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研究:对研究行为与分析人员的描述
一、研究的原始意义和当代演变
许多被称为研究的活动其实算不上研究。本章简要介绍对研究的不同解释，之后提出一个活动能被称为研究必须满足的三个标准。
“研究”[research 或再调查 (re-search)]来源于法语动词recherche,本义是“再搜索”，或“调查已经调查过的事物”。哥白尼和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的研究符合“研究”的本义，因为他们对天体运动的观察结果进行反复研究。他们对天文学的贡献不在于提出新知识，而在于更好地阐释了已有的知识。
目前，人们普遍接受的“研究”的意义是，“为发现新信息或原理而开展的认真、系统的调查”。诚然，如果把是否形成新原理作为唯一标准，就只有少数“认真、系统的调查”能算作研究。更普遍的研究包含形成和验证假说，这些假说是深奥的理论、原理或自然规律的前身。
从语义学角度来说，“研究”这个词必须被严格地定义，并且有限定的用法，否则就要被从英语词汇表中去除了。这个词原义的内涵十分清楚，即“再搜索:调查已经调查过的事物”。然而，它的外延却广得多如果浏览一下学位论文的标题，就会发现涉及实验、调查、历史文献研究、技术和算法研发、原有方法的非常规应用、材料测试、艺术创作的活动都属于研究;研究在这里的意思是为达到更高级学位要求而进行活动。
在一个典型的大学校园里，如果询问人们什么是研究，那么答案就与回答者所属的学科一样多。情报研究人员很可能遇到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除了自己学科以外的其他研究都算不上研究。例如，物理学家 (和多行为科学家)会认为研究是涉及某种实验的活动，历史学家会认为研究是深入地研究史料的活动，分析哲学家会认为研究是批判性地研究术语在哲学语篇中含义的活动，而工程师岁缎搐勃凹汾臼庄认为研究是对各种材料或结构进行试的活动。
“研究”这个词不仅被用来指称非常广泛的主题领域的众多活动，有时也被用来指称一些原本平庸而寻常的活动，为它们增加学术深度。很多人都尝试赋予词汇自己想要的意思，但大多数都失败了。现代语言使用者的这种做法，就像小说《爱丽丝漫游奇境》中红心女王对爱丽丝宣称“词的意思就是我想让它成为的意思”一样。
但如果同一词语对于不同人具有不同的含义，那词义就是模糊的.人们无法对词的概念进行交流，且会产生误解。所以，对将要从事研究的调查人员或学者来说，了解“研究”的含义非常重要。从实用角度来说,理解“研究”这个词更精确的含义可以节约时间，避免计划和实施不属于“研究”的活动，还可以拓宽对符合“研究”的广泛的活动 (和产品)的认识。
例如，笔者曾遇到这样一件事。曾有关于某个部队创建和发展的一篇论文送给一位心理学家评阅，他读了论文后评价说这是一篇“新闻报道”，算不上“研究”。这篇论文经过长期、艰苦的调查，查阅了三个国家资料档案库里的数百份文献，纠正了数个存在多年的错误陈述。之所以用这位心理学家的评论作为例子有两个原因。第一，他的评论反映了一种偏见，即不依照某种模式进行的调查算不上研究。在上例中，该调查没有依照心理学家所熟悉的研究模式，即做实验来进行，因而被认为不算研究。第二，他的评论隐含了对新闻报道调查的贬低。其实，认真开展的新闻调查包含大量“系统的调查”，而且其对细节的关注程度、对信息来源的重视程度、对信息客观性和详尽性的要求，与任何研究都是相同的。
显然，主题领域或调查方法都不是判断某个活动是否属于研究的标准。如果某个活动符合以下 3 个标准，就属于研究 :
该活动是有目的的，即为了特定目标而开展的；
该活动是系统地开展的；
该活动提供了新知识(或对旧知识的新解释)；
二、研究的目的性
研究的目的性意味着研究有一个目标一一本身清晰可辨的、能被详细说明的且有意义的目标，而且这个目标如果被实现，能够被研究人员和独立的观察者辨认出来。例如，依据此标准，情报分析人员不断更新作战序列的工作不能算研究，因为作战序列总是需要更新，而每次更新的结果只是暂时的，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技术人员对材料进行质量控制测试也算不上研究，因为同样没有具体、明确的目的，它只是保持某个质量水平的一套程序，本身不是目的。
