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法国】巴斯夏 （一）
本书写于1850年。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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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发现，在经济领域中每一个行动、每一种习惯、每一项法律法规，往往都会导致超出我们预想的一系列后果。这些后果中，有些是随着改变立即出现让我们当时就能看到的，而有些后果则需要过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它们总是不被人注意到。如果我们能够提前预知这些后果，我们就很幸运了。
事实上，优秀经济学家与糟糕经济学家之间的区别只有一点：糟糕经济学家目光短浅，他们只看得见目前能够看到的后果，而优秀经济学家却思虑深远，兼顾眼前的同时还能考虑到那些只能推测到的后果。
不要小看这种区别，两者之间的差距可太大了，因为一般情况都是，经济政策刚实行时，眼前的效果看起来很不错，而后续的结果却很糟糕，或者干脆产生反效果。于是，事情经常就是，糟糕经济学家总是为了追求一些当下的好处而对后面可能产生的巨大弊端不管不顾，而优秀经济学家却宁愿背负眼前的小小困难而追求未来的较大的收益。
其实在卫生和道德领域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生活放荡、懒惰、挥霍浪费等习惯虽然会在当时让人觉得舒服，但是后来总是在后来给你的生活带来无尽的痛苦和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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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如果仅仅注意到某种习惯的可以看得见的后果，而没有考虑到那些在当时还看不到的后果，他就会耽于一时的享乐。他这样做，不仅仅是天生的嗜好，通常也是他们自以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成功往往是从痛苦中锻造而来，下面这个例子或者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当一个人还在摇篮中牙牙学语的时候，他其实是处于懵懂的无知之中，无法判断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因此，只能根据行动的眼前后果来调整自己的行动。老实说，在一个人年幼的时候，他也只能看到这种后果。只有在经过较长时间的磨炼后，他才知道还应该考虑其他后果。
教训和远见是两个态度截然不同的老师，它们会教他认清这一点。教训有效而残酷地教育了他。我们的深切感受教导我们应该了解一个行动的所有后果：如果火烧伤了身体，我们就会在痛苦中认识到，我们应该安全用火，不能让它碰触到我们。
不过，我还是想尽可能地用一个更温和的老师即远见，来替代这位过于粗暴的老师吧。为此，我将研究一下几个经济现象的各种后果，把看得见的后果与看不见的后果进行一番对比。
第一章 破窗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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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好心的老店主詹姆斯先生生气的样子你可曾见过？当时，他那调皮又鲁莽的儿子在游戏中不小心打破了一块窗户玻璃。
如果当时你在场的话，就会有幸看到这样的场景，所有的围观者——哪怕他们有三五十人之多——都会异口同声地安慰这位不幸的店主：“看开点吧，遇到这样的倒霉事儿也没办法，好在天下总有人会因此得到好处的。人总得有个活计呀，你想一下，如果玻璃老是不破，玻璃工还怎么活呀。”
现在，这种陈腐的安慰已经在社会上演变成了一种流行的理论，我们将用砸破玻璃窗这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理论。在我们的例子结束后，我们会发现，我们绝大多数的经济制度就是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制定的。
假定这块玻璃的价值是6法郎，安慰者就会说，你瞧，这个小事故给随便哪个玻璃工带来了6法郎的生意——没错，它提供了6个法郎的生意——这点我承认，我当然不会说这样说不对。
