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16-20
[（16）]昂利·施托尔希[对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相互关系问题的反历史态度。关于统治阶级的“非物质劳动”的见解]
昂利·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让·巴·萨伊出版，1823年巴黎版（这是为尼古拉大公讲授的讲义，完成于1815年。）第三卷。
在加尔涅之后，施托尔希事实上是第一个试图以新的论据来反驳斯密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的人。
他把“内在财富即文明要素”同物质生产的组成部分——物质财富区别开来，“文明论”应该研究文明要素的生产规律（同上，第3卷第217页）。（在第一卷第136页上，我们读到：
“显然，人在没有内在财富之前，即在尚未发展其体力、智力和道德力之前，是决不会生产财富的，而要发展这些能力，必须先有手段，如各种社会设施等等。因此，一国人民愈文明，该国国民财富就愈能增加。”反过来也一样。）
他反对斯密说：
“斯密……把一切不直接参加财富生产的人排除在生产劳动之外；不过他所指的只是国民财富……他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对非物质价值和财富作出应有的区分。”（第3卷第218页）
事情其实就此完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对于斯密所考察的东西——物质财富的生产，而且是这种生产的一定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精神生产中，表现为生产劳动的是另一种劳动，但斯密没有考察它。最后，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和内在联系，也不在斯密的考察范围之内；而且，物质生产只有从它本身的角度来考察，才不致流于空谈。如果说斯密曾谈到并非直接生产的劳动者，那只是因为这些人直接参加物质财富的消费，而不是参加物质财富的生产。
从施托尔希的著作本身来看，他的“文明论”虽然有一些机智的见解，例如说物质分工是精神分工的前提，但是依然脱不掉陈词滥调。仅仅由一个情况就可以看出，施托尔希的著作必然会如此，他甚至连表述这个问题都还远远没有做到，更不用说解决这个问题了。要研究精神生产[409]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从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这一切都是由于“文明”的空话而说的。
其次，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方式由这两者决定，因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性质也由这两者决定。
最后，施托尔希所理解的精神生产，还包括统治阶级中专门执行社会职能的各个阶层的职业活动。这些阶层的存在以及他们的职能，只有根据他们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结构才能够理解。
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而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够既理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也理解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他没有能够超出泛泛的毫无内容的空谈。而且，这种关系本身也完全不象他原先设想的那样简单。例如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不考虑这些，就会坠入莱辛巧妙地嘲笑过的十八世纪法国人的幻想。[88]既然我们在力学等等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古代人，为什么我们不能也创作出自己的史诗来呢？于是出现了《亨利亚特》[89]来代替《伊利亚特》。
但是，施托尔希在专门反对加尔涅这个最早对斯密进行这种反驳的人的时候，所强调指出的东西则是正确的。那就是：他强调指出反对斯密的人把问题完全弄错了。
“批评斯密的人做些什么呢？他们完全没有弄清这种区分〈“非物质价值”和“财富”之间的区分〉，他们把这两种显然不同的价值完全混淆起来。〈他们硬说，精神产品的生产或服务的生产就是物质生产。〉他们把非物质劳动看做生产劳动，认为这种劳动生产〈即直接生产〉财富，即物质的、可交换的价值；其实，这种劳动只生产非物质的、直接的价值；批评斯密的人则根据这样的假定，即非物质劳动的产品也象物质劳动的产品一样，受同一规律支配；其实，支配前者的原则和支配后者的原则并不相同。”（第3卷第218页）
我们要指出施托尔希的下面这些常被后来的著作家抄引的论点：
“因为内在财富有一部分是服务的产品，所以人们便断言，内在财富不比服务本身更耐久，它们必然是随生产随消费。”（第3卷第234页）“原始的内在财富决不会因为它们被使用而消灭，它们会由于不断运用而增加并扩大起来，所以，它们的消费本身会增加它们的价值。”（同上，第236页）“内在财富也象一般财富一样，可以积累起来，能够形成资本，而这种资本可以用来进行再生产”等等。（同上，第236页）“在人们能够开始考虑非物质劳动的分工以前，必须先有物质劳动的分工和物质劳动产品的积累。”（第241页）
这一切只不过是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之间的最一般的表面的类比和对照。例如他的下面那种说法也是如此，他说，不发达的国家从外国吸取自己的精神资本，就象物质上不发达的国家从外国吸取自己的物质资本一样（同上，第306页）；他还说，非物质劳动的分工决定于对这种劳动的需求，一句话，决定于市场，等等（第246页）。
下面这些话是直接抄来的：
[410]“内在财富的生产决不会因为它所需要的物质产品的消费而使国民财富减少，相反，它是促进国民财富增加的有力手段”，反过来也是一样，“财富的生产也是增进文明的有力手段”。（同上，第517页）“国民福利因这两种生产的平衡而不断增长。”（第521页）
施托尔希认为，医生生产健康（但他也生产疾病），教授和作家生产文化（但他们也生产蒙昧），诗人、画家等等生产趣味（但他们也生产乏味），道德家等等生产道德，传教士生产宗教，君主的劳动生产安全，等等（第347—350页）。但是同样完全可以说，疾病生产医生，愚昧生产教授和作家，乏味生产诗人和画家，不道德生产道德家，迷信生产传教士，普遍的不安全生产君主。这种说法事实上是说，所有这些活动，这些“服务”，都生产现实的或想象的使用价值；后来的著作家不断重复这种说法，用以证明上述这些人都是斯密所谓的生产劳动者，也就是说，他们直接生产的不是特殊种类的产品，而是物质劳动的产品，所以他们直接生产财富。在施托尔希的书中还没有这种荒谬说法。其实这种荒谬说法完全可以由下面各点来说明：
（1）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各种职能是互为前提的；
