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日趋脆弱的家庭纽带

——被拒领遗体的去向

板仓弘政 (NHK《明天的日本》报道项目记者)

 

随着采访的继续，我们逐渐了解到，其实三万二千名“无缘死者”的绝大多数身份都已得到确认，他们有亲属，只是没有人来认领遗体。明明有血脉相承的家人或亲戚，却落得“无缘死”的下场。我们觉得，在“家庭”这一社会的最小单位的层面上，或许发生了某种反常事态。

急剧增加的遗体拒领

“今天又有拒领的……”

“家庭到底算什么呀？亲属间的关系怎么变得这么疏远了？”这是我们经常从行政部门的办事员口中听到的话。当时，为了了解“无缘死”现象的严峻程度，我们正在对全国所有的地方行政部门进行独立调查。

“拒领”这个词听上去颇有分量，令人震惊。我们尽快拜访了几个地方行政机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其中的一个，是在第一章中提到过的东京都足立区政府。

在位于中央栋三楼的福利管理科里，工作人员每天都为寻找独自生活者死亡后的遗体认领人而忙碌。

工作人员正在打电话，手边放着警察署寄来的“尸体联系表”，上面记载着死者信息、遗体发现场所和发现时的状况。和他通话的人似乎是某个死者的亲戚。

“就算留在屋子里的家什衣物都可以当作垃圾扔出去，可骨灰是不能扔的呀。这样下去的话，他的骨灰就会作为无主骨灰，由足立区来进行保管了……”

挂断电话，工作人员对我们埋怨道：

“他说自己是远亲，跟死者已经十几年没有来往了，不能来认领。”

办事员告诉我们，在“拒领”导致“无缘死”急剧增多的现象背后，家庭形态变化巨大这一因素不可忽视。在往昔，三代人共同生活的“三世同堂”非常普通，然而如今时代变了，社会变为以“小家庭”为核心，并开始朝“单身户”方向迈进。未结婚的与结婚但没有孩子的人也在增加。这些人死亡之后，不得不请甥侄来认领遗体。然而，甥侄会说“我跟死者只是在冠婚葬祭的礼仪场面上打过照面”，或是“我们已经二十多年没见过面了”，并拒领尸体。最近几年来，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单身”、“不婚”、“少子”之类家庭形态的改变，给“无缘社会”火上浇油。

当听到甥侄“拒领”，我们并未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这些甥侄都做得太不近人情。因为将心比心，如果我们也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要我们去领取一具姑父或舅妈的遗体，而我们和这个姑父或舅妈已经二十多年没见过面，或者只是在红白喜事的场面上见过，我们会不会心生犹豫：“啊？这种事该怎么办啊……”会不会无法立刻回答呢？

同样，如果数数看的话，我们自己的亲戚里面，也总有一两个没结婚或是结了婚但没孩子的吧。如果有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做好思想准备了。有朝一日，完全有可能会接到区县政府突然打来的电话：“你的大伯过世了……”正因为如此，我才突然感到，“无缘社会”的病灶并非只浮于表面。

新行业——“特殊清扫业”

“无缘死”现象催生了一个新行业——“特殊清扫业”。它们的业务内容是受托于区县政府，专门代替家属整理遗物。这是最近几年出现的新行业，现在已增加到了三十几家（截至2010年)。它们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网页，并在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大城市设有办事处。但它们都打着“受理全国业务”的旗号，称自己并非局限在城市，如果需要的话，也能够前往乡镇地区。

经过交涉，我们获准在他们去死亡现场工作时进行随行采访。

这是一家在东京都大田区平和岛设有办事处的特殊清扫公司，办事处就在一大片仓库群的角落里。委托他们清扫的主要是区县政府和死者的外地亲戚，他们说一年能收到三百多个清扫委托。收到委托后，员工就带着特别的工具赶往死者的住处。他们把死者去世的住处称为“工地”，我们猜想，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死亡每天都在发生，所以他们才会这么叫。有时由于遗体过了好几个星期才被发现，恶臭充满了整个房间，他们会把施放臭氧气体的特殊装置也带去。臭氧具有强氧化作用，可以用于杀菌、除臭和去除有机物。三四个员工把这种特殊装置放上卡车后随即出发。

进入死者的住处后，他们分头整理每间屋子里的遗物，绝大部分家什衣物都扔掉。如果是死者的外地亲戚委托他们清扫的，他们会预先请示如何处理，但大多数的请示结果还是都扔掉。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会尽可能把“贵重物品”另外放在纸板箱里保管起来。所谓“贵重物品”，不只是存折、印鉴、手表之类通常所说的贵重物品，还有那些被死者一直珍藏着的照片、信件、日记，他们也是当作贵重物品来处理的。

“四时独吟红蜻蜓”

第一次随行采访，跟他们一起去的是位于川崎市的一套单元楼。一个九十岁的女子独自住在那套房子里，死后过了将近一个月，遗体才被人发现。她家里的电视机一直开着；厨房的烤面包机里还留着没烤好的面包，浴室的浴缸里放满了水——所有迹象都说明她是猝死的。

被特殊清扫公司员工归为“贵重物品”的，是这个女子生前外出旅游时的照片，以及她收到的朋友的信件。据说这是个有事业心的自立型女性，生前一直没有结婚。被归为“贵重物品”的还有这个女子亲笔所书的纸笺。纸笺上“四时独吟红蜻蜓”的字迹，像是她有感于自己的境遇而写下的词句。

听说这个女子有个不在一起生活的八十岁的弟弟，姐弟俩腰腿疲弱，这些年已经渐渐不来往了。弟弟知道姐姐的死讯后灰心丧气地说道：

“我腰腿也不好，上了年纪以后，当然就没法跟姐姐来往了。看到姐姐离开这个世界时是这种样子，我心想，姐姐已经没有了，接下来就该轮到我啦……”