至少从表面上看来，安慰者的话似乎很有道理，玻璃碎了，某位玻璃工修好它，然后从店主手里拿到6个法郎，他把钱揣进腰包，而心里则感激那个调皮捣蛋的孩子。这些都是我们能够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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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另一方面来看，假如你根据上述的结果就得出结论说打破窗户玻璃是件好事，说这能使资金运转起来，由此可以推进整个工业的发展（生活中，人们确实常常不加思考地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我就要大喊一声了：打住！世界上哪有这种好事！
你把整件事看成是正面的，说明你只看到了能看到的一面，而没有考虑看不到的一面。
我所说的看不到的那一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位店主先生在这件事上花了6个法郎，他就不能用这6法郎干别的事了。如果他不修补这扇窗户，那么，或许就可以用这笔小款子给自己买双漂亮的皮鞋，或者给自己的书架上再添一本新书。简而言之，如果没有发生这起事故，他就可以用这6法郎干别的事。
如果我们把工业看作一个整体，那么这一事故对它的影响如何呢？现在窗户打破了，玻璃工多了一个6法郎的生意，这是我们已经看到的；而如果窗户没有破，鞋匠或者书店老板（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人）就会增加6个法郎的收入，这是我们看不见的。
而如果在看得见的一面之外——这是积极的事实，考虑一下看不见的一面——这是消极的事实，那么，我们就会明白，对于整个工业发展乃至于全国的就业推进来说，不管玻璃有没有打破，都没有好处。
现在，让我们站在老好人詹姆斯先生的角度考虑一下整个情况。第一种情况：如果窗户被打破了，他只得从口袋中掏出6法郎去修补，那么，他从窗户中得到的享受，虽然不会比从前少，但也不会比从前多。
第二种情况：假如窗户没有被打破，他也就可以拿这6个法郎去买鞋，于是，他在继续享用明亮窗户的同时，还可以得到一双漂亮的新鞋。
鉴于老好人詹姆斯先生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对得失进行一下综合考虑，那么，我们已经丧失了被打破的窗户的价值。
概括一下整个事件，我们可以从中得出这么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有些东西被毫无意义地毁灭了，社会平白损失了某些资产。”我们必然会同意这么一个令贸易保护主义者毛骨悚然的真理：“破坏、毁损和浪费，实际上并不能增加国民资产。”
或者更简单地说，“破坏并不是有利可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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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观察报》你对此有什么异议？或者令人尊敬的查曼斯先生的弟子们，你们对此还有何话说？你们的老师曾经那么精确地计算过，如果烧毁整个巴黎，那将有多少房子要重建，会带来多少生意啊。 我很抱歉破坏了人家富于独创精神的计算，尤其是因为这种精神已经渗透到我们的立法中。
不过我还是得麻烦他另算一遍，这一次只要在所有看得见的数目旁边加上那些看不见的数目。
读者在进行观察时，必须牢记一点，在我讲的那个小故事中，并非只有两个当事人，我请大家关注一下隐藏在幕后的第三个人。
一方是老好人詹姆斯先生，他代表着消费者，他本来可以有两样东西享受，但由于一个无心的破坏行为，他现在只能享受一样了。
代表另一方出场的是玻璃工，作为生产者的代表，他兴高采烈地张开双臂欢迎更多打破窗户的事故发生。
第三方则是鞋匠（或者别的行当的商人），他无辜地由于同一事故而遭受了同样数额的损失，尽管这种损失连他本人都未察觉。
这第三个人一直藏在阴影中，因此我们一直没有留意到，但他却是这一问题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正是他向我们揭示了我们能从破坏行动中得到利润的想法是多么荒唐；正是他，马上就可以给我们上一课：以为从限制贸易中能够得到多少好处的想法，其实更荒唐。毕竟，所有的破坏性行为加一起，也不会比这更荒唐了。
因此，如果你把所有为贸易限制辩护的论证追根溯源，你所看到的，其实就只是这种老百姓的大白话：如果没有人打破窗户，玻璃工还怎么活呀。
第二章 军队复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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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国家跟一个人有很高的相似性。如果一个人想让自己过得惬意一些，他就得弄清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而对一个国家来说，最大的幸福就是在安全方面获得无忧的保障。
如果为了获得这种保障，必须动员10万人，花费1亿法郎，那我就无话可说了。这是付出了巨大代价来换取的一种享受。
