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阳之境第一卷：党卫军第四装甲军与华沙战役 目录/前言
作者：【美】道格拉斯·纳什
翻译：nightmirr
上图为冈瑟·朗格（Günther Lange）于1944年5月在波兰卢布林地区的照片，当时他是党卫军候补士官长（SS-Standartenoberjunker），很快就要升为党卫军少尉（三级突击队中队长，SS-Untersturmführer）。他所佩戴的勋章包括二级铁十字勋章、银质常规突击奖章、黑色战伤勋章
作为由11名国家的志愿者组成的前党卫军第四装甲军的一名军官，我为作者对于了解这一时期的军事历史情况的努力而不甚欣慰。他在对于细节的勤勉描述上倾尽全力。我深深地为纳什先生投身于我们相关的历史研究所触动，希望他的书能大获成功。
冈瑟·朗格
2019年春天于Handeloh（下萨克森州城市）
党卫军第四装甲军 党卫军少尉
联邦德国国防军第九教导装甲旅 预备役中尉
前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武装党卫军构成了第三帝国令人畏惧的武装部队的一支。其从1939年的四个团，2万人发展为1945年德国投降时的超过90万人的庞大部队。因为不愿意他新生的部队被国防军传统的军部和集团军部所统率，党卫军队长海因里希·希姆莱开始建立独立的党卫军军部和集团军部，并从1942年7月的党卫军装甲军（后改名为党卫军第二装甲军）的创设开始了这一行动。随着武装党卫军师部的数量提升，其军部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最终在战争结束时编成了18个军，2个集团军。
前三个党卫军装甲军的履历相当出名（党卫军第一、第二和第三装甲军），无论是作战履历还是下属各师都十分清晰，例如党卫军“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师（Leibstandarte SS Adolf Hitler）、“帝国”师（Das Reich）、“希特勒青年团”师（Hitlerjugend）、“霍亨施陶芬”师（Hohenstaufen）、“弗伦茨伯格”师（Frundsberg）、“北欧”师（Nordland）等，都已经由纪录片和出版物全面予以展示。此外，这些部队的领导人也包括了一些最出名的武装党卫军将领：保罗·豪塞尔（Paul Hausser）、约瑟夫·迪特里希（Sepp Dietrich）、菲利克斯·施坦纳（Felix Steiner）、赫尔曼·普莱斯（Hermann Priess）、威尔汉姆·比特里希（Wilhelm Bittrich）、“装甲”迈尔（“Panzer” Meyer, 科特·迈尔）、约阿希姆·派普（Jochen Peiper）、弗里茨·维特（Fritz Witt）等。他们在一些二战中最重要的战役，如哈尔科夫战役、库尔斯克战役、卡昂战役、法莱斯战役、市场花园行动、阿登反击战、柏林战役等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已经得到了广泛承认，并荣登于军事教材中，形象也不断在战争类游戏和战役模拟中出现。
这本书的主角党卫军军部从未在西线战斗过，却参与过在战争末期东线的大部分关键战役——这就是党卫军第四装甲军，其下辖党卫军第3和第5装甲师（或称“骷髅”师（Totenkopf）和“维京”师（Wiking）），诞生以来直到战争结束的10个月全部处于战斗之中，他们参与了华沙战役、解围布达佩斯的行动、春醒行动、维也纳防御战和朝奥地利撤退的行动，最终在1945年5月向美军投降。
尽管该装甲军不如其他三个装甲军那么光芒四射，赫伯特·奥托·吉勒将军（Herbert Otto Gille）的党卫军第四装甲军因其作战毅力、高士气，尤其是其死亡率出名。无论是发起猛烈的反攻，还是处于坚实的防御态势，其各师都处于兵力劣势的状态下。吉勒经常和他的国防军上司起冲突，其指挥风格看似漫不经心，但他的装甲军直到结束使命，都一直是第三帝国最可靠、最令人敬畏的野战部队之一。
“军”作为现代军事编制之一，其起源可追溯到18世纪中期，当时欧洲各国的军队都已经扩展到“野战军团”这一笨重的，下辖几十个团部的编制，难以被仅仅一个人所统率和协调了。随着大型军团成为常态，即使战火平息，对于规模宏大、地理意义上分布广泛的部队，将其行政和统领事务交给次级指挥官才能够保证整个军团的高效运转。随着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大量军团的出现，“军”作为部队的主体，已经发展为一般下辖两个或更多步兵师、一个骑兵单位和支援炮兵团，并有后勤、工兵和通讯单位等的规模，兵力一般介于1万人到5万人之间。
