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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支那战争(第三期)

2023-05-07 12:40 作者:七年大乱战  | 我要投稿

越南战争(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

西贡战役

(一)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上任后继续对越南北部实施大规模轰炸,北越军民凭借坚韧的民族毅志来顽强地抵抗外族的入侵,美国终于明白这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1973年从越南全面撤军。1973年1月越南问题在巴黎协定签订后南越阮文绍政权不断破坏协定,南方军民于1974年开始逐步反攻,扩大解放区。在这战役发生前越南南方的阮文绍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虽还勉强地支撑着局面,但实际上他失尽人心,已处于日暮穷途之地。1975年3月发起春季总进攻,取得西原战役和顺化—岘港战役胜利,消灭和瓦解伪第一军区和第二军区的全部军事力量和统治机构。1975年北越发动胡志明战役,解放全越南,这场二十世纪最长的战争终于结束。西原战役发生于1975年,是印度支那人民抗美救国战争期间越南人民军实施的战略性进攻战役,其企图是歼灭驻南越中部西原地区之敌,切断南越北部各省与西贡(今胡志明市)地区和南部各省之间的联系。越军计划首先切断19、14和21号公路,尔后以主力消灭驻邦美蜀、德立、达松等地敌军,最后围歼波来古-昆嵩地区之敌并占领西原地区。战役前西贡军队驻西原地区的第2军区下辖2个步兵师、7个别动团、5个装甲团、13个炮兵营和16个空军团(飞机478架)主力集结在西原北部波来古-昆嵩地区。为实施这一战役,越军组成黄明草中将为司令的战役指挥部,并派总参谋长文进勇大将为越共中央及总部驻西原前线代表,参战兵力为4个步兵师又4个步兵团、5个高炮团、1个装甲坦克团、1个特工团、2个工兵团,以及地方团和民兵游击队。3月4日越军开始进攻,首先切断西原山区通向平原的19、21号公路,并以少量兵力对波来古方向实施佯攻。

(二)8日越军攻占顺敏,控制波来古与邦美蜀之间的14号公路,9日占领德立、达松等敌据点,至此邦美蜀南、北交通断绝,守军陷于孤立无援境地。10~11日越军集中兵力在坦克和炮兵支援下攻占邦美蜀,全歼守敌。西贡军队急调兵力增援,企图夺回邦美蜀,经5天激战后敌增援部队被歼。西贡军队指挥部担心通往沿海平原的道路被切断,命令驻波来古-昆嵩的部队沿7号公路撤退。16日越军进行拦截和追击,于18日占领胶寮、波来古、昆嵩,至24日敌第2军区主力基本被歼。此役越军共解放8个省,歼敌12万人,缴获大批军事装备,达到将西贡军队分割成南、北两部分的战略企图。越军主力兵团与地方部队、民兵游击队协同作战,采取断敌退路、阻敌增援、分割围歼战术,在广阔地区的几个分散方向上协调行动,是取得战役胜利的重要原因。事实上越南总参谋部确实在1974年雨季策划一个“西原战役”,但这个最初的“西原战役”作战计划的重点并不是后来为人们所看到的西原战役,或者现代军事学家们眼中的中央高原附近的战斗。最初越南总参谋部拟订的西原战役作战计划是以重兵围攻中部山地的要塞-德立,吸引南越主力驰援并歼灭的“围点打援”方案,但这个方案的致命弱点是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部过于一厢情愿,并且要将主力部队暴露于南越军队的优势火力之下,所以可行性并不高。也正是因为如此,对于这个计划时越盟南方司令部代表则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置疑:“将部队主力集结于崇山峻岭之间、14号公路两侧的狭窄地域,敌人怎么会那么傻跑到那里让我们消灭呢!倒是敌人可能主要用空军扫射和轰炸我们的部队。” (三)一番争执之后在政治局会议的最后阶段由陈文茶提出、范雄正式向会议提交一份“西原战役方案修改案”,这份作战计划的主要构想是:利用福隆战役的战果,攻占处于B2战场和B3战场交界线附近的交通枢纽-邦美蜀,合围南越第2军主力。尽管这个方案同样并没有被认可,但越南领导人黎笋却对这个方案很感兴趣,并在会后组织有关人员进行相应的可行性计划的秘密讨论。随后黎德寿证实向陈文茶和文进勇通知越共中央攻占邦美蜀的决心,这一点也就等于是从事实上否认总参谋部预定的西原战役作战计划。为了实现战役构想的作战目标,越南人民军在B3战场集结4个步兵师、4个独立步兵团、5个高炮团、1个坦克旅、1个特工团、2个工兵团以及一些地方部队和游击队组成的庞大兵力。1975年3月在B3战场司令部基础上人民军正式成立西原战役司令部,由黄明草中将担任司令员,西原战役计划名义上的策划人文进勇大将则以越共中央驻西原前线代表的身份来统一协调整个战役的指挥。随后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部按照先打邦美蜀的决定在B3战场西线由精锐的第316、第10、第320等部队编成第3军,并于1975年3月2日开始向波莱古以东通往东海岸的公路发动进攻,开始西原战役。随后部署在邦美蜀北部的越南人民军第320师和南部的316师、10师沿山间公路向邦美蜀守军南越第59步兵团和第8装甲团发起进攻,之后便是人民军占岭顺敏,控制波来古与邦美蜀之间的14号公路。而人民军第320师主力占领德立、达松等南越据点后进逼邦美蜀市外围,从南、北方向完成对位于南越第2、3战术区分界线附近的邦美蜀要塞的包围。

(四)为了尽快攻克这个14号公路上的重要咽喉,越南派出第273坦克团的1个T-54坦克营、1个T-34/85坦克营,配属一个机步连对该市进行突击,并以众多大口径重炮做掩护,战斗至3月16日邦美蜀全面沦陷。邦美蜀这座位于海拔六百米的得乐高原上的城市自古以来便是军事要镇,东南10公里的德莱灵瀑布上建有电站,蜿蜒的河流在城西南方向静静的流淌,14号、21号公路连同波来古、宁和、胡志明市。由于多乐省高原地区原是占城的领土,在15世纪时占城沦为越南属地后,由于缺少行政管理,故而此地自古以来便是治安极其败坏。1540年越南莫朝太宗皇帝派来官员在此设立行政机构,管理当地的少数民族并在此设立军事据点,以防来自西部的寮国入侵。19世纪法军殖民后此区的少数民族共推族长治理,反法抗争活动更是激烈,而后来的越南战争期间此地更是战争接连不断。在西方的论著中往往被称为“中央高原的陷落”的,被越南方面广泛宣传的“西原战役”便是发生于此。而在现代军事研究的观点中军事学家们一致所认为的导致南越崩溃的军事原因便是在于:在越南总参谋部策划的西原战役中越共军队成功占领南越中部的中央高地,而这之后南越阮文绍政府不但未尽全力进行反击,反而进行战略撤退。而邦美蜀的失陷对于南越政权来说是极其可怕的,在东海岸的芽庄基地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之后由于14号公路被切断,阮文绍作出第1战术区、第2战术区全面撤退的决定。而第2战术区驻守昆嵩的部队为了避免被合围,早已在3月7日开始已经就向东南撤退,3月中旬以后南越在第2战术区的全部军事行动已经变成逃跑与溃散。 (五)与此同时南越第2军部队也丢掉一切重装备,迅速沿海岸线继续向南方溃败。在越南人民军的攻击下曾在1972年成功击败过越南坦克部队的南越第2装甲旅下辖的第3、14、19装甲团在7号公路上全军覆没,归仁、绥和、芽庄、大叨、金兰湾等重镇全部不战而弃,第2军的溃兵的尸体则是把13号公路变成历史上最长的死亡公路。随着邦美蜀的失守和通往南方的道路被切断后在南越第1战术区也跟着完蛋,除了先期调回的海军陆战师一部外整个南越第1军只有200人回到西贡。恰恰也就是在邦美蜀被越南320师攻克后越南政治局才在3月2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做出在1975年解决南方政权的决定,可以说邦美蜀是整个决定南越覆灭的关键点所在。1975年3月正在印度支那人民抗美救国战争中作战的越南人民军为占领设防坚固的大型陆海空联合军事战略基地岘港和古都顺化及南方北部诸省,歼灭驻南越北部的西贡军队,决定发起顺化—岘港战役。为此越军组成以黎仲迅中将为司令的战役指挥部,下辖广治—承天军区所属部队、第2军3个师、第5军区1个师又1个旅以及地方团和民兵游击队。西贡守军为第1军区所辖5个主力师,包括1个空降师、1个海军陆战师、4个突击队、1个装甲旅、5个装甲队、1个空军师、2个海军队(共13.4万人)。双方兵力大体相当,西贡军队在海空军及火炮等方面占优势。1975年3月21日战役发起,越军首先切断1号公路,封锁顺安、思贤等海口,击溃西贡军队2个师,形成对顺化的封锁。23日越军攻克富禄,切断顺化守军往岘港的逃路。至26日越军攻占顺化市和承天省全境,同时在岘港以南发起攻击,先后占领三岐、广义和巡养并歼西贡军1个师,完成从南面对岘港的包围,至此岘港机场、军港完全处于越军的炮火覆盖范围内。

