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道臣职的跌宕与纷乱——大明王朝1566
海瑞在他那道赫赫有名的《治安疏》的开头就写道：“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事”。所谓“正君道，明臣职”，必然是因为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故而要上此“天下第一疏”，以求千秋万代国泰民安。君道如何不正，臣织如何不明，弄清楚这个问题，就能明白海刚峰缘何宁可牺牲身家性命也要犯颜直谏，以及徐阶、高拱、张居正等清流派为何完全倒向海瑞一边，让明世宗嘉靖皇帝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与震惊。
嘉靖皇帝朱厚熜御极四十五年，是明朝在位时间第二长的帝王，仅次于他的孙子万历皇帝。嘉靖帝的所作所为向来为史家所津津乐道：十五岁那年，朱厚熜以捷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大礼仪之争”，廷杖群臣，罢免内阁首辅杨廷和，改变了“土木之变”以来阁权凌驾于皇权之上的政治生态，开启了一人独治的“嘉靖中兴”；四十年后，又是一个杨廷和式的士子以笔为剑，痛斥嘉靖一意玄修、荒废朝政，以致“嘉靖嘉靖、家家皆净”，甚至直言不讳地称“两京一十三省，皆是饥寒待毙之婴儿，刀俎待割之鱼肉”。
作为“中兴”之主的嘉靖皇帝，怎么就把国家治理成这副光景了呢？
《康熙王朝》里有个耐人寻味的情节。康熙帝第一次南巡时就对地方官说，天子越是深藏不露，官吏就越觉得神秘，越发畏惧，见多了也就司空见惯了；但这是术，而不是道，是君王的驭下之术，而不是堂堂正正的天子之道。纵观嘉靖皇帝一生，从“大礼仪”到“海瑞上疏”，无不充斥着皇权与文官权力的争斗，他本人也在接二连三的政治斗争中总结出了一条实用的经验：“驭下之术”远比“天子之道”好用。嘉靖以“修仙”为名隐匿于深宫中，二十年不上朝，每日焚香诵祷、青词谶纬，不穿龙袍而着道服，自诩“凌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元真君”，用宗教给皇权披上神秘莫测的外衣。嘉靖皇帝看似归政于内阁，其实牵线于大内，六换首辅，深居简出以帝王心术统御朝廷百官，让司礼监督查百官，用内阁制衡司礼监，彼此颉颃，形成了一人独治的影子政府。
嘉靖皇帝崇尚黄老，自夸“垂手而天下治，是为汉太宗第二”。内廷外朝都被摆平，嘉靖帝对自己的帝王权术相当得意，把一门心思全部用在修仙上面，这种趋势在“壬寅宫变”后愈演愈烈，在全国建造个大大小小上千座道观，并修筑钦安殿、元佑宫、万寿宫等宫殿，以供个人修炼之所，耗资达百千万之巨。大明朝没有内务府，皇帝的开销只能通过户部报销。于是，嘉靖帝任用严嵩为内阁首辅，让严党为他收刮民脂民膏，而他只需要许诺严党以荣华富贵，待对方为自己敛够了钱财，再一脚踹开即可。一堆堆白银运往大内，一座座庙宇拔地而起，嘉靖相信他的权力足以呼风唤雨，自己就是人间的神明，只要他虔心向道，总有一天能够羽化登天、得道成仙。
但是，无论嘉靖皇帝如何幻想，他毕竟只是人，永远不可能成为神，而他利用帝王心术去驾驭群臣的方略，使唤官员似驭牛马，运营各部如布棋子，其实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弊端，那就是：地方行政在嘉靖帝自作聪明的操弄下全面失控。驭下之术看似实用，其实只在短期内实用，长期来看是在透支中央的信用额度，因为皇帝只把臣下当做敛财的工具，臣下自然不可能将皇帝视为至高无上的主公，既然皇帝有意放纵官员为自己敛财，那么官员凭什么不能在敛财的过程中为自己聚宝呢？皇帝不用天子之道，而取驭下之术，并将驭下的本事摆在台面上，就意味着皇帝主动放弃了“万民之主”，只剩下了“封建地主”，彻底站到老百姓的对立面。古语云：“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大明朝的官员们争先恐后地向皇帝孝敬殷勤，以修观为名大兴土木，用工程款项作障眼法，为贪污腐败正名。四十年后，官场乌烟瘴气，大明积重难返。