到19世纪中期，形成番号的军如同微缩化军团一样，能够达到近乎独立行动的地步，同时也能在上级（即野战集团军/军团）的指令下在预定时间于预定地点集结。随着电报、电话和无线电的出现，各军的指挥能力都大幅度提升，军长能够指挥和引导其下属各师、旅和团，而这是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梦寐以求却不得的。
和军的出现相同重要的，便是军参谋的出现。它和军和军指挥部一起发展形成，到19世纪末，已经能够成为一个不仅能够贯彻上司的意志，更能控制下属各个单位的行动，以使得他们的行动能够与他本人的意愿相符合的专门人员。尽管各个师长经常责难军部过分好管闲事，要求太多，但现代化“军”的出现使得欧洲和美国的各个集团军（军团），包括在南北战争期间的邦联军，都在战斗期间表现得更加高效——虽然并不会一直都很有效。
为了强化各师、军、集团军级人员的能力，欧洲、美国和19世纪晚期的亚洲国家都开始建立参谋学院，意在选拔和培养未来可能成为武装部队的大脑的参谋长。而出于提高参谋人员协助指挥官统率其下属单位的能力的需要，参谋人员也更加专门化，分成不同部门，各自负责人员、情报、作战和后勤，以及其他很多相对重要性较低，但是仍然必要的专门事务，譬如军法、兽医等。电报、有线电话和无线电的发明使得一些特别为指挥官和参谋人员服务的单位得到建立，比如通讯营、警卫连、机动车运输队，特别是总部勤务营，这个单位负责了总部的行政、后勤和警卫事务。
普鲁士名将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和格尔哈德·冯·沙恩霍斯特（Gerd von Scharnhost）一手建立的“总参谋部”，成为了现代总参谋部的雏形。到19世纪中叶，英、法、美等国都很快开始建立相似的机构，而这一趋势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普鲁士的大胜后更为明显。20世纪的现代战争，正是在这样的总参谋部的组织下发动的，其深度之广，从军、师一级的战术行动和交战、集团军层面组织的大规模战役，到一个甚至多个集团军群/方面军发起的战争层面的行动，无所不包。
参谋部的基本组织形式，在现代指挥、控制、通讯、电脑和情报集成战术（美军C4I战术）出现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出现极多的变化。现今各师、军、集团军级的参谋部和100年前的构成仍然十分相似。而出乎意料的是，在战争期间，参谋人员的贡献很少被大书特书，大部分历史记载都集中在各师、团、营、连的事迹中。指挥官的领导能力也少不了参谋人员的帮助，但是大部分传记或者自传都聚焦于战役的得失、单纯的行动过程、将军之间的政治阴谋和其优劣，以及对手的实力。读者们很少能看到作者对于参谋工作的关注，而这些参谋默默无闻地在有限时间内工作，负责将他们的上司的意愿转化为命令，并以此引导各师、军、集团军的作战行动，而一旦部队聚合起来，就以各种方式保证将军的作战意愿能够完整实施。
二战期间，英军和美军的参谋人员工作得到了充分记录和保存， 在他们自己的官方战史或者年表中都能有所体现，而德国国防军的参谋人员事迹，则在盛衰无常的经历中饱经沧桑，和之前德国经历的胜负不同，国防军的组织没能留下来，其总参谋部，以及空军（Luftwaffe）、陆军（Heer）、帝国海军（Kriegsmarine）都被解散，武装党卫军（Waffen-SS）被认定为非法组织，德国在冷战期间一分为二，其军队组织存在10年的空白期，直到1955年。当年，西德（在不久后东德也实施了）终于被允许建立自己的联邦武装力量，即西德联邦国防军（Bundeswehr），而这一组织因为有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污点，尽可能地试图摆脱其过往的传统。
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说，很多战时日记，行动记录和1943年以后的历史记载都在战火中被摧毁，而这尤其体现在1945年2月英国皇家空军轰炸了在波茨坦的存放德国军队档案的军营和设施。但很多档案还是留存到了战后，并迅速地转移到美国或者英国进行汇总，剩下的则被苏联留存。在20世纪60和70年代，美国国家档案馆（NARA）在影印完毕后，将大部分档案交还给西德的联邦档案馆（Bundesarchiv），而在苏联留存的档案则长期封存，阅览权遭到严厉控制，直到近些年，俄罗斯政府才逐步开放阅览。