(六)1975年3月29日越军对岘港发动总攻,从北、西北和西南三个方向进攻的越军在城市人民武装的策应下攻克岘港,至此战役结束。此役越军计歼灭和瓦解西贡军队10万余人,解放12个省,为尔后在西贡地区的战略决战创造有利条件。1975年4月9日起南方军民先后解放隆庆、宁顺、平顺和平绥省,之后于4月19日越南南方军民随即发动“胡志明战役”,在相继解放隆庆、宁顺、平顺和平绥省之后于4月26日就分兵五路向阮文绍集团最后防线发起猛烈进攻。西贡是阮文绍集团的首都,但在越南南方军民的攻势下一切防御很快土崩瓦解,不得不在4月30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西贡―嘉定市(即现在的胡志明市)完全解放。不久越南方军民继续进攻,迫使伪第四军区的敌人全部投降,南部各省完全解放。这是越南南方军民和阮文绍傀偶集团之间的一次决定性的战役,这次战役的胜利使越南南方的局势基本确定,紧接着阮文绍集团第四军区的全部军事力量也被消灭,整个越南南方也获得解放,此次战役是越南人民解放越南南方、完成国家统一的一次历史性战役。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胜利实施西原战役和顺化—岘港战役之后在西贡及其附近城市地域中尚残存有西贡政权的10个步兵和空降兵师、12个装甲坦克团、33个炮兵营以及一些地方部队和特种部队。为实施战役的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使用步兵第1、第2、第3、第4军及第232指挥部所属的部队(共计15个师),还动用第5、第7和第8军区的兵力和兵器(共6个师)以及一些地方部队和特种部队。人民解放武装力量在人数上略占优势,飞机火炮和舰艇均少于敌军。敌军则装备有美式兵器,各部队和兵团均有美国顾问。 这次战役的企图是从正面和后方对敌西贡集团实施突击,在地下战斗小组和城市居民的配合下攻占西贡。 (七)1975年4月21日步兵第2军主力已协同第5军区各兵团解放西贡东北沿海诸省,由东南方向逼近敌人坚固设防的春禄城,该城一向被视为西贡接近地之主要防御枢纽部。敌人向春禄地域调遣200辆坦克,对步兵第4军在该地作战的各兵团进行顽强抵抗。南越伪军面临被歼灭的境地,于4月21日撤离春禄地域退向西贡。此时步兵第3军所属兵团在解放富安省和西宁省部分地区之后主力已从西北方向逼近西贡,步兵第1军主力也从北面进至西贡郊区。第232指挥部所属部队(4个步兵师、3个独立步兵团,均有坦克加强)从西南方向进抵西贡,至此南越伪政权首都已陷入重围。4月18日美国公民开始仓促撤离西贡,4月21日伪总统阮文绍乘美国军用飞机逃往中国台湾。4月26—29日为歼灭西贡外围防线之敌而进行艰苦的战斗,为了指挥西贡攻坚战斗,组建以文进勇大将为首的前线指挥部。4月30日步兵第1、第2、第3、第4军、第232指挥部和各军区所属兵团在歼灭西贡内围防线的敌人之后由四面八方突入该城,并在地下战斗小组和起义居民的积极支援下于1975年4月30日解放南越首都西贡。战役目的是歼灭越南南方西贡反动军队,解放南越首都西贡,推翻傀儡政权,胜利结束民族解放战争。越南军民推翻美国扶持的越南共和国,最终取得这场战役的胜利,从而使越南南北获得统一。1975年3月美国正式将地面部队撤出越南,但在越南南方留下2万多军事顾问,支持阮文绍傀儡军蚕食解放区。越南人民反对美国侵略,1975年4月30日解放西贡,取得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实现国家统一 。

(八)整个越南战争期间美国损失飞机8612架,其中3720为固定翼飞机,4892架为直升机(另一统计称消灭美军飞机3744架、直升机4868架),其中在北越上空击落美军飞机1095架、直升机11架。越南为自己的独立付出巨大的代价,越南战争造成越南160多万人死亡和整个印度支那1000多万难民流离失所,包括法越战争在内的30年战争造成500万平民的死亡。到1975年越战结束时战争给越南留下100万寡妇号20万残疾人,美军在当地留下大量越美混血儿 。随后越南又先后与柬埔寨和与中国陷入战争,长期的战争以及与西方世界的隔绝导致经济崩溃、通货膨胀,70年代后期超过150万越南难民乘小船逃离越南。越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美国耗费至少2500亿美元。尽管军事上美国并未失败,但它表明美国冷战策略上的重大失误。越战极大的改变冷战的态势,美国由冷战中的强势一方变为弱势,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进攻时美国更积极地同中国合作,"尼克松主义"应运而生。美国中止自二战结束以来的过度扩张,在70年代实行适度收缩。在对外政策上尼克松在70年代初率先提出五大力量中心说,并主动改善中美关系,以此为突破口营造美中苏大三角关系,并触发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至90年代初期的军事改革。美军汲取越南战争的教训,在冷战时代终结之前不再动用大规模地面部队进行传统的持久消耗战争,转而依靠巨大的海空优势和技术优势进行作战并强调首战制胜、速战速决,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起低强度战争理论和"外科手术式打击"的作战样式。 (九)越战加剧美国国内的种族问题和民权问题,使国家处于极度的分裂状态,给美国人民造成巨大的精神创伤。越南战争结束美国战后25年的经济繁荣,使美国的经济状况急转直下。根据美国预算与管理办公室(OMB)的统计称越南战争(1965-1973年)的官方实际军事支出是1347亿美元,1965年最少,1969年最多,每年平均149.7亿美元。 越南战争的实际军事支出为同期美国国防支出的21.2%,比重最大的是在1968和1969年,分别占当年国防开支的34.4%和36.7%,最少的1965年仅占0.2%。同时越战开支占当时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比重最大的也是在1968年和1969年,达到当年的3%。越战的实际军事支出自1965年开始逐年增加,在1969年达到顶峰,此后则不断下降,对越战退伍军人的补助大约为2200亿美元 。美国经济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直至整个70年代进入一个长期停滞的阶段,部分学者指出越战是导致美国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困境的重要因素,或至少应负部分责任 。越南战争中美国的国防支出所占的比重急剧上升,在60年代末占到整个国防开支的1/ 3左右。通货膨胀是在越南战争开始时发生的,并在70年代以后成为困扰美国经济的重要因素,因此大多数学者指出不断增长的军事开支加剧国内的通货膨胀。有人认为是越南战争导致60年代的通货膨胀,而且1965年以后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源自通货膨胀 。部分学者认为越南战争期间军工生产刺激美国国内经济发展 ,在越战早期战争推动经济的繁荣 ,到了后期由于美国经济环境的恶化,战争的不利影响逐渐显现出来。

(十)在越南战争问题上苏联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和态度,越战初期(1961-1964年)苏联为避免与美国的正面冲突 ,在越南问题上采取"不介入"的政策 。1964年底至1965年夏苏联推行"有限介入"政策,1965-1968年苏联积极介入越南战争,一方面加大对北越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另一方面采取外交手段来推动美越走向谈判。1968-1973年随着中美关系的突破性发展,苏联更加积极地介入越南战争及其善后事务,最终促成美越双方签订《巴黎和约》。战前的柬埔寨西哈努克政府一直在各方之间维持独立地位,但美国对柬埔寨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减少以及随后柬埔寨跟邻国泰国和南越发生的领土纷争进一步把西哈努克推向"左转"。1961-1963年间美国在南越展开反越共游击战的"特殊战争",放纵南越和泰国对柬埔寨边界的入侵以及对山玉成反叛活动的支持。北越加紧在柬埔寨建立游击据点和解放区的活动,柬埔寨东北地区已成为越南战场的组成部分。1969年尼克松批准美军从3月18日开始实施轰炸柬埔寨东部边境15处越共据点的"早餐行动",西哈努克再度向"左"急转,随后朗诺的政变和美军入侵把柬埔寨彻底卷入战争。 波尔布特领导的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乘机获得政权,在波尔布特极左统治下柬埔寨发生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一百余万平民死于该时期,其中包括越南侨民。由于历史上柬共与越共的恩怨加上红色高棉的巨大错误,越南趁机发动侵略战争,扶植韩桑林政权。 (十一)中国是北越最主要的支持者和援助者,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也加上意识形态的因素 ,中国给予越南超过200亿美元的援助 ,客观上加重中国经济的负担。根据越南人民共和国方面要求时中国政府先后派出以陈赓、韦国清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和罗贵波为首的政治顾问团,协助越南政府和人民军指导抗法战争 。1965年4月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武元甲等受胡志明主席委托率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正式要求中国扩大援助规模并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中国党和政府满足越方的要求,随后中国陆续派出高射炮兵、铁道兵、工程兵、扫雷舰艇和后勤保障部队赴越参战和担负修建任务。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是中国建国后对外援助时间最长、数量最大的,据统计到1978年止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总值达200亿美元左右(按当时国际市场价格计算),其中无偿援助款占93.3%,无息贷款占6.7%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在大力援越抗美的现实背景下外交战略的调整中并存着两种外交方针:坚持革命外交,继续援越抗美;确立务实外交,寻求实现与美国缓和关系。 越南战争进行的过程中中美关系发生重要的变化,越南战争直接导致并加深中美间的持续对抗,而结束越南战争、解决越南问题又成为中美关系改善的重要基础。 越南战争爆发、升级的进程中美国一直将战争的界限控制在北纬十七度线以南,中国也只是以派出支援部队的形式援越抗美,中美双方始终未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由于苏联直接介入越南战争,中越关系在1965-1968年间出现越来越大的裂痕。

