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在今天还能给我们哪些思考呢？

我一向自认为《伤逝》对我的影响无出其右。可能会有“成语警察”提醒成语“无出其右”是用在人身上的，但诚然，《伤逝》于我，就是无出其右的启蒙者。

所以这个视频，就是评析《伤逝》还能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思考。

不过在此之前，我想旗帜鲜明地反对阅读小说的三种倾向。当我们在与别人讨论小说时，如果自己或对方存有这三种倾向时，我觉得这个讨论应该会充斥着戾气。

第一是小说角色与现实人物画等号

小说文本与作者乃至作者生活的世界自然是关系密切的，但这仍然不能说涓生就是鲁迅，子君是许广平或者朱安。《伤逝》的例子可能不够极端，看看《红楼梦》吧，多少人将贾宝玉当成作者，依靠着贾宝玉的蛛丝马迹，或是将书的署名权交给明朝遗民，或是将《红楼梦》视作清朝宫廷斗争的象征。所以，拿小说人物一一对应现实，或者相反，这在我看来就是抛开事实的耍流氓。

第二是角色标签化。

抛开《伤逝》的内容不谈，即《伤逝》的结构本质无非是传统才子佳人“始乱终弃”的脚本重写，这类故事我能从《诗经》说到民国。诚然，诚然，涓生肯定是有问题的，但不能简单地以一两个标签概括。比如说，涓生是“渣男”，更有甚者如今流行的“下头男”这类让人感觉恶心的词汇。姐妹们，现在已经有足够的乐子事让我们乐了，倒也无妨严肃些对待像《伤逝》这样的作品，这是对经典，对人本身的敬畏。我想，谁也不喜欢被别人一个词语给概括了，人也不可能会像程序一样，按照某个函数、方法去执行。

第三是自以为是的“意识形态”分析。

这我可能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姐妹们听说过“憎恶学派”吗？在《西方正典》里，作者布鲁姆将女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批评等等时下流行的批评理论都视作“憎恶学派”，指出他们常常颠覆文学经典，过度重视社会文化的问题。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唯审美”论的狭隘和傲慢，但我觉得用这个来形容肆意发泄立场的倒意外好用。

《伤逝》的女性主义批评很多，但大多纠结于细节，即指出来子君哪些方面不很“女性主义”，或者涓生哪些地方很“男权”。这…我感觉很没有意义。我们一般都是从内容中发觉什么，然后才会使用理论去分析，而非先存着“女性主义”立场，然后从内容里面寻找佐证。更何况，指出问题只是开始，而非结束。就像鲁迅在分析易卜生《玩偶之家》的时候，他不会只是说挪拉还没出走之前很不够“女性主义，而是分析挪拉够”女性主义“出走之后，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她会怎样，也就是所谓的，“一是堕落,二是回来”。我觉得，分析问题的原因、过程乃至后果才是最重要的，指出问题只可能是开始。

更要命的就是“意识形态”了。之前视频的评论就有人拿意识形态批评我，说我是“抛开事实不谈”的货色。我一向是不敢提意识形态的，一来知识浅薄，尚不能够评析地面面俱到；二来缺少哲学训练，没能力阅读出作品里的“症候”。私以为，意识形态批评是高手的特权，他们能够从文本看出沉默与断裂处，借此评析作品乃至作者背后的价值观念。这是振聋发聩的，是有历史的起因、发展与影响的，而非只是简单概括成“所有作品”都是有意识形态的。这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对我们理解具体的文本毫无作用。在视频的最后，我会分享以“阶级论”来评析《伤逝》的，见证大佬的微操。

最后再提一下，说《伤逝》在今天还能给我们哪些思考时，我是不可避免地走向过度解读的，望大家见谅。后面两个视频，一个会详细地说明各类评析《伤逝》的观点，另一个则会从叙事方面讨论一下《伤逝》如此独特乃至多元的原因，算是从学术史方面的一个梳理吧。不过我记性不大好，所以得来回看，时间会往后稍稍（豹哭）。

《伤逝》是公认的，鲁迅唯一一本关于爱情的短篇小说，且颇具先锋性。小说是涓生忏悔写出来的“手记”，情节都是涓生为表达某种忏悔而回忆的。所以《伤逝》的情节很零散，内容弥漫的都是悔恨悲哀的内心独白，阅读体验颇为震撼。

为了讨论方便，我还是会试图梳理一下故事情节的。

“北漂青年”涓生住在同乡会设立的会馆时，与子君相识。涓生总会跟子君讲家庭专制，讲旧习惯等五四新知识，子君则总是好奇又稚气地听着。相处了半年，子君为追求自由恋爱，与叔父和父亲决裂，坚定地呐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涓生被子君这番决然给震动了，不久他便效仿着电影中的情节向子君求婚。求婚很顺利，二人一起散步，也租到了吉兆胡同的小屋里，算是勉强有了安身之所。