关于武装党卫军的资料，就是二战德军档案重要问题之一。尽管武装党卫军并不算是国防军的一部分，但其组织结构与国防军相差无几，其中就包括了各级别的参谋军官，党卫军行动总部（SS-Führungshauptamt, SS-FHA）本身负责很多方面，不只是参谋工作。很多党卫军将军都是从国防军陆军干起来的，有些甚至已经完成了将军参谋军官的培训。也有很多人来自警察部门（Ordnungspolizei），他们在那里也经受过相似的训练。因此武装党卫军开始在1942年发展自己的军部时，模仿国防军的结构建立各部门，乃至于参谋部各个部门名称和分区都相同也是情理之中。毕竟国防军的整体组织架构十分明确，为大部分武装党卫军关键领导人所熟悉，也利于未来武装党卫军的各师各军无缝融入国防军的野战集团军。
此外，提拔年轻的党卫军军官，并将其派去参加陆军总参谋部的学习工作也在1940年开始，他们在那里会经受必要的训练，以能够在党卫军未来各师、各军和集团军中承担参谋军官的职责。而这些参谋军官的需求相当大，因为武装党卫军后期的扩军速度甚至比培训来的还要快。相应的，武装党卫军也开始吸收合格的陆军的参谋军官，并借调到武装党卫军填补空缺。在参与到这一事件的22人的记录中，他们都十分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并得到了众人的尊敬。在一些例子中，因为人员奇缺，1944年到1945年建立的几个党卫军军部，参谋军官的主力都是国防军人员，他们没有要求转调到党卫军，连军服都是国防军的。
随着战争即将结束，败局已定，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部（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 OKW）在1945年4月时指示，在投降之前，务必销毁全部档案，最好焚毁。很多陆军单位并没有履行这一命令，将档案留给了后代，但大部分党卫军单位，下到营级，上到集团军级都履行了这一命令。只有很少的武装党卫军档案幸存下来，使得任何试图编写武装党卫军军部的历史的尝试都显得困难重重。正如之前提及的，大部分陆军的作战档案都幸存下来，而这些下辖党卫军单位的军部和野战集团军的档案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通过这些日常报告，状况报告和信息交流，能够让我们窥见武装党卫军的内部工作和深思熟虑。然而，未来的任何作家首先都必须了解这些党卫军的师或者军在战争中到底隶属于哪个陆军军部或者野战集团军军部，而这对于外行来说相当难。
而党卫军第四装甲军的历史正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其野战指挥部在1944年7月正式运转，参谋军官一直在战地日记（Kriegstagebuch）上记载每日和该军有关的各种事件，直到1945年5月为止。战地日记，也被简称为KTB。它不仅记载了每日的行动，在一些情况下其各个版本还会在不同参谋分部上各自记录。比如说第一参谋官（I.Generalstaboffizier，简称Ia）就保存着一本（Ia战地日记）。而第二和第三参谋官也会有自己的后勤和情报相关战地日记。
因此，根据各个参谋分部的职责，无论是行动部门（Ia），情报部门（Ic）还是后勤部门（Ib），各自部门的战地日记都会包含各自的报告、信息往来、补给情况、人员记录等等，也包括附录和附件。这最终构成了每日更新的卷帙浩繁的记录。每年，各师、军、集团军和集团军群都要整理他们当年的全部档案，并将其送到波茨坦进行储存和保管，以在德国赢得战争之后撰写战史。而武装党卫军不同，他们的档案不送到波茨坦，到1944年末，这些记录都被送到了位于萨斯穆克（Sasmuk）的一座城堡中的党卫军帝国档案馆（SS-Kriegsarchiv），这是位于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军管区的一座小村庄，现在是捷克共和国下属的地区。这些档案中的大部分都被其领导人，党卫军一级突击大队长阿尔宾·施勒豪费尔（SS-Obersturmbannführer Albin Scherhaufer）销毁，或者在1945年4月底的战斗中被破坏。只有少部分档案留存，如今存放在布拉格。
