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歌的部队从不知道何为失败

译自《摩尔曼斯克简报》（Мурманский вестник）

作者：塔季扬娜·布里斯卡娅（Татьяна БРИЦКАЯ）

2010.03.20

 

在音乐会的结尾，伊戈尔·拉耶夫斯基转过身来面对观众，挥动着他的指挥棒——在他的挥舞下，观众们站起身来，跟着一起唱起了“喀秋莎”。无论是老兵还是非常年轻的年轻人们，他们都肩并肩地站着，而在他们眼前的这个歌舞团，则在演唱着这首传奇的歌舞。这首歌，仿佛是在让人们重温起了过去那前线的岁月，那充满了火焰、鲜血、离别、眼泪、伤痛、勇气与英雄主义的年代——音乐厅里一些人那铭刻在基因深处的记忆开始响起，唤起了其他的那些年轻的人们。而在舞台上，陪伴着人们的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军事音乐艺术团体——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

 

所有人都趴下了——但我们还在唱歌！

 

“在1985年阿富汗巡演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音乐会小分队——聚集在军营附近的一个亭子里坐着，用人们常说的话来说就是，为出发喝上最后一杯酒（на посошок）。当时我们得到了一些别人留下来的东西：鱼子酱、伏特加……到了午夜的某个时候，我命令大家全部都去休息——因为早上五点我们就要上飞机了。但是大家都表示抗议，他们说，他们可以在路上睡觉，不过出于某些原因我坚持要大家去休息。之后就在距离亭子百来米远的地方——一颗地雷爆炸了！那是我成为亚历山德罗夫人之前的事情，当时我在防空部队的歌舞团里工作。”伊戈尔·拉耶夫斯基，俄罗斯军队下属的、荣获两次红旗勋章的、以A·V·亚历山德罗夫命名模范歌舞团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说道。

 

他这样的经历还有很多：他曾经在民主德国服役，在那里的苏军集群歌舞团里工作，之后又去了白俄罗斯军区（顺带提一句，当地著名的Pesniary乐队就出自作为艺术总监的拉耶夫斯基之手），在捷克斯洛伐克，当苏军进入那里之后，他几乎是立马就被派去了那里，并被指派了一个完全是政治性的任务：在当地组织一个类似的音乐团体，从根本上改变当地民众对于入侵的军队的态度。

 

“我记得每次当我们的士兵在什么地方引起骚乱了的时候，他们的指挥官就会来叫我。我们就会在那里为当地观众举行一场音乐会——看起来就像是我们在道歉，然后把冲突给解决了。”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回忆道，“有一次，按照计划一场音乐会应该在工厂里举行，但是那里的工人们……起（那个）义了。他们打烂了大厅里的所有家具来阻止我们的演出，让演出没办法进行了。”之后，我把整个歌舞团叫到一起并说：‘伙计们，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必须得在雪地里演出了。’工厂前的广场被用巴士封锁了起来，然后一个简易舞台也搭建了起来，一箱伏特加被送到了乐手和歌手们的面前，用来给他们暖和身体。于是我们开始演出，再音乐会之后，我们不得不走在人群间的狭小通道里离开，一边的人大喊着：‘俄罗斯人，滚回家去！’，另一边人的人则说：‘苏联万岁！’。之后我命令道：‘巴扬琴不要停下来！’然后我们开始继续唱起‘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而人们也开始跟着我们一起唱！确实，尽管在最后那些人还是如同一堵墙一样挤在我们旁边，但是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受到了苏联大使发来的亲自感谢，并被告知我们已经征服了那个工厂。”

 

在这样的服役生涯之后，他被调回了国，回到了莫斯科军区，安心地享受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再次被派往了前线，这次是字面意思上的前线了。作为莫斯科军区防空部队歌舞团的一员，拉耶夫斯基获得了游遍阿富汗的机会。在苏军部队的阵地里演出的时候，他们不止一次听到过子弹在他们头顶上呼啸而过的声音：

 

“我记得有一次在音乐会中途，有人大喊：‘趴下！’，然后炮击就开始了。我看了看周围的观众们，所有人都趴下了，但我们还在唱歌。”

 

一百名苏联外交官

 

