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959年庐山会议（第三部分）
7月23日
主持庐山会议并讲话
毛泽东说：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把钟，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我感觉到有两种倾向，在这里讲讲。
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我劝这些同志们要听。好话坏话都要听。
话有三种：一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江西党校的反映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也认为一塌糊涂。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
我和这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为什么不让人家讲呢？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掉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没有头发夹子，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紧张。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说我们脱离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我看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
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并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谈了两个钟头，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三千人参观，三个月三十万人。徐水、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人参观。这些人都是县、社、队干部，也有地、省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和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打破了罗斯福“免于贫困的自由”。
搞共产主义，这股热情怎么看法？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我看不能那么说，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三个月当中，三个三十万，九十万人朝山进香，对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不能性急，要有步骤。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你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三亿五千万人。
到春节前后，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不讲话了，请吃红薯、稀饭，面无笑容，因为刮“共产风”。对“共产风”也要有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什么人？“共产风”主要是县、社两级，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队和生产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
用了一个多月工夫，三、四两月间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这一个多月的教育、算账有好处，在极短的时间里，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一平、二调、三收款”是不行的。他们不晓得做了多少次检讨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做特做，省六级干部会上、县五级干部会上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就听不进去，说我们检讨多次，你们没有听到？
我就劝这些同志，要听人家的意见。我少年中年时，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我现在也不放弃。
毛泽东说：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也说大步跨越、总路线、人民公社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个方面讲的。
这一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上大风浪中就是不坚定的。站不稳，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
这次他们不讲冒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在后边，是经过斟酌的。如果戴帽子，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一定灭亡，应当灭亡。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
讲话的内容，我看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一些人碰了一些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不相信，将来看。
我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之中讲的，有些伤人，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我出的题目中间，加了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帜——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究竟对这些同志有益还是有害？有害，所以还是要讲。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不是说要讲吗？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让人家讲。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二十天了，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
毛泽东说：
食堂是好事，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食堂，如果在全国范围内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
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河北一九五六年公社之前就有办的。食堂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不可不散，不可多散。可是科学院昌黎调查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可以多办一点，再试试看，试他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成。
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在西楼开会时曾经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管都没管，还说什么英明？但是，同志们，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过去说恩来、陈云，现在应该说我。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他说华东搞六百万吨。以后我找大家谈话，有王鹤寿，也觉得可行。我六月讲一〇七〇万吨，后来去做，北戴河会议上有同志建议搞到公报上，也觉得可以。
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搞了小土群，去年补贴四十亿，今年二十亿，明年十五亿，后年五亿，共八十亿。去年是小土群，今年是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
计委机关不管计划，不搞综合平衡，根本不着急。人不着急，没有一股神气，没有一股热情，办不好事情。当然，也不要太急，太急了也不行。
我今天要闯祸，两部分人都不高兴我。一种是触不得的，一种是方向有点问题的。不赞成，你们就驳。说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江西中级党校的那些意见就是驳。一个是一〇七〇万吨钢，是我建议的，我下的决心；其次是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是我建议写的。还有总路线，是虚的。
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一九二七年那么失败？像二万五千里长征时那样，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不能这样讲。没有完全失败，也不是大部分失败，是一部分失败。如果讲责任，李富春、王鹤寿，有点责任，农业部、谭震林有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柯老，你有没有责任？（柯庆施：有。）华东一个地区你就要搞六百万吨，我是全国搞一〇七〇万吨。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
7月25日
毛泽东讲了四点意见：
（一）会议还要继续展开，相互有什么意见都讲完，敞开来讲。
（二）现在既要对事，也要对人。
（三）前一段主要是纠“左”，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
（四）要划清界限，要跟动摇的、右倾的划清界限。动摇的人还不是右派，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
7月26日
对李云仲六月九日关于目前经济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的来信，写长篇批语，题为《对于一封信的评论》。
（心的主要观点是：1，大修水利，造成一种气氛，不管条件如何，我们都可以做到。2，反对主观主义。）
毛泽东批语指出：
“收到一封信，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作者只对这一方面的材料有兴趣。而对另一方面的材料，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从一九五八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作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则是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作者李云仲同志（他是国家计委一个副局长，不久前调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一切。”
“这个同志的好处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
“他不隐蔽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要长一些，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信的作者对计划工作的缺点的批判，占了信的大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
“党中央从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到此次庐山会议，对于在自己领导下的各项当前重大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在足够地估计成绩（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的条件下，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这种批判工作，已经有九个月了。必须看到，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迅速地见效和逐步地见效的。又必须看到，这种严肃的认真的批判，必定而且已经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就是对于某些同志有些泄气。错误必须批判，泄气必须防止。气可鼓而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
“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一九五七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则估计得过小了一些，他们作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不很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左派与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
“党内遇到大问题有争论，表现不同的观点，有些人暂时摇摆，站在中间，有些人站到右边去，是正常的现象，无须大惊小怪。归根结底，错误观点，乃至错误路线一定会被克服，大多数人，包括暂时摇摆、甚至犯路线错误的人，一定会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党三十八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