不过同居之后，涓生觉得子君像变了个人，终日将功业建立在吃饭家务上，也再没有在会馆时的读书辩论了。且，因为有人打小报告的缘故，自由恋爱的涓生被上司炒了鱿鱼，二人的同居生活更加艰难。日子渐入寒冬，子君聊以慰藉的鸡狗都养不下去了，涓生也整天躲在通俗图书馆里借着微弱的火炉看书，压根也不顾及越来越麻木的子君。涓生觉得自己不爱子君了，心想着自己应该真实地将想法告诉子君，让她重新走自己的道路。

冬春之交，涓生如往常从图书馆回家，便被邻居告知子君被她父亲带走了。涓生对此颇为悔恨，再去寻子君时，从别人那儿得知，原来子君已经死了。涓生更是空虚，回到会馆写下了这篇手记。

我们先不聊涓生与子君这对情侣，而是聊聊看客。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我们都耳熟能详了，那些看客们在看见自己同胞被枪毙时，“万岁”般地拍掌欢呼起来。我清晰地记得当时看《藤野先生》时，心底的一种悲愤，就像是所有讲课老师都会说的一句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究竟是怎样麻木的人，才能在行刑现场对一个生命的消逝而拍手称快呢？我以前一直不理解，但是《伤逝》里的看客一下子让我“醒悟”了。这个场景发生在子君走后，涓生来到一位久不问候的世交家，询问子君的消息。这是看客在“审判”子君的死！

你那，什么呢，你的朋友罢，子君，你可知道，她死了。

哈哈。自然真的。我家的王升的家，就和她家同村。

谁知道呢。总之是死了就是了。

我们看见，这位看客首先不承认涓生与子君是夫妻，而称“朋友”。接着是他对待子君死亡时的态度，用时下的话来讲，就是乐子人！看客就是乐子人！他们并非麻木，并非缺乏所谓的启蒙，相反他们敏感，对痛苦敏感，对不幸敏感，对不公敏感。只是，别人的不幸、痛苦乃至遭受的不公，是他们娱乐自己的东西。这是乐子人残酷玩赏的娱乐，而非愚民的麻木无知！

这是开胃小菜，我们正式进入涓生与子君的爱情。

小说后半段，涓生每天缩在图书馆看书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半年来只为了爱，而将人生的其他全都疏忽了，这时候涓生就想主动地告诉子君，他已经不爱了。涓生陷入了两难，真实与虚假之间的抉择。如果将自己真实的想法，即“我不已经爱你了”告诉子君，那这就是将子君推向虚空的重担，让子君在“无爱的人间死灭了”；如果涓生选择虚假，那会违背涓生个性解放自由的“信条”，虚伪的重担压着他，使涓生再无勇气去开辟新的生路，也是在诉说他与子君结合本身就是错误。毕竟，涓生与子君会相爱并且同居，就是因为他俩在会馆里“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易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

这说与不说的两难很让我“沉迷”。我不止一次的设想过，如果我有幸比别人多知道一些什么，也确实因此改变了他。如果，噩梦降临在他的头上，对此我该负多少的责任？如果，我像涓生一样，将真实说与了子君，那我似乎又承担了一种宿命般的“责任”。我将别人的梦吵醒了，对此我需要承担起它的艰难。其实，这就是鲁迅人道主义的迷茫。

当然，有姐妹可能会反驳。哪有什么“两难”，不过是涓生骗人的把戏。诚然，这便过度到了另一个问题，即涓生的“自恋”。

子君对于涓生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在子君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时，涓生想的是这话很触动了他，以为中国的女性在不远的将来是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同居之后，子君终日间想的是家务饭菜，想的是养鸡养狗，涓生便觉得子君变得庸俗跟怯懦，再不复当时的“坦然如入无人之境”了。后面，涓生与子君闲谈，提及《玩偶之家》挪拉出走的决然，觉得子君此时仍可以如刚同居那样，能够毫无顾虑，坚决地毅然前行。

可见，说到底，子君就是涓生一系列自由解放理念的“化身”。在涓生眼里，子君是中国的女性未来的曙色，是他一切理念的实现，是他自己幻想的完美女性。子君是一个欲望对象，涓生欣赏着子君身上的自由解放，实则是把“属于自己的感情和愿望归于别人”的自恋。

那么，爱情，对于个人，究竟是一种自我的投射，还是一次他者的相容？

涓生与子君之间还有五四时期的一组二元对立，也就是启蒙者与启蒙对象的对立。涓生作为启蒙者，引导子君走向自由解放，最终二人自由恋爱了。这完美符合我们对五四的想象，但细想，这二者之间其实充满了矛盾。