(十二)从1969年初到1970年3月底中越关系迅速掉入低谷,统一后的越南并未成为中国可靠的盟友,出于国家利益越南而倒向苏联。1978年12月25日越南出兵柬埔寨,破坏东盟国家的和平局势,同时在中越边境挑起冲突并在其国内大肆排华,导致1979年2月17日中越边境战争爆发。1964年美国为昭示越战合法性,向包括韩国在内的 25个友邦发出参战邀请,韩国很快做出回应,分两批派出2000余人的医疗、建设等非战斗部队 。1965年越南战局恶化,美国在判断中、朝不会公开入侵南越或韩国后向韩国发出支援战斗部队的请求,随后韩国将首都师和海军第2旅改编为猛虎部队、青龙部队后派往越南。据统计称1965-1973年韩国共向南越派兵325517人次,最大兵力一度保持在5万人左右,是越南战场上数量仅次于美军的外军。韩军在越南进行1170多次营级以上规模作战和55.6万次以上的小规模作战,美国认为韩军和澳军是越战中表现最好的两支友邦部队,多次对韩军战绩进行表彰和奖励 。韩国通过美国的直接、间接支援和越南战争特需物资的供应获得推进韩国工业化所急需的财源和外汇收入 ,以三角贸易的形式加入对越南的出口,从而为韩国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开辟道路,与越战有关的军事订货和劳务输出是后来韩国向中东进行大规模劳务输出与建筑承包的起点。通过参加越战让韩国获得巨大经济利益,韩国在对美军事外交中得以摆脱被动局面,更新军队的装备,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工业 ,并加强韩美军事同盟关系。 (十三)朴正熙以国力为基础,在统一政策方面转守为攻,提出"先和平,后统一"的政策,使韩国在统一政策方面开始取得主导权,此后"先和平,后统一"成为以后韩国政府统一政策的主基调。由于韩军在清剿越共时过于残酷,致使很多平民遇害,在韩国国内韩国大部分民众对本国参与越战的程度知之甚少,或受到政府舆论宣传的误导。根据越南文化和通讯部的初步统计称韩国士兵共杀死4.14万名北越士兵和5000平民,并且遗留大量韩越混血儿,1998年韩国总统金大中内访问河内时对韩国出兵越南期间"并非出于本意,却对越南人民带来的伤害"表示非正式的致歉。1950年代前半期随着澳、新、英、马实行四国联防,澳新美条约与东南亚条约组织先后建立,澳大利亚认为已完成与美英结盟,构筑东南亚集体防共的安全体系,实现御敌于北部邻国的"前沿防御"目标。澳大利亚担心美国从东南亚退缩导致的"权力真空"会由中国或其他国家填补,使本国的"前沿防御"难以为继,失去安全缓冲区,开始对长期拒绝与亚洲国家进行深层文化交流,导致与亚洲民族在文化上的隔阂状态进行反思,随后与亚洲非共产党国家(包括不结盟国家)建立更广泛、更密切的联系。澳大利亚加强与亚洲国家的经济贸易联系,和东南亚、南亚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增加,经济动力开始在澳亚关系发展进程中起日益重要的作用 。 资本主义

(一)资本主义是一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其主要内容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通过购买劳动力进行剥削,在这种制度下以其各种形态出现的资本是主要的生产资料。资本可以表现为用于购买劳动力和生产材料的货币和信贷,也可以表现为有形的机器(狭义上的资本),或表现为成品、半成品的存货。无论采取什么形式,它总是资产阶级所掌控的私人拥有的资本。资本主义的特点是:生产以销售为目的,出现买卖劳动力的市场,使用货币作为交换媒介;资本家占有资本,支配着生产过程和金融决策,经济行为以寻求利润为目标;资本之间存在着竞争,但实质上则趋于垄断。到了12至13世纪“资本”一词开始被用来形容资金、货物库存、货币数量或者货币带来的利润,大卫·李嘉图在1817年的《政治经济学和税收原理》中多次使用“资本家”一词,英国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也在1823年时在他的作品里提到这一词,1867年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也使用“资本家”一词来称呼资本的所有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很多著作中使用过资本主义这个词,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进行丰富的刻画。

(二)德国经济学家维纳·宋巴特在1902年的著作《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里使用“资本主义”一词来形容生产制度,宋巴特的密友和同僚马克斯·韦伯(1864年4月21日-1920年6月14日)也在1904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使用这一词。对于资本主义的定义说法不一,1909年出版的《世纪辞典》的定义是:拥有资本或财产的国家;对于资本的占有;众多资本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上;对于大量或联合的资本的权力或影响力。西方经济学一般认为其属于“经济制度”,梅里厄姆-韦伯斯特词典里对资本主义的定义是:“一个由个人或公司拥有资本财产的经济系统,经由个人的决定进行投资而非经由国家的控制以及价格、生产、销售产品主要都由自由市场所决定。”英国1987年版的《牛津英语辞典》将其定义为:“占有资本的状况;资本家的身份;拥护资本家存在的制度。”经济上以私营经济为主,没有政府干预或者政府干预较少。政治上资产阶级政党掌权,或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生产是为了销售,而不是由生产者本人使用。出现买卖劳动力的市场,交换方式是按一定的时间付给货币工资(计时工资制),或按某项特定工作付给货币工资(计件工资制)。使用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即便不是普遍的,也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现象。由于采取货币的形式,资本就可使其所有者握有最大限度的调度灵活性。资本家或支配着生产过程,这意味着不仅对工人的雇用和解雇有支配权,而且对技术的选择、产品的配制、劳动环境以及产品的销售也有支配权。支配金融决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企业主有权靠借贷、发行股票和抵押厂房来筹集资金,工人对此没有决定权。 (三)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基本矛盾贯穿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始终,它在经济上具体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有组织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在政治上表现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两大阶段——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形式相适应,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上层建筑被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所代替,产生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法律制度和思想体系,形成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与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社会制度。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的原因:资本家制定的制度主要是维护资本家自身的利益;而社会主义是由无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制定的制度也主要是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的利益与无产阶级的利益显然是存在对立的。在经济研究上有时也会使用颇具争议性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两个最著名的指数之一是由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所发布的,另一个是由加拿大的弗雷泽研究所所发布的。两个指数都试图测量每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度,主要是以法规、政府干预程度、私人财产权利和贸易自由为主。经济自由度指数“经济自由”定义为人民对于产品和服务的生产、销售、消费不受政府的强迫和约束(这也被称为自由放任)。他们以一些独立组织(如联合国)的资料来计算每个国家在不同项目上的分数,例如政府规模、税赋比率、财产权利的安全性、自由贸易的程度以及市场管制的程度,许多发布的资料也被其他独立的智囊机构用作研究资本主义与贫穷之间的关系。

(四)弗雷泽研究所主张:“实行资本主义越彻底的国家有着更高的国民所得,最贫穷的10%人口也有更高的所得,还能获得更高的平均寿命、更高的识字率、更低的婴儿必死率、更多使用水资源的机会和较少的腐败现象。”而资本主义国家和非资本主义国家间最贫穷的10%人口所占有的总收入比率也是相同的,一些人则强调资本主义里信用制度的重要性,尤其是小额贷款所发挥的功能。大多数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理论家都是在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出现的,例如在工业革命和欧洲的帝国主义时期(例如斯密、李嘉图)以及大萧条时期(如凯恩斯)和冷战时期(如哈耶克、佛利民),这些理论家定义资本主义为一种资本由私营的个体们(有时也被称为“资本家”)拥有的制度,而经济的决策和决定是由市场进行,亦即借由贩卖者和购买者之间透过协议所进行的贸易。借着市场的智慧和企业家精神以及由法律保护的财产权和契约制度来运作,这些理论家也试着解释为何资本主义能产生比由政府介入的经济更大的经济成长。芬兰国会议员安德斯·屈德纽斯在1765年出版《The National Gain》一书,成为第一个提倡贸易和产业自由以及自由主义原则的人,11年后的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一书。1867年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1809年1月15日——1865年1月19日)使用“资本家”一词来称呼资本的所有人,不过第一个使用“资本主义”一词来形容生产制度的是德国经济学家维纳·宋巴特于1902年的著作《Die Judenunddas Wirtschaftsleben》里,宋巴特的密友和同僚马克斯·韦伯也在1904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使用这一词。 (五)对于资本主义的概念也随着时间而不断改变,也随着政治观点和分析方式而有所差异,亚当·斯密所支持的经济自由主义专注于人类私利所扮演的的启蒙角色(“看不见的手”)以及特定的在增加资本聚集效率上所扮演的角色。一些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如米尔顿·佛利民、艾茵·兰德和阿伦·格林斯潘)都强调自由市场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相信自由市场能提升个体间的合作、创新、经济成长以及自由。一些人(如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的枢纽在于一个能让产品和服务于市场进行贸易的经济制度,而资本的产品属于非国家的实体所有,在全球的规模之上运作。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则主张,由于经济自行组织的现象,没有经过政府计划和指引的经济将会有更优越的效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于封建社会内部,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解体使资本主义的要素得到解放。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例如威尼斯)已经稀疏地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在封建社会末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解体,引起小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资本的原始积累加速这种分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基本条件是:一方面产生大批失去生产资料而不得不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无产者;另一方面巨额的货币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转化为资本。所谓资本原始积累就是强制地使自然人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而对农民土地的剥夺是全部过程的基础。

