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

（一）《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是1882年10月清朝与朝鲜王朝在中国天津签订的一项通商条约，是宗主国对属国的不平等条约。该条约共计八条，主要内容为中朝开放海禁；允许边民在鸭绿江两岸的栅门、义州和图们江两岸的珲春、会宁自由贸易；两国互相派员驻通商口岸；清朝在朝鲜享有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权等特权。这个条约使清朝和朝鲜建立全面通商关系，也使两国间的宗藩关系迈向实质化，大大加强清政府对朝鲜的宗主权，同时清朝利用该条约在对朝贸易上获得大量特权，展开同日本在朝鲜的经济竞争，1894年条约作废。朝鲜王朝自1392年建立以来就奉行事大主义（事大主义是基于强弱力量对比情况之下小国侍奉大国以保存自身的策略），与中国封建王朝（明朝和清朝）保持宗藩关系。1636年丙子胡乱后朝鲜成为清朝的属国，朝鲜奉大清正朔，定期朝贡，并于节庆时遣使朝贺。朝鲜国王、王妃、世子必须经清廷册封，但清廷并无在朝鲜的常驻机构，绝少干涉朝鲜内政。就两国贸易而言以朝贡贸易为主要形式，同时允许使团在向皇帝朝贡时带私货在京师会同馆及凤凰城栅门（边门）两处进行交易。两国边民定期在官方规定的地点进行互市，除此之外严禁人民私自交易。海上也没有往来，禁止渔民互采。因此宗藩关系下的中朝经贸往来非常有限，这也是封建自然经济的产物。19世纪后期随着国际形势发生剧烈变化，西方条约体系开始冲击中朝传统关系，这种宗藩关系下的贸易显然远远适应不了近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这种矛盾在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后暴露无遗，日本利用这个条约赋予的特权在朝鲜大肆展开商品倾销，1881年日本对朝商品输出占朝鲜商品输入90%。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固守旧体制的中朝贸易日益衰落，在这种情况下中朝双方均认为必须采取措施，调整中朝关系以适应朝鲜开港后的需要。最先提出调整中朝经贸关系的是朝鲜人，早在1786年朝鲜实学思想家朴齐家就提出与清朝“水路通商贾”的构想，朝鲜开港后则是以鱼允中为代表。据清朝官员马建忠透露，鱼允中在1881年冬来华与李鸿章会晤时就曾提出“中朝通商，以夺倭商之利”的建议。1882年5月22日朝鲜在清朝的斡旋和指导下签订《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朝鲜的国门至此全面开放，在与欧美日本都实现通商以后朝鲜与清朝通商的提议也浮出水面。在早些时候的1882年4月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以鱼允中、李祖渊为问议官派往中国参加朝美预备会谈，另有一项任务是商谈对华通商问题，高宗对他们说：“事大之节，益当亲恪，而其拘于文具，贻弊民国者，不可以安于旧例而止。使价及北道互市事，一一就议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通商大臣，务归便宜也。”在《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签订前五日（5月17日）鱼允中向清朝北洋大臣衙门呈送咨文，请求“令上国及小邦人民于已开口岸互相交易，以分外人独占之利，亦许派使入驻京师，藉通情款以资声势。庶外侮可御，民志有恃”。

（三）最后清廷于4月29日下诏：“朝鲜久列藩封，典礼所在，一切均有定制，惟商民货物不准在各处私相交易。现在各国既已通商，自应量以变通，准其一体互相贸易，但不允许派使驻京。”清廷的这一回复表明中朝订立通商条约或章程势在必行，而上谕中的这句话则成为后来《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序文的由来。事实上朝鲜的通商主张也符合李鸿章等清朝主政者的思路，但两者动机有所区别。如果说朝鲜是从“以分外人独占之利”的经济方面的目的出发的话，那么清朝方面李鸿章等人的考量则是更倾向政治方面。在清朝属国不断丧失的情况下作为主管朝鲜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自然将力保仅剩的藩属国——朝鲜作为政治与外交目标之一，进而保卫清朝的龙兴之地——东三省，因此大力维护中朝宗藩关系。将宗藩关系规范化、实质化对于李鸿章而言迫在眉睫，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将朝鲜纳入条约体系。第一条就声明朝鲜是“自主之邦”，企图否定宗藩关系，排挤清朝在朝鲜半岛的传统地位，引起清政府的警惕，而签订条约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李鸿章等人防日之心非常强，早在琉球和台湾问题上与日本发生激烈争端，而日本从《江华条约》开始染指朝鲜，也使清政府迫切感受到遏制日本的必要性。李鸿章遏制日本在朝鲜扩张的思路是“以夷制夷”，于是在1882年主导《朝美修好通商条约》，将美国引入朝鲜。