在这个单身老人独居的时代，连兄弟姐妹间也无法相互帮扶的现象已经越来越普遍了。

在另一个“工地”，我们目睹了家人间的纽带是何等脆弱。在那里遇到的情况与在足立区政府听到的“拒领”故事如出一辙。

这次我们跟特殊清扫公司一起去的是千叶县的一个小镇。在一套连排式镇营住宅里，一个六十岁的男子过世了。死因被诊断为病死，也是死后一个月才被发现的。

委托办理特殊清扫的，是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这男子生前是领着生活救济金独自生活的，死了之后，镇上的工作人员找过他的亲戚，但没有一个亲戚肯来认领遗体。工作人员联系到了死者在外地生活的外甥，说明拜托他来认领遗体后，死者的外甥回答说：“我跟他十几年没见面了，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亲戚的结婚仪式上，而且在那儿也没跟他说什么话。”这个外甥说自己不能来认领遗体。

看来特殊清扫公司的人也从镇政府那里得知了这些情况，他失望地说道：

“我们的工作，是到委托给我们的房子里清扫并整理遗物，工作时要尽可能保持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平和心态。可是，碰上这种亲属拒绝到场、拒绝认领遗体的情况，心里也是会愤愤不平的呀。我们感觉到最近有一种倾向，以前的那种骨肉情好像越来越淡薄，越来越不起作用了。”

从屋子里朝外望去，那男子生前养在阳台上的植物只剩下了枯萎的躯干，吊在窗边的风铃被风吹得悠悠地摇摆不停。

被遗弃的骨灰

后来，我们在一个“工地”更是亲眼目睹了惊人的严酷现实。那里是东京都品川的公寓商品房。我们随同特殊清扫公司的人走进屋子，只见到处散乱着家什衣物和垃圾。这套房间原本是爹妈和儿子一起生活的，老夫妇死后，独自住在这里的儿子因为欠下债务而失踪了，结果，这套房间成了拍卖对象。中标的不动产公司来到房间里一看，却发现“某样东西”被遗弃在屋子里。

我们朝佛龛望去……是老夫妇的骨灰被遗弃在那里。一方是遗像中微笑着的老夫妇，另一方是遗弃双亲骨灰而去的儿子。直面严酷的现实，我们的心绪难以抚平，所谓家庭，到底算什么呀？

对于特殊清扫公司来说，这是“常有的事情”，他们淡漠地继续清扫，继续整理着屋子里的遗物。然而他们随后采取的行动，却使我们受到了更大的冲击。

特殊清扫公司的人轻轻地取出一个小纸板箱，把被遗弃的骨灰盒放进了纸板箱里。“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听到我们提问，他们回答说，要用快递把骨灰寄到接收它的寺庙去。

他们用圆珠笔在快递公司的表格上填写各个事项。“收件地址”栏里写的是接收骨灰的寺庙地址，“寄件人”栏里写的是特殊清扫公司的名字，而“寄件品名”栏里填写的却是“陶器-个”。没错，放骨灰的骨灰盒的确是个陶器，但将也可称为人之最后身影的骨灰当作“陶器一个”来处理，让我们无法掩饰自己的震惊。

特殊清扫公司的员工淡淡地说道：

“活着的遗属都不愿接手，这些骨灰连能安息的地方都没有啦。”

“这种骨灰以后会怎么样呢？”

“嗯——，冲着它们没什么用处这一点来说，咳，就跟垃圾差不多吧。”

最后，随着一声“慢走啊”的招呼声，特殊清扫公司的员工送走了来取骨灰的快递员。

无人认领的骨灰的去向

骨灰到底去了哪里？我们决定去追踪它的下落。调查结果是，它被送到了富山县的一座寺院。

这里是富山县高冈市的高冈大法寺。查了查它的历史，它建于1453年，亦即享德3年，是一座有着五百五十七年历史的古刹。穿过正面的山门，是一片铺满小石子的空地，前面看得到的庞大木质庙宇是大殿。大殿雄踞正中，像是统率着两侧比及房檐的茂密松树。我们决定先到大殿旁边的办事处去找住持。

按了门铃对讲机之后，响起了彬彬有礼的女子应答声：“请进！”我们嘎啦嘎啦拉开门，一个女子正端坐着迎接我们，看来她是住持的太太[1]。她把我们让进屋里：“住持刚才到施主家去了，请在这儿等一等。”我们被直接带到里屋，品味着日本茶和茶点，等了三十分钟。“住持现在回来了，一会儿就到这里来。”住持太太又说道。

住持栗原启允穿着茶色的法衣赶到我们坐着的屋里来了。他头发剃得很短，表情柔和，目光敏锐，是高冈大法寺的第

三十一代住持。“哎呀呀，让你们久等了！”这声和蔼的开场白让我们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们原来担心，他是古刹的住持，我们未经约定就突然闯进来采访，说不定会被他赶出去。

我们首先向他说明来意，解释说我们在东京采访时，发现有些无主骨灰被送到了这里。栗原住持说：“确实是送到我们这里来了，请到这边来。”说着，就带我们走进了位于大殿中央的正殿。

我们追踪的那对老夫妇的骨灰，就安放在正殿里。栗原住持说：“送到这里来的骨灰，先在这里安放一星期，每天早晨为他们诵经祈福，然后再收到大殿后面的骨灰堂里去。”

据栗原住持说，最近几年，他们开始通过快递接收因为无人认领而没有去处的骨灰，现在主要接收东京、神奈川、千叶、埼玉这些首都圈的，全国其他地区的也接收。接着，他说起了接收无主骨灰的来由：“事情是这样的，早在五六年前，就有电话从东京的行政部门打过来了，问我：‘贵寺有没有叫这个名字的施主啊？’我回答说：‘有啊……’他们就对我说：‘其实是有一个与您那位施主有关系的人过世了。他现在已经火化，能不能请您那位施主来认领这个人的骨灰啊？’他们找我商量的原来是这么件事。我把他们的要求转达给了那位施主，结果那位施主吞吞吐吐地对我说：我跟那个人已经没多少交情了，为什么非得把他葬到我们家的墓地里去呀？’

