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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人民出版社

      《李大钊全集》出版说明

     此次再版，我们对全书又再次作了增补、修订与校勘，并决定将书名改为《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当然，所谓全集，从来不可能是搜罗无遗的，更何况遭受过血的洗礼和文字劫难的烈士的遗文。我们盼望国内外学者继续关注遗文搜集工作，以期能有新的发现与补充，使李大钊留给我们的这份宝贵文化遗产更臻完备。

     本书编辑方针、原则、体例不变，只增补了新篇目，新设了“附录”栏，少数文章在编排处理上略有调整。现就有关问题，简要说明如下：

     一、增补新篇目。与文集五卷本相比，新增补李大钊文章共78篇。其中包括：

    （1）近五年来新发现的佚文或从有关文献资料中节录的言论共42篇，约三万八千余言。其中含有国内外学者提供的来自中国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俄罗斯国家政治历史档案馆和学者个人收藏的珍贵文献多篇；

    （2）我们以往未曾收录的李大钊以北京大学图书部主任名义发布的通告、告白等文字31篇，约三千字；

    （3）吸收了河北省社科院编辑、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全集》收录的书信3封，个人或集体未署名文章各1篇，共5篇。

     二、部分文稿在编排处理上作了必要的调整、更动。在文集五卷本中，原作为《守同志来信》附件编人的十八篇文献，五年来经国内外学者的检验和我们的进一步考订，其中十四篇可以认定是李大钊的文字，改作正文编录。如《给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报告》（之一至之五），大钊同志在《致柏文蔚、工法勤、徐谦、顾孟余》的函件中已明确写明，这是他托吴渊随函送达武汉，请柏文蔚等“阅后，即刻送交中央政治会议”的“重要材料”，且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也是将这些报告和信函统一编号收存在一起的，其案卷为（九）4669号。据此，我们将这批文献与《守同志来信》、致柏文蔚等函作为一个整体，编排在一起，不再作附件处理。此外，文集五卷本最后所排印的刚发现的八篇文章，因当时全书已经开印，故不得已暂排于书后，现全部按本书体例顺序重新编排。其中，《中国内战——中共中央委员李秦华与〈消息报〉记者的谈话》和以前发现的《与〈莫斯科工人报〉记者的谈话》是两个报社同时采访同时发表的两个不同版本，因文字互有出入，我们一并收录，而将《与〈莫斯科工人报〉记者的谈话》作为前者的附件编人。

     三、增设“附录”一栏，编于书后。此栏共收人了七篇文章，其中三份是新发现的与李大钊关联密切、具有重要文献价值、但又难以最终确认为李大钊本人的手迹。这三份文件是原共产国际收存的档案。原件为中文手稿，全部用《政治生活周刊》的稿纸用毛笔抄写，未署名，但其扉页正中有俄文书写的“守常交来的报告”，左上角标有“12.VII.1924”的数码，即1924年7月12日。故我们以《守常交来的报告》为题，暂收于附录栏，供学者研究、考订。

     此次再版，我们虽尽力做了些工作，但疏漏、讹误及不当之处，恐仍难免。请海内外读者、专家继续批评指正。借此机会，再次向一切支持、帮助过我们的单位和同志们致谢，向人民出版社领导及历史编辑室的同志们致谢。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2004年7月

             出     版     说     明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思想理论遗产，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为了纪念李大钊、学习李大钊，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在李大钊110周年诞辰之际，进行了重新编辑《李大钊文集》并加必要注释的工作。

     还在李大钊殉难后不久，中共地下党员李白余（后改名李乐光）即在艰险环境下开始搜集烈士的遗文，并编成四卷文稿准备出版。原稿第一、二卷曾寄给上海北新书局；第三、四卷原稿是1949年移交有关人员的。解放前，北新书局出版的《守常全集》即是李乐光编选的烈士遗文的一部分，但当即遭到查禁。上海解放后，1949年7月，北新书局把此书改名《守常文集》正式出版。

     195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丁守和负责编辑的《李大钊选集》。这部选集是在李乐光搜集的文稿的基础上，加上方行等后来搜集到的一部分文章，编辑而成的。周建人、蔡尚思、方行以及刘弄潮、贾芝、刘建国等在搜集、考证烈士遗文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1984年，即李大钊诞生95周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袁谦、杨芹、李美瑞、吴家林共同编辑的《李大钊文集》（上、下册）。1989年又出版了《李大钊文集》（续）。与此同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李大钊遗文补编》。