然而，如果作战序列专家对指挥体系或某不知名部队的位置提出假说，并系统地搜集信息来验证或驳斥这些假说，他的工作则属于研究。同理，如果质量控制技术员设计并试验了新的抽样程序，他的工作也属于研究。以上两例都符合以下标准，即有具体、明确的目的，并生产出可以被清晰地辨认出来的最终产品。
“意图”“目标”和“宗旨”是表示目的的三个常用词语。在本文中，“意图”指研究人员的总体打算，表现为研究人员工作可能遵循的方向。“目标”指可以被清晰地说明并辨认的调查结果，通常表现为一定时同段内的目标。“宗旨”指最终结果，大多数在实际操作中没有达到。例如，军事计划制订者的意图是切断敌人的通信线路。这个意图被细化为几个具体的目标，如在规定时间内摧毁铁路编组场、桥梁或重要的高速照段。行动的最终宗旨是带来永久和平，或“让民主安存于世界”
在情报研究中，研究人员的意图可能是研究朝鲜的宣传和政治、军事行动。具体目标可能是分析朝鲜关于统一的公开声明是否与 1972 年1月1日至7月 4 日之间发生在非军事区的事件有关。研究人员的宗旨可能是点结朝鲜决策者的言行，为预测他们未来的行动打下基础。
三、研究的系统性
一个调查活动要符合研究的标准，必须是系统地开展的。当然，研究所用系统的具体性质是随着研究主题领域而变的。系统性指研究是遵循有组织、有条理的步骤顺序 (例如计划) 展开的。系统性、有秩序地开展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确保不遗漏重要要素。例如，实验时有一些关键步骤，如果在开始被遗漏了，后面的结论将没有价值。
强调系统性方法的另一原因是要清楚地呈现得出结论的方式。系统性的步骤使其他研究人员可以重复某项研究以确定其结论是来自真实数据而不是研究人员无意(或有意) 伪造的数据。有可能发生在学校研究生身上最令人崩溃的事情之一，就是在论文答辩时被告知忽略了一部重要著作。而对于情报研究人员来说，同样可怕甚至可能严重得多的是，当为一个推测辩护时，被告知忽略了另一个机构掌握的重要信息。为了避免发生这些灾难，必须在研究的各个阶段都关注细节，并且采用有组织、有条理的方式开展研究。
四、研究的创新性
研究的最后一个标准是提供新知识。这是最重要的标准，是前两个标准的最终目的。但需要明确的是，新知识并不等同于新信息。例如,当研究人员赋予旧信息新的解释来证明他的新论断可信时，这种新的解释就可以算作新知识。(哥白尼反对地心说、提出日心说就恰恰是这么做的。) 许多历史研究基本上都没有利用新信息，而是通过重新研究已有信息来建立或验证新的假说。显然，为提供新知识而获取新信息在许多研究项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大多数情报研究中，很有可能必须要获得新信息或数据。
五、情报研究和学术研究的异同
许多人常常将研究与大学联系起来。但显然，大学以外的许多机构.如工厂、私人机构和许多政府机构也开展研究。研究涵盖各种各样的活动，不论研究的主题领域是什么，也不论资助机构是什么，研究的基本概念是学术模式的，即研究符合某些学术传统或规则。学术研究必须是有目的的、系统的和提供新知识的。此外，研究活动或产品应该能够展示研究人员的推理能力、判断力、学术诚信和客观性。虽然学术研究的标准仍是构成情报研究的基础模式，但这些标准常常无法得到满足。因此，情报研究在许多方面可能是学术研究的对立面。
六、时间限制
可能除了记者，只有情报分析人员或研究人员的工作总是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值得注意的是，新闻工作是情报研究工作很好的样板。记者在工作中受到的限制与情报研究人员很相似，他们通常也有时间限制，而且在报刊上发布错误或不完整信息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四诚然，准备6月份毕业的研究生要在时间限制下工作，想得诺贝尔奖的研究人员也有竞争性的时间限制，但这些时间限制都是人为的，因为很少是性命攸关的。在时间紧迫性方面，与情报研究最接近的是研发侵袭大面积人群的严重流行病疫苗的医学研究。