党卫军第四装甲军的档案，在1945年5月根据其指挥官，党卫军二级总队长（SS-Obergruppenführer）及党卫军中将（Generalleutnant der Waffen-SS）赫伯特·奥托·吉勒（Hebert Otto Gille）的命令，在其向美军投降前夕时被刻意销毁。因此，从官方遗存文件上直接还原这个军的战史对于研究者是很大的挑战。但幸好，在陆军方面还有很多留存的原始档案、同时期目击报告、战后回忆录和各个军下辖师的老兵组织的出版物。指挥党卫军第四装甲军的集团军也有早晚的局势报告。基于此，所有的早间（Morgenmeldung）、午间（Vororientierung）和晚间局势报告（Tagesmeldung）都在第二集团军和第九集团军的档案中留存，这两个集团军便是1944年7月25日-11月25所隶属于的单位。这些报告都是在吉勒本人监督下形成的，蕴含丰富的日常事件的信息，其中也包括作战行动的统计档案。而另一个重要的档案来源就是集团军指挥官所做的每日晚间总结文件，这一般包括了各个集团军参谋部管理部的战时日记。这些档案反映了高层指挥官的思维和计划，而这些一般不会体现在作战档案中。
另一个十分有用，但最近才开放的档案便是苏联红军在战争末期缴获的德国档案。这些海量的档案仍然还在处理中，并一点点发布在一个网站上。这个网站是一个德俄联合的德国档案数字化的计划，将留存在俄罗斯联邦档案馆中的文件逐步扫描上传。截止2019年，这一计划已经将数千份前所未见的缴获的德国文档发布出来，其中从涉及各个指挥层，从国防军总参谋部到集团军群、集团军乃至各师、团甚至营级，无所不包。作者从海量的线上档案中筛选，并汇总出了海量的有关党卫军第四装甲军、以及其上下级相关的信息。事实上，因为需要将这些信息融入手稿，直接推迟了本书的出版，然而如果没有这些信息，它也不能出版。
这些年对前苏联档案的调查成果之一，便是大卫·M·格兰茨上校所出版的《卢布林-布列斯特战役与进军华沙地图集》。在与制图师米歇尔·阿凡斯尼（Michael Avansini）的合作中，格兰茨上校使用了很多当代的军事地图，包括在俄罗斯档案馆内发现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以及德军第二和第九集团军的军事地图，以制作1944年7月18日至9月30日之间的每日可视化战斗记录。除了标注了党卫军第四装甲军所在的位置之外，其也标注了上到集团军一级，下到团一级的苏联红军和波兰家乡军的单位，以及他们的推进路径。这为作者给予了十分宝贵的参考，以识别在普拉加坦克战、三次华沙战役、华沙起义和莫德林围城战中德军当面的各支部队。
具有相当参考意义的，便是德军各集团军指挥下的装甲军各师所出具的月度报告，其中详细记载了人员情况、可用坦克和火炮数量，以及各师指挥官对于本师战斗能力的评估报告。除此之外，还有卷帙浩繁的每日局势报告和其他在集团军与各军之间流转的信息流，涵盖党卫军第四装甲军在1944年7月到1945年5月间从属于的三个集团军。其他相对有用的资料，包括各军每日向集团军上报的装甲保有量，以及每周的战斗力量报告——该报告中，军或集团军下辖的各师，都被要求上报他们战斗力量，即各营的有效作战力量，包括可用的步兵、战斗工兵和侦察兵，或者说一切负责在前线流血流汗的部队。这份数据能够让指挥官了解在某时他们战斗人员的情况。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材料便是相当权威的《德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该书是在波茨坦的德国历史研究所（Militärgeschichtliches Forschungsamt）牵头组织的历史学家团体编写的德国官方战史。其编辑为权威军事历史学家卡尔·海因茨·弗里泽尔（Karl-Heinz Freiser），毫无疑问是德军视角所编写的诸多材料中，最为全面、完整的记录。其第八卷《1943-1944年东线战场：在东方和相邻前线的战争》（2017年出版），便是本书的参考文献之一，提供了在国防军总参谋部和集团军群视角上，对作战行动的宏观观察。相应的，其随书附上的精致的作战地图很好地描绘了作战行动展开的情况，易于读者了解在这关键的两年中，各场战役的波澜起伏。