     我们这次重编《李大钊文集》，着重进行了两方面的工作。

     其一，是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整理、考订和收集李大钊的遗文，并加以编辑。主要是：

    (一)考订原有篇目。

      凡能确认为李大钊作品的，收入本文集；有少数文章，以往被认为是李大钊的作品，但因根据欠充分，此次未予收录。主要有《欧洲战事谈》、《黎明日本的曙光——东京通讯》及《过激派的引线》等篇。

    （二）搜集、增补新的篇目。

     我们的原则是，涉猎范围力求广泛，收录时必须经过严格考证。有的文稿，其内容虽与李大钊的有关文章明显一致，但未署本人真名或笔名，而是署团体名的（如署中共北方区及北方区代号白和；署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等），暂附于《守同志来信》之后，而在题解中阐明我们的看法。

     凡李大钊与他人联合署名的文章、文告，多数虽并非李大钊执笔，因其对研究他的政治活动与社会影响有一定的价值，也予以收入。李大钊的译文，则仅收入《精琦氏宪法论》等5篇。

    (三)按照一定体例对文章进行编排。

     本文集编为五卷。第一卷：1912年6月至1917年2月；第二卷：1917年3月至1919年7月；第三卷：1919年8月至1920年下半年；第四卷：1920年下半年至1924年6月；第五卷：1924年7月至1927年4月，诗歌、书信、联合署名文章及译文，也编入第五卷。

     所有篇目，均分类按写作或发表的时间先后编排。时间不明的，通过考证确定；不能确定具体日期的，暂取约数。有些篇目，如《再论问题与主义》（致胡适）、《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致费觉天）等，本属书信，因内容重要，篇幅也较长，故本文集仍按惯例，将其编入论文部分。

       (四)考定题目。

     文章题目，凡作者原定的，均不予改动；作者未定题目的，由编者拟定，并予说明。

     其二，是对文章进行校勘和注释。

    （一）注释。

     注释主要包括对原文的考辨和种种疑难的识断。文字力求准确、简明。原文中的外文，按目前规范译为中文。

     若干文章加了题解，主要是对该文背景、写作或发表时间的说明、考辨。

     题解、注释集中排印于各卷文章之后。各条目一般在首次出现时作注释，其后则标明见前注或从略。少数条目根据需要，有两种不同的注释。

    （二）校勘。

     原则上以手稿、最初发表的报刊或最初版本为底本，并参考其他版本，进行校勘。

     订正错字，置于[  ]内；增补脱字，置于（  ）内；衍文加＜ ＞；有疑问、难以确定者，用[ ? ]表示；缺字用□表示。

     所据底本如原无标点或用旧式圈点，或虽用新式标点而与当今规范不合者，均重新标点；明显讹错者，则径予改正。

     所据底本原有分段，一般不予改动。原文未分段，则由编者分段。

     凡底本的文字，一律照录，不予删节。以往文集曾予删节的文字，一律予以恢复。

     此次《李大钊文集》编辑、注释工作得到了中共中央的直接关怀。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对此进行了指导。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组成《李大钊文集》编辑工作委员会，由会长王学珍任主任委员，副会长刘荣惠、沙健孙、郝斌、张静如、韩立成任副主任委员，丁守和、马模贞、刘桂生、朱成甲、李长征、吴家林、严兰绅、陈万泉、彭明、萧超然为委员。还成立了文集编辑注释组，由王学珍兼任组长，刘桂生、朱成甲、沙健孙为副组长，成员有王世儒、古平、张步洲。校勘、注释工作由刘桂生、朱成甲提出方案，供编辑工作委员会讨论确定。第一、二卷的校勘、注释工作由刘桂生、张步洲负责，王宪明、杨琥提供了注释初稿；第三、四、五卷由朱成甲负责，其中有关外国人名、地名、事件等注释由王宪明协助完成。北京大学尚小明、杨琥承担了校勘工作。此外，北京大学宋成有教授、日本东北大学中岛隆藏教授也对注释工作给予了帮助。

     在工作进行过程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天津社会科学院、人民出版社等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帮助。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李大钊文集》的编辑、校勘、注释工作是极其重要同时又十分艰难的，我们虽然为此作出了努力，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欢迎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和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199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