时间限制对情报研究的其他特点也有影响，例如情报研究人员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搜集他认为得出结论所需的全部信息，或没有时间来实或证明输人信息的正确性，所以必须对结论进行验证。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人喜欢不紧不慢地、细致地分析所研究的问题，他们可能觉得在对信息或分析还远远不满意的情况下必须作出推测是十分令人不快和沮丧的事情。随着冲突性质的变化，情报研究人员可能发现他的工作节奏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时间限制可能会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不可否认，有些人不仅适应了在这种压力下工作，而且似乎在这种环境下表现得更好。而另一些人对研究的看法仅限于“学术型”研究，可能永远无法适应这种压力，最终不得不放弃情报工作(或被淘汰)。
七、对变量的控制
许多学术研究都包含实验，其本质是验证假说的过程。实验的理想条件是可以利用和控制自变量，使相应的因变量准确无误、清晰明确。实验的结果由实验设计和设计所规定的控制来决定。这种理想条件可以在实验室里创造和控制，但在实践中，实验控制不太可能。许多社会科学家 (和没有经验的情报研究人员)会沮丧地发现，他们在大学里非常有效地使用的理想实验条件在实践中变得难以获得，以至于在应用中几乎无关紧要。许多情报研究人员努力适应这种情况，变得更加务实，且改变和调整研究方法以适应研究活动的限制。另一些研究人员认为适应等同于降低标准不愿意在这种条件下进行研究，但事实是不论实验条件是否理想，决策者必须作出决定，而且决策者不管有没有(即使是“降低标准的”) 实验提供的信息也必然会作出决定。
在情报研究中，研究人员几乎无法控制变量，只能控制研究方法因为敌人或对手显然不会配合研究，他们可能拒绝对“刺激”(如宣传信息)作出反应，可能故意改变行为模式来避免暴露规律，也可能不断改变反应模式，从而使其未来行动无法被预测。总之，用社会科学家的话来说，敌人是很糟糕的研究对象，但却是情报研究人员的研究题目。
信息的充足性 vs.报告的必要性
几乎所有的情报产品都不完整。有时，某个评估或预测不完整是因为没有信息，可能由于对方没有显露任何可观察现象【换句话说，对方可能抱着“等等看”的态度，因此没有对某个情况作出明显反应】，更常见的情况是由于敌人对外界隐藏了某些信息。情报研究人员最可能遇到后一种情况。但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情报研究人员都必须得出结论。由于缺乏数据或信息，一些对国家安全有深远影响的结论只能建立在理论、假定，有时甚至是在猜测之上。
在学术研究中，研究人员在自己或导师认为，他的研究发现能充分证明结论的正确性后才将其发表。而情报研究则不同，研究人员可能没有时间搜集充足的信息，或由于政治、军事变化，即使时间充裕也无法搜集充足的信息。有些只认可学术研究模式的人可能会觉得这种情况令人沮丧
信息质量的不确定
学术研究人员试图使用最高质量的信息，他会核查信息源、验证信息、排除来源不可靠的信息，直到他认为结论是建立在无可辩驳的证据的基础上，才发表研究成果。情报研究人员也尽量仿效学术研究人员的做法，但经常遇到只能获得可靠性未被证实的信息的情况。有时还会遇到对方给出的有意欺骗或误导的信息的情况。
重视预测
在人类所有的智力活动中，预测是最容易出错的。然而(各种形的)预测是情报活动的重要部分，而且是各种情报 (甚至是基础情报)4产的目的(先见之明)。预测主要建立在观察到的规律性上，例如，某种天文现象总是会引发另一种可预测的现象。实质上，自然定律就是通计观察有规律发生的多个现象间的相互作用而作出的预测性陈述。【有趣的是，天文学起源干神职人员预测天体运动的职责。预测能力使神职人员具有某种特权。在今天，这种预测能力与权力的关系依然存在。】
在情报研究中，以下两种情况增加了预测的难度。第一，人类活动与自然现象不同，人类可以改变或控制某些情况及其相互作用。例如，谨慎的敌人会避免重复性的活动，防止对手据此来预测其未来行动，或故意保持某种模式来隐藏另一种行为。所以，情报研究人员无法确定观察到的行为有多少可信度。
