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罗马的高级文房尚书头衔解析

2023-01-06 23:14 作者:禹贡历史社文章号 0人读过 | 我要投稿

“Megas logothetes”，翻译为“高级文房尚书”，其在1250-1350年期间是东罗马帝国实际上的外交大臣，并在此后一直是种尊荣的头衔。该职位是从科穆宁王朝时代的秘阁文房尚书（logothetes ton sekreton）演变而来的，并正式创建于尼凯亚帝国时期。其持有者经常是杰出的学者，他们在当时的民事和军事当中往往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其中的三位持有者还同时担任了民政大臣和帝国的代理中介（mesazon），而这个头衔也被用于特拉布宗帝国（Aphtokratoria tes Trapezountas）。在君士坦丁堡沦陷后，其也被多瑙河诸公国（Principatele Dunarene）采用，并作为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区（Oikoumenikon Patriarchion Konstantinoupoleos）的在俗教徒领袖的尊称。
该职位起源于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1081-1081）为改善各机要秘阁（sekreta）之间的协调而设立的秘阁文房尚书（logothetes ton sekreton）。在十二世纪晚期，“秘阁文房尚书”在民事官员中已上升到一个卓越的地位，并越来越多地被称为“高级文房尚书”得以表明这一点。拥有极大权势的“秘阁文房尚书” 狄奥多罗·卡斯塔莫尼提斯（Theodore Kastamonites）是伊萨克二世·安杰洛斯（Isaac II Angelos）的舅父和早期统治期间事实上的摄政大人，他是第一个在1192年的金印诏书（chrysobullon）中被正式称为“高级文房尚书”的人，尽管这更多是一种敬称，而不是一个实际的新头衔。
直到1204年之后，在尼凯亚帝国（1204-1261）和巴列奥略王朝（1261-1453）统治之下时，“秘阁文房尚书”才被“高级文房尚书”正式取代。正如第一个已知的在1217年正式获得“高级文房尚书”这一头衔的斯特拉特戈波洛斯（Strategiopoulos）那样，该职位显然保留了其先前的角色：也就是被提升为帝国法庭的主席，而这是在1196年由“秘阁文房尚书”担任过主席的同一机构。
然而到了十三世纪中叶，其职能已经演变成与前身完全不同了：“高级文房尚书”负责外交事务，并领导与外交通信有关的部门，而这之前是“驰道文房尚书”的职权范围。因此，“高级文房尚书”在巴列奥略王朝早期保留了其崇高地位和积极功能方面，其在文房尚书（logothetes）当中是独一无二的：伪托科迪努斯（pseudo-Kodinos）的论职责（De Officiis）是东罗马晚期宫廷等级和行政管理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其中记载了总务文房尚书（logothetes tou genikou）、驰道文房尚书（logothetes tou dromou）、军务文房尚书（logothetes tou stratiotikou），和牧群文房尚书（logothetes ton agelon）等作为没有功能的纯粹敬称。虽然伪托科迪努斯的著作写于十四世纪中叶后不久，但他其记录的情况可能更早。
自从查尔斯·迪尔（Charles Diehl）在1933年发表了对“秘阁文房尚书”的研究以来，一代学者认为“高级文房尚书”是巴列奥略王朝时代东罗马帝国事实上的首席大臣。然而，这一观点被后来的研究证明是错误的：许多消息来源表明，在那段时间里，首席大臣的职位是由管理帝国大法官并负责国家行政和司法的“代理中介”指定的。确实, 科迪努斯明确指出，“高级文房尚书”的“适当功能”是监督皇帝派给所有国王，苏丹以及地方领主（toparches）的御前法令（prostagmata）或金印诏书（chrysoboulla），而其中介职能（mesastikion）是由皇帝命令的任何人来执行。已知只有三个“高级文房尚书”负责过“中介职能”：狄奥多罗·穆扎伦（Theodore Mouzalon），狄奥多罗·梅托奇提斯（Theodore Metochites）和约翰·伽巴拉斯（John Gabalas）并且确实似乎在被提升为“高级文房尚书”之前被任命为“代理中介”，从而展示了这两个头衔的独特性。然而，在科迪努斯时代，外交事务的职权已经转移到“代理中介”，此后，“高级文房尚书”被降为一个重要的荣誉头衔；而十五世纪早期的作家马扎里斯（Mazaris），则将其描述为一个没有特殊属性的奖赏物品（geras）。
德国学者恩斯特·斯坦因（Ernst Stein）在其著作拜占庭晚期宪法和经济史研究（Untersuchungen zur spaetbyzantinischen Verfassungs-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中提出，在十四世纪早期，“高级文房尚书”还行使了君士坦丁堡的首都城市长官（eparchos tes poleos）的职能，也就是监督帝国首都的管理事务，直到安德罗尼卡三世·巴列奥略（1328–1341）在1321-1328年的内战中获胜后，为了确保自己的皇位，将其授予了头等御马侍卫（protosebastos）。斯坦因的假设依赖于将伪托科迪努斯一文里面的中介部门，他将梅塞大道（Mese）解读为和城市其他地区的复合物，也就是首都行政中心，而不是将其与“代理中介”的职位联系起来；而斯坦因的解释被汉斯·格奥尔格·贝克（Hans Georg Beck）和莱昂·皮埃尔·雷博（Leon Pierre Raybaud）等学者推翻。
最初，这一头衔在宫廷的整体等级中排名第十二，介于高级马厩总管（megas konostaulos）和“头等御马侍卫”之间，但在1321年三月或四月，皇帝安德罗尼卡二世·巴列奥略（1282-1328）希望提拔他最喜爱的狄奥多罗·梅托奇特斯（Theodore Metochites），将他从“总务文房尚书”提升到在高级军营长官（megas stratopedarches）之上、“头等御马侍卫”之下的位置上。在东罗马帝国存续的剩余时间里，这一等级似乎一直保持着这一高位。
根据科迪努斯的说法，该职位的标志是一顶华丽的丝制卡巴迪翁（kabbadion），这是一种类似卡夫坦（kaftan）的丘尼卡（tunica）；同时还有一顶的斯基亚迪（skiadion）式的金红色半球形帽，上面饰有克拉普顿（klapoton）这一风格的刺绣，而没有面纱，或者一顶同样是金红色的斯卡拉尼（skaranikon）款式的帽子，上面饰着金丝，前面还有着皇帝的肖像，后面则有着另外一幅皇帝的肖像。与大多数的宫廷官员不同的是，他没有判决之杖（dikanikion）。
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该头衔继续被用于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多瑙河诸公国。在摩尔达维亚，高级文房尚书（mare logofat）是大公的首席大臣和内阁首脑；而在瓦拉几亚，他是大公御前会议当中仅次于巴尼（ban）的第二高级成员。时至今日，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区的在俗教徒领袖也会被冠以“高级文房尚书”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