滚滚白银如长江之水入吾彀中。嘉靖帝少年雄才，难道就没有意识到在岁入逐年递减的情形下，严党仍能为他每年攫取上百万两白银的猫腻吗？难道就没有察觉到大明官员贪墨横行、欺上瞒下的现实吗？他一清二楚。
那又怎样？
这便是《大明王朝1566》中最大的悲剧——最高决策者明明可以成为一代名主，却偏要选择去当昏君。嘉靖帝明白，做明君是困难的，不仅要对每桩事都事无巨细地详察，还要没日没夜地批阅奏折，每天还得被那些进士出身的士大夫追在屁股后面督促。明朝历史上确实出现过几位堪称明主的帝王：明仁宗朱高炽在位仅十个月就因劳累过度而驾崩；明孝宗朱佑樘在位十八年，去世的时候年仅三十六岁。朱厚熜铲除杨廷和政治集团后也推行过新政，把土地分给百姓，减免天下钱粮，世人颂其为“嘉靖中兴”，可是很快，嘉靖帝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放弃继续推行新政，转而操弄起帝王之术深居宫中，崇尚黄老之道去了。前车之辙，后车之鉴，嘉靖帝少有异禀，痴迷长生之术，绝不愿意因操劳朝政而早衰，既然帝王术那么好用，且能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维持基本稳定，那么何乐而不为呢？当然，问题放着只会越积越多，嘉靖帝为了自己多福多寿，选择相信后人的智慧，便将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个人送给他唯一的儿子——裕王朱载坖当老师，目的是叫儿子继位以后任用这三个贤者为宰辅，帮助他处理繁杂的改革事务。朱载坖就是后来的明穆宗，也是“隆万改革”的发起者，在位六年，和他的祖父朱佑樘一样，驾崩时只有三十六岁。
嘉靖帝将底层百姓与封建地主的矛盾转移成良民与贪官的矛盾，既赢了面子又挣了里子。嘉靖帝放纵贪官，是因为前面的那些操作使全天下的贪官都为了眼前之利而争先恐后地迈入严党门下，借助忠心耿耿的严嵩，嘉靖帝巧妙地揪住了每个贪官的小尾巴，把他们都变成自己的小金库。此后，或是地方需要赈济，或是有百姓暴动，而朝廷却拿不出银子的时候，嘉靖帝就随意拿几个贪官开刀，把贪官的银子和土地分给百姓或者缺钱的有司；届时，百姓们看到贪官人头滚滚，还会欢呼雀跃地跪在地上山呼“皇上圣明”，却不曾想到正是这位“圣明”的皇上害苦了他们，也害惨了那些昏庸的官吏——从目前来看，被透支掉的只是官员的信用，百姓的怒火暂时还没能点着皇帝的屁股。
也许只有在面对北虏南倭这样的军国大事时，嘉靖帝才能稍稍表现出一丝“无私”。为了给胡宗宪、戚继光筹集军饷，嘉靖帝饬令南直隶巡抚赵贞吉、淳安知县海瑞和建德知县王用汲一起审理浙江巡抚郑泌昌、按察使何茂才“毁堤淹田”的案子，意在搜刮郑、何二人财产供给前线军需。然而令赵、海、王大跌眼镜的是，郑、何这两个大贪官的家产居然只有区区十船粮草，还不够胡宗宪、戚继光军队十天的开销，甚至连江南织造局这样的“国有企业”也沦落到了清仓见底的窘境。毫无疑问，绝大多数钱财都被隐没了，包括严嵩、鄢懋卿、罗龙文在内的朝廷大员都在织造局里存有份子，严党的势力遍及朝野，同样遍及地方，官员们上下其手蒙骗朝廷，这就是嘉靖一意孤行的恶果。
他们为什么胆敢这么做？除了法不责众，还有一条至为关键的理由：上行下效。连皇帝都不在乎贪墨，你凭什么在乎呢？再者，皇帝将地方官当成金库，便是将天下的臣子都当成了待在羔羊，随时可以拿来转移社会矛盾，给皇帝老儿的玄修提供经济支持，古人云：“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大明的文官们还不敢把嘉靖帝看成寇仇，却已然对这个腐败的朝廷丧失了信心，整个社会弥漫着“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的不良之风，几乎每个地方官员都在放手去贪。既然大厦迟早要倾倒，何不趁大厦将倾未倾之际多为自己捞一点油水？正如嘉靖帝不关心民间疾苦一般，官员们也不关心朱明江山的生死存亡，大不了改天换地，他们摇身一变、换掉官服，又成了新王朝得力的臣子。郑泌昌受审时，说过一句经典台词：“同朝为官，如同乘一船，先落水后落水，谁都不能幸免”，恐怕正是这种阴险的思想在作祟。
