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的演变

近来的一些事情正在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警惕。前有某网红诬告其前老板性骚扰，后有某大学生在地铁上诬陷乘客偷拍。但其实在这两件事爆发前，对“女拳”的反感就已经出现很久，只是最近的一些事情让人们终于认识到，那些打着自我保护的旗号博取名声和利益的行为，已经到了不能再纵容，甚至已经触犯到人们最基本良知的底线的程度。关于这些事件的评价，我并不想多说，我还是更想从女性主义这一概念本身出发来继续之前零零散散有过的一些讨论。         女性主义的开端并不是如此令人唾弃的，而发展到今天，对待女性主义的态度，除了漠不关心以外，基本上只有三类：继续推崇女性主义的，继续同情女性主义的，以及对女性主义感到厌恶的。推崇女性主义的大多还活在一些性别社会学的学术幻想中，并要么坚信这种赤裸裸的标签化是在解决标签化问题的oxymoron，要么就干脆自称弱者并要求一种无底线的同情；而同情女性主义的，要么出于一种愚昧的同理心，仿佛觉得这些人真的是受害者，要么就是出于某种谋略，想要通过支持女性主义者并达到他们的私人目的。当然，如果我们以最善良的方式揣度他们，我们的确不该把他们一棍子打死。正如女性主义出现的时代，尽管我认为人类历史从未出现过女性主义者口中所谓的父权制，但女性在制度上受到不平等待遇，以及一些个体受到家庭暴力和性骚扰，的确是不该否认的事实。正是这些事实酝酿了最初的女性主义，但也正如我反复强调的，女性主义这种曾经打着平权旗号搞标签化的运动并不能解决问题，而只能使问题变得更糟，使矛盾更加深刻，我们需要的一定是另一种方法。

        但毕竟那个时代的女性主义还保持在想要解决问题的范畴内，无论这一方法论有多大的弊病，它都还没有成为一种祸患。有人偷了你的手机，你没有选择走正当的法律程序，而是把偷你手机的人打了一顿，再把手机抢回来，即便这样的做法欠妥，但也是出于对自身的保护还无可厚非。但是，一旦有手机的人把这种对被偷手机的恐惧视为有手机的人内在的固有的先验本质，他们就会把所有人都视为潜在的小偷，并把这种保护手机的观念称为手机持有者主义。在这样的先验语境下，被害妄想就会被过分强化，对正当与非正当判断的边界就会模糊，就会形成“他令我感到不适，他有罪”这样的逻辑闭环。

        这样的逻辑闭环并非毫无道理，因为我们不能做事后诸葛亮。如果总是要等家庭暴力和性骚扰发生后才惩治罪犯，人们还是不能得到保护。但是女性主义是否达到了社会规训的目的呢？显然没有。人们不违法，除了出于道德本能，在一些情况下也是由于社会规训成功限制住了人们逾越法律的行为。然而女性主义是否在走这一条路呢？并没有，女性主义者仅仅在建立一种恐怖，类似于清朝的文字狱。人们并不知道自己何时逾矩了，因为女性主义者对让女性感到不舒服这一点的定义是极其模糊的，就像你写的某一句话让乾隆皇帝感到不适一样。人们对于杀盗的理解是明确的，因此人们才能接受不杀盗的规训；而对于女性主义宣扬的东西，人们要么就大胆试探，要么就感到恐怖。于是才有了如今这样诡异的局面，一些人对女性避之不及，另一些人却仍在进行着“冒犯”。这不过是两种态度罢了，前者仅仅是为了避免风险而放弃试探，后者则是选择试探，并且在面对一些不那么敏感（或用某些女性主义者的话讲是为了情面而不主动戳穿）的对象时，逐渐形成了一种我这样做也无所谓的态度。造成这样的结果，问题并不在于所谓的父权社会，而恰恰是女性主义的畸形发展。

        由于女性主义从来就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它造成的影响也必然是灾难性的，这种灾难和历史上发生过的民族主义灾难如出一辙。德意志民族并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每个德国人的感受和理解也不一样，有些人仅仅是感受到一战后国际社会的压力，有些人则觉得德意志民族应当站在世界之巅，这种模糊的民族主义最终被煽动利用，很大程度上成了二战悲剧的导火索。女性主义也是如此，每一位女性的经历并不相同，但女性主义却试图把所有人裹挟其中，让她们相信自己就是家庭暴力和性骚扰的潜在受害者。由于普鲁士的发家史火药味很浓，再加上挑起一战，我们不能否认1920年代欧洲的确弥漫着厌德情绪。然而，真正利用厌德情绪的不是英国也不是法国，恰恰是德国人自己。德国人强调了厌德情绪，并把厌德情绪转化为了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等其他民族的仇恨，最终导致了种族灭绝的灾难。

        但是，种族主义发展出的沙文主义往往强调种族优越，就像二战时的德国认为德国人应当凌驾于世界之上。但女性主义发展至今却发展出了一种奇怪的沙文主义，因此对女性沙文主义的一些定义是不妥当的，仿佛女性沙文主义也想强调女性凌驾于男性之上一样。但如今的女性主义并不如此，曾经的女性主义者或许还想要通过自己的奋斗证明自己并不比男性差，从而在社会中混出一片天地，但如今的女性主义者已经抱着的是一种尼采最为厌恶的态度，即我是弱者你们必须让着我。因为我是弱者，所以我事事要优先；即便我实现了事事优先，但我还是弱者。我做了错事，我是弱者，所以我没错；你做了好事，你是强者，你理所应当。这种新沙文主义根本颠覆了女性主义在最初主张的平等，而去强调一种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又不是把男尊女卑变成女尊男卑，而是坚称这个世界是男尊女卑的，所以要女尊男卑。这听上去虽然矛盾，但女性主义必须牢牢抓住这一说辞，因为一旦男女平等或女尊男卑在社会层面实现了，女性主义的合法性将荡然无存。因此，我们最终会发现，真正最希望一个父权制社会诞生的，恰恰是如今的这些女性主义者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