(六)其产生的途径有两个:一是从小商品经济分化出来;二是从商人和高利贷者转化而成。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被破坏,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从而既给资本主义提供自由劳动力,又给它造成商品市场。剥夺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历史在不同国家带有不同的特点,经历不同的阶段。劳动力转化为商品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标志着简单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过渡,也标志着对劳动者的剥削形式的变换,即由封建剥削变成资本主义剥削,资本原始积累还包括对殖民地的侵占和掠夺以及其他利用国家权力的暴力手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权、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是相矛盾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后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力量不断壮大,为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条件。荷兰在16世纪末、英国在17世纪中叶、法国在18世纪末、德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在19世纪中叶先后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变革封建制度,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的生产方式扫清道路。资本主义经济是经过工业革命,由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以后最终确立的。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地的开拓,使销售市场扩大许多倍,加速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化。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由于在工场内部实行劳动分工,比资本主义初期实行简单协作的手工业时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到18世纪在英国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的迅速扩大,越来越同工场手工业的狭隘的技术基础发生矛盾。资本家为了在竞争中获取更多的利润,要求进一步改进生产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工业革命。 (七)工业革命诞生的机器大工业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已经建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的阶级结构。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于生产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扩展到一切生产部门,同时也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在各个国家具有共同的规律并带来类似的后果,但是各个国家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不同,也具有各自的特点。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还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简单商品生产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萌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这种无政府状态推向极端。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资本家之间的斗争具有普遍性和空前激烈性,资本家为了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同时也在竞争规律的支配下竭力应用科学技术的成果来不断改进机器,加强自己企业中社会化生产所具有的组织性,其结果是不断加剧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资本主义大工业巨大的扩张遇到资本主义占有所造成的市场相对狭小的限制,社会化生产所必需的客观比例遇到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破坏,冲突便成为不可避免。1825年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地爆发,就是这种冲突的突出表现。在危机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构在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周期性经济危机表明社会生产力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性质。生产力的这种反抗迫使资本家阶级不得不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质,由资本集中而产生的股份公司、垄断组织以及国家占有就是这种趋势的表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它的最高阶段,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八)两极世界理论分阶段地回顾外部压力与资本主义内部社会形态变革的过程,将资本主义分为土地侵占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土地贡税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和原料市场资本主义殖民体系三个发展阶段,产业上分别对应的是公共产品性领域殖民、自然垄断性领域殖民、竞争性领域殖民。英国崛起到19世纪中叶是土地侵占殖民阶段,殖民体系的社会形态是类似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时期的以侵占土地为目的的奴隶制。19世纪中叶到二战结束是土地贡税殖民阶段,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期是土地贡税殖民的第一环节,19世纪末期到二战结束是土地贡税殖民的第二环节,殖民体系的社会形态是类似于封建社会时期的以获取基于一定土地上生存的人民上缴的贡税为目的的农奴制。二战后到21世纪上半叶是原料市场殖民阶段,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是原料市场殖民阶段的第一环节,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上半叶是原料市场殖民阶段的第二环节,殖民体系的社会形态是以获取基于国际不平等分工的原料和市场为目的的经济殖民形态。在资本主义经济里绝大多数的生产能力都属于以追求利益为目标的公司组织所有,这包括一些早期经济系统存在的组织(如独资企业和合伙公司),在资本主义体制里的非利益组织则包括合作社、存款互助社和公社。资本主义制度更独特的组织是法人,可以用作利益和非利益的用途。这种实体在法律上能如同自然人一般承担法律责任,这也替公司的股东创造独特的优点,使股东只需承担有限责任。 (九)特定形式的法人则由股东所有,股东在市场上买卖他们的股票。股票也将公司的所有权转化为可贸易的商品—所有权的权利被分割为股票的单位,使它们更容易被买卖。这样的股票贸易首先于17世纪的欧洲出现,并从那时开始逐渐扩张和发展,当公司的所有权由许多股东分摊时股东们通常能依据其持有之股份投票行使公司内部的权力。在更广泛的程度上生产能力的控制权是属于公司的股东们,在法律的限制和公司的财务能力内每个公司的股东能决定要如何使用生产能力,在更大的公司里公司的权力架构通常有一套等级制度或者管理的科层制度。重要的是公司的股东能取得公司所产生的利润或收益,有时候是借由股份红利的制度,有时候则是借由以更高的价位来售出他们所持有的股票。他们也能将这些利润再次进行投资,进一步扩展公司的利润和价值。他们也可以将公司变卖,卖出所有配备、土地和其他资产,并分摊变卖所得的资金。卖出生产能力的所有权通常都是最大化的价格或是净现值法的价格,以预估中未来公司能产生的利润为基准。因此利润的刺激将能促使公司的股东行使他们的权力,以促进公司的生产能力。不同的股东也对这种刺激有不同的程度,有些人会贩卖他们所持有的比率,有些人则试着增加他们所持有的价值。无论如何这种利润的刺激总是存在着,许多人也将其视为是资本主义经济能繁荣成长的主要因素,同时资本主义的批评者则认为这种给予公司股东的利润太大,并使股东能够名正言顺地获得劳工生产的所得。一些人则认为这种利润刺激只能鼓励股东去创造利润,而并不一定会对社会产生正面影响。

(十)一些人则指出股东们为了获取利润,必须满足其他人的需要才能使他们愿意付费。而且尽管在资本主义体制里非利润的组织和公社也都能合法的进行生产,但人们通常都倾向于购买追求利润的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当一个公司创立时最初的所有人通常会提供一些金钱(资本)来购买或借贷一些生产的工具,举例而言公司会先购买或借贷一块土地或一栋房屋,购买机械并雇用劳工(劳动力),或者由资本家自行提供劳动力。而劳工生产的产品则成为资本家的财产(在这里“资本家”一词指的是拥有资本的人,而不是支持资本主义的人),并且由劳工替资本家贩卖产品,或者由资本家自行贩卖,贩卖所得的资金也属资本家所有。资本家则向劳工支付劳动的酬劳和支付其他的成本,并保留其余的资金作为利润。这些利润可以用作许多方面,资本家可以此消费,或将其进一步投资在研发新产品或新技术上,或者以此扩张商业的版图,以追求更多利润。如果需要更多资金来扩展事业,资本家则会向他人借贷资金,并以信用保证会偿还本金和利息。艾茵·兰德的客观主义哲学认为一个人生命中的道德目标便是将追求个人的利益,个人对私利的追求是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成分,在这样的经济制度里“拥有土地和资本的物主们以及他们所雇用的劳工们都能自由使用他们的资源和劳动力进行生产,以追求最大的利润。许多理论家(如亚当·斯密和艾茵·兰德)认为个人对私利的追求能使整个社会变的更为富裕,亚当·斯密被广泛认为是资本主义之父,他认为利己的行为比宣称替“公共利益”服务的利他主义更有效率多。 (十一)艾茵·兰德或许是最坦率支持资本主义里追求个人利益的了,她说道:“美国的富裕并非是由那些替公共利益牺牲的人所创造的,而是由那些追求各自利益和私人财富、具有生产力的天才自由人所创造的。”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米尔顿·佛利民也拥护资本主义里追求个人利益的重要性,他主张公司并没有所谓的社会责任,唯一的责任就是替股东们增加利润,只要不在过程中使用诈骗的行为即可,他主张公司在追求其利润的同时只要不使用诈骗和欺瞒的行为就都能替这个社会带来利益。佛利民并没有主张公司不应该协助社会共同体,而是主张只要公司投入的是长期的事业,那他们便会贡献资源给社会共同体的设施以提升商誉,以此来提升其利润。借由对利润的追求来达成自我利益是资本主义的必要特色。利润是借由贩卖产品的所得高过其生产成本而获得的,一些人认为追求利润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主张资本主义与对利润的追求相同的,由刻意而理性的资本家们进行,不过那并非是资本主义独有的特色。古代狩猎采集时期的社会也有交换和贸易的利益行为,在资本主义里利润是经济成长的必要条件,成长的利润部分又再次进行投资,而不是将其消耗掉。“自由市场”的概念在于所有针对货币、产品和服务的经济决定都以自愿为基准,免于受到强迫和诈骗的影响,这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必要特色。其他一些经济制度则阻止个人拥有生产工具(包括利润),或强迫必须共享之,同时一部分经济的决定也受到强迫的影响,这都不能被视为是自由市场。

(十二)在理想的自由市场制度里所有的经济决定都不能被强迫影响,相反地它们是由个人之间互相贸易、谈判、合作和竞争来决定的。在一个自由市场里政府或许会扮演保护的角色,以阻止市场的参与者使用强迫力量,但并不会主动地进行干涉,这种情况被称为自由放任。不过一些人主张资本主义是可以与独裁主义的政府并存的,或者一个自由的市场可以在没有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存在(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法律系统会承认并保护财产的权利,提供财产的所有人自由贩卖他们财产的权利。如果没有人愿意购买,那他们也有权利继续拥有之。依据资本主义的标准理论如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所主张的,当个人进行贸易时他们通常更注重于评估产品的价值,而不是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如果产品没有那个价值,那他们便不会进行贸易,保留他们评估认为价值更高的东西,这个概念也说明在贸易中双方都曾评估认为自己会因此获利。在自由市场里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是由买卖双方的价格协议所决定的,而不是由政府所指定。这个价格是购买者愿意支付购买商品的价格和销售者愿意卖出其商品的价格,直接由供给和需求以及贸易的数量所决定。用抽象的概念来说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的弧线的平衡点所决定的,代表购买者会愿意购买(和销售者愿意卖出)特定数量的产品的价格。在平衡点上的价格将会导致供给过多,在平衡点下的价格则会导致需求提升,当购买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与销售者愿意卖出的价格一致时贸易进行同时价格也因此决定。 (十三)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自由市场是件好事,经常被用以正当化政府干预市场的理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市场失灵指的是那些市场无法有效提供或分配资源及服务的状况(举例而言当市场没有按照某些人理想中的情况分配物资时市场经常被指责破坏道德或社会公平)。一些人认为自由市场如果缺乏“完全情报”和“完全竞争”,那么政府应该对此施加干预,经常被举出的市场失灵现象还包括垄断、市场资讯来源的垄断(例如内线交易)或是价格诈欺。通过自由市场机制决定的工资也经常被批评会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均衡,另外一个对自由市场的批评则是外部性的问题,外部性会导致市场其中一方的行为在未被察觉的情况下负面或正面的影响到其他人,最常被举的外部性例子是污染。整体来说自由市场在医疗保健、失业率、财富不平等以及教育等领域分配物资的表现经常被批评为市场失灵,同时许多被视为是资本主义体制的政府也会在市场中施加价格管制,因此干预自由市场的机制。这通常发生在经济危机的时期,又或者是在一些被认为是有重要战略位的产品和服务领域,例如电力产业在许多国家都受到政府的沉重管制。许多知名的经济学家也分析市场失灵,并且主张政府的确应该承担起平衡这些市场失灵的工作,例如通过市场管制和补贴的计划。然而其他经济学家(如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佛利民)以及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则大力反对政府对自由市场的干预,他们主张政府在经济上扮演的角色应该要被限制,不该以“市场失灵”为借口干预经济自由。他们认为市场失灵只不过是一种错误的概念,被许多人用以正当化政府施加强迫干预的政治行为,例如平等主义的目标。

