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50后，意大利生活10年，努力打拼成有车有房中产，一路走来很难

这是我们讲述的第2394位真人故事

高尔基写他的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就是在意大利写的。我也在意大利写了回忆的文字，有人称我是中国的高尔基。

可是我想说，高尔基是高尔基，我是我自己。其实，我们50后，都是当代的高尔基。

（我就是邓跃华）

我是邓跃华，出生于1958年，福建三明人。看我的名字，就带着那个时代深深的烙印。

如今我侨居意大利，在一家眼镜工厂当工人。因为意大利实行退休制度改革，要到67岁才能退休，所以我离退休还差2年。

同时，我也是一名作家，在异国他乡书写自己想写的文字，属于自由撰稿人。

一个人的成长与时代背景、故乡文化、原生家庭、学校教育、工作创业、出外打拼等等息息相关。那就从这些方面来说说我的故事吧。

三明市位于闽西北，在历史上是客家先民南迁的重要中转站，也是客家人形成并繁衍生息的重要居住地。客家文化底蕴深厚，还是闽人之源、闽江之源、闽学之源。

三明市区四面环山，被誉为“山城”，四季如春。沙溪河系闽江上游的南源支流，贯穿山城而过，隔成两岸，风景如画。

在水运时代，沙溪河承载着城镇乡村的经济命脉，此地明代中期即为闽中重镇，隶属沙县。而县府所在地有很多小吃，被称为“沙县小吃”。

山城在1956年成立三明县，1958年迎来的城市大建设，十几万移民大军蜂拥而至。在随后的日子里，仅从上海就有十八家企业迁明，三明被誉为“小上海”。

1960年为省辖三明市，从原本的山乡古镇变了重工业城市。然而市区大面积的老住宅区依然还在，与那些新建的厂房和高楼，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变成了“半城半乡”的状况。

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碰撞、融合、发展，渐渐地形成了新的本土文化。

（美丽的福建三明）

我从小生活在三明老住宅区，爷爷是勤劳朴实的农民，没上过学堂，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

我出生的这一年成立了人民公社，实行集体出工，爷爷老了不能务农，依然上山砍柴。奶奶虽然裹小脚，天天在家做家务，手脚勤快，而且还会纺织土布。

我小时候长得瘦小，得了哮喘，是个整日里病歪歪的孩子，动不动就要打针吃药。爷爷人高马大，不喜欢我这样体弱的孩子，因为在爷爷看来，我即便将来长大了，也是一团烂泥扶不上墙。

而奶奶却不同，慈眉善目，时常一边手把手教我做一些手工活，一边讲一些故事，她想着，就算我将来长大了还是体弱，也可以做些轻松的事情。

我4岁的时候就会包粽子，那是奶奶手把手教的。其实，就是一边玩一边做，感觉很有趣，包好了就会得到夸奖，还很有成就感。

奶奶的父亲是一位私塾先生，而奶奶这辈人不能上学堂读书。她尽管不识字，却很开明，给我讲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是奶奶把心灵手巧传承与我。

我的父亲是知识分子，曾经是机关干部，在县委工作。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外公曾经是大数学家陈景润上过的那个小学的校长。

20世纪20年代，当地就有创建新的小学，而一般的女孩子基本不会上学读书，母亲是当时少数读过书的女子。在我3岁那年，母亲在机关幼儿园当老师，天天带着我去幼儿园上课，3年的时间让我学会唱很多儿歌。