本书虽然是党卫军第四装甲军的第一部编年著作，其他三个先期建立的党卫军装甲军早已经有了大量的档案记载。英国陆军的米歇尔·F·雷蒙德少将已经出版了两本相当详细的关于党卫军第一和第二装甲军的研究论著：《钢铁之师：阿登反击战》（Men of Steel：the Adennes）与《东线和帝国之子：党卫军第二装甲军——从诺曼底到阿纳姆、阿登反击战和东线战场》（Eastern Front and Sons of the Reich: II Panzer Corps–Normandy–Arnhem– Ardennes–Eastern Front）。他也出版了党卫军第一装甲军在诺曼底战役期间的战斗相关的书籍，即《钢铁地狱：党卫军第一装甲军在诺曼底》（Steel Inferno:I.SS-Panzer Corps in Normandy），以及有关党卫军第一装甲军的著名指挥官约阿希姆·派普的书籍《恶魔的帮凶：装甲指挥官约阿希姆·派普》（(The Devil’s Adjutant: Jochen Peiper, Panzer Leader）。从这两个装甲军及其著名的指挥官的视角出发，他提供了相当详细和有条理的资料，阐述了他们为了将盟军堵截在诺曼底滩头到阿登反击战的失利之间，承担的重要作用，同时也简要阐述了他们在战争的最后两个月中，他们匈牙利和奥地利的作战情况。
威尔汉姆·蒂尔克（Wilhelm Tickle），一名自冠的历史学家和武装党卫军老兵，也写作了一本有关党卫军第二装甲军的相当精细的历史著作：《战争尾声的烈焰风暴：党卫军第二装甲军与党卫军第九“霍亨斯陶芬”师与第十“弗伦茨堡”装甲师》（ II. SS-Panzerkorps with the 9. and 10. SS-Divisions “Hohenstaufen” and “Frundsberg”），该书英译本由J·J·费多洛维茨推出，因为其有着亲历者视角的该军作战的特征而有着很大的优势，并得到了当时该军很多一同服役的战友的记录作为补充。考虑到另一个著名的党卫军军部，即党卫军第三“日耳曼尼亚”装甲军可能会被历史记载忽略，蒂尔克也动笔写作了《忠诚的悲剧：党卫军第三装甲军》（The Tragedy of the Faithful：III.SS Panzer Korps）。另一个有关党卫军第三装甲军的书籍在近期出版，即勒纳特·韦斯特堡（Lennart Westberg）、佩特·克耶尔兰德（Petter Kjellander）与盖尔·布伦登（Geir Brenden）合著的《党卫军第三“日耳曼尼亚”装甲军：希姆莱最爱的党卫军装甲军，1943-1945年（第一卷）》（2019年，氦核（Helion）出版社）。这些出版物表明，非常多的历史学家开始对这一主题抱有极大的兴趣，而对于其他党卫军军部的研究，也有助于对战争末期的情况增进了解。
党卫军第三装甲军，自建立以来的近两年中一直指挥着它的党卫军二级总队长弗利克斯·施坦纳，一直致力于将所有“日耳曼”党卫军单位统合在一起，将北欧志愿者整合成一个“国际”军部。施坦纳作为体能锻炼和暴风突击队战术的支持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陆军老兵，也是老资历人员，在武装党卫军早期建立时作为精英骨干力量做出了重大贡献。尽管他的装甲军几乎一直在东线作战，党卫军第三“日耳曼尼亚”装甲军最出彩的一刻发生在柏林战役中。1945年4月22日，施坦纳拒绝将其军部（当时名为“施坦纳集团军级支队”）投入到希特勒所安排的进攻中，他很清楚那将是对他手下战士毫无意义的屠杀。
施坦纳也在战后写了两本书，《志愿者》和《被取缔的军队》，讲述了他作为团长、师长、军长和集团军指挥官的经历。尽管没有专门地讲述党卫军第三装甲军，他确实非常详细地着墨了作战行动的过程，但也的确存在为党卫军战后平反的粉饰行为。很不幸的，他很少提及吉勒的党卫军第四装甲军，但施坦纳确实强调了组织和指挥外国志愿者为主的军队的困难性。
任何关于党卫军第四装甲军的资料都必然包括其下属部队的战史，否则这本书根本无从下手。其中关于这些师最为详细的记载就是沃尔夫冈·沃珀萨尔（Wolfgang Vopersal）的《士兵、战士与战友：党卫军“骷髅”师的战役》（Soldaten Kämpfer Kameraden: March und Kämpfe der SS-Totenkopf- Division）第5卷的a和b分卷，这两个分卷所着眼的部分便是党卫军第3装甲师在1944年7月到战争结束的部分。沃珀萨尔作为骷髅师的老兵，收集了海量的资料，其中包括采访、战时记录、报告与信件，给予读者相当完美的阅读体验，从时间顺序上展示该师从1944年7月隶属于吉勒的军部开始，到战争结束的作战行动过程。在军部和骷髅师之间来往的信件中，零零碎碎的展示出该师的交火和其后的战役过程。考虑到该军严重缺乏记载，这些信件的内容也能补充很多作家写作中的空缺。