在30年代，人们曾经这么评价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他们在国外的一场音乐会可以做到一百名苏联外交官都做不到的事情。这群“战地夜莺”高超的艺术技艺、专业的精神与真诚的态度令所有人折服。也许这一切看起来似乎都是有关军事、宣传和政治的，但是这些音乐也似乎在铁幕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迫使生活在西方文化下的人们去更加仔细地审视苏联文化，并被它触动心灵，为它倾倒。

 

“现在一切依然完全一样，”伊戈尔·拉耶夫斯基说，“即使是在那些从前是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而现在正在朝外远离俄罗斯的国家也是如此。我们刚刚才去了波兰——这是一次真正的胜利。我们就像是给他们传递和平的使者一样。”

 

亚历山德罗夫人们总会为当地观众准备礼物——用巡回演出所在国家的语言唱几首歌。顺带提一句，加拿大人和法国人都如此承认：没有人唱他们的国歌能比唱得更好了！要得到这样的赞美并非是容易之事，最近俄罗斯人又再一次超越了他们自己——在北京的音乐会上，他们表演了四首中文歌曲，其中一首歌词的作者是……猫太祖。一向克制自己感情的当地观众因此突然变得十分激动，忍不住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并热情地喊叫着……

 

从表面上看，这群穿着军装的军事艺术家们应该站在政治（那个）斗争的最前沿，但是事实上恰恰相反。就在仲春时节，歌舞团开始了“友谊列车”项目——到所有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中进行巡演。根据组织者的说法，这次活动既是对阵亡将士们的缅怀，也是送给老兵们的一份礼物，同时又是和昔日对手的一次和解。5月2日，巡演将以在柏林勃兰登堡门的一场音乐会来结束，以纪念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在战后一片废墟的德国举行的第一场音乐会。

 

记忆、对生活的信念、勇气——也许在他们作品库里的所有节目都是有关于这些的。它们传达出了一种我们人类共同的痛苦与民族间的悲剧，在我们的时代有时候这些东西的重要性听起来并不亚于“不祥的四十年代”。在9·11恐怖袭击的一年之后，歌舞团在双子塔的废墟上进行演出。这是音乐家们自己提出来的建议——以纪念那些无辜的受害者。后来，在莫斯科剧院人质事件的那段日子里，他们在美国结束了另一次巡演。音乐会的主办方提出要求说要改变节目，并唱一些哀伤一点的歌曲，他说：“你们曾经在9·11和我们感同身受，因此现在是我们与你们感同身受的时候了……”

 

“唱得好！”红衣主教们喊道

 

现在的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和苏联时期比起来，少了一百多人。当下的军事改革让艺术家们都心生恐惧：军队中的艺术团体正在裁减人数，而且他们甚至还试图“掐死”亚历山德罗夫人们。尽管歌舞团在世界上享有盛誉，被誉为是一张“名片”，但是团员们也知道有时候军队里的面包是多么的稀少和珍贵。有时候他们必须要自己出路费去进行巡演，有时候他们不得不选择在车上过夜而不是住酒店。在最近的一次波兰巡演中，他们同意了在严寒天气中露天演出（这对于歌手和舞者们而言几乎可以说是自杀），这样就可以得到两倍的报酬。最终的结果就是，一些人不得不躺到了医院的床上，当然他们的家人也由此得到了额外的报酬。

 

“他们试图推倒我们，让我们和那些流行歌手们一起唱歌，但是我们拒绝如此。”伊戈尔·拉耶夫斯基说，“确实，有时候我们会和他们一起演出：在节日音乐会上和科布松、多莉娜（Долина）一起唱歌，甚至和科尔基罗夫（Киркоров）以及你们的阿列克谢·高曼（Алексей Гоман）同台演出，当然这些都是一些例外。总之，当然，这对我们而言是很困难的事情，尤其是对合唱团而言。”

 

“困难是因为他们太过流行，或者说得温和一点，他们达不到您的要求？”我追问道。

 

“该怎么和您说呢？”受访者想，“我们从来没有和这些放录音带的人（Фанера）合作过。想要加入我们的歌舞团，您必须要学习超过十年。但是，拿着一把吉他，不经受任何训练就上台表演，那就要容易多了。”

 

“是的，当我在1954年作为歌手加入歌舞团的时候，一共有38人和我一起竞争一个名额！”歌舞团的首席行者负责人和最年长的成员维克托·卡迪诺夫加入了聊天，“我们的独唱家们水平是那么的高，以至于我亲耳听到莫斯科大剧院的指挥尼古拉·戈洛瓦诺夫(Николай Голованов)对鲍里斯·亚历山德罗夫（作者注:歌舞团创始人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夫的儿子，领导歌舞团将近40年）说：‘您有这样的歌手——我真想把他们每个人都带走!’”

