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单身时代

——“终生不婚”的大军

藏端美幸  (NHK《明天的日本》报道项目记者)

 

2010年4月，向东京都葛饰区的都营高砂住宅区进发的时候，我忽然问自己，这是第几次到这个地方来了？这一天，为了把观众寄来的节目观感交给那个男子，我们又到小区里他独自生活的那间屋子去了。

开始来这个住宅区采访，是在半年多以前。那是9月的一天，秋老虎发威，住宅区白色的墙壁反射着强烈的阳光。那天我们第一次采访了担任住宅区自治会负责人的几个居民。当初我们想要了解的是，现在各处都要翻建陈旧的都营住宅楼，这迫使居民们不得不搬家，这么一来，他们之间的关联会不会被切断？高砂住宅区建成后已经使用了四十多年，从这一年起开始翻建，大约二百来户人家已经搬到别的住宅区去了。本田幸一和加藤功是自治会的正、副会长，他们反映了已搬走的老邻居们目前的困境。他们诉苦说，这些邻居绝大多数是在高砂住宅区住了几十年的老人，由于无法适应搬家后的新环境，有的人现在还是几乎每天都回高砂住宅区来找以前的熟人。还有至少四个人，因为太孤单，搬家后没多久就过世了。

本田会长他们还说道：

“仍然留在住宅区里的也有不少是独自生活的老人。当年孩子还在身边的时候，邻居间还经常来往，一年到头都有居民们

一起搞的活动。而如今只有在每个月一次的清扫活动时，大家才有机会碰头。”

据他们说，还发生了一个人悄然离世后很久没被发现的“孤独死”。

寂静的住宅区

走出跟本田会长他们谈话的集会室，我们又去住宅区里走了走。太阳还很高，却没遇到几个人。这里生活着九百多户人家，可小区里一片寂静，从屋里传出来的电视机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

对于独居老人爆发性增长的问题，我们多少知道一些。不只在这个住宅区，在全日本都是如此。可是，独居的人究竟为什么会增多？住宅区又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寂静？我们的焦点重又回到了这个极为单纯的问题上。

我们决定在高砂住宅区进行采访，这里的人对这次采访的目的表示理解。然而，一开始我们就碰了壁，因为我们不知道哪间屋子的哪个人是在独自生活。自治会也说，最近个人信息的收集很困难，已经编不出居民姓名簿来了。

我们跟本田会长他们反复商量，最后只得姑且先去采访一下小组长，因为他们对居民信息相对熟悉一些。高砂住宅区的四十二栋房子分为二十个小组，每组有一个小组长。我们拜访一个个小组长的家,向他们解释这次调查的内容,打听小组的哪个房子里有人在独自生活。

那些当小组长多年的人马上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但也有的小组是每年一次大家轮流当小组长的，所以新的小组长对于居民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又从居民那里寻找住户的线索，“某某知道得比较详细”，“那个人现在担任民生委员，你们可以去问他”，就这样，我们掌握的独居者户数达到了二百五十七户。那些长年住医院的和卧病在床无法接受调查的人，还没有包括在这个数字之内。即便如此，独居者的户数已经达到了这个住宅区总户数的30%。

根据掌握的信息，从10月末开始，我们进行了两个星期问讯调查。录制组的十个成员每天到小区去，一个一个找他们谈话。这些采访是一项面对人生的工作，它让我们发现了“无缘社会”得以产生的一个源头。

与护理助手谈话是乐趣

藤田干男（化名，七十五岁）在我们去采访他时，突然流出了眼泪。他在高砂住宅区已经生活十五年了。十五年来都是独自一人。他说自己没有一个可依靠的人，唯一可算作乐趣的，是和每星期来几次的护理助手谈话。他患糖尿病多年，“身上疼痛，心里寂寞，这样的日子早过腻了，真想去死”。说着说着他的眼泪就夺眶而出了。他是那么孤独，以至于第一次见到我们就克制不住，把心里话都说了出来。他颤抖着高大的身体，向我们坦白自己曾经想要自杀。直到现在，他的身影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藤田君1934年出生在桦太，全家撤回北海道后，他于二十九岁时结婚，生了一个女儿。1979年，四十五岁的藤田带着妻女来到东京，但不久后离婚，现在与妻女没有联系。

这次调查后过了一个月，11月的时候，我们还想找藤田谈一次话。当我们穿行在火车站前商店街的人流之中时，意外地发现了藤田君，当时他背着双肩包，正拄着拐棍走路。他说自己忘了买厕纸，我们陪着他买完以后，一起去了他的家。他那间六张榻榻米大的房间地上乱摊着被褥。厨房里囤积着大量他说是趁打折买来的方便面和年糕，冰箱里塞了五挂香蕉。他说这些是自己一个星期的粮食。屋角架子上的一堆相册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向他要来一看，只见里面整齐地贴着黑白照片，旁边还有笔法不错的文字说明。藤田君年轻时是个辗转各地的建筑工人，所以有好几张在工地上围在工友中间喜笑颜开的照片。还有两张女子的照片，旁边写着“女儿”的字样。“这是您女儿？”听我们一问，他说道：“是啊。她跟我最亲了，我就是去上厕所离开一会儿，她也会哭。”

