以矛剌敌的骑士形象，而这一细节在该枚仿制品上是根本不存在的。
研讨东罗马钱币时，一个根本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频频岀现在钱币上的拉丁文和以后与之混用的希腊文，这是一个连西方学者也感到棘手的问题⑪。了解铭文内容可以解决像发行人的名字、发行人地位、货币单位、时代和造币厂址这类具体的问题⑫。这枚仿制品上的铭文，除个别字母外，大部分铭文是变形的而且不清楚。换句话说，根据这枚金币上的字母，是判定不出其原型属安那斯坦西斯一世（Anastasius I,公元491—518年）金币。即使是清楚的原件金币上，所采用的缩写，也给研究者带来很大的困难，这类缩写一般要经过经验丰富的权威专家补充完善，才能被众多的研究者加以利用，借助这些成果我们才有可能读得懂一些铭文的内容。
那么这枚金币所仿制的原型真正情况如何呢？罗马帝国钱币正面一般为皇帝的肖像，多采用侧面肖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东罗马君士坦丁币制改革以后，例如在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l,公元324—337年）金币上仍采用半身侧面肖像。这种皇帝肩扛中型矛的正侧面形象，似乎从君士坦丁二世（Constantine口，公元337—361年）开始，在钱币上使用。以后在钱币正面采用过这种形式的皇帝很多，比如有狄奥多西斯二世（Theodosius U,公兀408—450年）、马西恩（Marcian,公元450—457年）、里奥一世（Leo I,公元457—474年）、差诺（Zeno,公兀476一491年）查斯丁一世（Justin I,公元518—527年）、以及查斯丁尼一世（Justinian I,公元527一565年，等，先后达2个多世纪之久。这些王像的细部有一些差异，不大容易再现在粗糙的仿制品上，所以辨释工作存在一充困难。
四
最后，我们讨论一下这枚金币的来源和仿造地点问题。
东罗马金币的仿制，全世界不少地区都有发现。依照西方学者的意见，7世纪以后的东罗马仿制品的制造地点，大部分集中在阿拉伯地区。东方发现的7世纪以前的金币仿制品，大约是在中亚的某一地区完成的。对于中国出土的类似仿制品，德国学者。・考尼格（GerdG，Koerlg）认为，这是在人们缺乏流通钱币样本的情况下，出于竞争目的需要而制造的⑬。中亚史上有一段重要史实需引起注意，萨珊王朝曾经垄断了对东方奢侈品的贸易权，并对拜占庭帝国实行货物禁运。拜占庭帝国由于急于想获得中国丝绸，而与萨珊王朝进行战争。6世纪中叶两国之间多有战争发生，最后以拜占庭帝国战败而宣告结束。直到查斯丁二世（Justin□,公元565-578年）时，拜占庭才有使臣与东方的突厥汗国取得联系⑭，但对整个局势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没有得到根本改观。这段时间控制连接东西方“丝绸之路”的实际上是中亚粟特人，也就是中国文献记载中的“昭武九性”人。粟特商团不断往来中亚与中国之间，巧妙地周旋在萨珊人与突厥人之中。出于贸易周转的需要，粟特商团使用当时国际硬通货作为支付手段，东罗马金币和萨珊银币等贵金属钱币就是这种硬通货。粟特人在货币方面需求量很大，为适应这一局面，粟特地区在5世纪初叶开始仿制萨珊银币，以后又仿造了大量的方孔圆钱，即所谓突骑施钱”。由于萨珊人的成功封锁，粟特人也仿制东罗马钱币，有关栗特地区仿制东罗马金币的资料我们所知甚少，但该地区无疑是理想的制造地点，流通中国的若干东罗马金币仿制品，被推测为与粟特地区有关。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中亚粟特地区考古工作尤其是对金币的仿制情况知道不多，给研究工作带来一些遗憾。这枚金币很可能是当时的中亚商团在贸易时带到中国首都长安来的，其拥有者是处于某种共同性而获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