第二，有些事件是特殊事件，即无先例可循的事件，例如在所有信号都被查明的区域出现一个新的射频信号，或敌人正在修建的、无法从外形或规模上判断其用途的特殊建筑。虽然有处理特殊事件的方法，例如创设多种情境或进行推演，但没有一种方法可以使研究人员明确地宣称条件X、Y必定会产生结果Z。然而，这种论断就是决策者想从情报机构中获得的。人们常称颂决策者在决策中肩负的责任，却忽略了情报人员的作用，殊不知决策制定是基于情报人员的预测。例如，有多少人能记得预测诺曼底登陆前是晴天的气象员的名字呢?【英国皇家空军上校斯塔格在诺底登陆前一天，将最终气象报告和预测给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和他的部下,】
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也开始进行预测，例如在城市规划中预测车流量、预测矿物产量、预测人口对地下水质和消耗的影响、预测新兴工业对某地区的影响，等等。此外，未来学一一如其名称所示，一门根据当前和预期趋势预测未来的学科一一成了美国大学中越来越普遍的课程。这对情报研究的暗淡前景大有神益。
强调保密
如果现实或潜在的敌人知道该国哪些情况或事件被关注，就会占据战术优势，所以情报机构不能公开其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保密对于保护信息提供者和其他信息源、避免出现外交困窘局面尤为重要。对情报分析人员和研究人员来说，保密就是隐姓埋名，不与学术同行讨论自己的研究也不在研究成果上署名。对有些研究人员来说，在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可以获得一种成就感，因而这种匿名的要求是难以忍受的。当然，另一些研究人员学会了适应这种情况。但对于想兼顾学术和情报研究的人来说，办法也是有的，因为许多情报研究并不保密或将来可能不再保密。
情报的隐秘性将会一直存在。但情况是不断变化的，有些过去保密的(或隐瞒的) 情报活动现在已经公开承认了。例如，美国已公开承认苏联和中国是美国情报机构的重点研究对象。
实用
有人问乔治·雷·马洛里【乔治·雷·马洛里(Geoge Leigh Mallory，1886-1924)，英国探险家，在尝试攀登珠穆朗玛峰中丧生】:“你为什么登山?”他回答说 :“因为山就在那儿。”他的回答可能比较有诗意，也有点挑衅意味。但当有人问情报研究人员为什么研究某个主题时，这样回答却是不行的。虽然所有研究都是有目的性的，因为提供了新知识，但情报研究还必须具有实用目的。也就是说，情报研究必须协助解决问题一一主要是决策或政策规划问题。情报研究是为实用目的服务的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学术”研究在情报中没有作用，也不意味着没有限定研究主题或方法，而是要求研究成果必须针对现实或潜在的需求，简而言之，即不能只是“为真相真相”，而是要有产品。有时，情报产品的用途 (或作用) 难以预测。如，在1965 年，一位人类学家和另外三位研究人员写了一份关于越南#和国内土著部落的报告。虽然当时这份报告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出平作者意料之外的是，报告中关于土著人掩埋习惯的内容在 9 年后帮助情招人员查明了在越南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的下落。
有些似乎是学术型的研究也具有情报价值。例如，关于苏联人在二战中使用大规模火炮是否具有某种规律 (如果有的话) 的研究，可以用来预测苏联在未来战争中使用火炮的原则。关于法国防御工事 (例如马其诺防线和奠边府军事基地)的详尽研究能揭示法国军事原则的细微之处，而这些从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具有讽制意味的是，莫边府军事基地被攻破和随后法国在印度支那势力的兼退，主要是由于越南独立联盟(Viet Mih，简称越盟使用了密集火炮。在英边的法国防御部以认为越盟不可能或无法使用火炮、因为那里地处山地而且没有道这是典型的情报失误案例】此外，20 世纪60 年代中苏之间的冲突，早在13 世纪就有先例，当时蒙古族人劫掠了俄国人在顿涅茨盆地的定居点。分析这些早期冲突，对分析当前中苏关系或有借鉴意义。
通常，情报研究题目来源于作战需要，之后被分配给研究人员，而不是由研究人员挑选，这一点将在下文论述。但如果情报研究人员很熟悉某个主题，就能很好地预测研究需要，通常可以决定和选择研究题目。