“我太累了，想休息”

据藤田君说，离婚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因为他由于腰疼和糖尿病不能再工作，觉得自己“无法再尽养家的责任”。离婚后，藤田君开始靠生活救济金生活。他想要自杀就是在一个人生活了快十年的时候。

他必须每天注射胰岛素，身体在一天天衰弱。既不能工作，也没有亲人或能说句话的人。想不通自己为什么要受这么大的苦，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上，于是他吞了大量安眠药。就在他陷入昏迷状态的时候，被正好前来的护理助手发现并送到医院，才把性命捡了回来。屋子里还留着他写的条子：“我太累了，想休息。”

为了准确地追溯藤田君走过的人生道路，获得他的同意后，我们决定与为他发放救济金的社会福利工作人员和给他寄贺年卡的人取得联系。他珍藏在家中的贺年卡有两张，一张是护理服务公司寄来的，另一张来自妹妹大杉松子女士（化名），她住在老家北海道。

据松子女士说，藤田君当年离乡背井，是有不走不行的原因的。从那以后十七年，他一直音讯全无。后来，由于母亲晚年总是唠叨“真想见干男一面”，松子女士就开始寻找藤田君。当她想尽一切办法找到藤田君时，他已经离了婚，独自待在东京的廉租住宅里了。松子女士还记得，那天藤田君听到总台传呼“有你北海道的妹妹打来的电话”时，他拿起听筒，无言以对。松子女士的听筒里传出的只有哥哥的啜泣声。她对哥哥说：“我找你找得好苦啊。”日夜想念的哥哥的声音回答说：“你比警察还可怕。”松子女士告诉我们，一星期后，她带着母亲到东京来，与藤田君见面了。自从他离开家乡以后，母亲每当路过建筑工地，都会朝里面望望有没有他的身影：“干男说不定就在这里呢……”现在母亲终于紧紧握住儿子的手了，她把儿子的名字一遍一遍地叫个不停。又过了三年，母亲过世了。

松子女士说自己一直担心年老多病、独自生活的哥哥，几次劝他：“你回北海道来吧！”但藤田君回答说：“那里太冷了，我不喜欢。”

“其实他大概是觉得，自己回来会给我和亲戚们添麻烦。我又没法撂下这里去东京看他，所以也只能通过电话来盯着他点儿了。”

与藤田君还有联系的亲属，现在只有松子女士了。她已经对社会福利工作人员说过，自己虽然没法为哥哥送终，但哥哥的骨灰是会去认领的。

正式开始摄像

得到藤田君和松子女士以及社会福利工作人员的同意后，使用摄像机的正式录制开始了。已经确定从新年起，以“无缘社会”为主题，在晚上的新闻节目中进行系列专题报道，第一集以高砂住宅区的采访内容为主。我们决定年底年头都把摄像机放在住宅区里，从12月20日左右开始，每天去住宅区拍摄藤田君和其他居民的日常生活。

第一个拍摄日，藤田君迫不及待地把我们迎进屋里，只见挂历和当天报纸的白边上，都写着“NHK来摄像”。我们提出用电视摄像机对他进行录像时，他爽快地答应了：“像我这样孤零零过日子的人一定很多吧。要是我也能对这个问题起点儿什么作用，那就太好了！”

摄像终于开始了。他好像有点儿兴奋，加上一直是孑然独居的屋子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使他的情绪更为高涨。只听他忽然说了声“我在锻炼身体”，就做起单手俯卧撑来了。摄像师一边摄像一边提醒他“请不要勉强”，可兴奋的藤田怎么也不愿停止展示他的绝活。

这样下去的话，就没法记录藤田君真实的日常生活了。我们暂且走到屋外，商量让工作人员和摄像机尽量不出现，最后决定只让一个摄像师拿着小型数码摄像机进人藤田君的屋子，陪他一起在里面待一整天。尽管采用了这种方式，一开始录的画面上，藤田君还是想要对着摄像师做他的单手俯卧撑，但渐渐地，摄像机终于拍下了他独自默默地看电视、进餐、吃药的情景。