“后来因为商谈这种事的电话实在太多了，我就问他们：‘如果我们不接收的话，这种骨灰怎么办呢？’他们回答说：大概会被当作垃圾处理的，因为这种骨灰没有去处啊。’听了他们这个回答，我觉得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后来我开始琢磨起来，觉得必须得建立一个能接收这种骨灰的机制。”

“无缘死者”的骨灰堂

这一天，恰好是要将东京那对老夫妇的骨灰从大殿移进骨灰堂的日子。住持的两个弟子一人捧着一个骨灰盒缓步前行，走进一般的施主墓地。或许由于这里是寒带吧，一排排积雪的墓碑都有一人来高。我们跟着这两个僧人穿过墓地，前面便是无人认领的“无缘死者”的骨灰堂。

骨灰堂人口挂着块牌子，上面写着堂名“寂照”。进了人口，走下楼梯，来到一个半地下的建筑物里，它的前方设有一座小小的祭坛。僧人将那对老夫妇的骨灰小心翼翼地安放在祭坛上，然后再次为他们诵经祈福。木鱼砰砰地轻轻叩响，烛火青烟袅袅升起。祈福完毕，骨灰分别与泥土混合后各装进一个埋葬袋，然后埋葬到祭坛后面的埋葬区里去了。

寄到这里来的，大都是家属不去认领的骨灰。从东京、神奈川、千叶、埼玉地区城市寄来的居多，目前已经有一百多人的骨灰埋葬在这里了。

骨灰堂左右两侧的墙壁，都造成一格一格的，像更衣室一样。栗原住持把这里比喻为“公寓坟墓”，这里排列着一百多个更衣箱似的小箱子，用来存放骨灰。那些没有孩子的夫妇或是独身的老人，可以生前签署合同，死后将骨灰保存到这里来。一个个存放格子上挂着牌子，写着死者的姓名和法号。那些尚未

存放骨灰的格子上，也挂着“已预定”的牌子。我们对这种预定骨灰格子的现象大为吃惊，却也感到它的存在实属面对现实的一种无奈。

回到大殿，栗原住持给我们看了一个文件夹，里面汇总了将骨灰用快递发到这里来的寄件人信息。由于骨灰寄送表上设有“理由”栏，通过这一栏可以看到各种各样寄骨灰者的五花八门的理由。

“本人因为已经结婚，不能认领双亲的骨灰。”

以这个理由将骨灰从东京寄送来的，是死者的亲生女儿。“死者原来一直靠生活救助金生活，死后尸骨无人认领。市营无名死者墓地已用完，无处可葬。”

这是来自关东地区某行政部门的委托。行政部门虽已将死者火化，但却无墓地可埋葬，因此将其寄送到富山来了。

老年福利院中的烧死事件

概括说来，就是有些人在城市里孤独死去又无人认领，他们的骨灰就会被寄送到富山来。在寺庙里，即使是无人认领的亡灵，倒也能得到体面的安葬。然而在离世之后，“无缘死者”在他们原来生活的城市里既无地安身也无处可去，这不能不使我们联想起另一个与其完全相同的事件。

那是在2009年3月，群马县涩川市郊外的老年福利院“玉响静养之家”发生的一场火灾。报道说烧死了十名人住者，其中竟有六人是东京人。这个消息揭示出一个事实：东京都内没有能够入住的养老院，那些收入微薄的东京老人才会被送到外地的未注册的老人之家去。

由于当时我们正在进行“无缘社会”的相关采访，所以注意到了这个事件。而且死亡的六名东京人中的三人，最终因无人认领而被葬到了无名死者墓地。骨灰被寄送到富山来的那些人生前也是生活在城市里的，然而这些骨灰在城市里却无人收留。这使我们感到，这种情况并非个案。

栗原住持也说道：“虽然我看到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为骨灰，但我猜他们活着的时候，或许就已经从社会的人际关系中被切割出来了。他们死后是很孤独，但其实活着的时候，说不定就一直是生活在血缘、地缘等社会和人际关系之外的。这种断了人际关系而孑然独处的人，活着的时候很孤独，死去的时候也很孤独，连丧礼都没人给他们操办。而且死了以后还是无处可去……”

栗原住持说，有一种感觉是他创立孤独老死者接收机制之后才有的，那就是：这些被抛弃的人当初大概也都是和我们走过同样轨道的。

“即使是我们，如果人生道路走错一步，生活中出了某种问题，说不定都会成为独居老人而悄然死去的。绝不是仅有某个特定群体的人才会孤独老死，他们也曾有过像样的一生，或许也曾有过孩子，或许也曾把孩子培养成人，或许自己出生时也曾让爹妈喜出望外。他们都有各自走过的人生，怎么能仅仅因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被孤立了，就让他们的下场如此不堪呢？

“尽管追究‘人埋在哪里’啦，‘他一点儿痕迹也没留下’之类的问题可能会被人嘲笑为迂腐，但我并不这样认为。所以哪怕是被人扔掉的骨头，我也是能多捡一根是一根。”

日趋脆弱的亲属关联

亲属关联日趋脆弱是“无缘死”蔓延的重要一环。所以我们决定去追踪亲属拒绝认领遗体的情况。

2009年4月，一个独自生活的男子在富山市内公寓里过世了。死亡的第一发现者把我们领到了男子死亡的房间，这个人在死亡男子晚年时曾经与他交往过。

“就是这里。”

这是一幢有着仿砖外壁的二层公寓，坐落在横穿富山市的神通川旁。这位第一发现者打开一楼房间门，请我们进去。这是一套一室户，进门后右边是灶台，左边是便器和浴缸一体化的整体浴室，里面是个只有六张榻榻米大小的西式房间。

“他死亡的时候是什么姿势？”

第一发现者为了向我们描述当时的状况，慢慢地靠着浴室里的马桶坐了下去。

“是这个样子。脸朝天，就这样……”

