垣曲古城东关的一件陶鼎
垣曲古城东关的一件陶鼎
田建文
《文物世界》 2005年
2004年9月28日夜，给久未谋面的朋友打电话，向他致以仲秋的祝愿。一番寒暄后，他告诉我，正准备给我去电话，近日在垣曲古城东关沉西河滩里，他捞到一些陶鼎残片，能复原，如何如何精美，让我抽时间去看看。当时我想，无非是庙底沟二期文化或龙山文化的陶鼎，因为古城东关1983～198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发掘结果叫，主要含有这两个时期的遗存。
这位朋友是周正民先生，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退休工人，现住山西省垣曲县王茅乡下毫村。
2000、2001及2002年，三年三个秋冬在上毫与下毫间的毫城进行田野调查和发掘，他与其他善良的村民们，深信亳城为商王成汤所都，时刻关注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为我们出主意、想办法，提供线索，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困难。尽管我们工作的结果是，毫城绝不是成汤所都。
周正民先生吹拉弹唱，样样在行，填辞作赋，俨然大家。经常独自一人，忍受着寂寞，跋山涉水去寻找黄河石、老树根。回到家，稍微加工，不失天然本色，再以独特的理解，天人一体之大成也!他家南房，摆满奇石、根雕，每次都让我挪不动脚步。他对古代文物情有独钟，村民取土中碰到的一些碎陶片、石器等，他如数家珍，在每件器物上均标有日期和地点，每次新发现，都有文字记录，专业的考古工作者也不外如此。他家二楼两间房子里是他的文物库，所谓文物库，就是些石器和盆盆罐罐，文物贩子们根本不要，还都不完整，且占了很大的地方。他认识不少来垣曲进行考古工作的专家，如佟伟华、吕辑书、王文武等，不时向他们请教。对垣曲的历史，了如指掌。我常想，有他这样一位当地古代文化遗产的守护人，垣曲人民应该感到自豪、欣慰。
2002年，两个月的考古钻探，我几乎都在工地，我们住的房东家西沟村，南距他家仅300米，互有走动后，遂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是他陪伴我度过了难忘的时光，共同推敲“书有曾未经我读，事无不可与人言”的美好意境。记忆犹深的是，有一天晚上，我们共饮浊酒，酣畅时他竞然朗诵起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抑扬顿挫，无一字之差，使我汗颜。闲谈中，他不止一次地说，最想做的两件事，一个是在他家建立奇石、根雕陈列馆，一个是在他家或村里建立古城盆地古代文物、文化博物馆。可惜多为别人所不理解，势单力薄，徒唤奈何!
最让我动容的是他在毫清河边用河卵石修筑起四周围在一起的石坝，里面垫土便成为肥沃的土地，他种麦，种菜，还搭了半间草屋，像我到西安参观复原的古代半坡人房屋一样。夜里吹起唢呐，给空旷的山野带来无限生机，那是他在向自然倾诉他的人生理念和追求。他是一位闲不住的人，我早早地就起床到毫清河边散步，远远望去，湿雾里他在悠然劳作。
打过电话，我一直徜徉在回忆之中。9月30日，正好另一位朋友要去垣曲古城，命我作陪。一到他家，就急着要看陶鼎，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一件器表遍布泥塑的古代艺术品，属枣园文化!也就是古城一期文化的文物。太少见了!我为我有这样的朋友而高兴。我提出由我修复、拍摄、发表，他爽快地答应了，遂有我的这篇短文。应我的要求，他写了发现过程如下：
“2004年8月27日，发现于古城东关IV区(他描述时，参加过古城东关发掘的王文武在场，给他讲那个地方是古城东关IV区),陶鼎发现于水和淤泥中，当时我看到了一块大陶片，感到很稀奇，就冒着危险下到水中，经过1个多小时的搜找，找到了差不多所有的残片，现唯缺一足"。