开拍十天后的12月29日，藤田君屋里的门铃对讲机响了。摄像镜头急忙跟着藤田君向门口移动，原来是有快递来了。收到摄像师报告“他妹妹松子女士寄东西来了”的电话，我们一起进了屋里。那是一个大纸板箱，里面塞满了大螃蟹、扇贝、发酵寿司之类北海道老家的过年菜肴。还有一封松子女士的信，信封上写着“哥哥收”。藤田君打开信念出了声来。信上回忆了当初找到藤田君后与他重逢时的情景，告诉他北海道的亲戚们身体都不错，最后跟着一句挂念哥哥的话语：“请哥哥保重身体！”藤田君立刻给松子女士打了电话，一遍一遍地说着：“谢谢！谢谢！”

一个人的新年

元旦那天我们也去拜访了藤田君，他说自己吃了点妹妹寄来的发酵寿司。可能是我们的心理作用吧，总觉得他好像没精打采的。住宅区在元旦也是静悄悄的，来往的人很少。湛蓝的天空没有云彩，藤田君的屋子里也洒满了炫目的阳光。藤田君电视机也没开，愣愣地望着窗外。我们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地坐在他的旁边。

不知过了多久，藤田君缓缓地把手向桌子上的信封伸去，那是松子女士寄东西来时放在箱子里的信。他又一次读出了声音。

这个举动令我感到诧异,不由地随口问了一句:“您又在读那封信啦？”

“嗯，读了好几遍了，每天都在读。”“每天？”“每天读三遍。”

说着，他捂住了眼睛，老泪纵横。

“就是……忽然想起了……以前的事。”

藤田君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过这个孤独的新年的？我再也无法开口问下去了，只能从旁凝视着藤田君的侧影。

问讯调查的结果

独居的人为什么在增多？藤田君的情况是他身体垮了，离了婚，再加之“因为不想给别人添麻烦”，所以不能回到家乡去。这句“不想给别人添麻烦”，在进行“无缘社会”采访的现场，我们听到了好多次。

在高砂住宅区进行问讯调查的二百五十七名对象中，有大约半数的一百二十五人接受了调查，另有一半人说自己“身体不好”、“没心情跟别人说话”，没有回应我们的请求。要想查清独居者增多的背景和这些人生活的实际情况，其实更需要听到这些人的声音。但我们不能强迫他们配合，只好结束了调查。

经过调查，首先可以确定的是，独居者中的大部分是藤田君那样的老人。回答问讯的人中，85%在六十五岁以上。独居的起因中最多的是“配偶死亡”，占56%；接下来是“子女独立”，占20.8%；占第三位的是“未婚”，为15.2%；“离婚”的占8%。“未婚”所占比例不小，是这次采访新发现的情况之一，关于这一点，将在嗣后述及。

在调查中，我们特别注意询问对象与家属的关系。因为我们觉得，他们虽然是独自生活，但大部分人并非完全无亲无故。我们推测，在独居者的现象背后，隐藏着无缘社会让人难以察觉的一面。

当问到有没有平日互相联系的亲属时，回答“完全没有”的占12.8%,70%的人回答“孩子”，其他的人也回答“兄弟姐妹”或“亲戚”。但对于是否打算将来与家属共同生活的问题，回答“是”的只占4%，87%的人回答“不是”。关于不共同生活的原因，最多的是“不想给别人添麻烦”。不少人虽然列举了“孩子家里房间小”、“孩子家经济很拮据”的具体难处，但大都又认为，即便没有这些难处，跟有了自己家庭的儿女共同生活，双方肯定也都会感到精神疲惫的。所以必须长期保持健康，靠自己生活下去。

对于孩子这代人遇上的艰难环境，就像“自我负责”这个常用语所代表的那样，大部分人认为自己的事情就该由自己来解决。我们感到，这种思想似乎便是独居现象急剧蔓延的背景。

在调查中，我们不仅寻找独自生活的原因，还试图弄清这种生活的实际情况。当问及一天的过法时，“跟家人或朋友见面”、“工作”之类与别人有接触的回答占52%，而另一方面，“看电视”、“在家里做家务”之类独自度过几乎全部时间的人也高达48%。

更为明显的特征是，他们总会怀有一种不知该如何度过这一天的不安。大部分人会诉说对于健康的担忧，诸如怕生病，怕自己不能自理等等。

“现在虽然还算健康，可一听到救护车的声音，心里就会想：下一次该轮到我了吧？”（七十八岁·女性）

“感冒卧床不起的时候，心里会一下子涌出一种不安、凄凉的感觉。”（七十一岁·男性）

我们还发现，已经感到身体衰弱的人，经常会把自己关在家里，与外界隔绝。

“我腰腿不行，所以害怕出门。与街坊邻居几乎没有来往，跟什么人也不说话。”（九十岁·女性）

“就是我在家里的时候，也没有人会打电话来，谁也不会来找我。”（八十岁·女性）

初访住宅区时那令人诧异的寂静的原因，我感觉自己已经找到了。

经过问讯调查逐渐明朗化的现实，我想通过采访中认识的一个人的例子来进行说明。

小林道子女士（化名·七十九岁）在住宅的走廊上对外眺望。听我们说要来调查后，她就拒绝了：“今天我很忙，因为女儿就要来了。”说是两个小时后得跟女儿在火车站碰头。从早晨起她就坐不住了，到看得见火车站的走廊上来了几次，就等着到时候跟女儿碰头。她使劲抻着只有一米五十高的身子，注视着住宅区的对面。