死者名叫常川善治，享年五十五岁。

那天常川君预约了医院门诊，却没有去医院。第一发现者觉得奇怪，就去他住的公寓找他，这才发现他已经死了。第一发现者说，当时他房间里的电视机、空调、电灯全都开着，这说明他是猝死的。

“常川君死前干什么工作？”

对于我们的提问，第一发现者回答道：

“他不大爱说话，不过我们在这屋里一起下象棋时，他说过点儿自己的经历。记得他说他以前开过出租车，好像是在他老家的出租车公司当司机吧。他还笑着说过：我的名字叫善治，跟羽生善治的名字一样。要是我象棋下得也跟他一样就好啦！’”

常川君是喜欢象棋的！可是第一发现者说，当自己想再知道一点儿常川君的身世时，他却缄口不语了，当时屋子里只听得到单调的象棋落子声。大概是想起了当时的情景吧，第一发现者的眼角有点儿湿润了：“他为什么非得孤苦伶仃地死掉呢？”

常川君曾经当过出租车司机，然而富山市政府虽然寻找过他的亲属，却没找到任何愿意认领遗体的人。

寻找出租车公司

常川君走了过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我们决定继续探索下去，线索就是前面提到的他曾在老家的出租车公司当过司机这件事。常川君的老家是富山县西部的一个与石川县交界的小镇，我们决定从富山乘坐开往金泽的“北陆本线”火车到那里去。

途中，我们在月台小卖部买了富山名产“鳟鱼寿司”。鳟鱼寿司是先在圆形便当盒的底部铺满细竹叶，然后把腌渍后加了调味品的鳟鱼块排在上面，再将醋饭①摁进便当盒做成的。圆便当盒上下都贴着绿竹，最后用橡皮筋箍住出售。浅粉红色的鳟鱼块，雪白的醋饭，再加上细竹叶鲜嫩的绿色，真是美极了。一边品味着鳟鱼寿司一边摇晃在火车中，四十分钟后，我们到达了常川君老家的那个车站。

下了月台，我们即刻开始寻找出租车公司。幸好车站跟前就有出租车乘车点，对那些排队等待载客的出租车司机，我们从头到尾问了个遍。

“这个镇上有多少出租车公司啊？我们要找一位司机…”“这一带只有三四家出租车公司，有点儿名气的好像有两家吧。那人叫什么？你们要是找人的话，一家一家问一遍不就知道了吗？那边就有一家出租车公司嘛。”

那司机说着指了指只有十米远的地方，那里一楼是车库，二楼好像是个办事处。

我们赶紧前去打听：“以前，有没有一个姓常川的人在你们这儿干过？”谁知道女办事员回答说：“没有，没听说过。这一带好像没什么人姓常川啊。”

无奈之下，我们向她打听了另一家出租车公司的具体地址后，就离开了那里。第二家出租车公司的办事处在三百多米远的大公路旁。我们敲了敲门走进里面，正在调度车子的女性抬头问道：“你们……要出租车啊？一辆够了吗？”听我们说完来意，她说了声：“请稍等！”立刻又朝着话筒进行调度：“三号车，请到火车站去。”然后才回过头来说道：“你们找常川君啊……对不起，我们公司没有姓常川的人……”

“是吗……”

这里也不是啊。我们带着失望正要起身离开时，有个男人从里面屋子伸出头来说道：“常川？就是原来姓赤田的那个人吧。”这个男人是这家出租车公司的所长。

据这位所长说，常川善治原来叫赤田善治，后来因为人赘到一个姓常川的女人家当上门女婿，才把名字改成了常川善治。

常川君身世掠影

“这是公司员工旅游时拍的照片。”

所长拿出来的，是一张上面有七个男人笑逐颜开的照片，他说是出租车公司员工旅游时，在石川县能登岛的家庭旅馆拍的纪念照。左起第二个面色白净的瘦弱男子就是常川善治，他穿着件白衬衫，外面披着深藏青色的宽松夹克。

“从1993年到1998年，常川在我们公司开了五年多出租车，离开后也已经十几年了。他在这里干的时候，是住在现在已经用作仓库的房子里的。这个人好喝酒，但身体又不行，所以也常常请假。他原来是在这一带出名的有钱人家长大的，可家里发生了各种变故，他失去了根基，生活也波折起来了。”

所长对我们谈起了常川君的身世。他说常川家早先在火车站前最好的地段开了一家综合超市。在那个只有鱼店、肉店之类小专营店的时代,开办集中各种商品的美式超市,是有先见之明的。超市繁盛非凡，常川君是三兄弟中最小的，一家人和睦地过着富裕的生活。可是，资金雄厚的巨型超市在郊区开业以后，常川家的超市开始每况愈下。雪上加霜的是一手掌管经营的父亲病倒了，这使得他们家终于破了产。在这个镇上无法再待下去，一家人各奔东西，他们关系不错的兄弟三人也都离散四方了。

“大概是因为破产的关系难以再待在镇上了吧，常川一度离开了这个镇。在各地辗转了一段时间，最后来到了我们公司，但关于其间的经历，他并没有详细对我们说过。”

“养老金专递”解开的经历之谜

当地富裕家庭里长大的常川君，由于家道中落而骨肉离散。这是家庭关联趋于脆弱的原因吗？我们获得了搞清他这段经历的线索。作为第一发现者的男子给我们看了一样东西，他说是在常川君的遗物中找到的，这就是常川君收到的“养老金专递”。起因是社会保险厅发现了一个悬而未决的养老金记录问题，即常川君虽有养老保险金的缴纳记录，但记录却未按基础养老金编号统一合并到一起，为了确认他在2007年以后公共养老金的缴纳情况，他们寄来了这份通知。

在这份通知上，排列了一长串常川君的工作经历。

他在石川县田舍镇的客车公司、石川县金泽市的纸张批发公司、金泽市的纺织公司、金泽市的殡仪公司辗转工作过，而最后的工作经历，则是老家富山县的出租车公司。

常川君家业破败、离开老家后，一直在石川县各个行业间碾转调工作，我们决定去采访所有那些他工作过的公司。

调查结果显示，他在最早去的客车公司和纸张批发公司、纺织公司工作时，使用的是“赤田善治”这个名字；而1991年起在金泽市的殡仪公司工作后，他开始使用“常川善治”的名字。因为骨肉分离而失去了“家”的常川君，在石川县勤奋工作，以期东山再起。他总算在那里结了婚，构筑了一个新的“家”。