 

传统在这里总是得到珍视——无论是曲目方面还是在表演质量方面。在歌舞团中仍然有一些独唱家是在整个欧洲享有盛名的。歌舞团的老兵，在鲍里斯·亚历山德罗夫治下就进团服役的瓦列里·伽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低音之一。而男高音瓦季姆·阿纳尼耶夫同样也非常有名，也因此最近他应教宗的个人邀请，与舞者安德里斯·列帕（Андриса Лиепы）一起出现在梵蒂冈。

 

谈及本笃十六世在西斯廷教堂举办的招待会，阿纳尼耶夫笑着补充道：“只有两个人穿着白衣服出现在那里：教宗和我——我穿着我们海军的军服。”顺便提一句，瓦季姆已经是第二次从天主教领袖手里获得银质奖章了。他曾从若望·保禄二世手里接过第一枚，几年前在他面前，整个歌舞团举行了一场演出。阿纳尼耶夫承认，当他听到红衣主教们在音乐会结束后为音乐家们鼓掌，并用俄语高喊：“唱得好!”的时候，他感到非常自豪。

斯大林同志将要和您谈谈

 

歌舞团成员为他们在经历了动荡的时代之后依然成功地保留了创始人——亚历山德罗夫父子所奠定的基础而发自真心地感到自豪。不过奇怪的是，这个高度专业的歌舞团在一开始却是诞生于一个普通的业余组织——正是在如此的组合之下，一个有着八名歌手、两名舞者、一名巴扬琴演奏家和一名报幕员的组合于1928年在莫斯科的一场政府音乐会上亮相了。这支属于军队的组合的不属于军队的领导者是……从前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的最后一任指挥亚历山德罗夫，他成为了苏联的这个最半官方的艺术组织的艺术总监——之后，他成为了国歌的作者，这首国歌在最近回到了俄罗斯。

 

对歌舞团最高级别的关注让其产生了许多传奇故事，据歌舞团的其中一位成员所说，民间乐器巴拉莱卡琴是由对巴拉莱卡琴极度喜爱的斯大林强行引入乐团中的。不过，现在的乐团成员们都认为，这是亚历山德罗夫本人有意识的决定。勇于尝试并热爱尝试新事物的他为了突出俄罗斯的文化以及军事歌曲与民间歌曲之间的关系，所以创造了这如此独特的乐团。这个奇特的男人的一生经历中，有着与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和伏罗希洛夫之间的友谊，有着圣歌“基督复活了”和“赞美斯大林的大合唱”，也有着伟大的“神圣的战争”和不那么美好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他最后死于一次奇特的经历——在我们从华沙到柏林的巡演路上。

 

之后，在1946年，歌舞团的命运再一次由“最高领袖”来决定了。维克托·卡迪诺夫回忆起年轻的那个亚历山德罗夫的故事：

 

“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凌晨两点钟被克里姆林宫的电话吵醒：‘斯大林同志将要和您谈谈。’他感觉到自己的手正在颤抖，然后一个熟悉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您对您继续您父亲的工作这一提议有什么看法吗?您会介意吗？’”

 

顺便提一句，著名的“在马林诺夫基的婚礼”的作者鲍里斯·亚历山德罗夫并非这个著名家族的唯一代表。他的弟弟们、侄子们以及其他这个著名家族的后裔直到今天都依然在歌舞团中工作着。不过有时候老团员们会抱怨说歌舞团在传承上缺乏真正的连续性。

 