简而言之，情报研究人员不应该由于某一研究主题目前没有实用性而放弃它，因为潜在实用性和当前实用性一样，都具有情报价值。例如，储存在《国家情报评估》(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中的大量基础信息虽不具有当前实用性，却具有潜在实用性。
八、情报研究人员的特质
如果向任何一位权威人士询问哪些特质是人们从事研究工作所必备的?其中有四种特质是公认的 :推理能力、准确性、学术诚信和虚心。其他被专家经常提及的特质还包括 :判断力、勤奋、缜密、创新精神等等毫无疑问，这些特质是生产出合格情报产品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由于情报研究的特殊性，要生产出合格的情报产品，还需要其他一些特质。这些特质看似普通，但对情报研究人员来说却很关键。下文将讨论情报研究人员的必要(但不是充分) 特质。
推理能力
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具有良好的推理能力，如果其他人不赞同，只能说明那些人的推理能力差，而非自己的问题。温斯顿·利特尔、哈罗德·威尔逊和埃德加·穆尔指出 :
人们很难发现自己思维中的错误。我们许多人都相信自己的思维是没有错误的。但是有自信，并不能保证思维是正确的。实际上，那些对自己思维似乎最自信的人往往会犯最严重的错误。对于自己得出的结论，狂热者远比一般人自信......我们可能会认为已经将事情想得很仔细了，而实际上我们只是下意识地接受了其他人的想法或结论，然后自欺欺人地认为这些结论都是经过逻辑推理得来的。
推理能力不足的例子很多。分析人员常常将事实与推断混淆起来或把推断当作事实来开展研究。他们经常宣称，自己是根据证据进行“辑”推理而得出结论的一一即使归纳的结论没有经过逻辑证明，而且也没有针对不同研究采取不同的“证明”方式。“推断”和“暗示”常被滥用，说明研究人员不仅对术语不了解，而且对潜在的逻辑概念不熟悉。
简单化地要求研究人员“学习逻辑课程”，并不能必然保证提高研穷人员的推理能力。但通过了解逻辑谬论、熟悉演绎/归纳过程和了解影响思维的主观因素，研究人员至少可以提高对潜在推理错误的敏感性。例如，通过学习逻辑谬论，研究人员可以发现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思维误区研究人员还会发现，虽然演绎法很有用，但通过演绎法得出的结论，与作为其基础的假定一样不确定。此外，在情报研究中，在假定没有被验证的情况下，也必须作出决定，解决问题和得出结论。最终，研究人员会发现(如果他还不知道的话)他必须使用的、最难的推理形式是归纳——一种没有严格规则可循的推理形式。
准确性
准确性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指精确性或确凿性。例如，使用八位数方格坐标标记地理位置比使用“位于东北大约10英里(16.09344千米)处”的描述更准确。第二种含义是没有错误，或“符合事实”。两种含义都与情报研究有关。例如，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军事规划者分不清平壤(Pyongyang)平康(Pyonggang)和平安道(Pyongan)这几个地名。在制订空袭计划时，错将平康(只有一个郡的规模) 当作目标，而实际要轰炸的目标却是朝鲜首都平壤。
情报研究出错的概率较高，尤其当情报研究人员没有利用原始信息而是利用别人预先加工过的信息时更容易出错。例如，当分析人员使用别人对外文信息的阐释时，不仅自己可能出错，还会受翻译者错误的影响。即使研究人员使用原始信息(如外文报纸)，也可能遇到母语中所没有的词语或概念，只能译成相近词语，从而造成潜在的错误。
空中侦察被吹嘘为“准确的”原始信息源。但实际上，有时两个图像判读员会为一个图像到底是卡车还是坦克而争论，甚至要打起来。如果情报分析人员目睹这一幕，就会明白即使是最好的情报搜集技术也难以游免产生错误。当然，传感器不会撒谎，但判读员可能会受到先人为主的观念、偏见和信念的影响，而下意识地撒谎。研究人员至少应意识到他可能会给本来就不清楚的信息增加错误的可能性，将导致严重后果，因此，了解影响行为的主观因素十分必要。