（四）随着英、德等国也陆续与朝鲜缔约，清朝本身也有必要与朝鲜签订通商条约，以形成对日本的牵制。总而言之李鸿章等清朝统治者的目的就是要维护和加强宗藩关系，是朝鲜作为清朝属国实质化。出于以上目的的清政府同意与朝鲜签订通商条约，但这个宗主国与属国签订的条约势必是不平等的。1882年7月25日总理衙门收到署理北洋大臣张树声（李鸿章于1882年5月30日丧母丁忧回籍，由两广总督张树声署理其职务）的函件，称日本于朝鲜方百计兜揽，清朝势不得不为代谋，提出派遣当时在朝鲜负责“襄助朝鲜与各国议约”的马建忠赴安徽（李鸿章老家）与李鸿章共同议定中朝通商章程细则，《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开始进入酝酿阶段。就在中国着手酝酿和朝鲜的通商事宜时朝鲜却在1882年7月23日爆发“壬午兵变”，朝鲜高宗的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利用兵权成功夺权，引发清朝和日本的同时出兵干涉。清政府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平定兵变，拘捕大院君并将他押往中国。清朝利用壬午兵变的机会全面改变对朝鲜的政策，即由过去的“内政外交从不与闻”转化为干涉和控制朝鲜，加速将朝鲜属国实质化的进程。而日本则强迫朝鲜签订《济物浦条约》，也从朝鲜勒索更多特权，包括驻军的权利，清朝和日本不可避免地在朝鲜半岛产生全方位的竞争。

（五）所以壬午兵变虽然暂时中断中朝通商谈判，但其导致的以上结果对于《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有着催化剂的作用。壬午兵变爆发时来华商谈通商事宜的朝鲜问议官鱼允中随清朝军队返回朝鲜，受命议定通商章程的马建忠也把注意力集中于处理壬午兵变问题上，因此中朝通商谈判一度被搁置。但很快鱼允中就于1882年9月24日搭乘清朝军舰“登瀛洲”号赴华完成中朝通商谈判，9月28日鱼允中抵达天津，马建忠也早9月7日从朝鲜回到天津。已从原籍赶回的李鸿章于是命令马建忠和周馥参稽会典掌故，详考万国公法，凡属邦往来贸易之限，有非与国所可比拟者，因酌定水陆贸易章程八条。1882年10月3日中朝两国开始对条约内容进行最后敲定，并由当时来华的谢恩兼陈奏使赵宁夏、金弘集一行会同鱼允中代表朝鲜政府在《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上签字，清朝的签字人则是草拟该章程的马建忠和周馥。10月11日李鸿章将通商章程上奏朝廷，并于10月23日得到皇帝的批准，于是《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最终达成并生效。关于《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签订过程有几个地方需要注意，称《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为通商条约是从广义上来讲的，严格来说它不是一个条约，而是一个类似协定的章程。这主要是出于中朝宗藩关系的考量，这点在周馥、马建忠对鱼允中的答复便明确指出：“他国所定者条约，必俟两国之批准而后行。”