“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尽管他很有才华，但是却没有带来一个合适的替代者。就好像他会永远留在我们的队伍中一样。”卡迪诺夫认为，“而其他的亚历山德罗夫们，他们，我必须强调，他们也是很有才华的音乐家，但是似乎在和我们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会离开并拥有自己的乐队——鲍里斯留不住他们。不过我们现在有拉耶夫斯基，一位极其出色的音乐家，但是他已经是个老人了。我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年轻的指挥。确实，我们也有一些很有才华的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工作着——根纳季·萨切纽克和尼古拉·基里洛夫。也许到时候他们的其中一人会带领歌舞团吧，谁知道呢……”

 

回到北摩尔斯克，就宛如回到了家

（译注：此前把此军港错译为“北摩尔曼斯克”，在此更正）

 

“这次我怀揣着一颗平静的心回到了北莫尔斯克，没有了之前那种恼人的忧郁之感……显然，那分离的痛苦已经消退了。我只觉得我回到了我的家。”指挥尼古拉·基里洛夫说。

 

在科拉半岛，他领导北方舰队歌舞团长达七年之久，也是在这里他被邀请加入成为亚历山德罗夫人中的一员。这里是他的老朋友，是他的记忆所在之处，一言以蔽之，这里是他的家。诚然，严肃地说，基里洛夫并非来自北方，而是来自哈萨克斯坦。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想要成为一名军人，但是他的妈妈不允许男孩们参与到战争当中，而是一次又一次地把他按在钢琴前面——她梦想着她的儿子能成为一名音乐家。结果就是，这个家庭发现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尼古拉进入了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军乐指挥系，在那里，顺便提一句，他的教授是……伊戈尔·拉耶夫斯基，未来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的艺术总监。

 

从音乐学院毕业之后，这位年轻的指挥被分配到了太平洋舰队——然后不幸的事情由此开始。

 

“90年代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勘察加，简直就是个地狱。他们没有提供任何暖气，我们也看不到任何工资和津贴，飞机总是延误，军队差旅证明在飞机售票处不被接受。”基里洛夫回忆道，“为了赚点钱，我和我一个同志匆匆忙忙地用一台钢琴和一把萨克斯风组建了一个爵士乐二重奏并开始演出。我从头开始学习萨克斯风，因为这是我在彼得罗巴夫洛夫斯克唯一能找得到的乐器。我们上了电视，录了几张唱片，突然我们就变成了明星。”

 

这次与萨克斯风的偶遇改变了这位年轻音乐家的生活。他在勘察加组织了他的第一个爵士音乐节，来到北方之后，他又加入了当地“fat music”爱好者的大家庭，还从海军歌舞团的乐手们中组建了一个五重奏，并开始和摩尔曼斯克的一个复古乐队“留声机”（Граммофон）一起演出。不过这一切不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灵魂。不过当2003年尼古拉来到莫斯科的时候，萨克斯风又不得不再次被他用来赚钱。在白天，他到歌舞团里上班，到了晚上，他脱下军装，去俱乐部里演出。有一次，他抓住了机会，和军乐队一起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厅表演爵士乐。这次疯狂的尝试获得了成功，从此以后，亚历山德罗夫人也开始表演爵士。

 

如果说90年代中期的勘察加对基里洛夫而言如同地狱，那么北莫尔斯克就像是天堂一般。井然有序的海军、安静、没有吵闹、也没有来自不同州之间的歧视。尽管这里是地球的尽头，但是距离俄罗斯的其他地区也很近。和北方舰队歌舞团一起，尼古拉也有机会品尝到了战壕生活的滋味——在第二次车臣战争期间，北莫尔斯克人探望了他们在高加索的同胞，并为我们的海军步兵们举行了音乐会。

 

“我们访问了达吉斯坦、车臣、北奥塞梯，”基里洛夫回忆道，“我们经常在战斗岗位上表演。白天那里还发生着战斗，晚上我们就在那里开音乐会。在新格罗兹尼斯基（Новогрозненский）的一个村子里，我们直接在从前的一座牛奶厂的楼里演出。那些伙计们就直接坐着步兵战车来了，没有屋顶，也没有窗户，外面大雪纷飞——我们的女孩们穿着舞会的礼服，在那里跳‘极地华尔兹’。海军步兵们都哭了。在哈萨维尤尔特（Хасавюрт）附近，在海军步兵们的营地，两辆乌拉尔卡车停在一片空地上，两侧被收起，一张伪装网复盖在上面——这就是我们的舞台。当时气温是零下六度，风雪呼啸。观众们——那是一营穿着皮夹克的男孩——就坐在地上。我们的伙计穿着条纹背心走出来，并唱‘再见了，起伏的群山’。此时炮火准备开始了，一发炮弹就在我们头上呼啸而过，但我们还在继续演唱。没有一个人退缩。”