从搜集到分发，情报生产的每个环节都需要准确性。含糊不清的情报信息报告 (intelligence information report，IIR) 会导致不清晰的解释，进而产生质量不可靠的情报产品。错误的数据，例如将 40000 遗漏了一个零而写成 4000，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显然，信息搜集或信息分析错误的最严重后果是可能造成结论错误。情报研究人员还应认识到，由于情报工作有时间限制，即使能发现错误，要修正错误也代价高昂且耗费时间。此外，情报研究人员进行记录、计算、引证、解释或引用信息等工作时，更需注意准确性，因为原始信息有时不够准确，而且一些所谓“确凿的”信息实际上是被对方篡改过、用来误导的。
学术诚信
在学术研究领域，学术诚信通常指正确注明信息来源，以及承认他人对学术成果做出的贡献。简而言之，就是让荣誉属于应得之人。而在情报研究领域，这些形式的学术诚信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除非当情报研究成果作为学术成果提交时。
在情报研究领域，学术诚信的另一含义一一坚持正确观点、不随波逐流一一很重要，虽然情报研究人员有时迫于压力会支持某个观点。坚持学术诚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时，情报研究人员的学术诚信会受到严峻的考验。例如，当他即将完成研究时发现一个和主要论点相悖的信息，
整个研究工作面临被全盘推翻的危险，这时，任何普通人的脑海中可能都会闪过一个偷懒的想法一-“漏掉”这个倒霉的发现。但在情报研究领域，有比自尊心或名誉更重要的东西处于危险之中，因此，学术诚信是必须坚持的，即使这样意味着推翻整个研究并从头开始。关于这一点，巴曾(Barzun)和格拉夫(Graf) 总结得很好 :“在其他领域，诚信是最好的选择，但在研究领域，诚信是唯一的选择。“
虚心
虚心指能够接受别人的观点。有人说，几只鹅在一起是鹅群，几头牛在一起是牛群，而几个情报分析人员或研究人员在一起是争论的开端。聪明人往往很自负，同样，对其研究领域有深厚积累的研究人员认为(常常也是无可非议地)，他们在该领域拥有比别人高明的见识。但这种自以为是往往使研究人员看不到真实的问题。例如，人类学家发现，一个很有用的做法是让一个“没有经验的”观察者和实际的研究人员一起工作，来保证专业人员在关注文化的细微之处时，不会漏掉显而易见的现象。
虚心的含义是能够接受他人的意见和解释一一例如与研究人员意见相左，却能解释某种情况或事件的替代假说 (alternative hypotheses)。值得注意的是，虚心并不意味着卑屈地接受所有不同见解。在每项研究的某一点上，决断力是非常重要的，要完成研究必须表明立场。为了防止研究人员过早局限于某一可能后来站不住脚的观点，只要有足够的时间采取正确的行动时，研究人员就应接受所有替代假说。
怀疑精神
怀疑精神在情报研究中至关重要。大多数国家都会封锁某些信息，所以相关的公开信息就不禁让人生疑。不过，经验是研究人员判断信息源可常性的最好指导。有些国家的“公开声明”是系统化地在进行误导，情报研究人员几乎总是需要把声明的内容反过来理解，有些类型的消息提供者认为，他们提供的信息越重要，他们作为消息提供者就越有价值，因此会故意夸大和歪曲信息，还有许多消息提供者的观察能力严重不足，尤其是观露不熟悉的事物或活动时。
但怀疑精神也会对研究人员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有必要区分“健康的”(由于没有更准确的词语，只能暂且这么说) 和“不健康的”怀疑精神。前者在某些情况下适用，后者具有普遍性。在学术研究中，人们通常选择相信信息，除非有证据证明它是错的。在情报研究中则相反，人们普遍怀疑信息，直到有证据表明它是对的。这种情况对于可控来源的信息和不可控来源的信息同样适用。
超然
如果情报研究人员与研究对象有情感关系，就容易失去客观性。笔者注意到，许多年轻的军事分析人员在研究朝鲜、北越和中国共产党的反美宣传时，常常难以保持超然的态度。虽然他们被告诫不要带有情绪，但许多人难以平静地、不带感情色彩地阅读每天搜集的反美宣传资料。例如,当读到对“美帝国主义”的激烈批评时，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提出相反的论点来进行反驳。无论产生何种情绪，研究人员都要将它转化为工作的热情，来处理那些令人烦恼的问题。情报研究人员应该把情报工作看作一场比赛一-一场双方力争获取互补目标的严肃比赛。