（六）“兹所定者章程，乃朝廷所特允。一为彼此互订之约章，一为上下所定之条规，其名异而其实故不同也。”因此《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不平等的。由于这是宗主国和附属国间的条约，因此作为宗主国的清朝在《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中获得大量特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序文中明确的“属邦”表述，这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准备写入的，而是鱼允中对条约草案表示异议时中方才决定加入的。鱼允中称《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中有一些朝鲜和其他国家所订条约没有的特权，担心各国援例，对朝鲜不利。清朝不以为然并指出：“所虑者或恐他国诘贵国以不同之处，而贵国君臣首鼠其说，不敢显然以三百年臣服朝廷之心，有以关其口而夺其气。”总之此次所订贸易章程实与平行各与国会订约款不同，若必虑他国援例要求，末可添一条云：“朝鲜久为清朝属邦，所定水陆贸易章程系清朝优待属邦之意，不在各与国一体均沾之例等语。”同时还教训鱼允中道：“倘尊意必以章程内微有与他国不同，必强请从同而后可，则贵国隐然欲与清朝敌体，只知畏日人，而不畏清朝矣！” 从这个“属邦”表述加入的过程可以看出朝鲜隐含的自主之意及清朝对宗藩关系的极为敏感，鱼允中在谈判过程中展现自主意识、维护朝鲜利益，还体现在他对中方草案中汉城开栈和红参征税的异议。

（七）他认为清朝人如果在汉城做生意会使朝鲜市廛商人利益受损，同时也据理力争将朝鲜红参出口到清朝的税率降低。最后清朝方面作出妥协，对于汉城开栈有累贫民的问题，将来可作变通处理，同时将原定的红参进口清朝税率由原定的30%降为15%。《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是清朝和朝鲜缔结的第一个通商条约，虽然它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条约，但抛开当时中朝两国的名分也可以近似看做一份条约。《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可以一言以蔽之为“新瓶装旧酒”，或者用一句洋务派的术语叫“中体西用”，即用近代西方条约的形式来巩固强化中朝两国传统的宗藩关系。所以该条约的签订可以说是清廷将其控制和干涉朝鲜合法化、正式化之举，也是清末转变对朝政策和使宗藩关系实质化的重要体现。这个条约是宗主国对属国签订的彻头彻尾的不平等条约，该条约的意义和作用首先体在经济方面，这本来就是以通商条约。该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朝间结束传统的以朝贡贸易为主的经贸关系，建立海陆全面通商关系。清朝在这个条约中获得领事裁判权、内地采办权、低关税率、汉城开栈、朝鲜沿岸渔权以及沿海航运巡视权等一系列特权，由于当时西方国家在朝鲜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因此清朝巧妙地在条约中加入“惟此次所订水陆贸易章程，系清朝优待属邦之意，不在各与国一体均沾之列”，使自己顿时在朝鲜占据优势地位。