器物马上修好了。这件陶鼎，夹细砂灰陶略泛褐色，当为烧制过程中火候不均匀形成的斑驳。尖唇，窄折沿，沿面略下凹，沿背稍鼓，小口，腹中部稍靠下外鼓，圜底，腹下部靠外有三个近圆状锥足。各足上部饰一横细密的锯齿纹，足跟略残。口径15.2、腹径26.2、腹深21、残高26.7厘米。器表四种泥塑，一为“羊形”,整体作圆角竖长方形，为小羊爬坡状，既形象又抽象。上为双大犄角，侧面刻有大嘴，下为上卷短羊尾：一是“花卉形”,边缘似葵花，但花心横竖两刀切为一分为四，中部上鼓：一是“倒三角形",乳钉构成的倒等腰三角形；一是“三角形",乳钉构成的等腰三角形。这些泥塑，分两层遍布整个陶鼎上，颈部有各3个“羊形”、“花卉形”和“倒三角形”相间排列，鼓腹部有各6个“羊形”和“三角形”相间排列(图一)。
垣曲古城东关IV区，报告中说发现了6件陶鼎，有1件能够复原，“矮领，鼓腹，圜底”。报告分为V式。发表器物为：I式，F3:20,“夹砂灰黑陶，含碎云母片。口端略内敛，鼓腹，尖锥足残。口径20、残高20.4厘米”(原报告图五五：1;本文图三，1)
Ⅱ式，H233:6,“夹砂红陶，器表有灰斑，沿内有一周凹槽。最大径位于器身下部，圜底，三尖锥足残，肩部饰三枚乳钉纹。口径16、腹径19.6、通高19.2厘米”(原报告图五五：5,图版五：3;本文图三，2,图二，左):Ⅲ式，H40:186,“夹砂褐陶，器表有灰斑，器内呈灰黑色。侈口。矮沿圆唇，斜肩折腹，最大径位于器身下部，圜底。足残缺。口径15.3、腹径19.2、残高9.4厘米”(原报告图五五：3;本文图三，4):IV式，H40:146,“夹砂红陶，器表有黑斑，矮沿，侈口，方唇，鼓腹，最大径位于器身中部，圜底，圆锥足，素面。口径14.5、腹径16、残高11.5厘米”(原报告图五五：2;本文图三，5);V式，H128:3,“夹砂灰黑陶，陶胎内含碎云母片，器内呈黑色，器内磨光。微侈口，斜沿尖唇，垂腹，圜底，圆锥足残。口径15.6、残高17.5厘米”(原报告图五五：4,图版五：4;本文图三，3,图二，右)。原报告表七为“东关一期典型单位陶器器形统计表”,依次为钵26.6%、罐23.4%、盆17.2%、器座9.4%、碗(小钵)和瓶均7.8%、鼎和器盖均2.1%、壶1.6%、缸和盂器盖1%。可以发现陶鼎数量很少但特征显明。
报告第九章“结语”第一节"对古城东关仰韶文化遗存的认识"一、"东关一期文化”中指出：“鼎均为矮沿鼓腹圜底尖锥足，早段仅见很小的尖锥足，无完整器。中段为矮直口，圆锥足略外撒，最大腹径在中部或略下移。晚段为垂腹直锥足，最大腹径位于下腹部”。中段标本为F3:20,晚段标本为H128:3。那么，这件泥塑陶鼎是晚段的遗物。又指出“……其中北首岭中层的77T1H2木炭为距今6420±210年，77T1H3木炭为距今6445±195
年，77T2:4木炭为距今6320±195年，与东关一期晚段的相对年代大体相当”。东关遗存主要属枣园文化晚期，过去我认为：“枣园文化晚期的年代在距今六千六七百年以降应该是不成什么问题的 。那么，这件陶鼎最迟距今6400年左右。
枣园文化，是1991年5月薛新民、杨林中和我一起调查翼城枣园遗址时发现的国，随即提出它是盛极一时的庙底沟文化的前身团，后来又感觉到庙底沟文化"源流和谱系已同开始命名时有很大的距离，况且尊重中国人第一次独立主持考古工地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壮举，用“西阴文化”取代它[,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无奈和者甚寡。我在《零口遗存的认识问题及其它》,重申了以前的观点，并认为东关H40为枣园文化晚期的典型单位。