 

没有虚假音符的爱国主义

 

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是车臣的常客。自伟大的卫国战争以来，歌舞团一直有在战斗岗位上演出的传统。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歌舞团在前线举行了超过一千五百场音乐会。热点地区总是在巡演的日程表上，只是近年来他们带过去的不再是为战士们准备的军事爱国节目，而是为儿童们准备的新年演出。

 

“我们准备了真正的音乐剧演出，就像它应有的那样，有圣诞老人和雪姑娘，我们缝制了服装，准备了礼物，并向车臣、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派去了音乐会小分队。”伊戈尔·拉耶夫斯基说。

 

孩子们的节目、爵士乐……这个歌舞团正在不断地扩大他们演出曲目的范围。现在它几乎包括任何种类的音乐——从古典乐到摇滚乐，从民谣到圣乐。一开始，从这群穿着军装的音乐家们嘴中唱出来的圣乐似乎是在赶潮流，而后，就如观众们所说的那样，当他们认真倾听的时候——歌舞团中的四部男声合唱听起来就像是古典的教堂唱诗班一般。

 

这位艺术总监对合唱团的节目总是特别注重——他曾经领导著名的以A·V·斯韦什尼科夫（А. В. Свешников）命名的合唱团长达十二年之久。这位传奇的亚历山大·斯韦什尼科夫曾经是他的老师。当还是个九岁的男孩时，拉耶夫斯基就进入了他的学校，从每一百个人里只有一个名额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在接手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之后，这位指挥发现合唱团有些被忽视了，很明显他们在表演中并不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在提高了歌手们的水平之后，他开始在曲目上下功夫——现在他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使合唱团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并且准备组织一个以无伴奏合唱方式演出俄罗斯和外国圣乐的组合。

 

然而，军事主题仍然是亚历山德罗夫人们不变的道路。拉耶夫斯基并不以“宣传”一词为耻，只是明确的指出：宣传必须要是高水平的。爱国主义教育是要尽建立在真正的艺术、记忆和信仰之上的，而不应该有任何虚假之处。

 

“当我看到在莫斯科我们的音乐会举办之前，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厅、在大街上，全是年轻人在买额外的门票，或者当我们在军营里演出时而年轻的士兵认真地聆听我们的歌曲，我会感到非常高兴。”

 

现在这支在过去几年间几乎完全是“用于出口”的歌舞团，在我们国内也可以看得到了，包括在各个州。他们在首都拥有了自己的音乐厅——亚历山德罗夫音乐厅。他们的巡回演出日程安排已经满满地排到了年底。然而……歌舞团的成员们并不确定他们的未来是否晴朗。他们谨慎地说：“我们仍然在漂浮。”

 

不过，现在亚历山德罗夫人们充满了力量，集体中的变化也越来越大了，一种代表健康、活泼气氛的明确标志——家庭出现在了歌舞团当中。最近，已经举行了三场婚礼，而且这三对新人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宝宝。

 

这个已经成为苏联历史的象征之一的歌舞团，现已和谐地融入到了当下。这支令人惊叹的“战斗部队”、在过去曾被称为“会唱歌的武器”，他们可以立马飞到任何一个城市并攻占它——他们是不开一枪就征服了全世界的俄罗斯军队。然而，在音乐家们的生活中，他们天性上的浮躁、自由、与创作上的自由，又是如何与军队纪律共处的呢？“难道肩章不会给你们的肩膀带来负担吗？”我最后这样问道。

 

“肩章？它们只是一种帮助。它们会让你自律。”伊戈尔·拉耶夫斯基带着他那习惯性的微笑回答道，“我们只在音乐会上穿军装。嗯，在这之后我们会把它脱掉！然后……“

一些北方舰队时期的基里洛夫演出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