而更深入的努力，则是乔吉·迈尔的《从布达佩斯到维也纳的大戏：第六装甲集团军在1945年东线最后的战役》（Between Budapest and Vienna: the Final Battles of the 6. Panzer-Armee in the East–1945），也是另一本由J.J.费多洛维茨英译化的穆宁出版社的作品。迈尔本人是昔日党卫军第六装甲集团军的执行军官，在战争最后一年任职，对于1944年12月-1945年2月布达佩斯城中和周边战役的行动过程中讲述得巨细无遗。其聚焦于党卫军第四装甲军的作战。随着约瑟夫·迪特里希的党卫军装甲集团军在1945年2月抵达，迈尔记述了德军最后一次，也是孤注一掷的攻势——春醒行动（Frühlingserwachen）。
从集团军指挥的角度上，迈尔得以阐述迪特里希麾下数个军的行动，以及相邻集团军的作战，他们都在行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迈尔再现了许多作战命令和集团军信息流，以及大量当时的行动与计划地图，使得读者能更容易地了解当时具体发生的情况。他的评注和结论有着尾注和多达130条附录的支持，读者只要愿意，就能更深刻地了解当时德国军队总体，特别是武装党卫军在战争最后阶段中，在东线战场的情况。
尽管没有沃珀萨尔的师战史那么详细，彼特·斯特拉斯纳（Peter Strassner）的《欧洲志愿者》，即1968年出版的《欧洲志愿军：党卫军第5“维京”装甲师的历史》（Europäische Freiwillige: Die Geschichte der 5. SS-Panzerdivision Wiking），讲述了该师从1940年组建到战争结束的全部经历。斯特拉斯纳的记载主要依赖亲历者的个人记录，其关于“维京”师最后一年的作战的记载，从“维京”师的角度出发，引出了一些党卫军第四装甲军的信息，因为在1944年7月末该师参战时，不少维京师的高级军官都被委以军参谋的重要职务。他们作为军部参谋的观察视角，有助于理解为什么该师在华沙城外和布达佩斯解围战中，在补充和修整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履行命令，发起了数次拼死反击。该书可观的附录，包括实际的战斗力量报告，为研究者提供了查询在战争这一阶段中，该师作战力量相关的信息。
斯塔克波尔出版社（Stackpole Books）译著出版的艾瓦尔德·科拉普多尔（Ewald Klapdor）的研究成果：《维京装甲：第二次世界大战东线战场中的德国党卫军第5装甲团》（Wiking Panzers: The German SS 5th Tank Regiment in the East in World War II/Mit dem Panzerregiment 5 Wiking im Osten），虽然比斯特拉斯纳研究的范围更窄，但对于拼凑党卫军第四装甲军的研究者来说是必须的，尤其是那些装甲战为主的部分。科拉普多尔作为前维京师麾下装甲营营长，掌握了有关党卫军第5装甲团相当精细的记载，并由数十份团战时日记支撑的个人记录所印证，这些战时日记在战火中幸免于难。此书能让读者和研究者深入洞察一年的持续战斗对于组织严密的一支部队的影响，而这支部队不仅要克服苏军的数量优势，还要应对自己不断消弭的战斗能力。该书有大量地图和附录支撑，可以和斯特拉斯纳的书结合观看，是一部极其出色的历史档案。
当然，任何由武装党卫军老兵著作的记录，都必须和他们在德国国防军中的同僚的记载所对比而保持准确性的平衡。因此，事实上并不缺乏和党卫军第四装甲军一起战斗过的，或者指挥过该军的老兵的个人记录。其中一份相当优秀的记录，便是曾经在相邻防区的师服役的军官的记载，即劳夫·O·斯托弗斯（Rolf O.Stoves）创作的《第一装甲师：1939-1945》（Die 1. Panzerdivision 1935–1945）。这本书一直被认为是国防军各师战史中最为详细的记载之一，斯托弗斯在该书中以相当丰富的细节讲述了解围布达佩斯的战斗，当时第一装甲师正是隶属于吉勒的装甲军。该书态度不失公允，既不贬低武装党卫军或者吉勒的领导能力，也不过于夸耀该军的战斗。这事实上也是讲述一个作战师的战史最合适的态度。在其中，斯托弗斯驳斥了不少针对吉勒和他的装甲军，以及他的上司，集团军司令赫尔曼·巴尔克上将的抨击言论，并给予他作为第一装甲师这一德军中的翘楚之一的参谋军官观察得出的由衷意见。