对于我想就这个问题发表的看法，请大家不要有什么误会。
一位尊贵的议员曾经提出了一个建议：复员10万军人，这样做的好处是非常明显的——它将减轻纳税人1亿法郎的税负。
我们假设现在有人对他的提议进行反击：“这10万人和这1亿法郎是维护我们国防安全所不可或缺的，这个代价确是很高昂。但是如果不付出这些代价，法国就会陷入内乱，或者可能会遭遇外敌入侵。”
在这里，我不想反驳这种看法，这种看法在不同的场合可能有不同的研判标准，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不过，至少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说，却算不上胡言乱语。真正的胡言乱语应该是说，这种代价本身就体现了某种收益，因为它能给有些人带来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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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料想不错，提出这一复员议案的人刚走下讲台，就会有一位雄辩家迫不及待地冲上去，开始滔滔不绝地演讲： “复员10万军人！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假如让这些人都复员我们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们靠什么生活，他们从哪儿赚钱？你难道不知道现在到处都在闹失业吗？所有的职位都有很多人排队等着干？难道你想不负责任地把他们扔进市场，加剧竞争，进一步压低工资水平？如果最后他们连饭都吃不饱，不得不由国家来供养这10万人，这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再考虑一下军队所消费的酒、服装和武器，这些东西，让很多工厂和驻军城镇有生意可做，对于无数供应商来说，这可是一笔飞来的横财啊。用用你的脑子吧，你的异想天开可能让这么多工厂关门大吉，你难道就无动于衷吗？”
从这番讲话中我们弄清楚了，他之所以赞成维持10万兵员，并不是因为国家需要这么多人在军队中服役，而是出于经济的原因。而我下面要驳斥的正是这些说法。
纳税人的1亿法郎当然是一笔巨款，这笔钱不但能使10万军士自己过得不错，也能让他们的供应商过上好日子——这些都是看得见的。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楚一点：从纳税人口袋中掏出的这1亿法郎，就不能用于这些纳税人自己和他们的供货商的生计了，数额也不会变，还是1亿法郎。这是看不见的。
算一算想一想吧，然后你说说，对于全部国民来说，这样做好处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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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来告诉你我们在哪儿蒙受了损失。为了方便读者理解，下面我们把数值缩小，不谈10万人和1亿法郎，我们就说说一个人和1000法郎吧。
假设在一个A村庄，征兵官在村里到处转悠，征召到一个人。税务官也不辞辛劳地在村里转了一圈，征到1000法郎的税款。
然后，这个人和这笔钱都被押送到东北部的小城市梅斯（Metz），这个人什么也不用干，只要本分地在这里可以过上一年跟以前不一样的生活就可以。
如果你只注意梅斯本身——没错，你已经反复研究几百遍了——你觉得这可真是一件好事，有利可图啊。但是，如果你回头再看看A村庄，那么，你眼睛没有问题的话，你就会看到，这个村庄莫名其妙地损失了一个壮年劳动力，也损失了可以作为他的劳动报酬的1000法郎，也损失了他细水长流地花这1000法郎所能带来的各种生意。
乍一看，这些损失似乎已经弥补上了：村庄里的人和钱一点没有损伤，它们好好地在待在梅斯呢，不过本来应该在村庄里发生的一连串经济往来现在搬到了梅斯而已。在那个村庄中，他是一个辛苦劳动的庄稼人，是个劳动人民；而在梅斯，他成了一位士兵，他的生活就是单调的“向右看齐！”“向左看齐！”而已。在两个地方，金钱的使用和循环是一样的。
然而在A村庄，有某个人一年365天都在从事生产性的劳动；而在梅斯，他每年365天却是在干不产生收益的事情。当然，我们并不是否定军队的重要性，这只是假设，毕竟对于公共安全来说，军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现在，这些军队要被遣散了。你满怀忧虑地跟我说，市场上突然增加了10万工人，会加剧竞争压力，进而抑制平均工资水平。好吧，这是你所看到的。
这里其实还有你没有看到的一面。
你没有看到，10万士兵复员回家，并不意味着1亿法郎凭空消失了，而是把它归还给纳税人了；你没有看到的是，用这种办法把10万新工人放进市场的同时，也把1亿法郎投入到市场中用以支付他们的劳动；因而，在增加劳动力供应的同时，劳动力的需求也等量地增加了，据此可以得出结论，你说工资将被压低，仅仅是一种幻觉而已。