枣园遗址枣园文化的陶鼎，1991年调查没有发现。1999年发掘时，出土过少量但没有能够复原的印，在陶器比例上依然处于钵、盆、罐、瓶、壶之后，皆夹砂红褐陶。T5④:1,浅腹罐形，足残，残高9厘米(图三，13)。所发现的足部均圆锥足，H4,残高8.4厘米(图三，9);T3②:10,高6厘米(图三，10):H4:14,残高5.6厘米(图三，11);T5②:89,残高11.6厘米(图三，12)。
1993年我与李永敏、吉琨璋试掘侯马褚村遗址时圆，发现了3个鼎足，这批遗存属于枣园文化晚期。
“标本TG③:1,锥形，顶端同腹相接处有一穿透纵狭缝。残高8.5厘米(原报告图九：2:本报告图三：6)。标本采：1,尖足呈锥状。残高5厘米(原报告图九：3:本报告图三：8)。标本采：2,顶端同腹相接处亦有纵狭缝，未穿透。残高7厘米(原报告图九：
2:本报告图三：7)。报告“结束语”中曾说过：“若从大的文化分区、谱系关系研究的目的出发，枣园H1遗存无论早、晚段都属于磁山一后岗一期文化系统"。鼎足纵狭缝特点见于后岗一期文化中，现在我还是倾向于是受到后岗一期文化的影响。当然，还有可能褚村的遗存较东关要晚些。晋中的太谷上土河H1属于后冈一期文化[],枣园与褚村受其影响顺理成章。
沁水町店大宁遗址1995年试掘，“鼎足一件T④:4,夹砂褐陶。残断的圆锥足，足根部直径1.6厘米(原报告图三：4)"。
陕西临潼零口遗址发表一件[0],T6⑤ 22(引文图→ 10),
兼具东关H233:6和H28:3的特点。
现在，枣园文化发现的陶鼎已有10多个个体了，能看出器形者均为圜底罐加三足而成。
东关的7件及零口的1件陶鼎，类似器形见于下王岗一期文化中，但我们还没有把握说它就是受到下王岗一期文化的影响或传播过来的。孙祖初认识到下王岗一期文化的陶鼎是源自裴李岗文化的叫，他说“下王岗一期文化的罐形鼎、深腹罐、假圈足碗、圈足器等在裴李岗文化晚期已大量出现”:“下王岗一期文化也对北辛文化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北辛文化的鼎与釜一样，皆是当时最主要的炊器。因此，当罐形鼎传入这一地区后，北辛文化的居民很容易地就把原来的圜底釜改装成釜形鼎。到了北辛文化晚期，这类釜形鼎成为鲁中南地区的主要陶器之一"。栾丰实认为裴李岗文化是中国史前鼎形器最早的创造发明者之一[2]。现在可以这样认为，这些陶鼎渊源要从裴李岗文化中去寻找，或就是枣园文化的前身接受了裴李岗文化影响的产物。东关早段发表一件陶壶G3:22(原报告图五四：11),竖高领微外侈，圆鼓肩，肩部有双竖耳，毫无疑问是受到裴李岗文化的影响。关于此类陶壶，报告说有4个个体。古城东关与河南西部是跨越黄河的近邻，占据地利之便。其影响远至枣园文化西缘的零口。早期枣园文化陶鼎是受到哪一支考古学文化影响，将是我们今后探讨的课题之一，关乎枣园文化的起源与形成问题。
不管怎么说，鼎的发生地在黄河流域的东部。张忠培先生在他的《中国北方考古文集》"编后记"
中4,将黄河流域分为以华渭为中心的考古文化系列群和以泰沂为中心的考古文化系列群，特别指出：“前一考古文化区，自仰韶时代中期起，扩展至华北平原北半部，后者则在仰韶时代中期以前，将华北平原北半部包揽在内……。讨论这一观点，当以分析滹沱河为中心的、分布于华北平原北半部的考古文化系列。这地区自后岗一期文化以前的诸考古学文化，基本上已被学术界认为存在着继承关系，鼎是它们的重要的共同文化因素”。所以，探讨这两个考古文化区交汇地带的遗存，无疑是文化发展程度的晴雨表，鼎可算是标志性器物。