后来采访的一个他当年的同事告诉我们，自己还记得常川君当时讲的“家”的情况。

“他说女方跟已离婚的前夫生过一个女儿，现在母女俩生活在一起。他告诉我说要跟那女人结婚。记得他还表示，为了结婚，必须拼命地工作。”

然而，幸福似乎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过了不久，他又离婚了。这次他离开石川县，又重新回到了老家富山县，在出租车公司当了五年司机。

作为第一发现者的男子又告诉我们：

“常川君说他从老家的出租车公司辞职以后，就到富山市来找工作。但工作没想象的那么好找，他好像就打起高空作业的短工来了。他说自己从工地的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断了大腿骨，从那以后没法工作，只能靠领生活救济金过日子。这大概也是因为多年来他不注意保养身子，才最后落了个这样的下场……”

运到医院去的遗体

常川君死后，没人认领遗体。虽然富山市政府找到他的亲属，请他们来领取，但是没有一个亲属答应。

为了了解这段原委，我们走访了富山市政府。富山市政府虽然认为这涉及个人隐私，一般不能公开，但鉴于我们是在进行独立采访，他们还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回答了一些问题。

据他们说，收到警察署发现常川君遗体的通知后，他们立即进入了寻找遗体认领人的程序。然而虽然他们对常川君的不止

一位亲属提出了遗体认领的请求，但亲属们摆出各自的理由后，都表示拒绝认领。

“每到这种时候，我们都觉得工作没法干下去了。我们心想，不管死者生前跟你们这些亲属有什么过节，不管你们各自有什么难处，至少这个人已经死了嘛……血管里流着同样的血，又吃过同一个锅里的饭，真让人寒心极了。可要说这是不是特殊案例，那可绝不是。现在大概已经到了这样的时代了吧……”

行政工作人员的表情是复杂的，他们虽然满腹无法理解、难以忍受的情绪，却又不能硬逼着遗属来认领遗体。

后来，常川君的遗体被送到新潟（xì）的一所大学医院去了。我们去采访那所大学医院的时候，出来接待的是一位穿着白大褂的教授。这位教授体魄强健，声音洪亮。我们直接询问他常川君的情况，教授说：“他生前的信息我们一无所知，但遗体是很小心地保存在这里的。”说着，就带我们到保存遗体的地方去了。

乘电梯来到大学医院的地下室，沿着冷漠的奶黄色墙壁的走廊向前走，右手出现了一扇同样冷漠的门。一打开门，只见有十来个学生好像正在进行着什么操作。

数量紧缺的“捐献遗体”

“学生正在进行这种实习。”

教授说，在这所大学医院里，学生实习使用的“捐献遗体”数量不够。常川君的遗体，就是征得遗属同意后送到这里来的。

学生进行操作的大房间里，排列着二十来张带脚轮的床。床上虽然盖着深蓝色的床单，但还是看得出隆起的人体形状。这些正是作为捐献遗体送来的尸体，说实在的，我真觉得一种冲动如鲠在喉。

捐献遗体，是供医学系和口腔医学系学生实习使用的，为了医学的进步，人们认为必须进行遗体捐献。大多数的捐献遗体，是死者出于“因为得到过这家医院的照顾”，或“希望对医学进步有所贡献”的理由，在生前就进行登记，希望自己死后将遗体捐献出来，这叫作“志愿遗体”。然而我们得知，与大城市医院不同的是，在中小城市里，如果光靠主动捐献的“志愿遗体”，是无法收集到一年实习所需要的遗体数量的，所以有时就会接受路毙者或无亲属死者的遗体。常川君的情况正属于这一种。

仔细想来，在对全国的地方行政部门独立调查“无缘死者”的数量时，也有几次听到一些工作人员说过：“还有些遗体后来变成‘捐献遗体’了……对于捐献遗体，我们地方行政部门没有统计过。你们真的要调查的话，不到医院去问是没法知道数字的。”这等于说，那些捐献遗体确实是未包括在三万二千名中的“无缘死者”。

这家大学医院中作为捐献遗体登记在案的，当时有

四百八十具。其中六到七成是生前希望捐献遗体而登记过的“志愿遗体”，除此之外，就都是无人认领或没有任何亲属的遗体了。

大学医院的一位教授坦承：“最近觉得那些没人认领的、没有亲属的遗体好像多起来了。”

我们掌握了关于遗体捐献的各大学的统计数据。这份数据叫作《慈善捐献遗体现状·大学一览表》，里面收集了2008年度的数据。

北起北海道，南至冲绳，全国每个医学系和口腔医学系解剖实习使用的捐献遗体数、“志愿遗体”在其中所占的比例都登记在上面。各所大学医院都设有“白菊会”、“白百合会”、“白梅会”之类的受理窗口在接受遗体捐献。

从这份一览表上看，仅靠“志愿遗体”便可满足100%需要的大学医院有八十一所，满足90%需要的有九所，满足80%需要的有七所，满足70%需要的有一所，满足60%需要的有两所，满足50%需要的有五所，满足40%需要的有一所，满足30%需要的有一所。

在东北、北陆地区，再加上九州地区的中小城市呈现出捐献遗体匮乏的倾向。

这些遗体中，生前并未登记过希望将遗体捐献出去的，全国共达一百五十一具。一般认为，这些捐献遗体和常川君的情况一样，也都是无人认领或没有亲属的。

而正在接收“无缘死者”骨灰的富山县的高冈大法寺也反映，成为“捐献遗体”后再送到他们那里去的骨灰多起来了。

在寺里保管的一个文件夹中，汇集了被火化成骨灰的那些人的信息，其中包括遗体捐献者的信息。

这是一位在神奈川县的市民医院过世的八十六岁女子。她骨灰的寄件人是那所市民医院，骨灰寄送单的“理由”栏里写着：“因无遗属，已转作捐献遗体处理。”