你没有看到，在遣散之前和遣散之后，1亿法郎都与10万人配套存在，而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在遣散之前，国家把1亿法郎给那10万人，他们却什么也不干；而在遣散之后，这1亿法郎却可以让10万人工作创造价值。
最后一点，你也没有看到，纳税人交出自己的钱，不管是给一位士兵然后什么也得不到，还是给一位工人以换取某种产品或服务，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钱周转长远后果都是相同的，唯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在第二种情况下，这位纳税人能够得到某种东西，而在第一种情况下，他什么也得不到。
我在这里所批判的这种谬论，它不可能经受住将其推论到极致的考验，而这恰恰是所有理论原则的试金石。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说扩大军队规模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那么，干吗不让本国所有的男人都穿上制服呢？
第三章 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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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一下，你是否曾经听什么人说过类似的话：“纳税是最好的投资，它们是培育生命的甘露。想想吧，赋税让多少家庭能够维持生存，然后再想象一下它们对工业的间接影响，它们的好处可真是数不胜数啊，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无边无际。”
我不得不再次重复前面的论证以驳斥这种荒谬的说法。
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它的论点比较严肃，人们无法对它随意指手画脚。因此，跟巴斯勒（Basile）一样，政治经济学也为自己的应用“准备”了好几个谚语，我们可以肯定，在它看来，教育就是不断地重复。
政府官员花掉他们的薪水所享受的好处是可以看得见的，这些钱给他们的供应商带来的好处也是可以看得见的。就你那短浅的目光而言，那些话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渴望减轻税收负担的纳税人的不幸，你却没有看见；供应他们必需品的那些商人由此而遭受的经济损失，你就更看不见了，尽管这些事实是明摆着的，头脑清醒点的话你完全可以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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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一位政府官员多花了100苏（20苏＝1法郎），这就意味着，纳税人自己要少花5法郎。政府官员的花费是看得见的，事情明摆着已经发生了，而纳税人那边的情况却是看不见的，这是因为，唉，他根本没办法花到那笔钱了。
你作了一个巧妙的比喻：高温中逐渐干裂的土地（国家），正等着可以救命的及时雨（赋税）。
这个比喻没有什么差错，不过，你也应该多问自己一句，这场及时雨是从哪儿来的？这场及时雨是不是从某个湿润的地方蒸发上来从而使这个地方也变得干涸了？ 你应该再进一步问问自己，这块土地从这场及时雨中得到的宝贵雨水，是不是比它由于蒸发而流失掉的水分要多得多？这是不是一种浪费？
当老好人詹姆斯先生从口袋里掏出100苏给税务官时，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他本人什么也没有得到。后来，当一位政府官员在消费100苏的时候，又把它还给老好人詹姆斯先生，以换取他所需要的同等价值的小麦之类的东西或者其他服务。
最终的结果是老好人詹姆斯先生白白损失了5个法郎。
政府官员几乎总是能够向老好人詹姆斯先生提供等值的服务，以补偿他交纳的那笔税款。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这件事也还算是公平的，这仅仅是一种交换关系，因此，我们的论点一点都不涉及官员的那些有效功能。
好吧，我想说的其实是：如果你想设计一个政府职位，那么，就请先说明它的用处何在。向老好人詹姆斯先生证明他能得到等值的服务，他付出那笔钱确实是物有所值，而除了这些内在的固有的效益之外，不要再像支持创建新官僚机构的人士那样胡言乱语，说什么这些机构可以为官员本身、为他的家人、为那些供应他们日常用品的商人带来多大的好处；也不要说这能创造多少就业机会。
如果老好人詹姆斯先生把100苏交给某位政府官员并得到了真正有用的服务，那么，这种情况就跟他把120苏给某位鞋匠从而换到一双鞋没有区别。这是种买卖交换关系，其结果对双方都是公平的。