而对于党卫军第四装甲军相对不那么光彩的评价则来自于刚才提到的赫尔曼·巴尔克，此人被广泛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军队诞生的最优秀的战术家之一。在他去世前不久的1981年出版的自传《混乱中的指挥》（Orders in Chaos）中，巴尔克提供了对匈牙利总体战局的有趣判断。彼时是1944年底，他刚刚从在阿尔萨斯-洛林指挥的G集团军群调任到匈牙利，由希特勒钦点解围布达佩斯。巴尔克手上有一批德国和匈牙利单位，其中一部分并不非常堪用，却要实施看似几乎不可能的任务——在严冬击穿数个苏军集团军的战线，打出一条通道，解围一座有80万居民的城市，并重新建立一条稳定的前线。
巴尔克并不盲目乐观，他迅速理清了局面，并提出了一个实现此作战目标的计划。他并不非常了解党卫军第四装甲军的情况，他认为该军军长并不堪用，其参谋军官极其懒散。而他的集团军群司令沃勒上将也认为应该解职吉勒，开除他手下的参谋，但并没什么用。然而，党卫军第四装甲军，以其麾下奋战的党卫军第3和第5装甲师，以及陆军的第一装甲师和其他单位一道，达成了大部分作战目标，不断以少击多并取胜，几乎解围布达佩斯。尽管他从未减少对武装党卫军表现的谴责，巴尔克在关于1944年12月到1945年5月之间的总体战局记载相当可信，并能让人清楚了解到如果他能得到所有需要的部队，他能够达成何等成果。这本书毫无疑问是了解战争最后六个月中，发生在德国东南前线所发生的一切的优秀参考资料。
读者会注意到，这一研究几乎完全地从德国武装部队的角度出发，并使用他们自身的材料进行分析。虽然同样也试图引述了当时的波兰和苏联材料，但他们的官方记载翻译成英文还尚不太能实现。因此，作者只能依赖时任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的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个人记录、伊戈尔·内博辛的《斯大林的最爱：近卫坦克第二集团军从库尔斯克到柏林的战史》（Stalin’s Favorite: The Combat History of the 2nd Guards Tank Army from Kursk to Berlin）和第65集团军司令帕威尔·I·巴托夫上将的回忆录。从波兰和苏联视角出发撰写的最有效的材料便是诺尔伯特·巴苏克（Norbert Bacyk）撰写的《华沙II：1944年7月的普拉加坦克战和党卫军第四装甲军与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对决》。巴苏克本人作为波兰军事历史学家，引述了相当丰富的苏联、波兰和德国在1944年7月-10月的档案记载。最后，作者本人也得以与多个俄罗斯军事历史学者紧密合作，其中部分请求匿名发布，他们翻译了相当规模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近卫第八坦克军的官方记载。
读者需要注意，本书中所有的德国军事术语均以斜体标出。如果可以的话，便会在旁边附上英语的含义，其他的则能够在术语表中找到。其中相当多的词汇对于有着研究德军经验的人来说都并不陌生，但对于不太熟悉的新来者，此举则能够拓展他们的军事词汇量。在很多情况下，德国军事术语都是某一定义数百年间发展得到的简写，能够表达更为复杂的含义，因此很难非常顺畅地翻译成英语。在部分情况下，作者会尽可能从初学者的角度去阐释这些词汇。此外，德军部队和其盟军的番号也是斜体标注的，在合适的情况下，俄语术语亦然。苏军和其盟军的下辖单位则不用斜体标出，当某一单位的具体番号不明时，则会以“苏军”或者“苏联红军”师、团、营等表示。
第一卷内容涵盖了党卫军第四装甲军军部和其指挥官、参谋架构，和其下属两个关键师部，即“骷髅”师和“维京”师的从该军从1943年8月建立到华沙战役在1944年11月落幕期间的简史。第二卷将关注1944年12月到1945年5月之间的战役，包括康拉德1号、2号和3号行动（布达佩斯解围作战）、该军在斯图维森堡（Stühlweissenburg）的防御战，在春醒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其向维也纳的撤退，和战争最后的情况。