我读完了幼儿园大班直接升入小学，这样就比同龄人早一年读小学一年级。然而因为体弱，只读了一期，后来痊愈了，父母没有叫我去上学，等于第一次辍学了。

父母都为我发愁，找不到好办法提高我的免疫力，而我只能天天在家里玩。

（现在的我身体还很硬朗）

这个时候，奶奶开口了，叫爷爷带我上山。我就这样天天跟着爷爷上山。爷爷要做事，而我满山跑来跑去，出一身汗，跟着爷爷回家了，我就洗个澡。

我一天天硬实起来。爷爷砍一根小杂木，叫我先扛下山，锻炼我的肩膀力和胆量。再后来爷爷手把手教我磨柴刀、劈茅草、破小竹片、用小竹片绑茅草等等。

十个月过去了，我仿佛变了一个人，身体状况好了，不再生病。

我又上学读一年级，好景不长，因不可抗力因素，学校时不时没老师教课，有的学生就在大操场玩耍。我背着书包离开学校，到街上看大字报，当作学习生字。后来，教室索性关门了，学生不能读书，等于我第二次辍学。

好在我是当地人，可以天天上午上山砍柴火，下午可以跟同龄人一起玩。风头过了之后，我又去上学了，学费只要一毛钱，发一本《毛主席语录100首》，当作语文课本。

每节语文课都是背诵语录、默写语录、学唱语录歌曲。这一年，父亲意外去世了，我第三次辍学。

（家乡的龙舟赛）

这时候的农民是以生产队为单位，凤岗堡有个豆腐加工厂，有两个男人专门上山砍柴。50后有二十多人失学了，组成了“孩子砍柴队”，天天跟着两个大人上山砍柴，我是其中之一。

我做了二年半的砍柴郎，用当地方言来说，就叫“砍柴换米”，意为：“把柴火卖了，拿着钱才能去买米，过着很贫困的日子。”然而到了1972年，要实行“大队核算”，还要封山，植树造林。我不能上山砍柴，只有14岁，找不到别的事做。

学校从秋季招生变成了春季招生，我只好再去小学读四年级，我是全校学生中年龄最大的学生。

我很会读书，写的作文不仅被班主任拿来点评，还上了“学校学习园地”，算数考卷基本作为标准考卷，贴在班级或年段的“学习园地”。

学校举办学生运动会，我参赛的项目都得奖，成了学生运动员总得分第一名。读五年的时候，我是被全班同学选出来任“文体文员”，上劳动课时，我挑的担子比老师挑的担子还重。

我任学校乒乓球队的队长，是学校篮球队的主力队员，也是洋鼓队员，总之学校举办什么活动，我基本都是从头忙到尾。可以说，我是学生中的“孩子王”。

然而宝贵的读书时光实在太短暂了。

母亲在工地做粗工，挑砂浆上脚手架时跌倒了，伤到大腿的骨头，只能呆在家里休息。1973年，我15岁了，已经像个小伙子的样子。家里又变成了极度贫困，我手能提，肩能挑，离开了学校，走向社会就业。

（年轻的时候我也是帅小伙）

我拜师学艺，去乡下学做木工，这家的事做好了，就要换下一家。可以说，我是吃百家饭成长起来的人。

我喜欢看书，偷偷地看了不少没头没尾的长篇小说，甚至还看过不少手抄本，其中就有长篇小说《归来》。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是张扬创作的，而且出版时换了书名《第二次握手》。

我学艺有成后，街道办通知我回城工作。当时的口号是“大干快上”，有许多单位都在盖房子，我会做木工，就成了建筑队的技术工。

一年之后，我招工进了建筑公司，反倒变成了“学徒工”，每月工资23元，而我已经做了5年的木工，要求领导对我进行技术考核，遭到领导的拒绝。母亲已经没有工作，家庭负担太重，我离开了建筑公司，收了徒弟，为百姓盖房子。

截止1982年，我带了5个徒弟，清一色邓氏同宗，都是不爱务农的年轻人。这一年已经下了通知，1983年要取缔人民公社，不去务农的年轻人不能分田到户，那些徒弟都去务农了。

我成了“光杆司令”，无法为百姓盖房子，又去建筑公司做木工，按照技术考核定为3级工。

（三明的城市建设也有我做出的贡献）

那时，又迎来了城市大建设，建筑公司规定，职工两个星期休息一天。“荒废的一代”是50后的代名词，领导要求年轻人到夜校读书，每个星期四个晚上，从7点到9点读初中的课程，我是其中之一。