（2）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对立，使得由各个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层建筑成为必要，这些阶层的活动不管是好是坏，因为是必要的，所以总是好的；
（3）一切职能都是为资本家服务，为资本家谋“福利”；
（4）连最高的精神生产，也只是由于被描绘为、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才得到承认，在资产者眼中才成为可以原谅的。
[（17）]纳骚·西尼耳[宣称对资产阶级有用的一切职能都是生产的。
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阿谀奉承]
威·纳骚·西尼耳《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让·阿里瓦本译，1836年巴黎版。
纳骚·西尼耳摆出一副高傲的样子说：
“照斯密看来，犹太人的立法者是非生产劳动者。”（同上，第198页）
这是指埃及的摩西，还是指摩西·门德尔森？摩西将会因自己被称为斯密所谓的“生产劳动者”，而十分感谢西尼耳先生吧。这些人如此拘守于自己的资产阶级固定观念，以致认为，如果把亚里士多德或尤利乌斯·凯撒称为“非生产劳动者”，那就是侮辱他们。其实，单是“劳动者”这个名称，就会使亚里士多德和凯撒感到侮辱了。
“一个医生开药方把病孩治好，从而使他的生命延续好多年，这个医生难道不是生产持久的结果吗？”（同上）
胡说八道！如果孩子死了，结果同样是持久的。如果孩子的病没有治好，医生的服务还是要得到报酬的。照纳骚看来，医生只有把病治好，律师只有把官司打赢，士兵只有把仗打胜，才能得到报酬了。
但是他现在变得真正崇高起来了，他说：
“起来反抗西班牙人的暴政的荷兰人，或者起义反对有可能变得更可怕的暴政的英国人，难道只生产了短暂的结果吗？”（同上，第198页）
真是美文学式的废话！荷兰人和英国人举行起义是靠自己负担费用。谁也没有为了他们“在革命中”劳动而给他们支付代价。在关于生产劳动者或非生产劳动者的问题上涉及的始终是劳动的买者和卖者。多么愚蠢！
这些家伙在对斯密的反驳中发表的庸俗的美文学，不过表明他们是“有教养的资本家”的代表，而斯密则是露骨粗鲁的资产者暴发户的解释者。有教养的资产者及其代言人非常愚蠢，竟用对钱袋的[411]影响来衡量每一种活动的意义。另一方面，他们又很有教养，连那些同财富的生产毫不相干的职能和活动，也加以承认，而且他们之所以加以承认，是因为这些活动会“间接地”使他们的财富增加等等，总之会执行一种对财富“有用的”职能。
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因此，所有对人这个生产主体发生影响的情况，都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改变人的各种职能和活动，从而也会改变人作为物质财富、商品的创造者所执行的各种职能和活动。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可以证明，所有人的关系和职能，不管它们以什么形式和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都会影响物质生产，并对物质生产发生或多或少是决定的作用。
“有些国家，没有士兵的守卫便根本不可能耕种土地。可是，按照斯密的分类法，收成并不是扶犁的人和手执武器守卫在他旁边的人共同劳动的产品；照斯密的说法，只有土地耕种者才是生产劳动者，士兵的活动则是非生产的。”（同上，第202页）
第一，这是错误的。斯密会说，士兵的活动生产保卫，但不生产谷物。如果国内建立了秩序，那末土地耕种者就会象以前一样继续生产谷物，但不必另行生产士兵的给养，从而不必生产士兵的生命。士兵象很大一部分非生产劳动者一样，属于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注：见第159页脚注。——编者注］，这些非生产劳动者，无论在精神生产领域还是在物质生产领域，都什么也不生产，他们只是由于社会结构的缺陷，才成为有用的和必要的，他们的存在，只能归因于社会的弊端。
但纳骚会说，如果发明一种机器，使20个工人中有19个人成为多余的，那末这19个人也就成了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了。但是，尽管生产的物质条件、耕作本身的条件保持不变，士兵也可能成为多余的。而19个工人却只有在剩下的那1个工人的劳动的生产能力提高到20倍之后，因而只有在生产的现有物质条件发生革命之后，才能成为多余的。而且布坎南已经指出：
“比方说，如果士兵由于他的劳动有助于生产，便应当被称为生产劳动者，那末生产工人就有同样的权利要求得到军人的荣誉了，因为毫无疑问，没有生产工人的协助，任何军队也不能上战场去打仗并取得胜利。”（大·布坎南《论斯密博士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内容》1814年爱丁堡版第132页）
“一个国家的财富不取决于生产服务的人和生产价值的人之间的人数比例，而取决于这两种人之间最能使每种人的劳动具有最大生产能力的那种比例。”（西尼耳，同上第204页）
斯密从来没有否认这一点，因为他想使国家官吏、律师、教士等等这些“必要的”非生产劳动者，减少到非有他们的服务不可的限度。无论如何，这也就是他们能使生产工人的劳动具有最大的生产能力的那种“比例”。至于其他的“非生产劳动者”，因为他们的劳动是每一个人为了享用他们的服务而随意购买的，也就是说，是每一个人把它作为随便挑选的消费品来购买的，所以，就可能出现各种不同的情况。这些靠收入过活的劳动者的人数，同“生产”工人的人数相比可能很多，第一，是因为财富一般说来并不很多或者带有片面性，例如，中世纪的贵族及其仆从的情形就是这样。他们和他们的仆从不是消费相当数量的工业品，而是吃掉自己的农产品。当他们不是这样而开始消费工业品的时候，他们的仆从就不得不从事劳动了。靠收入过活的人所以这样多，只是因为有很大一部分年产品不是为了再生产而消费。但是，人口的总数并不很多。第二，靠收入过活的人数可能很多，是因为生产工人的生产率高，即他们生产的用来养活仆从的剩余产品多。在这种情况下，不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仆从，生产工人的劳动才是生产的，相反，是因为生产工人的劳动具有这样大的生产能力，所以才有这么多的仆从。
如果两个国家人口相等，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同，那就始终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同亚·斯密一起说：两国的财富应由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之间的比例来衡量。因为这不过表明，在生产工人人数较多的国家里，有较大量的年收入是为了再生产而消费，因而每年会生产较大量的价值。可见，西尼耳先生只不过是复述[412]亚当的论点，并没有提出什么新思想来同亚当相对立。后来，他自己在这里也区分了“服务的生产者”和“价值的生产者”，这样一来，他也就和大多数反对斯密的区分的人们一样：他们接受并且自己也采用了他们所反驳的那种区分。
值得注意的是：一切在自己的专业方面毫无创造的“非生产的”经济学家，都反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但是，对于资产者来说，“非生产的”经济学家们的这种立场，一方面表示阿谀奉承，力图把一切职能都说成是为资产者生产财富服务的职能；另一方面表示力图证明资产阶级世界是最美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都是有用的，而资产者本人又是如此有教养，以致能理解这一点。