这份手稿耗费四年写就，如果没有很多居住在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的个人、学者和作者的帮助和建议，它可能无法完成。他们慷慨地提供了许多档案、档案转译、地图、照片和线索来推进研究。在美国的感谢名单中，包括汤姆·阿尔布莱特（Tom Albright）,麦克·康斯坦蒂（Mike Constandy）,大卫·格兰茨（David Glantz）,汤姆·霍利汉（Tom Houlihan）, 弗伦奇·麦克莱恩（French MacLean）, 爱德华·米勒（Edward Miller）,米歇尔·米勒（Michael Miller）, 约翰·摩尔（John Moore）, 乔治·尼佩（George Nipe）, 马克·里克门斯波尔（Marc Rikmenspoel）,菲利普·施瓦茨伯格（Phillip Schwartzberg）, 雷米·斯皮萨诺（Remy Spezzano）, 后来则有马克·耶格尔（Mark Yerger）。在欧洲方面，我想感谢克里斯蒂安·安科尔斯杰恩（Christian Ankerstjern）,阿尔乔姆·阿斯塔菲耶夫（Artyom Astafiev）,克里斯托弗·阿文德尔（Christoph Awender）, 诺伯尔特·巴苏克（Norbert Bacyk）,米尔克·巴耶尔（Mirko Bayerl）, 佩德拉格·布拉努萨（Pedrag Blanusa）,马丁·布洛克（Martin Block）,盖耶尔·布伦登（Geier Brendan）,卡罗尔·拜恩（Carol Byrne）, 皮耶特·杜伊斯（Piet Duits）, 艾迪·埃博勒（Edi Eberle）, 罗恩·厄尔灵斯（Ron Erlings）, 安德鲁·方德（Andrew Found）, 蒂姆·哈斯勒（Timm Haasler）, 理查德·哈格里夫斯（Richard Hargreaves）, 派特·科耶兰德（Petter Kjellander）, 克莱门·科杨契奇（Klemen Kocjancic）, 波特·科森（Bert Kossen）,沃尔夫冈·朗格（Wolfgang Lange）,马丁·曼森（Martin Månsson）,麦克·梅尔尼克（Mike Melnyk）, 罗兰·菲佛（Roland Pfeiffer）, 布拉姆·冯·斯特拉伦（Bram von Straalen）,诺伯特·萨姆韦贝尔（Norbert Számvéber）, 查尔斯·特朗（Charles Trang）,扬-亨德里克·维默伦（Jan-Hendrik Vermeulen）,汉斯·韦伯（Hans Weber）, 勒纳特·韦斯特堡（Lennart Westberg）, 拉尔斯·韦斯特伦德（Lars Westerlund）, 伊恩·米歇尔·伍德（Ian Michael Wood）和大卫·T·扎贝基（David T. Zabecki）。最后，我还要感谢澳大利亚的杰森·马克（Jason Mark）和斯科特·雷维尔（Scott Revell）为我提供的建议和与我的合作。
另一个主要的资料来源便是维京师的老兵，他们不少亲历过本书提及的战斗。他们多年以来一直给予我帮助，自从我在1994年于美国堪萨斯州莱文沃斯堡的指挥参谋学院撰写硕士论文开始就一直如此。其中大部分人，除了冈瑟·朗格之外都从那个时候开始予以我帮助。他们为我提供了大量照片、个人信件、书籍、地图和他们个人留存的其他材料，这些材料从我写第一本书《地狱之门：切尔卡瑟战役》开始就大量使用。我对如下老兵致以感谢：沃尔夫冈·布兰德斯特尔（Wolfgang Brandstetter，前党卫队突击中队长）、弗里茨·达尔格斯（Fritz Darges，前党卫队突击中队长）、汉斯·费舍尔（Hans Fischer，前党卫队突击中队长）、弗里茨·哈尔（Fritz Hahl，前党卫队突击中队长）、特奥多尔·埃博哈德·赫德尔（Theodor Eberhard Heder，前党卫队突击大队长）、威利·海恩（Willy Hein，前党卫队突击大队长，前西德联邦国防军上校）、冈特·杨克（Günter Jahnke，前党卫队突击大队长）、卡尔·尧斯（Karl Jauss，前党卫队突击大队长）以及卡尔-海因茨·里希特（Karl-Heinz Lichte，前党卫队突击大队长）。
最后，我想要感谢我的妻子和家人，她们在这一过程中悉心陪伴和理解我的工作。因为写这本书，很多周末的娱乐活动和出游都取消了，但是如果没有他们的鼓励和支持，想必这本书很难完稿。
道格拉斯 纳什
2019年7月于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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