一方努力隐瞒、隐藏、欺骗或误导，而另一方要努力识破诡计和计谋以了解真相。情绪的能量应该用到别处，来获取积极的结果。在以上宣传分析的例子中，研究人员不应关注反美批评的内容(这些内容经常重复)，而应关注反美宣传被发布这件事本身及其高度的规律性。如果分析人员只顾着对内容作出情绪反应，往往会忽略这些事实。当然，情报工作非常严肃，不能指望情报人员会喜欢他的敌人，但对敌人有激烈的仇恨会影响感知力，并损害客观性。
耐心、勤奋和毅力
那些期望快速解决难题的情报分析和研究人员该警醒了:在简明扼要、演绎合理的报告后面，是不为人知的大量艰苦、枯燥的工作。单调辛苦的工作不是情报研究独有的，而是所有研究的普遍准则。情报问题很少能戏剧性地解决。希望能突然获得灵感的研究人员很快会变得失望，因为他可能会发现自己找不到解决办法，或进入了死胡同，或不得不第一百次审读已研究了数月的资料。
第谷·布拉赫、约翰尼斯·开普勒 (Johannes Kepler) 和哥白尼花费数年、进行了数千次观测，才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达尔文用了数年时间思索、推敲并反复研究他的发现，若不是另一位生物学家即将公开类似成果，他还会推迟很长时间才发表他的进化论【达尔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物种起源》的资料搜集工作在该书出版28年前就开始了。(当然，《物种起源》还包括后来的观察结果。这个典型案例反映了研究项目的资料搜集阶段开始于间题定义阶段之前。有趣的是，设想一下，如果达尔文在随英国海军“贝格尔”号航海的途中，能用正式的假说指导资料搜集工作，是否可以更早发表其研究成果呢?】。 诚然，上述例子并不能给在严格的时间限制下工作的情报研究人员带来丝毫的安慰。但需要解决的问题越紧迫，越需要耐心、勤奋和毅力。
想象力
合格与杰出的研究人员之间最大的区别是想象力。其他特质可以训练，但对于多数研究人员而言，想象力的确难以通过后天去提高。研究领域里的想象力不是异想天开、白日做梦等等(尽管这些情况可能包含偶然发现)，而是释放创造力来想出非传统(但有效)的方法，从而解决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包括想出新颖的信息搜集方法或显示新含义的信息组合方法。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 在谈到遥远文化(研究人员无法接触或已消亡的文化)研究时，指出了想象力在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然而，对于遥远文化研究来说，研究人员还需要其他能力，因为不论研究人员使用何种特定材料--访问记录、电影、艺术形式、游戏、俚语等一都需要超越其原始资料，在更大的整体，即文化中来研究。文化指的是人们在某一群体、社会或时代中共有的习得行为的总合。在历史研究中，这种能力被称为历史想象力，即通过羊皮纸文稿、墓碑碑文、庄园管家的采购单或道德剧的服装费用，来复现早已过去的时代的生活。在复现时，学者必须能够将各种线索联系起来，例如，他要能够根据描绘中世纪服装的绘画、用品开支单、商店所售食物清单、宗教音乐的零星乐谱、当时气候和日历来复现中世纪的生活，以至于能够在脑海中看见、听见、嗅到降灵节游行队伍通过时熙熙攘攘的街道。只有将各种线索或遗迹组合起来，复现一个生动的全貌，才能了解它的各个部分。
显然，对于超越现有材料的建议必须谨慎地听取，研究人员当然不能脱离事实来作出论断。但情报研究不能只依靠事实，所有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就是“这些事实意味着什么?”此时想象力就发挥出重要的作用。例如，利用类比经常可以“解决”无法直接解决的情报问题，然而选择或建立合适的类比需要想象力。未来学家和军事演习专家的方法之“是创设“多元未来”，这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需要推测“如果..会发生什么?”