(十四)这些经济学家认为政府的干预不但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会造成更多麻烦,甚至会造成与原先这些干预所要达成的目标完全相反的结果。这些拥护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并不反对垄断,除非这些垄断是通过强迫手段避免竞争才达成的。他们并且指出在历史上的垄断往往是由于政府的干预造成的,而不是由于缺乏干预。他们主张最低工资法条只会造成不必要的失业,而取缔内线交易的法条则会减低市场的透明度和效率,政府强迫施加的价格管制则会造成产品及服务的短缺。这些经济学家通常是根基于实践上的理论,但也有许多人是出自道德上的立场拥护资本主义,例如艾茵·兰德便称资本主义是唯一具有道德正当性的经济体制。尽管通常会受到沉重的管制,但金融市场能提供大规模的、标准化的和更简易的贸易债务、国际汇率和对公司的所有权,农业、矿业和能源业的生产也会有类似的改变。在人类历史中市场一直存在着,在狩猎采集时期人们通常以物易物交换他们的商品,货币的出现使得交换更容易进行也让中世纪的商品交易会得以繁荣发展。不过每个社会(不同时间和地点)对于产品贸易的适当性都有各自的看法,也因此有时会对生产和特定产品的交易加以限制:要不是因为以这种限制来达成其他目标(例如稳固地方贵族、武士、首长的地位),就是因为认为特定产品能够被贸易的概念是错误的,这些也都妨碍真正的自由市场。即使在现代经济里政府也不允许市场在许多领域自由进行,不过与中世纪授与同业公会的特权为例相比较时对于价格的限制已经相当宽松了,大多数的经济都混合自由市场和非市场的制度。 (十五)一些人认为资本主义并不一定等同自由市场,他们主张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成分或是财产的权利会妨碍在贸易上的自由,其他人则完全否定“自由市场”的概念,主张自由市场是剥削性的、或是根本不存在。举例而言一些人认为通过自由市场而非政府所决定的工资是具有剥削性质的,主张那剥夺劳工对于产品的所有权利,并且只能接受低廉的工资以赚取温饱。然而经济学家则指出工资的减低就如同市场上通货紧缩的一般现象:当劳动的价格下降时那只不过表示市场上对这种劳动的需求减低了,又或者是这种劳动的供给过多,所以造成平均价格的下降。由贸易和财产作为核心角色的社会制度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为了促进资本的成长,测量成长的标准方法是国内生产总值、产能使用率以及生活的水平。在亚当·斯密的主张里,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保持并改良他们所储藏的资本的能力是自由市场设定生产、价格、和资源分配的重心。一般认为在工业革命和现代资本经济出现前世界各国的国内生产总额都相当低落,成长也较为缓慢,在那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成长则非常迅速。在工业革命之前一些国家便已有现代资本主义的特色,也拥有相较之下更高的生活水平,这些国家包括前4世纪的古希腊文明、1世纪的意大利罗马和15世纪的北意大利。17世纪的荷兰也是很好的例子,当时荷兰的人均所得远大于其他的所有国家,也达到18世纪英格兰的生活水平,但并没有如英格兰一样达成工业革命。

(十六)一般也认为较高的GDP人均所得能提升生活的水平,包括满足或改进食物、住宅、衣着、医疗、减少工作时数,并使老年人得以免于劳动,这些都无法在GDP过低时达成。不过经济的成长并没有被普遍认为是正面的,这种成长的负面影响被经济学家称为“成本的外部化”,除了别的以外这些影响包括污染、对于传统生活形态和文化的摧毁、疾病的散布、为了资源或市场接触而引发战争,并产生下层阶级。在替资本主义辩护时自由主义的哲学家以赛亚·伯林主张这些负面问题都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也不是资本主义必然产生的后果。企业家的经济和一个社会的“成长”所标志的便是经济的流动性,流动性代表在构成社会—经济的架构里的大规模改变,这种改变在人口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上相当明显,也大幅改变一个人一生真正能赚取权力。在标准的经济学里资本主义提供个人更多的机会去从事新的行业或进行商业冒险,使个人有机会更快的致富,相较这种不稳定的经济架构时封建制度和部落社会有着较稳定的财富关系。而平等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则将更多财富分配给社会利益用途,也因此减少收入的流动性,尤其是对那些拥有资本并想以此贸易的人而言。不过收入的大量变动并不一定代表着收入的流动性,有些人定期接收薪资,薪资也随着工作年数增加,并在年老时退休,而这种变动在本质上并不一定代表“流动性”。除此之外许多劳工经济学者主张,薪资的不稳定性代表风险转移至劳工(尤其是特定的领域如农业劳工)的身上,而使资本的所有人得以躲避风险。 (十七)资本主义的支持者指出这样的经济系统——能够自行组织成为一个复杂的系统,无需外部的指引或计划机制,这种现象称为“自我组织”。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创造“交易经济”一词,意思是一个出于“自发秩序”市场,没有中央控制(政府)的机构可以阻挠个人追求其目标的决定。不过在大多数现代经济里国家都引导某些程度的中央经济计划(如以国家的中央银行设置基本利率),表面上看来是企图增加经济的效率、减低经济循环的易变性和推动特定的社会目标,但即使这些有限的控制都会产生问题,因为要预测经济在未来仅仅一年或两年的状况都是极度困难的,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佛利民便主张大萧条是因为联邦储备系统的错误政策所造成的。一些经济学家使用混沌理论主张,对长期的经济发展作出预测是不可能的。他们的观点分散经济计划的本质,并发展为资本主义里的重要力量之一,主张资本主义允许尝试各种的解决方法,而现实世界的竞争通常能找出解决新兴问题的好方法。这些理论反对在计划经济里以中央计划运作社会的方式,这种方式通常因为错误的预测而选择错误的解决方法。一个可能的例子便是索马里的经验,原先被严密管制的电信产业在政府垮台后则“繁荣”的发展,而据报道指出这种繁荣正是因为缺乏政府的存在。古罗马(尤其是共和国晚期至帝国初期)有着一些资本主义的特色:没有封建的封地、微弱的财产权利、一些经济成长和在当时相当先进的科技。许多争论也聚焦于为何这些社会没能产生他们的“工业革命”以达成现代的工业资本主义,一些说法认为这些国家都在他们的地区形成垄断,也缺乏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于是统治阶级开始变的自满,而原本顺利的制度则被翻,转以富裕某些特定的利益团体。许多新技术的发明都曾在历史上诸多小国家竞争时出现过,如同在古希腊以及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当时这些国家和城市都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地区。

(十八)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其具体表现是:消费上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生产上个别企业中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阶级关系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资本主义存在剥削,每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物化在它的使用价值中的劳动量决定的,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占有劳动者的生产剩余。异化主要呈现为三大方面:劳动者与商品的异化,劳动者创造的产品被资本家占有,并且成为资本家进一步奴役劳动者的资本;生产行为和生产活动的异化,劳动已经不再是一种自我确认和自我满足,而变成迫于生计的负担;人与人关系的异化,资本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流通分配中社会生产的产品凸显的不是其本身的使用价值,而是其作为商品的并能让资本获取利润的价值。资本家被异化的资本操纵是资本的人格化,所做的决策是为了资本的增值。理论界公认西方资本主义主要经历过三个发展阶段――重商主义时期(16-18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19世纪)、垄断(尤其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19世纪末期,尤其是30年代经济危机以来)。马克思认为垄断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反面,因为竞争从历史上看在一国内部表现为:把行会强制、政府调节、国内关税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取消,在世界市场上表现为把闭关自守、禁止性关税或保护关税废除,这就是说在世界市场上资本主义垄断主要表现为闭关自守的单边主义、禁止性关税或贸易关税保护主义与排外主义。 (十九)金钱政治是私人资本控制公共权力,这是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痼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是资本增殖运动,这种运动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也要渗透到政治以及其他社会领域,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支配一切社会活动和人们行为的根本准则。西方学术界、舆论界长期以来一直在制造和宣扬多党制、议会制可以制约腐败,而事实上在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以及立法、司法机构与行政机构之间相互监督的表象背后由于资本主义民主的固有弊端,西方政治运行中需要支付巨大的社会成本并形成严重的政治性腐败。劳动和资本对立是资本主义生产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以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为目的,因此造成劳动和资本、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和冲突。富两极分化是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大的垄断资本手中,劳动者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在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上产生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生产过剩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狭小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发生。经济的虚拟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是金融资本相对于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获得统治地位,虚拟资本和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急剧膨胀,金融危机频繁爆发,金融投机严重泛滥。

(二十)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具有天生缺陷,如世界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对于全球生态系统的过度开发与破坏,全球性的经济混乱和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国际剥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盛行。系统性危机涉及的领域多,当前资本主义危机不仅表现在金融领域,而且涉及制造业、国际贸易,进而影响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以致出现价值观危机和文化危机。美国利用掌握金融手段的便利不断转嫁危机,这不仅导致欧洲经济出现紊乱,而且引起世界性的贸易萎缩和经济下行。经济危机一般表现是:商品大量积压,生产锐减,工厂大批倒闭,工人大量失业、信用关系严重破坏,整个社会经济陷入极端混乱和瘫痪之中。周期性危机是指一个循环周期中所累积的矛盾爆发出来,通过对过剩商品和过剩资本的破坏来结束一个循环,从而成为新的第二个循环的起点的危机。周期性危机有以下基本表现:商品卖不出去,市场饱和,生产出来的商品大量积压;支付手段严重缺乏,信贷关系遭到破坏,现金奇缺,信用丧失;生产遭到限制或停产,失业大量增加,饥馑严重,最必需的生活资料一方面严重缺乏;另一方面又卖不出去和被毁坏,企业倒闭和被廉价拍卖;生产力和产品大量浪费和破坏,政治统治制度动摇,阶级斗争尖锐。在资本主义下由于其基本矛盾,在资本家扩大生产的同时人民的购买力却在下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对于商品来说一般利润率会逐渐下降。资本家为了对抗这种趋势而获得更多利润,就会采取提高劳动剥削程度和降低工资等措施,这使得人民购买力下降。因此占社会绝大多数人口的劳动者的收入买不回其生产的全部产品,商品在市场经济下无法实现”惊险的跳跃“而出现“生产相对过剩”,最终爆发经济危机。 (二十一)在危机中社会化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达到剧烈爆发的地步,商品流通暂时停顿下来,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经济的冲突达到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在危机末期为了实现生产与消费的重新平衡,一方面需要摧毁大量的财富,另一方面产生大量贫困(失业),随后开始新的周期循环。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周期中危机是再生产周期的决定性阶段,它既是前一个周期的终点,又是下一个周期的起点,是整个周期循环的基础。而每一次危机之后都会发生大规模的固定资本的更新,固定资本的更新是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物质基础,两者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马克思指出:“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时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为资本主义经济摆脱危机,走向经济复苏和高涨提供物质条件。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中社会各部门、各企业的投资在时间上是不一致的,加之固定资本的使用寿命又千差万别,因此从整个社会看固定资本的再生产更新期是不同的。但是经济危机却常常是固定资本大规模更新的起点,在经济危机爆发时流通滞缓、生产缩减、工人大批失业、社会总供给锐减。但由于消费并没有停止,危机经过一个时期之后社会总供给大大超过总需求的矛盾逐渐缓和,社会生产由急剧下降转入停滞状态,于是危机阶段过镀到萧条阶段。