对于工人来说，这种看法是要人们确信，非生产人员消费大量产品完全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非生产消费者象工人一样能促进财富的生产，不过是以自己特殊的方式罢了。
但是，纳骚终于说漏了嘴，表明他对斯密所做的本质区分一窍不通。他说：
“看来，实际上在这种场合，斯密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大土地所有者的状况方面。他关于非生产阶级的意见一般只适用于这一种人。否则，我就无法解释他的这种论断：资本只用来维持生产劳动者，而非生产劳动者则靠收入过活。在他突出地称为非生产劳动者的人们当中，最大一部分人，象教师、治理国家的人，都是靠资本维持，即靠预付在再生产中的资金维持。”（同上，第204—205页）
这里，确实使人惊讶得目瞪口呆。纳骚先生关于国家和学校教师靠资本生活，而不是靠收入生活的发现，无须作进一步的注解。如果西尼耳先生想用这些话告诉我们，他们是靠资本的利润生活，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靠资本生活，那末，他只是忘记了，资本的收入并不是资本本身，这个收入，这个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并不预付在再生产中，相反，它本身倒是再生产的结果。或者，西尼耳这样想是因为有一些税收加入某些商品的生产费用，因而加入某些生产的开支？那他应该知道，这只是对收入课税的一种形式。
关于施托尔希，纳骚·西尼耳这个自作聪明的家伙还指出：
“施托尔希先生断言，这些结果〈健康、趣味等等〉象其他有价值的物品一样，是拥有这些结果的人的收入的一部分，并且同样可以交换〈就是说，可以从它们的生产者手里购买〉；他无疑是错了。如果是这样，如果趣味、道德、宗教确实是可以购买的物品，那末，财富的意义就和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完全不同了。我们购买的决不是健康、知识和虔诚。医生、牧师、教师……只能生产那种用以多少可靠地和完善地把这些进一步的结果生产出来的手段……既然在每一种情况下，为了取得成就，都要使用最合适的手段，那末，即使没有取得成就，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这些手段的生产者也有权得到报酬。一旦提出了劝告或授了课，因此得到了报酬，交换也就完成了。”（同上，第288—289页）
最后，伟大的纳骚自己又接受了斯密的区分。就是说，他以“生产消费和非生产消费”的区分（第206页）来代替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而消费品要么是商品，——但这里不是谈商品，——要么直接是劳动。
根据西尼耳的说法，生产消费，是指使用这样一种劳动的消费，这种劳动或者再生产劳动能力本身（例如教师或医生的劳动），或者再生产用来购买这种劳动的那些商品的价值。非生产消费，则是指既不生产前者也不生产后者的那种劳动的消费。而斯密说：只能用于生产的（即产业的）消费的劳动，我称为生产劳动，能够用于非生产的消费的劳动（这种劳动的消费按其性质来说不是生产消费），我称为非生产劳动。可见，西尼耳先生在这里是靠事物的新名称来证明自己的才智。
总的说来，纳骚是抄袭施托尔希的著作。
[（18）]佩·罗西[对经济现象的社会形式的忽视。
关于非生产劳动者“节约劳动”的庸俗见解]
[413]佩·罗西《政治经济学教程》（1836—1837年讲授）1842年布鲁塞尔版。
聪明就在这里！
“间接的〈生产〉手段包括一切能促进生产，有助于消除障碍，使生产更有效、更迅速、更简便的东西。〈在此之前，他在第268页上说：“有直接的生产手段和间接的生产手段。也就是说，有些生产手段是取得我们所关心的结果的必要条件，是完成这种生产的力量；另一些生产手段有助于生产，但不是进行生产。前者甚至能够单独起作用，后者只能在生产过程中帮助前者。”〉……任何一种政府劳动都是间接的生产手段……制造这顶帽子的人必须承认，在街上巡逻的宪兵、坐在法庭上的法官、关押犯人的狱吏、守卫国境防止敌人侵犯的军队，所有这些人都促进生产。”（第272页）
制造帽子的人意识到，为了使他能够生产和出卖这顶帽子，全世界都动了起来，他是多么高兴！罗西让这个狱吏等等间接地——不是直接地——促进物质生产，事实上就是作了和亚当同样的区分（见第十二讲）。
罗西在下一讲即第十三讲里专门攻击斯密——其实罗西同他的先辈们几乎一样。
他说，对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的错误区分，是由三个原因造成的。
（1）“在买者当中，一部分人购买产品或劳动，是为了个人直接消费它们；另一部分人购买它们，只是为了把他们用购得的产品和买到的劳动制造的新产品出卖。对于前一种人来说，有决定意义的是使用价值，对于后一种人来说，有决定意义的是交换价值。”当人们只注意交换价值时，就会犯斯密的错误。“我的仆人的劳动对我来说是非生产的，——暂且承认这一点；但是，难道这种劳动对他自己来说也是非生产的吗？”（同上，第275—276页）
既然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是：直接购买劳动，以便在生产过程中不经购买而占有所使用的劳动的一部分，然后又以产品形式把这一部分卖掉；既然这是资本存在的基础，是资本的实质，那末，生产资本的劳动和不生产资本的劳动二者之间的区分，不就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基础吗？斯密并不否认，仆人的劳动对他自己来说是生产的。每种服务对它的卖者来说都是生产的。假誓约对那个靠假誓约获得现金的人来说是生产的。伪造文件对那个靠伪造文件赚钱的人来说是生产的。杀人对那个因杀人而得到报酬的人来说是生产的。诬陷者、告密者、食客、寄生者、谄媚者，只要他们的这种“服务”不是无酬的，他们的这些勾当对他们来说就都是生产的。按照罗西的看法，所有这些人都是“生产劳动者”，不仅是财富的生产者，而且是资本的生产者。自己给自己支付报酬的骗子手，——同法官和国家所做的完全一样，——也是“按照一定的方式，使用一种力量，生产一种满足人的需要的结果”[同上，第275页]，就是说，满足盗贼的需要，也许还满足他的妻子儿女的需要。这样说来，如果全部问题只在于生产一种满足“需要”的“结果”，或者说，如果一个人只要出卖自己的“服务”就可以把这种服务算作“生产的”，就象上述情况那样，那末，这个骗子手就是生产劳动者了。
（2）“第二个错误是没有区分直接生产和间接生产。因此，在亚·斯密看来，官吏是非生产的。如果〈没有官吏的劳动〉生产就几乎不可能进行，那就很清楚，这种劳动对于生产是有帮助的，即使没有直接的物质的帮助，至少还有不应忽视的间接的作用。”（同上，第276页）
这种间接参加生产的劳动（它不过是非生产劳动的一部分），我们也称为非生产劳动。否则就必须说，因为官吏没有农民就绝对不能生活，所以农民是司法等等的“间接生产者”。真是胡说八道！还有一个同分工问题有关的观点，等以后再谈。
[（3）]“没有仔细区分生产现象的三个基本事实：力量即生产手段，这种力量的使用，结果。”我们向钟表业者买一只表；这时我们关心的只是劳动的结果。或者我们向裁缝买一件上衣；情况也是一样。但是“还有一种老古板的人，他们不是这样对待事物。他们叫一个工人到家里来，供给他材料和一切必需的东西，要他做一件衣服。这些老古板的人所购买的是什么呢？他们购买的是力量{但还有“这种力量的使用”}，是冒风险生产某种结果的手段……契约的对象是对力量的购买”。