华渭地区的老官台一北首岭一半坡文化没有发现陶鼎，以夹砂罐、盆、钵为基本组合，泰沂地区的磁山·裴李岗一北辛一后冈一期文化以鼎、壶、钵为基本组合。东关陶鼎的发现，再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文化的交流、传播和影响是产生一种新文化的重要途径。同鼎由东向西推进、影响一样，壶也具备此特点。藏向明指出：“(半坡文化)蒜头细颈壶的起源也可追溯到北辛文化中的小口细颈壶”[。北首岭文化中北首岭T26:1壶，陈雍先生认为：“不能准确知道这种壶存在于哪个阶段。这种小口壶跟太行山东侧后冈一期文化‘四十里坡类型’的小口壶、易县北福地一期甲类的小口壶存在着明显的亲缘关系”π16]。北首岭文化、半坡文化与北辛文化、后岗一期文化的交流要通过位于其间的枣园文化去实现。东关出土5个个体的陶细颈壶，发表4件，H40:194、G9:36、M9:4、G9:4(原报告图五四：1、2、5、
12)。
我们一直关心着由枣园文化迈进到西阴文化的结构问题和形成机制。张忠培先生的黄河流域两大考古文化系列群，互动的过程中，在前沿地带即山西临汾、运城两个盆地的晋南，激励出枣园文化，它兼容并蓄，吸收了两大考古文化系列群的特点后，跨跃为西阴文化，开始对周邻地区的一一整合，形成了仰韶时代最为辉煌的一个标志性的阶段。1990～1991年翼城北橄遗址发掘结果被分为四期[17],二期“鼎足ⅡT503⑤:3,扁足内外侧均凹。残高约8厘米(原报告图三十，1;本报告图四：1):IT103④:2,扁足内侧凹。残高约6厘米(原报告三十，2;本报告图四：2)":三期“鼎足ⅡT603③:2,釜形鼎足，断面为圆形(原报告图三十九，1;本报告图四：3)。ⅡT1403③:4,同前者(原报告图三十九，2;本报告图四：4):ⅡT1502②:2,扁足内侧凹(原报告图三十九，3;本报告图四：5)。Ⅱ T1403②:3,同前(原报告图三十九，4;本报告图四：6)"。报告指出：“北橄遗存第一、二期在年代上约与关中等地的半坡仰韶文化晚期(即史家类型)相当",枣园文化与北橄遗存第一、二期的要靠襄汾曲里北峪的新石器遗存弥补，时间距离不会太大，“褚村一期文化与北橄一期的衔接可以襄汾县曲里北峪部分采集标本如原文图二及图三二：5、6、18等为参考。这类遗存目前看来归入褚村一期文化偏晚阶段为宜，也不排除再可细分的可能”8]。那么，西阴文化陶鼎在枣园文化中也可以找到脉络，如西阴村第二次发掘中的釜形鼎，“数量不多，皆A形釜下附三个外侧中部有竖凹槽的柱足，红褐陶。G1:4,铁轨式口沿，广折肩，肩部有数道旋纹，下为散乱划纹。口径16.4、肩径28.8、残高10厘米(原报告图一九，2;本报告图四：7):G1:17、18、19,残足部，残高分别为9.8、6.8、6.4厘米(原报告图一九，8、9、10)"。同属西阴文化的陕西华县泉护一期文化(Ⅲ段)中也发现了陶鼎[19],“均残，数量极少，夹砂红陶”,“鼎足有长柱形窄尖及扁长条形两种，正面中央有竖椭圆形凹窝。H1065:012,残长8.4厘米(原报告图47～12;本文图四，11)。T126③:01,残长7.2厘米(原报告图47～13;本文图四，12)"。
褚村“顶部同腹相接处有一纵狭缝”,北橄二期“扁足内外侧均凹"、三期“扁足内侧凹”,西阴村"外侧中部有竖凹槽的柱足”,泉护“竖椭圆形凹窝”等，一脉相承，不曾间断，演变序列显明。虽然陶鼎始终不在枣园文化和西阴文化中占据主要地位，但因其特殊性，指导我们解析考古学文化的复杂结构意义重大。至少我们可以说，泰沂为中心的考古文化系列群一直不停地向其西部冲击。当然，更仔细的分型分式直至分期没有进行，从罐形鼎到釜形鼎及由柱足或柱状锥足到扁足的变化需要另文阐释。
东关陶鼎“羊形”、“花卉形”是何含义?图案表现是宗教的，还是纯艺术的内容?都需要多方面的讨论。但由四种花纹排列可见，先民的数学已达到一定水平，几何、等分运用得从容自由。祖先的智慧，令人赞叹。同时，它闪现出原始艺术的火花，同陕西华县泉护村隼面、鹰鼎，山西襄汾陶寺蟠龙盘，内蒙古翁牛特旗石棚山鸟形壶，河南临汝阎村鹳鱼石斧图等陶器一样，不可多得甚至绝无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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