老旧的红旗电影院重新装修，以及旁边盖的一栋大楼，新盖的人民电影院，以及后面新盖一栋大楼，施工单位都是建筑公司。我到工地干活，进进出出两家电影院无数次。

我家的墙壁与人民电影院的围墙相隔三米左右，我的卧室与电影院舞台相距差不多20米，只要放映电影，声音很大，我就像听“电影录音剪辑”。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为两家电影院写影评，每次都能拿到几张“优待卷”，想看什么电影，就到售票处。一张“优待卷”换一张电影票，所以我看电影不用花钱。

影评贴在电影布告栏里，很多工友都看到了。写影评成了我文学创作的敲门砖。

（我还写过这个影评呢）

职工夜校有写作班，我读了一年，加入了“职工业余文学学会”，每月出一期油印会刊《映山红》，我创作的散文、诗歌、小说都发表在会刊。

常言说，无巧不成书，老旧的一栋教学楼拆掉了，要盖新的教学楼，我白天在校园的工地干活，晚上在新教学楼上课。

就在这时候，有个工友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女生因为没有城市户口，小学毕业以后升初中，报名要交“高额学费”1000元，而这些钱是她父亲一年的工资收入。因为交不起学费，她成了失学的女孩。

我原本以为改革开放了，不会出现失学的孩子，而现实给我当头一棒。女生的父亲是建筑工人，他年轻时条件差，回老家娶了农村姑娘为妻，生的孩子也不能上城市户口，好在当初小学还让小孩读书。

我以失学女孩为生活原型，写了一部中篇小说。投稿以后石沉大海，手稿只能锁在抽屉里，人们把这样的作品称为“抽屉文学”。

这个时代要打破“铁饭碗”，标语口号满天飞，而我是建筑工人，被人们称为“老民工”，风吹雨打太阳晒，生活在社会底层。

（我在意大利的圣马可广场）

人要有自知之明，要想改变自己就要读书，掌握知识。因为工地在郊外，我傍晚下班回家太迟，没法去夜校上课，改成了读函授。

机会来了，我办了停薪留职的手续，下海经商，自筹资金，办了一家铝合金装潢厂，我很勤奋，几乎是以厂为家。

三年之后，也就是1989年的年底，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到期了，因无法办理延期，我就把铝合金装潢厂卖给了个体户。

我想回建筑公司上班，然而建筑公司的管理出现了大问题，有许多建筑工人等于半失业的状况，已经没法安排我的工作。

我又自谋出路，开了一家个体书店，有顾客时忙忙碌碌，无顾客时可以看书，日复一日。环境变了，接触的人多了，信息来源广。

我抓住偶然的一个机会，与同乡一起走出了国门，我要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

（我家里的书满墙）

因为匈牙利对中国人实行免签，我就到了布达佩斯。没法办居留就没法生存下来，于是我又到了意大利，但还是没法办居留，只能在中国人办的家庭式作坊做黑工。

作家路遥是“早晨从下午开始”，而我常常是“早晨从傍晚开始”，通宵达旦的干活，阴阳颠倒是常态。

进入1996年，我才办好了居留，可以合法的找工作。

居住在达芬奇的故乡，到意大利人的一家服装厂上班，阿诺河畔见证了我的努力。意大利是以车代步的国度，无车寸步难行，我买了一辆摩托车，方便上下班。

不懂意大利语就没法工作下去，夜晚骑着摩托车去夜校读书，一年之后掌握了一些意大利语。我又到驾驶学校读书，过了一年，终于考到了驾驶证，赶紧买了一辆轿车，来来去去不用风吹雨打太阳晒。