（然而问题正是在于，这些“老古板的人”所使用的生产方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毫无共同之处，在这种生产方式下，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生产所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全部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特殊区别在罗西之流看来是非本质的区别。）
“在雇用一个仆人的场合，我是购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被利用来完成多种多样的服务，这种力量活动的结果取决于我如何使用它。”（第276页）
这一切都同问题毫无关系。
[414]
“可以购买或雇用……对某种力量的一定使用权……在这种情况下，您购买的就不是产品，不是您心目中的结果了。”律师的辩护词也许能，也许不能使我打赢官司。“无论如何，您和您的律师之间的交易，都是他为取得一定价值而在某日某地替您说话，为您的利益而运用他的智力。”（第276页）
{对此罗西还有一点意见。他在第十二讲（第273页）中说：
“我决不认为只有靠生产棉布或制作靴子生活的人才是生产者。无论哪种劳动我都尊重……但这种尊重不应成为体力劳动者独占的特权。”
亚·斯密不是这样看的。他认为从事写作、绘画、作曲、雕塑的人是第二种意义的“生产劳动者”，虽然即兴诗人、演说家、音乐家等等不是这样的劳动者。而“服务”只要是直接加入生产的，亚·斯密就把它看作是物化在产品中的，不管这是体力劳动者的劳动，还是经理、店员、工程师的劳动，甚至学者的劳动（只要这个学者是个发明家，是在工场内或在工场外劳动的工场劳动者）。斯密在谈到分工的时候，曾说明这些业务如何在各种人员之间分配，并指出产品、商品是他们共同劳动的结果，不是其中某一个人劳动的结果。不过，象罗西这样的“精神的”劳动者所关心的，是如何为他们从物质生产中取得的那个巨大的份额辩护。}
发了这段议论之后，罗西接着说：
“这样，在交换行为中，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生产的三个基本事实的某一个上面。但是这些不同的交换形式是否能使某些产品失去财富的性质，使某一生产者阶级的努力失去生产劳动的性质呢？显然，在这些观念之间并没有任何可以证实这种结论的联系。难道因为我不是购买某种结果，而是购买生产这种结果所必要的力量，这个力量的活动就不会是生产的，产品就不会是财富了吗？我们再以裁缝为例。无论是向裁缝买一件现成的衣服，还是把材料和工钱给裁缝工人，要他缝一件衣服，这两种情况从结果来看始终是一样的。谁也不会说第一种劳动是生产劳动，第二种劳动是非生产劳动；区别只是，在第二种情况下，想要得到衣服的人是他自己的雇主。但是，从生产力方面来看，您叫到家里来的裁缝工人和您的仆人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没有任何区别。”（同上，第277页）
这位妄自尊大的空谈家，他的全部假聪明的精华就在这里！如果亚·斯密根据他的第二个比较浅薄的见解，即根据劳动是否直接物化在劳动的买者可以出卖的商品中这一点，来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那末，他就会把这两种情况下的裁缝都叫做生产劳动者。但是按照他的较为深刻的见解来看，上述第二种情况下的裁缝就是“非生产劳动者”。罗西只不过表明，他“显然”不懂亚·斯密的意思。
罗西以为“交换形式”是无关紧要的，就好比生理学家说，一定的生命形式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们都只是有机物的形式。但当问题是要了解某一社会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质时，恰好只有这些形式才是重要的。上衣就是上衣。但如果它是在第一种交换形式下生产出来的，那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如果它是在第二种交换形式下生产出来的，那就是某种甚至和亚洲关系或中世纪关系等等相适应的手工劳动形式。所以，这些形式对于物质财富本身是有决定作用的。
上衣就是上衣，罗西的绝顶聪明就表现在这一点上。但是，在第一种情况下，裁缝工人不只生产上衣，他生产资本，就是说，也生产利润；他把自己的雇主作为资本家生产出来，也把自己作为雇佣工人生产出来。如果我把裁缝工人叫到家里来为我个人缝上衣，我决不因为这一点而成为自己的企业主（从一定经济范畴的意义上说），就象缝纫企业主决不是因为[415]他把他的工人缝的上衣拿来自己穿和自己消费而成为企业主一样。在一种情况下，裁缝劳动的买者和裁缝工人是作为单纯的买者和卖者相对立。一个支付货币，另一个供给商品，我的货币就转化为这个商品的使用价值。这种情形和我从商店里买一件上衣毫无区别。卖者和买者在这里，是单纯作为卖者和买者相对立。相反，在另一种情况下，他们则是作为资本和雇佣劳动相对立。至于仆人，他同第二种情况下的裁缝工人（在这种情况下，我购买他的劳动是为了它的使用价值）有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两者具有同样的社会形式。两者都是单纯的买者和卖者。区别只在于，这里由于在利用所购买的使用价值上的特殊方式，还发生一种宗法制的关系，主人和奴仆的关系，这就使这种单纯买卖的关系在内容上——即使不是在经济形式上——发生形态变化，成为令人厌恶的事情。
此外，罗西不过是用另一种说法重复加尔涅的意见。
“我们坦率地说，当斯密断言仆人的劳动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时，他犯了他这样的人所不应当犯的大错误。假定有一个工厂主，他自己管理一个需要严加监督的大工厂……这个人不容许在自己的身边有非生产劳动者，不雇用家仆。因而，他不得不自己服侍自己……当他必须从事这种所谓非生产劳动的时候，他将怎样进行他的生产劳动呢？您的仆人所完成的工作使您能够从事更适合于您的能力的劳动，这难道还不明白吗？因此，怎么能够说仆人的服务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呢？您所做的，以及没有仆人替您服侍贵体和收拾家务您就不可能做到的，这一切都会留下来的。”（同上，第277页）
这又是加尔涅、罗德戴尔和加尼耳已经说过的节约劳动。按照这种看法，非生产劳动只要在如下的情况下就是生产的：它们节约劳动，并且使“产业资本家”或者生产工人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己的劳动，由于别人代替他们去完成价值较小的劳动，他们就能完成价值较大的劳动。即使这样，仍然有很大一部分非生产劳动者不能包括在内，例如只当作奢侈品的那些家仆，以及所有这样的非生产劳动者：他们只生产享受，并且只有在我为享用他们的劳动而花费的时间同这种劳动的卖者为生产这种劳动（完成这种劳动）而花费的时间一样多的时候，我才能享用他们的劳动。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谈不到“节约”劳动。最后，甚至真正节约劳动的个人服务，也只有在它们的消费者是生产劳动者的情况下，才是生产的。如果它们的消费者是个有闲资本家，那末它们节约他的劳动，不过意味着让他可以什么事都不干。例如，猪一样脏的懒女人自己不动手，而叫别人替她梳头、剪指甲；乡绅自己不照管马匹，而雇用一个马夫；一个专讲吃喝的人自己不做饭，而雇用一个厨师。