尤金·韦伯(Eugene J.Webb) 等人描述了一种“无干扰测量”(umobtrusive measures)的方法，这是想象力应用于社会科学信息搜集一个生动案例。例如，展会上观众对于不同展品的兴趣无法直接进行测量，一位有创造力的社会学家想出了一种方法:计算不同玻璃展柜上的息子印迹。类似的情况是，通过测量不同展品前地砖的磨损程度，研究人员可以确定什么展品最吸引观众。“诚然，通过有些方法搜集的数据是“路弱的”(相对于“硬”数据)，但在许多情况下，即使依据“脆弱的”数据也足以作出决定。
有时，想象力以直觉的形式呈现。直觉是假说的前身，假说相对于直觉更有说服力。情报研究领域的人们比较熟悉的学者华盛顿·普拉特(Washington Platt)将直觉定义为:
科学的直觉是一种综合的、想要澄清问题的想法，当人们密切关注某一问题时，这种想法会突然出现在头脑中，成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典型的情况是，研究人员对某一问题研究了很久，在没有有意识地思考这个问题时，科学的直觉出现了。直觉来自对事实的广泛了解，但主要还是基于想象力的迸发，因为它超越了任何理智的人从现有数据都会得出的必然结论。直觉是一个创造性思维的过程。
直觉、顿悟、直感、替代解决方案、替代方法和对目标(例如信息来源或最终产品)的预见都是想象力的体现，它们在情报研究实践中有很实际的应用。
情报研究人员“不能积累”想象力，但正如巴曾和格拉夫指出的，情报研究人员可以学习释放其想象力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自己限制了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为害怕犯错误，害怕因提出非正统方法或非正统结论而被嘲笑，或因为过于关注问题，许多研究人员有意或无意地限制了其想象力。
普拉特发现，许多成功的研究人员在入睡前或从事与他们的研究无关的活动，如听音乐或简单地放松时，会产生最具创造力的顿悟。阿基米德在洗澡时发现浮力定律的故事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但在没有经验的研究人员开始营造有利于产生创造力的条件前，重要的是要注意到，正如普拉特说的，“大多数(研究人员) 说直觉是在看似休闲的时段内产生的，但这种休闲是在长期认真的研究工作之后的”。
九、小 结
判断调查活动是否属于研究的三个标准是:
目的性，即针对可辨认的结果或目标，例如回答某个具体问题或一系列问题 ;
系统性，即按计划或设计进行 ;
创新性，即必须提供新知识或对已有知识作出新解释。
情报研究试图模仿学术研究的模式，即是 (或必须是)有目的的系统的、创新的。
与学术研究不同的是，情报研究受以下因素的限制:有限的时间、对实验变量只有很小的或没有控制力、不充足的信息，以及有时不得不使用质量不确定的信息。
除了限制因素，情报研究与学术研究的差异还表现在其他四个方面
情报研究侧重于预测，而学术研究侧重于描述和解释；
情报研究的信息搜集手段比任何大学或私人机构的都高级；
不同于学术研究成果，情报研究成果通常是保密的;
情报研究产品必须解决现实或潜在的问题，不能只是纯粹“为真理而真理”，而是要有产品。
情报研究只是有时与学术研究模式接近，但这并不意味着情报研究降低了严谨性或标准，而且它比学术研究更实用。
合格的研究人员应具备的特质包括:推理能力、准确性、学术诚信和虚心。这些是情报研究人员的必要 (但不是充分) 特质·情报研究人员还需要其他特质，包括:怀疑精神、超然的态度、耐心、勤奋、毅力和想象力。
为了找到创新的方法来搜集和分析对方对外界保密的信息，想象力对于情报研究尤其必要。此外，为了提出解释情况或事件的各种替代假说和理论，或将来可以验证的假说，想象力也是必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