这是一位在埼玉县的老人院过世的九十岁男子。他虽然有个弟弟，但因为弟弟拒绝认领，遗体便被转作捐献处理了。他骨灰寄送单的“理由”栏里只写了“捐献遗体”四个字。

此外还有在埼玉县的公寓里过世的一位八十三岁的男子，他虽然有妻子，但遗体也被转为捐献处理了。

通过对全国所有地方行政机关进行的独立调查而越来越清楚的是，除了已查明的三万二千人之外，在亲情日趋脆弱的形势下，“无缘死”正以“捐献遗体”的形式宜示自己的增长势头。

常川君的前妻

常川君与家庭的纽带是如何逐渐被削弱的？我们决定再次回到富山去寻找他的亲属。

首先，我们找到了曾经跟常川君一起生活的他前妻的住处。当年常川君曾经在石川县田舍镇频繁转换职业，现在他的前妻仍然住在那里。去拜访她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们犹豫片刻，还是按了门铃。“谁呀？”一个充满戒心的声音传了出来。“我们想请问一些有关常川善治君的事。”听我们说完，玄关拉门开了一条缝，里面露出一张脸来：“怎么了？是不是他出了什么事？”常川君的前妻个子矮小，一脸疲惫。毕竟时间太晚了，我们本想就这么站着问她几句，但她像是看出了我们心里的顾虑，开门把我们请进了屋里。

“常川君过世了……”我们刚一开口，她就露出了吃惊的表情：“啊？真的？”她说自从离婚以后，跟常川君就没互相通过电话。她不知道常川君死亡的事。

接着我们告诉她：“他的遗体没有人认领，现在已经被作为捐献遗体送到医院去了。”常川君的前妻这是头一回听说关于捐献遗体的事情，但依然话中带刺地说道：“啊——没有人去认领？真的呀？哎呀！幸好没有来找我。”

我们还有一件事想了解，那就是常川善治君是当了人赘女婿才从赤田改姓常川的，可他离婚以后并没有改回到原来的姓，还是一直姓常川。我们向常川君的前妻打听了其中的缘故。

“这件事，是他在离婚时作为条件提出来的。他想仍旧使用常川这个姓，不愿意再改回到原来的赤田。也许对于他来说，新组成的家庭感觉还不错吧。说不定就是因为这个，他才想把这个姓继续用下去的。”

事到如今，前妻已经不算是常川君的遗属了。而遗属以外的人，原则上是不能认领遗体的。

无法认领遗体的亲属

接下来，我们又找到了常川君舅舅的住址，他曾经从市政府和警察那里接到过关于常川君死亡的通知。他的家在一幢瓦屋顶的日式老住宅里，从大门柱子到玄关之间的大庭院里装点着盆景和灯笼。我们事先并未与他约定，就突然到他家拜访来了。进去后看到一个老翁正在摆弄院子里的盆景，我们猜他就是常川君的舅舅，于是走近前去。他停下手来，和蔼地注视着我们。

“我们是NHK的，请问您是常川君的舅舅吗？”

“常川？你们说的是善治吧？”

“我们知道他已经过世了，想向您了解一些这方面的情况。”“在这里谈有点那个……走，请到里边来吧。”

常川君的舅舅请我们来到家中的起居室里，随即递过来一张名片：“我姓高山。”这位舅舅虽然已是年过七十的高龄，但他现在还在打理公司，衬衫上还打着领带。他有条有理地说了起来。

他说自己多年来跟常川君没什么来往，但还是从警察和市政府那里收到了希望认领遗体的通知。可是常川和高山是不同的姓，无法把常川君的遗体葬到自己家的坟地里去。尽管如此，他还是为常山君起了法号，愿意为常山君摆供祈福。

“他们打来好几次电话，都是问我能不能去认领遗体。可他的骨灰，你们说说看，是没法跟我们家墓地里的骨灰混在一起的吧。如果是出点儿钱什么的，我还能照办；可连骨灰也让我领走，那可就难办了。再说也没法马上为他做个墓地呀。所以我只是尽自己的所能，好歹请了和尚来为他念经，又给他起了法号。现在他恐怕已经是没人管的孤魂野鬼了吧。可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呀。”

说着，这位舅舅取出写有常川君法号的护符放在佛龛上，点燃线香，鸣动了铃铛。叮铃……叮铃……幽幽的铃声中，他手持乌木念珠，轻轻地把手掌合了起来。

同意捐献遗体的哥哥

对常川君前妻和舅舅的采访结束了，亲眼目睹的现实告诉我们，在当今的时代，“亲属”已无法像往昔那样值得期待了。

然而，最后还有一个我们无论如何都想去采访的人。

这是一份文件，一份“关于解剖的遗属承诺书”，一份同意捐献常川君遗体的承诺书。“死者住址及姓名”栏里写着常川善治君的名字，接下来印着的文字是：“对于依据《尸体解剖保存法》的规定对上述尸体进行解剖一事，本人没有异议。”

而最后一行写的是“与死者的关系：兄”，还有他本人的亲笔签字。

签字同意的，是常川君的哥哥。

我们决定去拜访常川君的住在富山县的哥哥。

那一天正下着大雪，从飞机到火车，所有的交通工具都乱了套。我们乘坐的外景车也卷进了大堵车的行列，只能一边用雨刷不停地刮雪，一边继续慢慢朝前开。

常川君哥哥的家，在单元楼的一个一室户里。他们看上去生活得很节俭，屋子里寂静无声，我们从外边看不出里面是不是有人。

按了按门铃对讲机，听到一声回应：“是哪位呀？”我们刚回

答完“是NHK的”，就听到了门铃对讲机挂断的声音。过了一

会儿，门“咯吱”一声打开了，紧接着有人冲着我们说道：“收视费的事，我以前就跟你们的人说清楚啦！”说话的人是常川君的哥哥，他跟常川君不一样，长得很魁梧，但脸型和表情很像常川君，一看就知道跟常川君是兄弟。