施托尔希（在前面引用的著作中）所说的那些生产“余暇”，因而使人有空闲时间来享乐、从事脑力劳动等等的人们，也属于这类劳动者。警察节约我为自己当宪兵的时间，士兵节约我自卫的时间，政府官吏节约我管理自己的时间，擦皮靴的人节约我自己擦靴子的时间，教士节约思考的时间，等等。
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一点是分工的思想。每个人除了自己从事生产劳动或对生产劳动进行剥削之外，还必须执行大量非生产的并且部分地加入消费费用的职能。（真正的生产工人必须自己负担这些消费费用，自己替自己完成非生产劳动。）如果这种“服务”是令人愉快的，主人就往往代替奴仆去做，例如初夜权或者早就由主人担任的管理劳动等等，都证明了这一点。但这决没有消除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相反，这种区分本身表现为分工的结果，从而促进一般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因为分工使非生产劳动变成一部分人的专门职能，使生产劳动变成另一部分人的专门职能。
但是罗西断言，就连专门用来使主人摆阔、满足主人虚荣心的那些家仆的“劳动”，也“不是非生产劳动”。为什么呢？因为它生产某种东西：满足虚荣心，使主人能够吹嘘、摆阔（同上，第277页）。这里我们又看到了那种胡说八道，好象每种服务都生产某种东西：妓女生产淫欲，杀人犯生产杀人行为等等。而且，据说斯密说过，这些污秽的东西每一种都有自己的价值。就差[416]说这些“服务”是无酬的了。问题并不在这里。但是，即使这些服务是无酬的，它们也不会使财富（物质财富）增加一文钱。
然后又是一段美文学式的胡言乱语：
“有人硬说，歌手唱完歌，不给我们留下什么东西。不，他留下回忆！〈妙极了！〉你喝完香槟酒留下了什么呢？……消费是否紧紧跟随生产，消费进行得快还是慢，固然会使经济结果有所不同，但消费这个事实本身无论怎样也不会使产品丧失财富的性质。某些非物质产品比某些物质产品存在更长久。一座宫殿会长期存在，但《伊利亚特》是更长久的享受来源。”（第277—278页）
多么荒唐！
从这里罗西所理解的财富的意义，即从使用价值的意义来说，情况甚至是这样的：只有消费才使产品成为财富，而不管这种消费是快还是慢（消费的快慢决定于消费本身的性质和消费品的性质）。使用价值只对消费有意义，而且对消费来说，使用价值的存在，只是作为一种消费品的存在，只是使用价值在消费中的存在。喝香槟酒虽然生产“头昏”，但不是生产的消费，同样，听音乐虽然留下“回忆”，但也不是生产的消费。如果音乐很好，听者也懂音乐，那末消费音乐就比消费香槟酒高尚，虽然香槟酒的生产是“生产劳动”，而音乐的生产是非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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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反对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的所有胡说八道总括一下，可以说，加尔涅，也许还有罗德戴尔和加尼耳（但后者没有提出什么新东西），已经把这种反驳的全部内容都表达出来了。后来的著作家（施托尔希没有成功的尝试除外）只不过发一些美文学式的议论，讲一些有教养的空话而已。加尔涅是督政府和执政时代的经济学家，费里埃和加尼耳是帝国的经济学家。另一方面，罗德戴尔是伯爵大人，他尤其愿意把消费者当作“非生产劳动”的生产者加以辩护。对奴仆、仆役的颂扬，对征税人、寄生虫的赞美，贯穿在所有这些畜生的作品中。和这些相比，古典政治经济学粗率嘲笑的性质，倒显得是对现有制度的批判。
[（19）马尔萨斯主义者查默斯为富人浪费辩护的论点]
托·查默斯牧师是最狂热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之一，他是神学教授，著有《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的道德状况、道德远景的关系》一书（1832年伦敦第2版）。按照查默斯的意见，要消除一切社会弊端，没有别的手段，只有对工人阶级进行宗教教育（他指的是通过基督教的粉饰和教士的感化来灌输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同时，他竭力为各种浪费、国家的无谓开支、教士的巨额俸禄、富人的极度挥霍辩护。他对（第260页及以下各页）“时代精神”和“严酷的忍饥挨饿的节约”感到痛心；他要求实行重税，让那些“高级的”非生产劳动者，教士等等可以大吃大喝（同上）；当然，他对斯密的区分是极为反对的。他用整整一章（第十一章）的篇幅来谈这个区分，不过其中除了断言节约等等对“生产劳动者”只有害处以外，没有任何新的东西。下面这些话可以概括说明这一章的倾向：
“这种区分是荒谬的，而且应用起来是有害的。”（同上，第344页）
害处在哪里呢？
“我们所以要这样详细地谈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认为，今日的政治经济学对教会过于严厉、过于敌视了，我们不怀疑，斯密的有害的区分大大促进了这一点。”（第346页）
这位牧师所说的“教会”是指他自己的教会，作为“法定”教会的英国国教会。而且，他还是把这个“教会”推行到爱尔兰的那帮家伙中的一个。至少，这个牧师是很坦率的。
[（20）关于亚当·斯密及其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看法的总结性评论]
[417]在结束关于亚当·斯密的部分之前，我们还要引用他书中的两段话：在第一段话中，他发泄了自己对非生产的政府的憎恨；在第二段话中，他力图证明，为什么工业等等的进步要以自由劳动为前提。关于斯密对牧师的憎恨！[90]
第一段话说：
“因此，国王和大臣们要求监督私人的节约，并以反奢侈法令或禁止外国奢侈品进口的办法来限制私人开支，这是他们最无耻、最专横的行为。他们自己始终是并且毫无例外地是社会上最大的浪费者。他们还是好好地注意他们自己的开支吧，私人的开支尽可以让私人自己去管。如果他们自己的浪费不会使国家破产，那末，他们臣民的浪费也决不会使国家破产。”（第2篇第3章，麦克库洛赫版，第2卷第122页）
再引下面这段话［注：见本册第151，152和273页。——编者注］：
“某些最受尊敬的社会阶层的劳动，象家仆的劳动一样，不生产任何价值{它有价值，因而值一个等价，但不生产任何价值}，不固定或不物化在任何耐久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例如，君主和他的全部文武官员、全体陆海军，都是非生产劳动者。他们是社会的公仆，靠别人劳动的一部分年产品生活……应当列入这一类的，还有……教士、律师、医生、各种文人；演员、丑角、音乐家、歌唱家、舞蹈家等等。”（同上，第94—95页）