然而最可怕的还不是地方官员沆瀣一气，地方政坛的失控昭示着明朝地方政治基础的崩塌。无论是中央官还是地方官，都是通过科举考试步入翰林然后经吏部考察，再分配到地方就职的，他们的权力或大或小，本质上都是朝廷赋予，更准确的说是朝堂的主人——皇帝给予的。当严党遍及天下以后，这种政治生态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一般而言，地方官的任免须通过吏部的推荐，吏部的条陈则要报给内阁和司礼监批红拟票，然后得以实行。吏部在严党的手里，内阁在严嵩的手里，各地的士子都要通过严党科举，考出来的进士、举子都要到严党手下面试，面试后的翰林们还要在严党的手下做事得到提携，如此一来，这天下究竟是朱家的还是严家的？行政权力究竟来源于朋党还是来自于皇帝？朝堂之上，严嵩、严世蕃尚对嘉靖帝恭恭敬敬，可是朝堂之下，严世蕃竟敢道出“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的嚣张之语，甚至私下里放言“这国库究竟是他朱家的，还是我们严家的？”
皇帝借助朋党把持朝政，朋党却利用朝政驾驭天下。这种适合官官相护、上行下效的政治生态也伴随着严党的垮台、清流的主政而延续下来，不论下面何其混乱，在这种畸形的体制下，庙堂之上却能在“可持续性的竭泽而渔”中保持长久的稳定。大明朝廷“君道不正，臣职不明”的丑行并没有因海瑞上了一道《治安疏》，就真如奏折中所言，只要皇帝改悔，改革弊政只在“一振作间而已”。张居正读完了海瑞的奏疏，称赞其为“天下第一疏”，并说“日后改革弊政，非此人不可一往无前”。但是张居正在南直隶试验“一条鞭法”、改革严党弊政时，官府、商人、百姓的分红却还是按照六三一的比例分成，百姓出力最多，得利却最少。朱载坖对此表示质疑，张居正却不以为意地说，百姓能够得到一成的利就已经很不错了，若还是严党保持朝政，就连这一成的利益他们都不会放过。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宋神宗询问王安石，变法的章程是否对百姓有利，王安石反诘道：“陛下是与百官共天下，非与百姓共天下也！”清流和严党本质上都是士大夫群体，都属于统治阶级的一部，他们不会愿意像海瑞一样为了区区黎庶而自降身价，放弃原有的阶级立场。这恐怕是《大明王朝1566》隐藏的悲剧：那些正义凛然、口口声声“民贵君轻”的清流，也不过就是一群披了羊皮的狼罢了。崇祯末年，藩王们与地方督抚提兵勤王，却被东林党人一道手谕挡在门外，理由是担心藩王作乱，行“靖难之变”和“宁王之乱”故事。恐怕每个国姓爷都要迷惑了，朝廷为何不防备这些文臣，反而防备朱家的自己人呢？天下究竟是咱家的，还是士大夫的？
权力的来源悄无声息地在皇帝和文官之间游走，皇族和士大夫的矛盾也在利用与反利用中不断内耗，终究榨干了明王朝最后的潜力。地方行政是统治者内部矛盾的扩音器，矛盾激化到最后谁也无法甩掉责任、独善其身，都得为丑恶的行径付出相应的代价：李自成率领饥饿的人民一路掩杀，杀尽了朱家的藩王，还剥了他们的皮、剁了他们的肉做成福禄宴；等到闯军进了北京城，刘宗敏把八百多名前明大臣抓进营寨严刑拷打，收刮得到的银子竟有七千多万两，家赀巨万，令人发指！在此期间，刘宗敏将所有大臣的手脚都给夹断，院子里躺满了不能行动的明朝官员，霎时间哀鸿遍野，宛如人间地狱。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