“死的时候，就我一个人了吧？”

小林女士的屋子实在让人不敢恭维，里面虽然放着冰箱、被炉这些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却感觉不到一个老年妇女住在里面的生活气息。她是直到我们第三次登门，才让我们进屋跟她聊天的。小林女士说她二十年前死了丈夫，直到五年前都在做清扫大楼的工作。后来虽然能领养老金了，但那点钱没法让她安心养老，所以不得不继续工作。可是她又在精简人员时被裁了下来，付不起原来的房租，才搬到了这个住宅区。她四下望了望空荡荡的屋子说，搬家的时候，大部分家什都处理掉了。

“可是，只有女儿在七五三[1]时穿的和服盛装，我现在还珍藏着呢。”

小林女士说她跟独生女儿一年联系三四次，都是在有要紧事的时候。女儿结婚后与公婆住在一起，所以自己将来不可能跟她一块儿生活。外孙小的时候，她还常回娘家来住，可现在来了也不进屋，只是在外头碰面，喝喝茶、说会儿话。这已经成了惯例。

自从来到这个住宅区以后，小林女士开始到附近的扒金窟[2]店去玩。除此之外她没地方可去，有时候整天坐在扒金窟台前，把自己那点养老金输得精光。小林女士自己说，女儿后来不到她的屋里去，大概就是因为不想看到母亲的这种生活状况。

“我女儿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一边从早到晚工作，一边养育孩子。要是再来照顾我的话，就没法过日子了。我可不想给女儿添麻烦。”

接着她又自言自语地嘟哝道：“死的时候，就我一个人了吧？”说完，又像是要把刚出口的这句话甩掉似的，她起身拿过来

一个小盒子：“最近，我开始弄这东西了。”打开盒子，里面是些做到一半的人偶，看上去是用好几张小小的彩色纸折叠后拼出来的。她说这是与她隔开一家的女邻居教给自己的。

“一个人待在屋里不是也没事可做吗？已经没钱去玩扒金窟了，所以只能做这种东西来消磨时间。”

光是想象一下孤零零地折叠彩色纸的那个瘦小的背影，我的心口已经堵住了。

查过问讯调查记录之后，我们得知，教小林女士做人偶的那

个跟她隔开一家的女邻居，也是独自一人。对于有没有平日互相联系的亲属这一问题，她的回答是“完全没有”。我们立即去找她详谈了。

“哎呀，又是NHK？外头怪冷的吧。”杉原正子女士（化名·六十九岁)说着，马上把我们请到了她的屋子里。与小林女士的房间完全不同，她的屋子里密密麻麻的满是照片和人偶。她十一年前丈夫死了，没有孩子。但是挂着的照片都是些热热闹闹有许多人的，里面也有抱着像是亲戚家婴儿的杉原女士的照片。可她为什么回答说“完全没有”互相联系的亲属呢？

“没错，我是有兄弟姐妹，也有侄子外甥。他们小时候我还疼过他们、照料过他们呢。可是长大了，不是也就根本靠不着他们了吗？丈夫死了以后我们渐渐疏远，现在能依靠的，只有街坊邻居了。”

正说着呢，忽然听到背后不知是谁叫了一声。我吃惊地一回头，只见两个四十厘米高的人偶正坐在椅子上。

“那是……会说话的人偶？”

杉原女士把两个人偶抱了过来，说只要预先输人“听到问话要回答”的指令和自己生日的日期，到了那一天，这些人偶一早就会说“生日快乐”。

“有时候叫得也挺烦人的。”

杉原女士说着摸了摸膝盖上人偶的头。

她在一家公司工作了好多年，半年前被公司要求提前退休而失了业。现在靠救济金生活，一个人散散步，在屋子里折纸做做人偶消磨时光。她感到这样日复一日实在枯燥，所以在找活儿干。可是人家一听她的年龄，连面试都不通知她去。杉原女士说她已经考虑好了，死后就听凭行政当局去处理后事，不想麻烦亲戚。恰好女性周刊杂志上正在专题报道“直送火葬”，她打算去申请。

后来，我们又去过几次小林女士和杉原女士的家。采访组每天去住宅区，是想以问讯调查为基础，跟关注的人进一步详谈。然而进展却并不尽如人意，不是要找的人多不在家，就是有人拒绝采访。在寒风掠过的住宅区里，她们二人的房间成了我们的“避难所”。对小林女士和杉原女士来说，和记者的谈话，或许也帮助她们消磨掉了时间。每次去住宅区，我们必定会去她们当中哪个人的房间里，大家一边喝着热气腾腾的日本茶一边谈天说地。