这是还具有革命性的资产阶级说的话，那时它还没有把整个社会、国家等等置于自己支配之下。所有这些卓越的历来受人尊敬的职业——君主、法官、军官、教士等等，所有由这些职业产生的各个旧的意识形态阶层，所有属于这些阶层的学者、学士、教士……在经济学上被放在与他们自己的、由资产阶级以及有闲财富的代表（土地贵族和有闲资本家）豢养的大批仆从和丑角同样的地位。他们不过是社会的仆人，就象别人是他们的仆人一样。他们靠别人劳动的产品生活。因此，他们的人数必须减到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国家、教会等等，只有在它们是管理和处理生产的资产者的共同利益的委员会这个情况下，才是正当的；这些机构的费用必须缩减到必要的最低限度，因为这些费用本身属于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注：见第159页脚注。——编者注］。这种观点具有历史的意义，一方面，它同古代的见解形成尖锐的对立，在古代，物质生产劳动带有奴隶制的烙印，这种劳动被看作仅仅是有闲的市民的立足基石；另一方面，它又同由于中世纪瓦解而产生的专制君主国或贵族君主立宪国的见解形成尖锐的对立，就连孟德斯鸠自己都还拘泥于这种见解，他天真不过地把它表达如下（《论法的精神》第7篇第4章）：
“富人不多花费，穷人就要饿死。”
相反，一旦资产阶级占领了地盘，一方面自己掌握国家，一方面又同以前掌握国家的人妥协；一旦资产阶级把意识形态阶层看作自己的亲骨肉，到处按照自己的本性把他们改造成为自己的伙计；一旦资产阶级自己不再作为生产劳动的代表来同这些人对立，而真正的生产工人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并且同样说它是靠别人劳动生活的；一旦资产阶级有了足够的教养，不是一心一意从事生产，而是也想从事“有教养的”消费；一旦连精神劳动本身也愈来愈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一旦发生了这些情况，事情就反过来了。这时资产阶级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力求“在经济学上”证明它从前批判过的东西是合理的。加尔涅等人就是资产阶级在这方面的代言人和良心安慰者。此外，这些经济学家（他们本人就是教士、教授等等）也热衷于证明自己“在生产上的”有用性，“在经济学上”证明自己的薪金的合理性。
[418]第二段话讲到奴隶制，他说：
“这类职业〈手工业者和制造业劳动者的职业，在许多古代国家〉被看作只适宜于奴隶，而市民则不准从事这类职业。就连没有这种禁令的国家如雅典和罗马，事实上人民也不从事今天城市居民的下层阶级通常所从事的各种职业。在罗马和雅典，富人的奴隶从事这些职业，而且他们是为了主人的利益从事这些职业的。富人有钱有势，并且得到保护，这就使贫穷的自由民在自己的制品和富人奴隶的制品竞争时，几乎不可能为自己的制品找到销路。但是奴隶很少有发明；工业上一切减轻劳动和缩短劳动的最重要的改良，无论是机器还是更好的劳动组织和分工，都是自由民发明的。即使有的奴隶想出了并且提议实行这类改良，他的主人也会认为这是懒惰的表现，是奴隶企图牺牲主人的利益来减轻自己的劳动。可怜的奴隶不但不能由此得到报酬，还多半会遭到辱骂，甚至惩罚。因此，同使用自由民劳动的企业相比，使用奴隶劳动的企业，为了完成同量的工作，通常要花费更多的劳动。因此，后一类企业的制品通常总要比前一类企业的制品贵。孟德斯鸠指出，匈牙利矿山虽然不比邻近的土耳其矿山富，但是开采起来始终费用较小，因而利润较大。土耳其矿山靠奴隶开采，奴隶的双手是土耳其人想到使用的唯一机器。匈牙利矿山是靠自由民开采的，他们为了减轻和缩短自己的劳动使用了大量的机器。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希腊和罗马时代工业品价格的不多的资料，精制的工业品看来是非常贵的。”（同上，第4篇第9章；加尔涅的译本，第3卷第549—551页）
※ ※ ※
亚·斯密自己在第四篇第一章中[91]写道：
“洛克先生曾指出货币和其他各种动产的区别。他说，其他一切动产按其性质来说是这样容易消耗，以致由这些动产构成的财富是极不可靠的……相反，货币却是一个可靠的朋友”等等。（同上，第3卷第5页）
接着在同一章第24—25页上说：
“有人说，消费品很快就消灭了，而金和银按其性质来说比较耐久，只要不把这些金属不断输出国外，这些金属就可以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积累起来，使一国的实际财富得到难以置信的增加。”
货币主义者醉心于金银，因为金银是货币，是交换价值的独立的存在，是交换价值的可感觉的存在，而且只要不让它们成为流通手段这种不过是商品交换价值的转瞬即逝的形式，它们就是不会毁坏的、永久的存在。因此，积累金银，积蓄金银，贮藏货币，成了货币主义所宣扬的致富之道。正象我引用配第的话所指出的那样，[92]连其他商品在这里也只是根据它们的耐久程度，即根据它们作为交换价值存在多久来估价的。
现在，第一，亚·斯密是在重复他在一个地方曾说过的关于商品耐久程度相对大小的意见，在那里他曾说，消费对于财富的形成究竟是较有利还是较不利，要看消费品存在的时间是较长还是较短。[93]因而，这里可以看出他的货币主义观点，而这也是必然的，因为即使在直接消费时，拥有商品的人也始终盘算着使[419]消费品继续是财富，是商品，因而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而这又取决于使用价值的耐久程度，因而取决于消费是否只是逐渐地、缓慢地使这个使用价值失去作为商品或作为交换价值承担者的可能性。
第二，斯密在他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第二种区分上，完全回到——在更广泛的形式上——货币主义的区分上去了。
生产劳动“固定和物化在一个特定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而这个对象或商品在劳动结束后，至少还存在若干时候。可以说，这是在其物化过程中积累并储藏起来，准备必要时在另一场合拿来利用的一定量劳动”。相反，非生产劳动的结果或非生产劳动的服务“通常一经提供随即消失，很少留下某种痕迹或某种以后能够用来取得同量服务的价值”。（第2篇第3章，麦克库洛赫版，第2卷第94页）
可见，斯密区分商品和服务，就象货币主义区分金银和其他一切商品一样。斯密也是从积累的角度来区分的，不过积累已经不再被看作货币贮藏的形式，而是被看作再生产的实际形式了。商品在消费中消灭，但同时它会重新生出具有更高价值的商品来，或者，如果不这样使用，商品本身就是可以用来购买其他商品的价值。劳动产品本身的属性是：它作为一个或多或少耐久的、因而可以再让渡出去的使用价值存在，它作为这样一种使用价值存在，即它是可以出卖的有用品，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是商品，或者说，实质上是货币。非生产劳动者的服务不会再变成货币。我对律师、医生、教士、音乐家等等、国家活动家、士兵等等的服务支付了报酬，但是，我既不能用这些服务来还债，也不能用它们来购买商品，也不能用它们来购买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这些服务完全象容易消失的消费品一样消失了。
可见，斯密所说的实质上同货币主义所说的一样。货币主义认为，只有生产货币，生产金银的劳动，才是生产的。在斯密看来，只有为自己的买者生产货币的劳动才是生产的。所不同的只是，斯密在一切商品中都看出了它们具有的货币性质，不管这种性质在商品中怎样隐蔽，而货币主义则只有在作为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的商品中才看出这种性质。