首先，作为启蒙者，涓生能有多大程度上坚信自己所启蒙的，更近一步，他自己对于所说的“打破旧习惯”，所谓的自由解放平等有多大程度的理解？当涓生说中国女性辉煌的曙色时，是否出于一种心理，或是对启蒙思想家诸如拜伦的英雄崇拜，或是一种虚荣心作祟，或是一种掌握他人命运的权力欲望？启蒙，说到底无非是用一种话语建构取代旧的话语，作为启蒙者，又如何保证自己所要建构的话语不是虚伪的，而是真实可行的呢？又该如何保证话语重建时，避免有子君这样被无爱人间摧残的启蒙对象呢？当热血与激情的感性褪去，涓生是否能有对启蒙理念清醒、冷静的理性认识？

这些还只是启蒙者自己，还有启蒙对象呢。涓生如何确定子君是出于认同自由平等的理念而非对自己的崇拜，而选择与自己结合的？当涓生思考启蒙子君时，又凭什么打破子君本来的梦？在作为闺阁女子时，涓生打破了子君的梦，引导她走向自由平等的自由恋爱；然后，涓生又将子君自由恋爱的迷梦又打破了，让子君独自去承担真实的重担。

梦是醒了，该如何走，作为启蒙者的涓生尚且不知，却又将问题和后果抛给了子君……

作为启蒙对象，子君也很能引人深思。子君是民国女学生，这个身份很值得品味。庐隐在《海滨故人》提出这样一个困惑，女学生读书得到的是什么？是烦恼与悲哀，是感觉到越有知识便越与世界不相容，是不容于亲戚父母。紧接着，女学生抛出了困惑，究竟是我误知识，还是知识误我？在这里我当然并非说，读书是错的，女性不该读书之类的，而是作为女性，在如此的社会制度下，我所追求的自由解放究竟能给自己带来什么？

还有，启蒙与被启蒙又何尝只是纠缠在人与人之间呢？我读一本书时，大家看我视频时，我该如何确定作者在其中抱有了几分真诚，该如何知道自己的观点输出并非是“误人子弟”？当我多年后回望现在的观点时，是否会羞愧当时的幼稚无知？

说是启蒙，但人与人，人与知识，知识与知识之间，无时无刻不存在着“场域”的论争，惹得我时常在想，不如沉默吧。

以及，最重要的，我作为接受过教育的女性，我的主体性在哪里？启蒙时期，我是象征愚昧落后，现代文明的进步就是所谓“我的觉醒”；战争时期，我是民族的化身，是纯粹被凌辱时象征的国破家亡。现在……所以，我的主体性在哪呢？

摒除掉以上很大程度上的感性，其实很容易发现这可能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所以最后分享一个阶级说，算是对以上内容的一次居高俯察。

如今评析《伤逝》，大多都会结合鲁迅《娜拉走后怎样》这篇演讲稿，说明经济独立对女性的重要性。不过，如果我们返回到上个世纪，他们对《伤逝》的评析更多集中在阶级层面。二者之间的区别，前者是聚焦于鲁迅写作《伤逝》前的思想，而后者更多从鲁迅转向后的讨论。

这是什么意思呢？

《娜拉走后怎样》是1923年鲁迅的演讲稿，用它来评析《伤逝》代表着鲁迅此前的思想。而鲁迅在1927年正式转向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而阶级论便是用鲁迅后来的思想去评析1925年的《伤逝》。

阶级论认为，涓生和子君能够勇敢地冲破封建家庭，这固然可敬，但无可避免地陷入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迷梦中。子君是小资产阶级的恋爱至上主义，她认为突破父亲和叔父的障碍，与涓生同居结合实现时，她最高的理想便已经实现了。于是她的生活，就完全建立在吃饭中，将先前所憧憬好奇的全忘掉了。涓生，则陷入了个人主义的泥沼中。当涓生扛起子君身上的道义时，他便有义务与子君一起“携手同行”。当子君将人生理想全放在家务上时，涓生应当像之前“谈家庭专制”那样，去引导、启蒙子君。涓生没有意识到，子君思想庸俗化是因为承担繁重的家务劳作，反而虚伪地认为，“其实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

他们二人皆自以为获得了个人的自由解放便完成了革命，殊不知个人的幸福是建立在社会的解放的政治革命之上的。如果从这个方面上讲，涓生“向着新的生路跨出的第一步”，就是认知到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选择与工农民众结合，迈向共产主义，正如鲁迅后来所走得那样。

所以以上的困惑和思考，鲁迅也能给我们解答。涓生不会是鲁迅，因为鲁迅会有虚无迷茫，会有错误，可能也会面临着对他人道义上承担的艰难。但鲁迅之所以为鲁迅，他的伟大，是不沉默，且毫不犹豫地批判自己的错误，然后不断地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