荏苒之间，与住宅区相连的商店街的花店里，装点上了红色、粉红的报春花。我想起了小林女士肃杀的房间，又想起了有会说话人偶的杉原女士的房间，于是，这次去时，买了两束最鲜艳的报春花作礼物。

在与她们二人的畅谈中，又有新的情况浮出了水面。那就是独居老人遭受上门兜售者高价骗售的问题。据她们说，小林女士买了价格高达四十万日元的净水器，杉原女士也买了五十万日元的被子。对于不请自来的兜售者，她们开始时还心存戒备，只在玄关应付几句。然而听了“请让我看看您现在使用的东西”之类的花言巧语，让他们进屋来后，不知不觉就稀里糊涂地签了购物合同。兜售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深谙独居老人的心理。他们不惜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地与老人交谈，甚至聊些与商品无关的事情，以致老人逐渐感到“这个人说的话，还是可以相信的”。

在问讯调查中，也有人诉说自己像她们一样买进了高价商品。其中有人买了三十五万日元的美容器，反倒把皮肤烧伤了。她要求退货，却被告知“给你换成别的同价商品”。商家没把钱退给她，却送来了一个弹簧床垫。这位婆婆平时一直在榻榻米上盖被子睡觉，那弹簧床垫无处可用，只能原封不动地竖在本来就不宽敞的走廊里。

这位婆婆说：“来上门兜售的是个年轻女孩，聊着聊着我就对她有好感了。都是我自己不好。”

买了净水器的小林女士也因为顾虑这件事会被女儿骂，所以至今对女儿保密，一直在用自己微薄的养老金还贷款。她有了这种经历，恐怕就更不敢与别人有所接触了吧。我不由得想起了调查中走访住宅区居民时吃到的闭门羹，有些人门都不开，嘴里反复地说着：“用不着！”

这些老人们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他们忍耐着孤寂，独自生活着。难道还要从他们那里再夺走什么吗？

对孤独死的不安

对于孤独死的不安，也是我不得不谈及的问题。上田建治君（化名·六十八岁）已经拜托了住在同一住宅区另一栋房子里的熟人，请他每星期给自己打三次电话。上田君二十年前离了婚，没有可依靠的亲属。他五十五岁时因脑梗塞病倒过，心脏也不好。他这样做是为了让别人确认自己是否平安无事。

这样做的起因是附近的屋子里发生了孤独死的事件。据悉，死者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一直在独自生活。住宅区自治会去他家收费时见他老不出来，于是绕到屋子后面去向里边一看，才发现他已倒在地上了。如果自治会的人没去收费的话，可能一直不会有人发现他的死去……

上田君指着发生孤独死的屋子告诉了我这件事，但他说他不是自己亲眼看到的，而是听街坊邻居说的。尽管这传闻连那人具体的死亡日期都说不清楚，但上田君却从这件事联想到自己，深深担心自己说不定也会和他同样下场。

在问讯调查中，也有不少人表达类似担心。只要附近有孤独死亡发生过，哪怕是五年以前发生的，也会使这些人提心吊胆，不敢掉以轻心。他们为此想出五花八门的对策。有位婆婆另配了一把门钥匙，把它放在邻居那里；有位老先生安装了一种红外线系统，就是在屋子里装了传感器，如果传感器超过一定时间没有动作，保安公司就会有人赶到他家来；还有人在手机里加进了记步器功能，他每天行走的步数会传到在别处生活的女儿那里去。

上田君说：“我想在这间屋子里尽量生活得长一点儿，不想到福利院或医院去等死。可是，在这里孤零零地死去，或是死后那么多日子都无法被人发觉，也太让人感到凄凉了。”

深夜醒来的时候，得了感冒卧病在床的时候，心里就会忽然涌上来一种孤独感，一种对犯罪和死亡的不安。

尽管如此，老人们还是继续独自生活。从他们的这种举动里，可以看到那种“不能给别人添麻烦”的无可奈何的对亲人的善意，可以看到他们对抗孤独、不安的最大努力。

单身时代

在开始报道“无缘社会”的时候，我们决定把独自生活者渐成大势的现象称之为“单身化”，以描述社会的大波动。社会已经从大家庭中发展出核心家庭、进而正在迎来单身化的时代。

一般认为，今后，单身化将在所有年龄层中有所扩大。据国家研究机关的推算，二十年后的2030年，“单身家庭”将占普通家庭总数的近40%（这里的“单身家庭”不包括住在福利院中的人和长期住院的人)。