这种区分是以资产阶级生产实质本身为基础的，因为财富不等于使用价值，只有商品，只有作为交换价值承担者、作为货币的使用价值，才是财富。货币主义不懂得，这些货币的创造和增加，是靠商品的消费，而不是靠商品变为金银，商品以金银的形式结晶为独立的交换价值，但是，商品在金银的形式上不仅丧失了它们的使用价值，而且没有改变它们的价值量。
注释：
[13]马克思这里说的“第三章”是指关于“资本一般”的研究的第三部分。这一章的标题应为：《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以后（例如，见第Ⅸ本第398页和第Ⅺ本第526页）马克思不用“第三章”而用“第三篇”（《dritter Abschnitt》）。后来他就把这第三章称作“第三册”（例如，在1865年7月3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关于“资本一般”的研究的“第三章”马克思是在第ⅩⅥ本开始的。
从这“第三章”或“第三篇”的计划草稿（见本册第447页）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打算在那里写两篇专门关于利润理论的历史补充部分。但是马克思在写作《剩余价值理论》的过程中，就已在自己的这一历史批判研究的范围内，详细地批判分析了各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利润的看法。因此，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特别是在这一著作的第二册和第三册中，就已进一步更充分地揭示了由于把剩余价值和利润混淆起来而产生的理论谬误。——第7、87、272页。
[19]自由放任（原文是：laissez faire，laissez aller，亦译听之任之）是重农学派的口号。重农学派认为，经济生活是受自然规律调节的，国家不得对经济事务进行干涉和监督；国家用各种规章进行干涉，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他们要求实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第27、42、162页。
[22]“经济学家”是十八世纪下半叶和十九世纪上半叶在法国对重农学派的称呼。——第38、139、223、411页。
[62]马克思指马尔萨斯的这两句话：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是亚当·斯密著作的基石，是他的论述的主要思路的基础（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第44页）。——第148页。
[63]关于银行家和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寄生作用，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0、32和33章。——第156页。
[64]关于资本的积聚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最初条件，马克思是在他的1861—1863年手稿第Ⅳ本第171—172页（《相对剩余价值》一节，《分工》一小节中）谈到的。——第162页。
[65]马克思指《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提到的配第著作的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19页。——第167页。
[66]指英国作家孟德维尔的讽刺作品《蜜蜂的寓言，或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该书于1705年出第一版，1728年出第五版。——第169页。
[67]指戴韦南特匿名出版的著作《论公共收入和英国贸易》1698年伦敦版第二部分，其中载有戴韦南特一年前写的著作《论东印度贸易》。
正文中引用的这段话的译文，同马克思在他的札记本中关于戴韦南特所说的话是一致的，马克思在正文中所用的戴韦南特著作的全部引文，都取自札记本（这一札记本的封面上马克思注明：“曼彻斯特。1845年7月”）。——第172页。
[68]威廉·配第《赋税论》中的这段话，马克思在这里引自沙尔·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一书第二卷第36—37页（1821年巴黎版），这段话在这本书中已由加尼耳译成法文。这一段的法译文同马克思在手稿第ⅩⅩⅡ本中引用的英文原文有些不同（见本册第381—382页）。——第176页。
[69]手稿在加尔涅的这段引文之后，是篇幅很长的关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插入部分（手稿第319—345页）、一段不长的关于马尔萨斯的评论（第345—346页）和篇幅不大的关于配第的补充部分（第346—347页）。关于约·斯·穆勒的插入部分开头这样说：“在分析加尔涅的观点之前，我们要在这里附带地[即以补充部分的形式]就前面引证过的小穆勒说几句话。这里我们要说的话本来应放到后面论李嘉图剩余价值理论的地方去谈，而不在这里谈，这里我们还是考察亚当·斯密。”在手稿第ⅪⅤ本目录中（见本册第5页）以及在这个稿本的正文中，论约·斯·穆勒一节是在《李嘉图学派的解体》一章内。根据所有这些理由，本版将关于约·斯·穆勒的补充部分移至《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李嘉图学派的解体》一章。关于马尔萨斯的评论移至论马尔萨斯一章，关于配第的补充部分放在前面第174—176页。在所有这些插入部分之后，手稿上（第Ⅷ本第347页）写道：“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问题。加尔涅。见手稿第Ⅶ本第319页。”接着便是对加尔涅观点的分析，现刊印在第176—199页上。——第177页。
[70]在这之前马克思一直用字母ｘ代表作为使用价值来考察的产品，用字母ｚ代表产品价值。从这里起马克思改换了字母符号：用ｘ代表价值，用ｚ代表使用价值。本版各处都采取马克思最初使用的字母符号。——第183页。
[71]这几段话是论热尔门·加尔涅那一小节的补充，取自手稿第Ⅸ本，在论萨伊那一小节和论德斯杜特·德·特拉西那一小节之间。加尔涅《政治经济学原理概论》一书中的话，马克思引自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著作《思想的要素》第四、五部分，1826年巴黎版第250—251页。——第199页。
[72]以“施马尔茨”为总标题的这几段话是手稿第Ⅸ本结尾部分的附笔。就其内容来说，它们是该稿本第400页（见本册第199页）关于加尔涅的补充评论的补充。——第200页。
[73]卡纳尔给财富所下的定义，马克思引自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一书（第2版第1卷第75页）。这个定义在卡纳尔的著作第4页。——第201页。
[74]加尼耳的这一说法，在他的著作《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1821年巴黎第2版）第一卷第213页。
加尼耳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于1815年出版，比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一版早两年。——第212页。