我们告诉他采访的目的，问他为什么没有去认领遗体。他话不多，只是告诉我们：

“因为家里破产，我们一家都变得七零八落的了。

“父母死了以后，我们兄弟来往得更少，我跟弟弟之间，不敢说二十年吧，但至少有十几年没有联系过……

“虽然是一个娘养的，可我跟弟弟几乎没有一起生活过。再加上我现在也有老婆孩子，自己家的生活已经很够呛了，所以才会请求把弟弟埋葬到医院的无名死者墓地去。”

捐献遗体编号：683

我们又一次走访了新潟的大学医院，那里是常川善治君的长眠之所。

还是上次为我们带路的那位教授，他穿着白大褂，领我们向那里走去。那地方是大学医院的太平间，就在学生们实习房间的最深处。

打开沉重的门，教授指了指太平间里靠墙排列着的柜子：“就在那边。”

那边排着六排银光闪闪的安置柜，人们叫它“码垛机”。柜门上只写着冷冰冰的号码，而常川善治君的骨灰就安放在那边的柜子里。

因家业破败而骨肉分离的常川君，虽然后来有段时期也构筑了新的家庭，然而到了人生的终点，却被作为捐献遗体编上号码，安放在没有任何人会来探望的地方。我们自己无尽的感伤，也只能浓缩在节目中这短短的两行字里：

“捐献遗体编号：683。

“常川善治君现在被安放在这里。”

发生在身边的“无缘死”

在跟随特殊清扫公司进行采访时，我们亲眼看到，在现代社会里，与父母兄弟分开生活已经成为常态，无论是谁，都有可能随时遭遇到“无缘死”的命运。

这里是埼玉县的一幢二层楼公寓。咚咚咚咚——几个人在轻捷地向楼上跑去。他们就是带我们前来的特殊清扫公司的员工。这一天，他们受房东的委托，来公寓楼的一套房子进行特殊清扫作业。

那套房子在二楼最里面。打开房门，左边是厨房，右边是厕所和浴室，里面有一间六张榻榻米大的屋子，屋内窗旁放着一张床。清扫员工麻利地打开窗户，开始清扫房间、整理遗物。

他们手势熟练地整理着遗物，从柜子中找出死者生前珍藏着的贵重物品。从大堆的文字资料中，他们找出了一张照片。

“这个人就是他吧。”

给我们看的这张照片，是六个男子坐在卡拉OK店里拍的。

坐在最前面的那个人，就是刚过世的馆山进君，享年五十七岁。

照片上的馆山君头戴褐色棒球帽，身穿薄薄的米黄色法式夹克衫，嘴边留着胡须。

他三十五六岁时失业，后来一直辗转受雇于几个劳务派遣公司。可是这种工作形式收人很不稳定，以致他终生没有结婚。

清扫员工让我看他洗的衣物和冰箱里的食品，说看来他生前是个非常一丝不苟的人。

“他衣服都自己洗得干干净净，叠得这么整齐。”“米饭也这么一份份分开，真是勤快啊。”

只见几份保鲜膜包着的剩饭，全都冻在冰箱的冷冻室里。馆山君身边没有亲人，在这个与外界隔绝的公寓房间里死了一个多月，才被人发现。挂在屋里的洗涤衣物早已晾干，阳台花木箱里的花朵也全都枯萎了。

与近邻的点滴“关联”

馆山君在这幢公寓里已经住了十几年。虽然没有结婚，但他与邻居们就没有交往吗？趁清扫员工整理房间的时候，我们走出屋子，去找邻居们了解情况。

住在公寓隔壁的一对夫妇告诉我们：

“一开始我们跟他只是在街上碰到时打打招呼，后来有一次下大雪，他要铲公寓楼梯上积雪的时候，向我们借过雪铲，从那以后他就跟我们经常说话了。记得他说他姓馆山，跟演员‘馆广’的‘馆’是同一个汉字。”

他与邻居的来往就从这样一件小事开始了。后来他们的关系亲密起来，那对夫妇晚饭的菜做得过多时，也会给他送去。

“我们夫妇俩都上了年纪，菜做多了就会剩下。所以虽然觉得馆山君没准儿会嫌我们多事，但还是给他拿去了。记得有一次送去的好像是冻豆腐煮芋头吧。第二天，他非常高兴地对我们说：‘好吃极了！’所以从那以后，我们又给他送去过几次，这一来他笑着说：你们老是送菜来，我可就指望你们啦！’

“于是，后来馆山君也给过我们芦笋和蜜瓜。蜜瓜是挺贵的东西，我对他说：‘拿你的蜜瓜怪不好意思的。’他高兴地答道：‘没关系，是我姐姐寄来的。’我说：‘你有个姐姐啊？’他听后高兴地笑了。现在想来，他只有那一次提起过自己的亲戚，我们也觉得别人家的事不该打听得太多，所以就没问下去。”

留在电话机里的录音

回到馆山君的公寓房间时，清扫员工还在打扫、整理。他们指给我们一个白色电话机，我们发现那里面留着让人意想不到的线索。

“电话录音”的红色按钮正在闪烁。

电话录音里还有留言——

“哔——我是姐姐，早上好……待会儿再给你打电话。咔嚓——噗——噗——噗——”

“哔——阿进，是姐姐我啊。你住院了吧？要是住院可就麻烦了，因为我不知道你不在家，把玉米给你寄去了，明后天就会到。咳，不在家就不在家吧，反正会退回来的，没关系。好吧，就这点儿事。咔嚓——噗——噗——噗——噗——”

姐姐不知道弟弟死了，接连不断地打电话来。设身处地想想当时的情景，真让人悲伤至极。姐姐在电话录音里不停地说，留言在屋子里回响，而馆山君已经一个人倒在屋里的地上过世了。