从数量上看，尽管日本的家庭总数会减少，但预计“单身家庭”会继续增加。老年人的单身化特别显著，仅仅在2005年至2030年的二十五年间，就会增加将近一倍。

这种变化的背景，一般认为包括了不婚、离婚的增加以及少子高龄化的蔓延。就老年人的单身化而言，使共同生活难以为继的经济问题、居住环境问题以及那种“不愿共同生活”思潮的存在，都发挥着不可小觑的影响。这些迹象在住宅区的问讯调查中都有所反映。

                                             

 

让我们进一步将视线转向年轻的群体。作为加速单身化的新动力而受到关注的，是不婚的增加。我们把到五十岁时仍未结过一次婚的人的比率称为“终生不婚率”，一般认为这个比率今后会呈增长趋势。男子的终生不婚率2005年时为16%，预计2030年将上升到大约30%，亦即三个男子中就有一个（参见上图)。女子2030年的23%的该比率虽然略低于男子，然而与2005年相比，则相当于增加了两倍以上。婚龄延后的晚婚问题，已被提出很久了，而今后的社会中，终生不结婚的现象将会变得司空见惯。

“终生不婚”急剧攀升的背景

我们就终生不婚率急剧攀升的背景问题，对专家进行了采访。藤森克彦是瑞穗信息综合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员，他很早就关注单身化的进展，一直在强调建立适应单身化的社会体系的必要性。

藤森君认为，不结婚者增加的原因，可举出以下几项：一、便于独立生活的城市基础设施日趋完备（诸如便利店的普及等）；二、收入不稳定的非正规雇佣更为广泛；三、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到了某个年龄必须结婚的社会规范正在弱化；四、女性经济实力上升，不结婚也能够生活的人增加了。

他说其中第二项的原因尤为深刻。大多数人当要结婚成家时，会想到要增加住宅费和子女教育费等新的支出。如果此人从事的是工资、待遇均不稳定的非正规雇佣工作，他势必会心中不安，担心将来这些费用无法筹措，从而想结婚也结不了婚。

请再看一次刚才介绍的终生不婚率的坐标图。2030年五十岁的人，就是现在三十岁的人。只要现在的年轻群体面对的问题不解决，一直不成家的人势必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那么，终生不婚的增加会带来何种影响呢？藤森君指出，它或许会使社会性的孤立更为广泛。虽然身体健康又有工作时风险不大，然而却存在着失业或生病时转眼间陷人贫困的危险。还有，当无法自理时，谁来支撑无妻无子的不婚者？这个问题也很严重。藤森君指出，这与以往日本的社会体系有很深的关系，因为这种社会体系中的定位是：家庭第一，企业第二，最后才是公共保障。

“首先，有家庭中互相帮助的‘家庭安全网’，然后，有所谓企业保证雇佣、支付稳定工资的‘企业安全网'，更进一步还有社会保险的‘公共安全网'。然而，由于独立生活者的增多，家庭安全网弱化了，而非正规雇佣的增加也在削弱企业安全网。现在人们在问：在这种形势下，要想安心地生活下去的话，该怎么办才好?”

藤森君对于中老年男性的孤立尤为担忧，因为似乎他们当中，失去地域关联的人比女性更多。而且这些四五十岁的未婚男子既不是年轻人也不算老年人，难以成为通过雇佣政策和关怀活动来防止孤立的对象。他们是滑落到各种公共支援的夹缝里的群体。

我们在都营高砂住宅区进行的问讯调查中，孤立的未婚男子的端倪也浮现出来了。

“我不配在电视里抛头露面”

水野由纪夫（化名·五十六岁）从第一次见面起就非常客气地接待我们，只是总把我们挡在玄关外面的走廊上。他的理由是：“让女子到一个男人独自生活的房间里去会惹麻烦的。”出于记者的习惯，我一边跟他谈话，一边还是不由自主地把他屋子里面的情况看了个仔细。从玄关望进去，水野君的屋里没有一个角落不收拾得井井有条，木地板也干净得光可鉴人。水野君是四十三年前搬到高砂住宅区来的，当时还是个中学生。跟父母、姐姐、哥哥、妹妹一起，一家六口在两间六张榻榻米的房间里过得热热闹闹。后来姐姐哥哥都结婚搬出了小区，父母也相继过世了。只有水野君自己留在了这套房子里。

水野君没有结婚，当初他是这么解释的：

“我对独身生活没感到什么不自在，再说我不擅长跟女人交往。”

但他又说，失业以后，一下子觉得不安起来了。

终生未婚的四五十岁的男子的数量今后会有成倍增长的可能，他们失业或生病的时候，有因此而转眼间陷人贫困的危险。我们想在节目里反映这一问题，就向水野君提出用电视摄像机对他进行采访。但是，他的回答是明确的“No”,理由是所谓“我不配在电视里抛头露面、说长道短”。