(二十二)这时资本家为了摆脱危机所造成的困境,挽回危机造成的利润损失,在极端困难的市场销售条件下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除了提高对工人的剥削程度之外还迫切需要采用先进技术,用效率更高出新机器替尺更新原有机器,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的成本。同时在萧条阶段工资较低、游资充足,利启、率也较低,易于取得贷款和廉价劳动力。于是伴随市场供求关系的缓和,资本家在逐步恢复生产的同时便自然而然地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引起对生产资料的大量需求,首先促进有关技术装备加工制造部门的恢复和发展,而这些部门的发展又促进与之紧密联系的能源工业、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乃至整个社会生产资料部门的恢复和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后就业人数不断增加,引起对消费资料有支付能力需求的增加,进而又带动消费资料生产部门和其他各种生产生活服务部门的发展。这样整个社会生产就一环扣一环地恢复和发展起来,萧条阶段逐步过渡到复苏和高涨阶段,由此可见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是资本主义经济摆脱危机的物质条件。固定资本的更新为新的经济危机到来创造物质条件,由于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推动新技术、高效能的技术装备的普遍采用,在技术进步的背景下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迅速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加剧各部门各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整个社会的生产旧病复发。陷于盲目的扩张膨胀之中,新的比例失湃成为不可避免。 (二十三)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方面,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不断加深,另一方面各个企业雇佣的工人人数相对地甚至绝对地赂少了。生产规模的扩张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又将再次尖锐起来,必然要造成新的生产过剩,导致新的经济危机。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为资本主义经济走出危机的谷底准备物质条件,又为下次危机的爆发创造物质条件,因此它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物质基础。需要指出的是固定资本的大规横更新是危机周期性的物质基础,但绝不是危机周期爆发的原因,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社会的基本矛盾。周期性危机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总爆发,它的影响遍及全国以及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而中间性危机则局限于某一个或几个部门和某些地区,不象周期性危机那样深刻,生产下降幅度较小且持续时间较短,因而被称为“地方性”的局部危机。周期性危机是有规则地反复出现的,是一个经济周期的结束和下一个经济周期的开始。而中间性危机则是非周期性出现的,往往是周期性危机的“先兆”或“余波”,是周期复苏或高涨阶段展开过程中的间歇。中间性危机还往往带有特殊性,即由某种特殊事件如天灾、战争等某种重大事件所引起,因而被称为“特殊性”的局部危机。固定资本的更新和扩大是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的物质基础,因而在周期性危机之前必然有固定资本投资的大幅度增长,在危机阶段又必然有固定资本投资的大幅度下降。而中间性危机不是周期的起点或结束,往往是周期的“中间环节”,它的发生并不同固定资本投资的大量增减相联系。由此可见中间性危机是一种带有地方性、特殊性、局部性的生产过剩危机,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一种补充形式。

(二十四)历史已经表明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危机严重到垄断资本无法正常统治的产物,一旦法西斯主义成为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法西斯主义者执掌政权,不仅这个国家内部的那些“替罪羊”会受到残酷的压制甚至大规模的屠杀,而且发生侵略战争的风险也会急剧加大,这将使人类社会再次陷入灾难性的境地。要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唯一的希望就在于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尽快组织起来,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尽快走出困境,联合各国无产阶级掀起一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初大资产阶级包括包税人、军火供应者、国家特许公司的重要股东,他们与封建专制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部分人不愿意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只希望通过改革限制一下君主的权力,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以及消除旧制度的某些弊害。一般而言大资产阶级就是不仅掌握雄厚的经济实力,而且控制一部分政治大权的资产阶级。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大资产阶级往往是从“买办”开始起家的,“买办”一词来源于葡萄牙文的音译,是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替外国资本家在本国市场上服务的中间人和经理人,他们与封建统治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有密切的联系,并通过出卖民族利益聚积起十分庞大的经济和政治势力,最终发展为官僚资产阶级(例如民国的四大家族)。在法国中中等资产阶级包括手工工场主、中等商人和海运者,他们拥有较强的经济力量,采用大机器生产,生产规模大,对工人剥削程度深。但是他们与政治权利无缘,自己的利益经常得不到保障,生产上受封建统治者阻碍和大资产阶级的控制,所以他们意识到封建制度是自己发展的障碍,政治上要求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关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二十五)小资产阶级是所谓的市民阶层,俗称小市民。这一阶层包括小商人及小作坊主等,他们大都参加劳动,是独立的经营者。从剥削关系上看他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或者只轻微地剥削他人,所以小资产阶级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有些人认为他们不属于资产阶级。但是他们拥有一定的资产,希望通过发展资本主义以扩大自己的产业。由于他们在经营上受封建制度的阻碍,因此在政治上他们和其他资产阶级有共同的利益和要求,那就是要求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主政治。另外他们在生产上还受制于大资产阶级,所以他们对民主政治有更迫切的要求。在德国中还有一个特殊身份的资产阶级——容克资产阶级。容克是德文Junker的音译,源自Jungherr,意为“地主之子”或“小主人”。容克资产阶级起源于普鲁士的贵族地主阶级,16世纪以来这些贵族地主长期垄断军政职位,掌握国家的领导权。19世纪中叶开始资本主义化,成为半封建型的贵族地主。由于他们不仅拥有经济力量,而且控制政治权利,因而他们应当属于大资产阶级。他们在德意志四分五裂的状态下为了发展资本主义,满足对外扩张的需要,主张结束割据状态,成为德意志统一过程中的领导力量。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一)经济危机通常指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性爆发的社会经济的大混乱,经济危机的表现是:大量商品卖不出去,大量生产资料被闲置;大批生产企业、商店、银行破产,大批工人失业,生产迅速下降;信用关系破坏,整个社会生活陷入混乱。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在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就已经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但这仅仅一种可能,经济危机并没有变为现实。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基本矛盾即社会化生产与财产私有之间的矛盾才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直接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有计划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厂商生产有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消费者有效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即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激化必然引起经济危机爆发。再生产的循环进行使经济危机的过程具有周期性,典型的再生产周期包括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四个阶段。危机是上一个周期的终点,又是下一个周期的起点。在萧条阶段生产处于停滞状态,同时为复苏阶段做准备。在复苏阶段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进一步缓和,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并进一步发展,使经济出现繁荣景象并形成高涨。高涨又使经济各种矛盾加以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又爆发新一轮经济危机。再生产周期性的物质基础是固定资产更新,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更新会扩张生产能力,引起生产高涨,为下一次生产过剩危机奠定物质基础。

(二)世界上第一次经济危机是1825年发生在英国的经济危机,1825年7月英国爆发第一次周期性普遍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是从货币危机开始的。当时股票行情猛烈下跌,到1826年初股票跌价造成的损失约达一千四百万英镑。信用关系破坏,银行纷纷倒闭,1825~1826年间英国有七十多家银行破产。1825年底著名的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从1824年底的1070万镑降至120万镑,1826年工业危机达到高潮,大量商品卖不出去,物价暴跌,大量工商企业破产。据统计称1825年10月至1826年10月破产的工商企业达到三千五百多家,1824~1826年间英国当时重要的出口产品棉布出口从3.45亿码降为2.67亿码(即减少23%)。机器制造业、建筑业以及其他几乎所有的行业都遭到危机的沉重打击,整个社会经济处于极度的恐慌和混乱之中。经济的产能过剩只是相对过剩,指相对于消费者的支付能力而言是过剩了。当时一方面市场上大量商品卖不出去,另一方面工人大量失业,在职的工人工资也大幅度降低,工人无钱购买商品。此后平均大约每隔十年左右就要发生一次经济危机,如1837年、1847年、1857年和1866年,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也不同程度地爆发经济危机。1843年到1847年英国启动新一轮繁荣,这一轮繁荣的主要成因是冶金和机械制造技术的飞速进步,由此铁路建设和运营成本大大降低,新一轮铁路建设热潮兴起。纺织机械制造技术的进步使纺织业成本进一步降低,从而扩大需求,增加利润。 (三)此外英国拼命开拓国外市场,为进一步打开主要贸易对象的市场,英国提倡"自由贸易"。其主要举动是废除本国征收农产品进口关税的《谷物法》,从而一方面降低粮价,扩大国内市场需求,另一方面要求其他各国开放市场。第二则是寻找新的出口对象,特别是扩大对亚洲和非洲的出口。1840年英国用炮舰开打清朝大门,1842年强迫清朝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并对英国商品豁免关税。英国对清朝的出口额在1840年为50万英镑,1845年增加4倍。19世纪40年代英国棉布出口增加5.67亿码,其中欧洲2200万码、美国占7200万码,而亚洲和非洲却占3.62亿码(为增加额的64%),这样从1842年起英国经济渐渐转入繁荣。与此同时以往曾经延长并加深繁荣的投机手段也在起作用,那便是贷款给美、德等国,使它们有能力购买英国的铁轨、机车。1825年到1840年英国建成铁路不到1300公里,1841年到1848年则建成铁路6900公里,同一时期世界铁路网从8600公里扩大到3.8万公里。1839年至1847年间德国生铁净进口量增加8倍,达11.4万吨,相当于国内产量的42%。1841年到1845年间美国每年进口10万吨以上的生铁、钢和铁轨,进口绝大部分来自英国。法国冶金工业得到高关税保护,没有受到英国钢铁制品的冲击,由于这一政策让法国冶金工业迅速发展,就蒸汽机马力数而言至1847年法国跃居世界第二。然而纺织工业很快面临生产过剩,1845年出口额达到最高峰。之后对清朝和印度出口首先下降,接着由于农业歉收导致对欧洲的出口也下降了,1846年对美洲和非洲的出口跟着下降。1846年美国棉花歉收,棉价价格上涨达一倍,进一步使纺织品的消费量萎缩。