留言一个个从电话中流淌出来，我们一边望着一件件馆山君的生前物件在眼前被分类整理，一边听着一声声姐姐呼唤弟弟的昔日的留言。

在电话录音中留言的馆山君的姐姐，后来我们查出她生活在遥远的北海道。

我们决定尽快飞到北海道去与她见面。先从羽田机场乘国内航班去新千岁机场，再转乘外景车在公路上行驶了半个来钟头，就来到了宽广的农牧区。从车窗里望得到一个有名的牧场，

那里养育的很多竞赛马匹曾经在国际马赛G1中夺冠。

不少竞赛马匹步伐轻捷地踢着牧草在飞奔，我们看得入迷，几乎忘记了时间。广袤的田野上，还有饲养肉牛和奶牛的牧场，以及种植玉米、小麦和大豆的农场。

馆山君姐姐的家在牧场地区的一隅。眼前的一片猪舍，告诉我们此地是养猪场。当中的一座小平房，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按完门铃，随着一声老年女性的应答，玄关大门立刻打开了。一位花白头发束在脑后的矮个婆婆出现在我们面前，她就是馆山君的姐姐。

被领进客厅之后，立刻映入眼中的，是一张放在显像管电视机上的照片。那是特殊清扫公司员工在埼玉县的公寓里找到的馆山君生前的照片。照片上有六个男人在卡拉OK店里坐着，馆山君坐在最前面。照片端端正正地装在镜框里，好像是代替他的遗照放在那里的。我们问道：“您就把照片放在这里？”

馆山君的姐姐笑着回答道：“权当是我们活着的人的一种安慰吧。”说着，在电视机上的照片前供上了苹果、橘子和一杯水。

在电话录音里留言的这位姐姐六十五岁，如果光听她的那些留言，会觉得姐弟俩平时一直在来往。可是她的腿一年不如一年，已经不能出远门了。

天各一方的姐姐与弟弟据说已有十几年没有走动过了。

最后的电话

据姐姐说，馆山君在过世大约一个月之前打来过一次电话。“他说他想听我说话的声音，所以打电话来了。我查了查日记，上边没写这件事，倒是写着给他寄东西的事呢。那电话是几时打来的呀？我想过，但是记不起来。可是，就是那样，他只打了一次电话，他是在对我说再见吧？”

说完之后，她把日记取出来给我们看。只见她戴着老花镜，念出了自己的日记。

“打电话告诉阿进玉米寄出了，但他没来电话。是住院了吧？”

“你看，寄东西的事倒是记在上面，可他最后打的那个电话却没有记呀……”

“馆山进君在城市中孑然离世，

“已由有关部门进行火葬。”

本该听到姐姐声音的弟弟已经过世，姐姐在电话录音里的最后留言，只能在城市的天空中徒然回荡。

“哔——阿进，你还没回来？东西（玉米）寄去了但你没签收，所以我已经请他们退回来了。咔嚓——噗——噗——噗——噗——”

一家人各奔东西、择所而栖的居住方式，在当今的时代，每个人都想到过吧。拿我自己来说，双亲住在大阪，弟弟在仙台，大家都在不同的地方生活。我自己工作忙得几乎从来都没回到爹妈身边去过，就是打电话，三个月打上一次就算不错的了。假如爹妈在自己家里倒下了，我远在外地，也没办法知道。采访馆山君的案例的时候，我不禁脊梁骨发冷，心想这种事也难说不会在自己身边发生啊！

还有那位遗体被亲哥哥拒绝认领的常川善治君，尽管有个时期他曾经辗转变换职业并辛勤打拼，也曾经结婚娶妻构筑过新家，但最后还是变成了没名没姓的“683”号捐献遗体。

选择“拒领”的亲属们

在对“无缘社会”的采访过程中，我们痛切地感受到家庭已经变得何等无法依靠。除了常川君的案例外，我们也亲眼目睹了死者伯父、姐姐、哥哥、前妻拒绝认领遗体的事件。

在东京都足立区的公寓房间里，一个四十九岁的男子用游戏机的连接线上吊自杀了。他被工作过很长时间的公司解雇后，当起了出租车司机。但因生活困苦，妻子与他离婚。失去工作与家庭的他最终选择了自杀。警察请他的前妻去认领遗体，却遭到了他前妻的拒绝：“我已经开始第二次人生，不想再跟他有什么关系。”

一个四十七岁的男子死在千叶市稻毛区自己的家里，一个月后才被人发现。他早年离开北海道的老家，一直在东京从事警备保安的工作。由于一次也没结过婚，唯一的亲人就是北海道的伯父。然而当政府请他伯父来认领遗体时，伯父拒绝道：“都几十年没有来往了，你们把他处理掉吧。”

一个六十一岁的男子在埼玉县狭山市倒在路上，在被送去紧急抢救的医院里过世了。他早年离开千叶县木更津市的老家，一直在东京都江户川区的运输公司工作。但老板死亡、公司倒闭，使他在快到六十岁的当口失去了职业。最后他流浪在外，倒在了街头。他的姐姐还住在老家，当警察请她去认领遗体时，她拒绝了：“他过去借钱不还害得我够呛，我早就跟他绝交了。不想再跟他有什么关系，你们把他处理掉吧。”

一个六十八岁的男子在千叶市中央区的人行道上倒地死亡了。他十几岁时离开埼玉县的老家，结过一次婚，也有过孩子，可是后来离婚了。警察联系了他还在老家的哥哥，但哥哥拒绝认领：“五十多年了，连个音信都没有。虽说是我弟弟，可我不想跟他再有什么瓜葛。你们去找他的孩子认领吧。”

拒领遗体现象绝不是只发生于少数特殊家族的情况。虽说是一家人，但如果大家都各奔东西，关联日趋脆弱的话，那么无论是哪个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的。这，就是现实。

而如果今后“不婚”、“少子”的现象继续加剧，离婚的人继续增多，当到了独自生活的单身者成为主流的时候，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对此不能不感到不安。

[1] 日本佛教一般允许僧人建立家庭，寺产也可代代相传。—一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