后来又拜访了水野君几次，问他能不能录像，他还是不改口。但光是在走廊里站着说话，采访是无法深人的，更无法进一步对他进行了解。“水野君，你肯定有别人没有的独特经历，再让我最后采访你一次吧。”说服他答应我的请求后，我带着一个男节目主持人又去访问了他。

第一次进人水野君的房间，就如我想象的那样，里面收拾得整整齐齐，根本想象不出这是一个男人在独立生活。冬天的阳光并不强烈，暖洋洋地从朝南的阳台洒进屋里。我们一一解释采访的目的，再次请求他合作。水野君像梳理自己思路似的，慢慢地回答道：

“我非常清楚，自己这个年龄就失业在家，又没有亲人，是没地方可以依靠的。如果我接受采访可以多少让这个社会有点儿变化，能够促使什么新政策出台的话，那我愿意跟你们合作。”

他掷回来的这个重球，让人接得手都麻了。

甚至没像一般人那样结过婚

年底年头我们都把摄像机放在住宅区里，对水野君的摄像也开始了。拍完他吃饭与平时的生活情景，我们开始进行第一次对话录制。在问他为什么没有结婚时，他的回答大出我们意料：

“三十多岁的时候，我的想法曾像别人一样，想恋爱，也想结婚。可是，我经常换工作，收入也不稳定，再加上正好碰上泡沫经济崩溃的当口，工资减掉了很多。我觉得如果结婚生孩子的话，就得让孩子做他喜欢做的事。可这样一来，大到教育费，小到圣诞节礼物，什么都得花钱。既然结婚，就要保住自己的家庭，但是不可能保得住啊。”

以前水野君一直说他选来选去最终选择了独自生活，现在终于向我们挑明，是当时的社会状况使他想结婚而结不了。他说自己直到前年都在当出租车司机，因为精神紧张不能开车而辞职后，又去当劳务派遣员工。我们第一次见到水野君的时候，他刚因为经济不景气而失去了劳务派遣的工作。而对于独自生活的水野君来说，公司就是他与社会唯一的关联。“离职的时候，他们对我说，有事你就打电话来。结果我又没有什么非得给他们打电话的要紧事，这样就连找人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现在，我感到自己是孤零零地待在社会这个圈子的外头。”

第二天，我们跟着水野君出去买东西。腊月的街头，到处有圣诞老人打扮的售货员在吆喝着，卖注连绳[3]的面包车早就在商店门口吸引了大批顾客。水野君快步穿过或携老带小、或成双成对的购物客，直奔“百元店”。食品材料和日用杂货在这里都只卖一百日元，水野君说他为了控制生活费，总是在这里购物。这天，他一次买了足够一个星期吃的蔬菜、冷冻食品和意大利面条，而庆圣诞、过新年的食品一样也没买。

买完东西回家的路上，一走进住宅区，水野君就在一个房子前停住了脚步。他说那个房子里曾经发生过孤独死事件，一个独居老翁死后过了一星期才被发现。一楼的那个房间看来如今已空空如也，透过没挂窗帘的窗户，里面看得很清楚，斜阳正照在屋里满是灰尘的榻榻米上。水野君站在屋前开口说道：“按我现在丢了工作独自生活的状态，孤独死已经挨近我身边了。哪天一旦不行了，在屋子里就算想求助，身边也没有一个人，只能叫救护车。叫不来救护车就只有等死，而我就算鼓足勇气与这种恐惧作斗争，大概还是会在人家发现之前就咽气的。那时候我没准会后悔自己没有结婚，想想真是伤心啊。”

水野君曾经因为胃痉挛发作叫过救护车。自那时候起，他就开始感到孤独死突然出现在了自己身边。于是，他又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开始整天不上门锁，睡觉时也不例外，只把门链挂上。因为他心想，这样一来，即使自己万一倒下，从屋子里打不开门锁，大概还是有人能用工具弄断门链，把自己救出去的。从治安的角度来说，也许这是一种危险的方法。然而独自生活的水野君的不安之甚，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急于重新工作的真正原因

最近，水野君为了重新工作，每天都去跑Hello-Work[4]。然而，发端于雷曼冲击的大萧条正肆虐全球，再加上年龄太大这道屏障，使他根本找不到工作。于是他又去参加职业训练学校的入学考试，想要取得新的资格证，可那里已经挤满了因为解除劳务派遣合同而失业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水野君虽然已经连续两次在资格考试中功败垂成，却还是毫不气馁，每天晚上都在读参考书。

水野君之所以现在还在急于重新工作，并不仅仅是为了收人。也说不清是第几次采访了，一天晚上，水野君说了一番话，告诉了我们什么是“无缘社会”。

“与别人失去关联，就像是一种活着的孤独死。没有一个人关心你，你也发挥不了任何作用，这样的话，不管活着还是死了，不都是一样的吗？这与自己这个人已经消失了不是没什么不同吗？所以我觉得，确认与别人有没有关联，就是在确认自己是否存在。”