(四)事实上1845年底危机已初露端倪,除国外市场饱和外对于铁路的投机也开始破灭。1845年10月股票价格下跌达30%-40%,许多公司垮台。由于政府要求各股份公司将部分资金存入国库以证明其可靠,许多资金不足的公司跟着破产。但是因祸得福的是那些交出保证金的公司反而赢得公众的信任,结果1846年获得议会批准的铁路设计方案增加一倍,铁路建筑被推向高潮,事实证明这是危机前最后的挣扎。在其他部门物价下跌之际铁路通车后缺乏相应的运输量,收入远低于预期,相反建设铁路的各项费用却迅速膨胀。1847年秋铁路投机终告破产,英国第九次经济危机开始了,许多线路停目铺设,干线铁路的工程进展大大放慢。恰在铁路危机爆发之际又出现英国和中欧、南欧地区农业严重歉收,1847年5月底粮食价格比1845年上涨一倍,进一步缩小工业品市场。由于繁荣被投机因素延长,危机爆发的烈度和持续的时间也超乎寻常,铁路工程量连续5年下降,到1852年时从事铁路建设的工人数目比1847年少五分之四以上。相应地铁价下跌一半,冶金和煤炭工业遭到沉重打击。斯塔福德郡137座炼铁炉中58座停产,生铁产量在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内减少三分之一。棉纺织业本来已经在下降中,随着铁路投机的破灭和粮价飞涨而进一步落入低谷。1847年11月在纺织工业中心之一兰开夏地区中920家棉纺织工厂中有200家完全停业,其余的多半一周开工2-4天,70%以上的工人遭受失业或半失业的打击。 (五)英国的危机很快传递到其他国家,法国的情况与英国很相似,纺织工业早在1845年就出现随着英国纺织品的倾销而出现危机,铁路建设狂潮也终于在1847年下半年退潮。随着英国工业陷入危机后法国工业遭受着英国货的更严重的冲击,从而危机也就更加严重。1848年法国工业生产总共下降50%。在危机的冲击下法国再次爆发革命。德国工业由于保护较弱而受英国危机的影响更大,1847年冬克莱费尔德的8000台织机中有3000台停工,1848年上半年科隆的14家工厂中只有3家开工,埃尔富特的工业几乎完全停顿。由于德国本国就靠更残酷的剥削抵抗着英国货的倾销,危机到来后工人处境更加恶化。1847年就多次爆发反饥饿的暴动,1848年2月法国巴黎爆发革命,3月德国柏林也爆发革命。美国的冶金业受英国危机影响最严重,1846年生铁进口量只相当于美国国内产量的十分之一强,1851年进口量几乎与国内产量持平,本国产量大幅减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国追随英国《谷物法》的废除,将金属进口税从75%-110%下调至30%,结果英国钢铁潮水般涌入美国,在新税则实施三年内美国钢铁产量下降33%。其他经济部门的情况却比较缓和。原因有以下几点:欧洲农业歉收成了美国农产品出口的好机会,1845年到1847年谷物和面粉出口值增加6倍,棉花出口量减价增,总收入还有所增长,因此农村地区对工业品的需求继续旺盛;1847年以前美国银行系统还停留在上次金融危机的阴影中,存贷款数量都很有限,因此繁荣中的投机成份较少,危机也就比较浅;1848年1月加利福尼亚发现大金矿,淘金热潮刺激美国铁路的大发展;1848年初对墨西哥作战产生大量军事订货;欧洲革命使资金大量外逃,流入美国以及英国,增加美国的资金供给。

(六)美国经济的相对独立对于英国摆脱危机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英国的冶金工业的衰退相对减缓。危机带来大量破产,工资及原材料成本下降,技术革新速度加快,垄断程度提高。例如1846年英国还有200家铁路公司,到1848年即减少到20家大公司和几家小公司,从而为走出危机铺平道路。1825年第一次经济危机在英国爆发,1837年由于对美国出口大幅减少导致英国爆发二次经济危机。1845年—1846年英国出口额下降,同时农业欠收引起粮食投机并引发1847年经济危机。狂热的生产投机所导致的投机猖獗,使法、德和美国于1856年和1857年先后爆发金融危机,并迅速发展成为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1866年英国爆发同样具有世界性质的经济危机,1872年美国的铁路投资狂潮开始减速并迅速引发以维也纳交易所危机为开端的1872年世界经济危机,1882年再次爆发由美国引发的经济危机。1890、1900年德国的交易所危机和俄国的金融危机分别引发新一轮世界经济危机,1907年美国的交易所危机使其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危机的策源地。1927年底还是首先由美国开始,爆发空前的大危机,在此之前和之后还有1920年、1937年两次短时间的经济危机。1967-1968年新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结束二战后经济长达20年的黄金时期,而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发达国家分别于1973、1980、1989年连续爆发经济危机。1987年以墨西哥债务危机为发端,拉美国家爆发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1994年底墨西哥再次爆发金融危机。 (七)1997年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席卷东南亚,并波及其它地区的多个国家,俄罗斯在其影响下也于1998年爆发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爆发金融危机,2000年土耳基爆发金融危机。2001年阿根廷爆发金融与经济社会危机,并且波及乌拉圭与巴西,使二者在2002年也出现金融动荡,2008年再次由美国次信贷危机的爆发导致新一轮世界性经济危机。在探讨危机理论时人们把总危机同局部危机和经济周期区别开来,总危机是指再生产的经济和政治的关系的全面崩溃,而局部危机和经济周期则是历史的正常现象。在生产中追求利润的个人愿望会同社会分工的客观必然性、周期性地发生冲突,局部危机和经济周期仅仅是该制度把上述个人愿望与客观必然重新结合起来的固有的方法,当制度健全时它会很快地从其固有的失调动乱中恢复过来。但如果制度不健全时恢复期越长,恢复就越没有生气,其进入长期萧条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比如在美国中从1834年至今的150年中虽然出现过35次经济周期和危机,但只有两次(1873-1893年和1929-1941年的大萧条)称得上是总危机。当前世界所面临的问题是:在这一统计表中会不会有一天再增加1980年的大萧条这一次。在分析市场经济时经济学家常常提到它的“运动规律”,比如他们认为利润率趋于下降就是一个一般规律,但同时又指出阻挠和抵销这个一般规律作用的起反作用趋势。

(八)因此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即“规律”怎么会从趋势和相反的趋势中产生呢?回答这个问题有两个基本方法:一方面可能是从概念上把各种趋势看作是基于同等基础起作用的趋势,即市场经济导致一系列的冲突的趋势,而某个特定历史的“紧要关头”的各种力量平衡则决定制度的最终方向。从这个角度来说结构性改革和国家干预似乎具有很大的潜力,因为在正常的情况下它们能够左右各种力量的平衡,从而实际上支配其后果。这一总的见解是大多数现代宏观经济学危机理论的基础,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则不同,他们指出重要的是区分占有支配地位的趋势和各种起抵销作用的次要趋势,因为后种趋势是在前者所规定的范围内起作用的。由于占支配地位的趋势起因于制度本身的性质并赋予制度以强大的推动力,所以次要的趋势实际上是在原动力的范围内起作用的,或者说被纳入一定的导向的(在这些范围内次要的趋势也可以只作为基于同等基础的冲突的趋势而起作用)。从这一高度出发时那些结构性的改革、国家的干预以至未能触动制度的基本实质的社会矛盾只具有有限的潜力,这正是因为它们最终将会从属于该制度的内在动态。这样可以划分出两种主要的危机理论,这种划分同探讨经济周期历史的两种不同的方法是一致的。一是可能性理论,它基于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规律是各种冲突趋势的产物,根据这种理论时每当历史的决定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相结合时就会出现总的危机;另一是必然性理论,它基于这样的看法,即认为规律是使各种抵销的趋势处于从属地位的、内在占支配地位的趋势的表现,按照这种理论时定期出现总危机的特定形式和发生的时间在一定范围内是由历史和制度的因素所决定的。 (九)可能性理论可以分为两大类:消费不足—停滞论;工资压缩理论。消费不足—停滞理论:在市场经济中它的纯产量的货币价格等于支付工人的全部工资加上企业所得的利润,由于工人的所得少于纯产量的总值,因此他们的消费永远不足以把纯产量的总值购买回来,工人的消费产生“需求缺口”。而且利润对工资的比率在增加的财富中所占的份额越大,这种需求缺口也越大。当然企业也消费其部分利润,这有助于填补一部分缺口,但是企业的大部分利润不是消费掉而是储备起来的。按照凯恩斯的说法时这些储备被看作是需求的“渗漏”,其最终的基础依然是限制大众的收入和消费。如果相当于企业储备的这部分需求缺口不填补上的话,那么部分产品就销售不出去,或至少不能按正常价格进行销售,结果整个体系就要收缩,直到利润降低到使企业家被迫消耗其全部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有(纯)投资,从而也就谈不上增长,因此经济的内在经济逻辑易于使经济趋向于停滞。当然需求的缺口不仅可以通过消费,而且也可以通过投资需求(工厂和设备的需求)来填补。投资需求越大,该体系的生产水平和就业水平越高,经济的发展也就越快,因此该体系的最终运动归根到底将取决于资本家的储蓄计划所导致的停滞趋势与资本家的投资计划所导致的起抵销作用的发展趋势之间的相互作用。资本家所以储备是因为作为个体的资本家他们必须为生存而努力发展,但是只有具备客观可能性时他们才会投资,而且这些又取决于两个因素。