[75]严格地说，假设机器的价值比资本的其余部分即460镑（150+310）大3倍，机器的价值就应当是1840镑。但这个数目会使计算大大复杂化。因此，马克思为了使计算简便起见，就假定机器价值等于1600镑。——第214页。
[76]萨伊给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二十六章加的注释，马克思引自加尼耳的著作（第1卷第216页）。——第222页。
[77]马克思指加尼耳著作第一卷的一页。马克思这里从该页摘引了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二十六章的若干片断（康斯坦西奥的法译文）。后来在他的手稿第377页又引证了李嘉图《原理》中的这些话，但已经是英文（引自英文第3版），而且引得更完全（见本册第228—229页）。——第225页。
[78]你们，不是为了你们（Vos，non vobis），出自味吉尔的《警言诗》：“你们，鸟儿们，作巢不是为了你们自己；你们，绵羊们，蓄毛不是为了你们自己；你们，蜜蜂们，酿蜜不是为了你们自己；你们，犍牛们，拉犁不是为了你们自己。”——第227页。
[79]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二十六章的话，起先用康斯坦西奥的法译文（引自加尼耳的著作第1卷第214页），后来用英文原文（引自第3版第416页）。——第227页。
[80]接着，手稿上用铅笔划去了四页半（第372—376页），在这几页马克思详细分析了李嘉图所举的“一个拥有2万镑资本的人”的例子中包含的数字材料。马克思指出，这些数字材料是不合情理的。在一种情况下，2万镑资本的所有者使用100工人和按1万镑出卖生产出来的商品。在另一种情况下，他使用1000工人和按2万镑出卖生产出来的商品。李嘉图断言，在这两种情况下2万镑资本的利润会是相等的，即都是2000镑。马克思作了仔细的计算，这些计算表明在上述前提下这种结果是不可能的。因此，马克思提出了以下这个一般的原理：“例解中的前提不得自相矛盾。提出的前提必须是现实的前提，现实的假设，而不是预先作出的荒谬之谈，也不是假设的非现实性和不可能性。”（第373页）李嘉图著作所举的例子所以不能令人满意，还在于这个例子仅仅指明使用的工人人数，而没有指明在两种情况下所生产的总产品的数量。马克思在手稿这个划去的地方的结尾（第376页）写道：“这一计算必须停止。没有理由把时间浪费在摆弄李嘉图的这些废话上。”——第227页。
[81]马克思指萨伊的下述论断（在他的《给马尔萨斯的信》1820年巴黎版第15页）：例如，如果英国商品充斥意大利市场，那末，原因就在于能够同英国商品交换的意大利商品生产不足。萨伊的这些论断在匿名著作《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15页）中引证过，在马克思的第Ⅶ本札记本第12页对这部著作所作的摘录中也有这些论断。并参看马克思在本册第276页分析的萨伊的这一论点：“某些产品的滞销，是由另一些产品太少引起的。”——第237页。
[82]马克思用整数10，为的是不使以后的计算复杂化。如果按照正文中采用的数字（14种固定资本周转时间的总数为110年），对固定资本的平均周转时间进行准确的计算（假定所有14种固定资本的数目一样多），那末得出的就不是10年，而只是7．86年。——第247页。
[83]马克思在他的手稿第Ⅹ本中，由于分析魁奈的《经济表》，又回过头来分析了这“幕间曲”中涉及的某些问题（见本册第6章）。而对前面所提出的两个问题，在《资本论》第二卷（特别是在第二十章第十节《资本和收入：可变资本和工资》，以及第二十一章《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作了详细和系统的回答。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论李嘉图的积累理论一章中，又回过头来分析了这一“幕间曲”中所分析的问题。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无产阶级反对派》一章（批判分析匿名小册子《根据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得出的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和论舍尔比利埃一章（论述作为扩大再生产的积累问题），又回过头来分析了资本和收入之间的交换问题。——第258页。
[84]指下面这段话：“在一国内流通的金币和银币，作为本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在适当的消费者之间流通和分配的手段，就象个别商人的现金一样，是死资本。这是一国资本的极有价值的部分，但不为本国生产任何东西。”——第273页。
[85]法国研究院——法国的最高科学机构，它由几个分院即学院组成；1795年成立。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是伦理学和政治学学院院士。——第288页。
[86]马克思在他的手稿第ⅪⅤ本（这一稿本收入本卷第三册）中，分析了马尔萨斯的观点之后，谈到两本匿名著作，其中一本从李嘉图的立场出发反对马尔萨斯，另一本维护马尔萨斯的观点，反对李嘉图学派。第一本题为《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从这一原理所得的结论是：税收和供养非生产的消费者可以导致财富的增长》1821年伦敦版。第二本题为《政治经济学大纲》1832年伦敦版。——第293页。
[87]威廉·佩利《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原理》一书（1785年伦敦版）的这段话，马克思引自托·罗·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法文本，比埃尔·普雷沃和吉约姆·普雷沃译自英文第五版，1836年巴黎和日内瓦法文第三版第四卷第109页。——第294页。
[88]马克思指莱辛在他的《汉堡戏剧论》（1767—1768年）中同伏尔泰的论战。——第296页。
[89]《亨利亚特》是伏尔泰写的关于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长诗，于1723年第一次出版。——第296页。
[90]关于亚当·斯密对牧师的敌对态度，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3章注75。——第314页。
[91]斯密在这一章中考察了重商主义的一般理论观点。——第316页。
[92]马克思指《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货币贮藏》那一小节，那里他引了配第《政治算术》中的话。马克思在前面第167页也引了同样的话，在这一页他指出斯密部分地回到了重商学派的观点。——第317页。
[93]马克思指斯密《国富论》第二篇第三章最后六段，斯密在那里研究：收入以何种方式支出对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作用比较大，以何种方式支出则作用比较小。斯密认为这取决于消费品的不同性质，取决于它们的耐久程度。马克思在前面论德斯杜特·德·特拉西那一小节（第290—291页）提到过斯密的这个观点。——第3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