元旦那天，我们去看水野君。屋子里响着电视里新年节目的声音，节日盛装的艺人们正在猜谜。水野君既没有外出的计划也没有要见的人，仍然穿着平日的冬装在翻杂志。

晌午过后，他去开信箱看看有没有贺年卡，但邮箱里只有一张广告传单。水野君朝我们苦笑着嘟哝了一句：“没办法呀。”

不婚率15.2%

在高砂住宅区进行的问讯调查显示，水野君那样的不婚者占15.2%，其中有几个四五十岁的男子。他们之所以不结婚，无一不是与失业和工作不稳定有关。

一个四十八岁的男子三年前死了母亲后开始独自生活，两年后又因为脑梗塞病倒，不得不辞去干了二十年的长途卡车司机的工作。他父亲早已亡故，弟弟也已结婚成家，联系时有时断。他自己也曾交过女朋友，但干着长途卡车司机的工作，能在东京的时间很短，跟女友老是碰不到一块儿。

现在，他边靠银行存款度日，边搜寻工作机会。当初去找他调查时，他说自己刚参加完一份送奶工的面试，几天后再去访问他时，他耷拉着肩膀说：“没戏了。”

“一直这样找不到工作，不是得接受生活救济了吗？”

他每天在屋子里看看电视，玩玩游戏，实在没事可做，还会稀里糊涂地从太阳当头的时候就喝起酒来。只见那矮矮的饭桌上，并排放着兑了水的烧酒和招聘信息杂志。

由于生活太不稳定，还有一个男人在问讯调查时简单地和我们说过几句话后，就再也见不着他了。这个男人五十一岁，共同生活的叔叔五年前死了以后，他就开始自己过日子了。他原来一边护理叔叔一边工作，因为经常请假受到责难，不得不从公司辞了职。他说当时自己的女朋友也在护理父母，两个人都疲于照顾老人，日子过得实在太累，因此就分手了。他现在靠夜班工作维持生活。他对我们说道：“为了不给周围的人添麻烦，自己的葬礼钱总得攒够吧。”

看了他的问讯调查记录，我们又去找了他不知多少次，想跟他详细谈谈。可是无论什么时候去，他屋子里都没有应答。既然他干的是夜班，白天总该在家吧？要不打完盹以后，傍晚总该出来吧？改天我们错开时间又去按了好几次门铃，房门还是没有打开。我们心里忽然紧张起来，说不定他是身子垮了病倒了？我们绕到房子后面想朝里张望，可他的窗子永远都被窗帘遮得严严的。好在我们发现有一副昨天没看到过的工作手套吊在晾衣杆上，说明这个男子还没有消失掉。

独自生活的未婚男子失去稳定的工作时，心中的不安与孤独感会迅速膨胀，从而面临生活的危机。然而说到底，这是他们自己的责任吗？

观众来信

2010年4月，为了转交观众的来信，我们到水野由纪夫的房间去找他。从播放完节目我们来致谢以后，已经过去两个月了。

这封信来自与水野君年龄相仿的一个男子，里面写着看完节目后自己也有同感，还说想跟水野君互相联系做个朋友。水野君把信看了一遍，说道：“客气地拒绝他吧。”

水野君又当起了出租车司机。他以前就是由于神经紧张得一招呼客人上车身体就会颤抖，所以才辞职的。他说自己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后来在职业训练学校没考及格，到Hello-Work去了好多次也没找到工作。最终失业保险过了期，存款也见了底。尽管再开出租车会把身体和精神搞垮，可是不干活的话，今后就没法填饱肚子。当初摄像时他说的“打死也不想干”的出租车工作，现在不得已又去干了。

久未见面，我感到水野君传递过来一股神经紧绷的气息。他对观众来信的反应也在预料之中，因为他活得已经够累的了。这也是他面对的现实使然吧。只是我心中还有件感到很难受的事情，那就是开始摄像时水野君掷过来的那个“沉重的球”，我们一直无法像样地掷还给他。

真想让这个社会有点变化。真想能促使什么新政策出台……只谈了短短五分钟我们便离开了他的屋子，感觉像不好意思再待下去似的。我一边回味着水野君的话，一边在早已走惯的住宅区道路上向前走去。

该做的事情还有许多许多。

[1] 七五三：日本男孩3岁和5岁、女孩3岁和7岁时于11月15日举行的祝贺孩子成长的仪式。——译者

[2] 扒金窟：日本特有的一种弹子游戏机。——译者

[3] 注连绳：挂在门口辟邪的稻草绳，亦可用于装饰。——译者

[4] Hello-Work;公共职业安定所的爱称，为失业人员介绍工作及提供各种帮助。——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