不久后，意大利经济突然不好了，服装行业的生意很萧条，我失业了。

于是，我来到北部，找到现在的这份工作，终于稳定下来。

（我和意大利同事在一起）

现在，我居住在威尼斯附近的城市，妻儿团聚，有车有房，属于融入主流社会的合法纳税人，像这样的家庭在意大利属于中产了。

生活稳定下来，我开始思考有关文化的问题。

何谓文化？对其概念的注解有很多，很难用简短的文字写清楚，加上一些限定词比较容易理解，例如：物质文化、精神文化、风俗文化、制度文化，用汉语简言之：“人文教化”。

广义的文化包括文字、语言、建筑、饮食、工具、技能、技术、知识、习俗、艺术等。大致上可以用一个民族的生活形式来指称它的文化。

那么何谓同步文化？简言之：富了口袋也要富脑袋。我依然在夜晚去夜校读书，风雨无阻，掰指一算，我到意大利已经十年了，为了学习意大利语，写出的笔记可以合集成一本书。

我利用夜晚和双休日，又拿起笔写作，没有方格稿纸，只有写意大利文的一行行的本子。

我曾经在佛罗伦萨住了八年，也有很多在意大利的打工人曾经生活在此地，而普拉托都被誉为“中国城”。

我以佛罗伦萨一带为背景，写了一部长篇纪实《我在欧洲的日子里》。唯有出现的同乡、工友、老板不是真实姓名。到店铺复印一份，厚得像本书，寄给《华人报》。

过了两个多星期，我收到了报社寄来的一封信，信中写：“报社收到了稿件之后，主编和几个编辑都看了，组织一次讨论会，决定连载这部长篇纪实”。

一石激起千层浪，报社一次次寄来了报纸，长达一年之久。

在意大利有四份华人报纸和一本杂志，我的散文和诗歌，以及系列随笔《圣诞节与红灯笼》和《来自意大利的报告》，中篇小说《万里寻夫》、长篇小说《都想有个家》，陆续发表了，收到好评如潮。

（我在威尼斯里亚托桥边）

2010年是中国与意大利的文化年，中国驻罗马大使馆和《新华联合时报》联合举办的“安特拉”杯征文大赛中，我参赛作品《别违背当今时代的文明》获一等奖。

我创作的长篇小说《异国他乡的红灯笼》、《中国人在意大利》，在不同网络文学大赛均获入围奖，还有其它作品参赛获奖。

2005年9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一则消息，韩国“江陵端午祭”被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这让我大吃一惊，怎么会变成这样？

随后，我开始收集中国全国范围有关端午文化的资料，十几年间查阅了上千万字的文字资料，写了上百万字的随笔，整理成一本纪实长篇《孕育中国龙船歌》，由世界华文出版社出版。

可以说，这本书是我用一个甲子的情感写出来的，蕴含的是我对家乡龙船歌浓浓的深情。

（中国人在意大利）

2023年端午节，三明市三元区莘口镇举办第45届龙舟赛开赛，为了提高龙舟文化品位，组委会和三元非遗部门共同制作，用本地方言、汉语、意大利语演唱龙船歌。

三明已经是内陆新侨乡，成千上万的三明人生活在意大利，我只是其中一个。

通常而言，文学是“马后炮”，虽然我也要做“马后炮”，然而时不时还要做“车前卒”。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已经40多年了，龙舟比赛已经成为了世界公认的比赛项目。我们要再接再厉，让中国龙船歌唱响世界，为中华文化锦上添花。

（我在意大利为家乡的龙船歌打CALL）

我用文字著书，以龙船歌为载体，把三明文化推向世界。也将客家文化、中华文化、海丝文化、罗马文化融为一体，即便飞上月球与宇宙，还能找到回家的路。

【口述：邓跃华】

【编辑：峨嵋含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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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根据当事人口述整理，真实性由口述人负责。“真实人物采访”友情提醒：请自行辨别相关风险，不要盲目跟风做出冲动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