但是，如果老好人詹姆斯先生拿出100苏给政府官员，却没有得到等值的服务，甚至因此给自己带来了麻烦，那么，这就相当于他把自己的钱给了个盗贼。
别再说政府官员花费的这100苏会给我们国家的工业生产带来多大的好处，这种说法毫无意义；比起政府官员，盗贼甚至可以用这些钱做更多的事，如果老好人詹姆斯先生没有倒霉地碰上这两位合法的或非法的寄生虫，他自己也完全可以给这笔钱派上更多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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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一定不能仅仅根据看得见的方面就做出鲁莽的判断，而要习惯于参考看不见的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去年我还在议会财政委员会任职时，因为当时反对党的成员还没有全部被人从制宪国民大会中轰出来。当时，制宪者们的行为还不算很糊涂。我们曾经听梯也尔先生说：“我毕生都在跟那些保王党人和教会党人作斗争，但自从我们都面临共同的危险以来，我开始渐渐理解他们，我们也经常在一起聊天，这使得我发现，他们并不是之前想象的怪物。”
是的，如果双方无法经常接触，那么，敌意就容易被夸大，而仇恨就会越来越强；如果多数派能够允许少数派成员进入各个委员会的圈子，那么，或许双方都会发现，他们的理念差异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大，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将认识到少数派的意图也许并不像想象的那样不正当。
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能发生，去年在财政委员会时，每次我们的同事一说到应该把共和国总统、内阁部长、驻外大使的工资固定在一个比较适中的水平上时，就会有人对他说： 如果想要得到良好的服务，我们就必须让某些官员能够生活在声望显赫以及富有尊严的气氛中，这是让这些杰出人士奉献他们才智的办法。
无数不幸的人都有求于共和国总统，而如果他总是不得不拒绝帮助他们，他就会陷入痛苦之中。另外各部委和驻外使馆装饰得稍微奢华一点，也是保证宪政政府正常运转的需要，如此等等。 不管这样的说法是否合理，但总是值得严肃对待的；不管他的想法是对是错，这样的说法至少还是基于公共利益的。
就我本人而言，我可以比很多反对这种说法的人士给出更有说服力的论证，一般的反对者不过是被狭隘吝啬和嫉妒心理所驱使罢了。
真正触动我作为经济学家良知的，让我为我的祖国的知识声誉感到羞愧的是，他们从这些论点出发继续胡言乱语（他们总是忍不住继续胡言乱语的），最后提出下面这种荒唐的陈词滥调（不幸的是，却总是有人乐于接受）： 除此之外，政府高官的奢华生活也可以促进艺术、工业和就业发展。
国家总统和他的内阁部长们如果不能举行豪华宴会，就无法把自己的个人生活完全融入到政治生活中去。降低他们的工资，就必然使巴黎的经济成为无源之水，从而使整个国家的经济陷入萧条状态。
看在上帝的分上，先生们，不尊重经济学规律您至少也得尊重算术吧，这样不知羞耻地跑到国民制宪大会上说，“A数字加B数字的总和，会由于选择用A加B还是用B加A而有所不同”，这样胡言乱语之后还能怪人家不支持你吗？
好吧，让我们做一个假设，假设我正准备找个工人来帮我在田里挖一条排水沟，为此我准备出100苏的价钱。
就在我跟工人快要谈妥的时候，税务官跑来了，他拿走了我的100苏。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最后这100苏到了内政部长手里。
如此一来我田里的排水沟挖不成了，而部长大人的晚宴上多了一道菜。
那么，你是根据什么断言，这位官员的支出，增加了全国的经济总量？你难道看不清楚吗？这其实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消费和劳务的转移。内阁部长的晚餐的确更加丰盛了，但相应地，一位农民的田里的排水从此却不畅通了。
我承认，身在巴黎的某位包办宴会者能拿到100苏了，但你也得承认，法国某地的某个挖沟工人也少挣了5个法郎。
对此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就是：官员的餐桌和心满意足的包办宴会者是看得见的，而让雨水泡了的田地和挖沟工人没活可干就是看不见的了。
我的上帝啊，真没想到在政治经济学中要证明2+2=4竟是这么困难！万一你竟然证明了这一点，肯定会有人不屑一顾地说：“这本来就很简单嘛，谁不明白？啰里啰嗦的烦不烦啊？”然而，在他们投票决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该怎么来还是怎么来，就好像你从来就没有证明过任何东西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