(十)具体地说就是当某个特定的国家(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的霸权能使它对国际政治经济的稳定性加以协调并巩固时也就具备发展大规模商业贸易活动的基础,当大批新产品、新市场和新技术同时出现时要具备为大规模投资所需要的动力,只有基础和动力同时具备时发展的因素才会蒸蒸日上。然而随着动力的耗尽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对基础的不断损害,各种对立的因素在某些方面会重新表现出来,而停滞就会成为一种趋势,当然这种局面将一直延续到新的统治秩序(也许通过世界战争来促成)和许多新的发现能开创出另一个发展时代为止。垄断权力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在现代经济中据说少数实力强大的企业能支配各自的行业,通过限制产出和抬高价格后它们能够靠牺牲工人和小资本家的利益使收入的再分配有利于自己。鉴于大资本家把较大份额的收入储备起来,所以总的储蓄额将增加。为维持价格和利润,大企业将只限于在本行业中进行投资,从而减少可利用投资的出路。由于加大需求缺口并同时减少投资的机会,因此从理论上讲垄断将使停滞实际上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当然实际上战后的“垄断”直到最后一直享有长期的繁荣在许多方面超过它先前的历史,所以由于存在着非常强有力的抵销因素(诸如战后的美国霸权、新产品、新技术和军事费用等等),这一切又足以说明实际上并不存在停滞现象。 (十一)在这样一种框架内任何可以加强和指导发展因素的经济干预显然在原则上都可排除停滞的威胁,比如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科学地指出国家不管是通过本身的开支还是通过刺激私人消费均可使产出和就业达到社会期望的水平,从而最终决定经济的运动规律。消费不足论者也并不否认这种可能性,他们只是认为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垄断而不是竞争,因而这种干预并不是普遍可行的。垄断会加剧经济停滞的趋势,而当停滞出现时国家就会通过刺激总需求来抵销这种趋势。但接着垄断者将以抬高价格而不是以扩大生产和就业来与之对抗(就象各竞争的企业所做的那样),因此国家力量与垄断力量之间形成的对峙局面将导致停滞加通货膨胀(即“滞胀”)。如果国家退出这场斗争并采取紧缩措施,那就会处于衰退甚至是萧条的局面。从这一观点来看由于国家不愿同垄断集团对抗,所以危机的出现本质上是一种政治事件。凯恩斯理论认为国家有驾驭市场的经济能力,而一旦认可这一前提后危机的形成和摆脱就成了运用这一能力去实现政治目标的问题。因此人们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一项通过价格控制、调节和有力的经济计划来削弱垄断势力的政治方案,将击中通货膨胀的要害,而增加社会福利费用和提高工资不仅使工人也会使整个市场经济获益(通过缩小需求缺口)。因此假如能对国家施加足够的压力,那么市场的各种经济矛盾就可以移置到政治领域,并在政治领域内解决。

(十二)工资压缩理论:工资压缩理论企图把总危机同利润率持续下降的趋势联系在一起,其出发点是承认假定其它条件相同,实际工资增长或工作日的长度缩短和工作日的强度减少时潜在的利润率就下降。按照马克思的看法时假使其它情况均保持不变,剩余价值率的下降将导致一般利润率的下降,然而这不过是说实际工资的增加(为工作日的长度和劳动强度所作的调整)从趋势上看将减低利润率。如果利润率趋于下降与这种情况无关,那么(调整的)实际工资的增加仅仅只是促进先前存在的利润率的下降。但如果利润率趋于上升的话,那么只有实际工资有足够迅速的增长才能表现出利润率的实际下降,这就是工资压缩理论者的典型主张。他们假定实际工资不变,技术改造也有助于提高利润率和提高利润对工资的比率。这一理论的一种看法认为这种利润率的一升将直接刺激投资高涨,该理论的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利润对工资的比率的提高以及垄断力量的不断增长将扩大需求缺口,从而导致该制度的停滞的趋势,但国家能够抵销这一点,从而维持繁荣。这实际上是消费不足或停滞理论的发展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如果繁荣期持续到足以使劳动市场变得紧张起来,而同时工人又如此富有斗争精神,以致他们的工资需求导致实际利润率持续下降,那么最终就会爆发危机。从典型的意义来说工资压缩理论力图把实际工资增长快于生产力的增长看作是这样一种证据,即在危机背后起作用的是劳动力。 (十三)比如通常处理所谓技术选择的数理方法就认为利润率是趋于上升的,除非实际工资的增长逆转利润率上升的进程。大多数现代支持工资压缩理论的人如罗默、鲍尔斯以及阿姆斯特朗和格林都引证这一点,其他人(比如霍格逊)只是把有机构成的经验稳定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最后卡莱斯基则通常被看作是提出下述论点的人,即国家干预将把消费不足的趋势变成工资压缩的现象。应当指出的是甚至在传统的关于技术选择的文献中实际工资高于生产率的增长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足以导致利润率的下降,这从沙克的图解中可以很容易看出来在这个图解中最大限度的工资率(纵截线)就是每个工人的纯产量。这里要指出的重要一点是因为危机只有当工人的工资增加得“过多”时才会出现,所以这一理论在看待经济时是留有充分余地的,它既可以使工人的实际工资提高,又可以使资本家的利润率有所提高。从这一观点来看如果工人和资本家都作出充分的让步时国家在原则上就可以设法复苏,而如果工人和资本家双方都表现出某种克制时国家就能进一步阻止危机。一般来说可能的理论特征在于:由于工人和资本家都承认国家有决定市场经济运动规律的权力,所以这种理论的支持者们的期望和前提都主要取决于这样一种观念,即甚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也可能控制制度。如果这一前提不正确的话,那么围绕着它而制定的战略和策略无论如何也会导致严重问题,这恰恰是必然性的危机理论所包含的内容。

(十四)现代最主要的必然性理论就是古典经济学的利润率趋于下降的理论,过去甚至把某些消费不足论的变种(如卢森堡的主张)也都列为必然性理论,但一般都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对这些主张本身论证的逻辑作了错误的理解而造成的。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试图说明经济为什么在经过长期的加速发展后必然会出现相应的减速发展时期并导致危机,对于消费不足论显然是通过外在的因素(比如突然涌现的许多发现)来说明的东西,马克思则是通过立足于潜在的利润率的变化的内在因素来加以说明。一切企业行动的动力都是利润,而利润则是其隐藏的基础。为尽可能多地获得利润,资本家必须增加劳动日的长度或增大劳动日的强度,而最重要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为了同其他资本家有效地进行竞争,他们必须同时降低单位生产的成本。增加固定资产就是要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简单地说相对于劳动力的固定资产的增加(生产的机械化)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手段,而相对于产出的固定资本的增长(生产的资本化)则是降低单位生产成本的主要手段。然而,可以看到,在采用较先进的生产方法的基础上,固定资本的增长也往往会引起利润率的降低,对首先采用这些规模较大、资本集约程度较高的方法个体资本家来说较低的单位成本使他们得以降低价格、击败竞争对手而进行发展,从而以更大份额的销售来抵销利润率的下降。但是对整个社会经济来说这将导致平均利润率下降,虽然有各种因素可暂时抵销这一下降趋势,但这些因素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起作用,所以利润率的持续下降将成为一种主要的趋势。在一个长的历史时期内利润率的这种下降趋势对投资的影响将造成总潜在利润量的“长期波动”,即先是增加,接着便是降低和停滞。在后面这个阶段投资需求下降、生产能力过剩将成为普遍现象,而新的投资不足则会使生产率的增长放慢,因此实际工资在一个时期内就可能相对于生产率的缓慢增长而增长。 (十五)换言之无论是消费不足还是工资压缩这类现象都表现为盈利能力的危机效应,但是它们并不会导致总的危机,因为在资本积累范围内存在着各种固有的机制,这些机制使能力适应有效需求,并使工资的增长维持在生产能力增长的限度之内。每一次的总的危机都会使弱小的资本受到巨大的破坏,使工人遭到沉重的打击,而这些破坏和打击又有助于通过加强集中和积累、通过提高全面的盈利能力来恢复积累,这些就是市场经济的“天然的”恢复机制。但由于利润率的持续下降,因而每一次随后出现的高涨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即长期的利润率和增长率一般都比较低,因此在市场统治的世界里停滞和世界范围的失业问题在整个时期内将变得更为严重。因为这些问题是资本积累本身所导致,而不是由不充分的竞争或工资过多而造成的,所以国有干预不管其意图多么好也不可能完全“解决”上述问题。政治不可能也不会支配制度,除非它愿意承认解决危机的方法需要损害个人的利益,而激进的解决办法则必须变革社会制度。正如耶费所指出的:可能性理论所特有的对国家权力的依赖性,也许是一种危险的错误观念。产能过剩是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相对过剩是指相对于消费者有效需求来说社会生产的商品显得过剩,而不是与消费者的实际需求相比的绝对过剩。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是由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引起的,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是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基本矛盾,具体表:厂商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消费者有效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这是由市场经济基本矛盾运动的阶段性决定的。经济危机使企业倒闭,生产下降,供求矛盾得到缓解。随着经济的恢复和高涨,矛盾又重新激化,这必然再一次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社会资本再生产呈现出周期性特点,一般包括四个阶段: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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