（八）《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带有对日本很强的针对性，朝鲜提议的目的本来就是请清朝“夺倭商之利”，而清朝也急于阻止日本在朝鲜的扩张，因此在谈判过程中大量提及“日人”，似乎将“日人”当做经贸上的假想敌。甚至《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可以说是与1个多月前朝日《济物浦条约》相应订立的，是清朝牵制日本对朝扩张的手段之一。此后清政府又与朝鲜签订《仁川华商租界章程》、《中江通商章程》、《吉林贸易章程》等条约，在朝鲜取得包括仁川、元山等处的租界在内的更多的权益，获得更多特权。清朝商人则自此以后大量涌入朝鲜，并利用这些特权与日本商人在朝鲜半岛展开激烈竞争，在1890年代后一度在贸易方面抢占日本上风。《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在政治上的意义则甚于经济，最主要的就体现在序言中的特别声明“惟此次所订水陆贸易章程，系清朝优待属邦之意，不在各与国一体均沾之列”。这句话不仅包含杜绝西方国家利用最惠国待遇“一体均沾”的意图，更明确朝鲜是清朝属邦的事实，实现清朝自朝鲜开港以来在朝鲜对外条约中加入“属国条款”的夙愿，成为中朝宗藩关系的法律依据。条约中也明文规定朝鲜国王与清朝北洋大臣平级，因此它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九）总而言之清朝利用这个条约大大强化对朝鲜的宗主权，朝鲜也成为清朝名副其实的属国。但是清朝的如意算盘终究还是落空，而朝鲜代表鱼允中所担忧的“各国援例”也成为现实。当时英国和德国本已在1882年5月《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签订后就依样画葫芦，与朝鲜相继缔结类似的通商条约。但《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订立后他们不满清朝在朝鲜独占如此多的特权，所以拒绝批准业已缔结的朝英、朝德条约，寻求缔结新条约以攫取更多特权。正好朝鲜统治者及开化党人也欲摆脱清朝的干涉与控制，所以英、德两国就利用这一心理对朝鲜展开工作，在朴泳孝使团访日时就达成修订新约的共识。1年后的1883年10月英国和德国使臣巴夏礼和擦贝一起来朝鲜修约，当他们提出低关税等一系列特权时朝鲜外衙门官员面有难色，反对修约。但掌握实权的朝鲜王妃闵妃却主张同意英、德的要求，她说：“以理言之，彼听我愿，我不可不从彼几条之愿。以事言之，英、德使若不定约而退去，是使清国人拍掌大喜，必尤骄陵，其利害如彼。而若徒争七五之轻（指7.5%的低关税率），则英使岂不以为朝鲜人无知妄贪乎？”因此朝鲜方面很快改变态度，同英国和德国修订新的通商条约。

（十）在新的《朝英修好通商条约》和《朝德修好通商条约》中除了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设立租界等特权以外，不仅确立出口税5%和进口税7.5%的低关税率，还开放《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中由清朝垄断的汉城杨花津及内地通商权。此前日本在1883年7月与朝鲜新定《朝日通商章程》规定日本货物进口税5%、纺织品8%及朝鲜货物出口税5-10%的低关税率，并确认日本的最惠国待遇，于是日本、美国等列强就绕开《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通过最惠国待遇攫取《朝英修好通商条约》中的特权。而清朝的李鸿章得知朝鲜修约的消息后并不重视通商特权的修正，只关心这些条约是否像《江华条约》那样公开否认中朝宗藩关系，由于没出现公开否认的情况，所以就听任朝鲜修约。因此《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中所规定的中方特权还是被列强瓜分殆尽，仅在明文规定宗藩关系的条文上保住宗主国的面子，而朝鲜为牵制清朝而与英、德修约也付出很大的利益代价。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控制朝鲜政府并强迫其与清朝断交，废除《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1894年7月25日朝鲜督办交涉通商事务赵秉稷知照清廷驻朝官员唐绍仪，宣布《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及《中江通商章程》、《吉林贸易章程》作废。1899年9月清朝和大韩帝国恢复邦交，以平等的《中韩通商条约》取代《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从此中国和朝鲜半岛首次建立平等外交关系，《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所代表的实质化的中朝宗藩关系也成为历史。

甲申政变

（一）甲申政变是指1884年12月4日（甲申年十月十七日）朝鲜发生的一次流血政变，这次政变由以金玉均为首的开化党主导，并有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率军协助。政变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脱离清朝独立，二是改革朝鲜内政。开化党暗杀7名守旧派大臣后发布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政纲，因此甲申政变也是朝鲜第一次资产阶级改革的尝试。12月6日袁世凯率领清朝驻朝军队镇压这次政变，开化党的“三日天下”结束。开化党人或被处死，或亡命日本。事后日本借口日本公使受到攻击、使馆被焚烧而与朝、中展开交涉，与朝鲜签订《汉城条约》，与清朝签订《天津会议专条》，为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埋下祸根。19世纪末朝鲜王朝的封建统治风雨飘摇，朝鲜的民族危机不断加深。1876年日本以武力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打开朝鲜的国门。1882年随着《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订立，朝鲜的门户全面开放，外国势力开始全面侵入朝鲜，朝鲜半岛也逐渐成为资本主义列强的角逐场所。当时朝鲜已经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实学思想也很发达，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朝鲜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摒弃旧思想、旧制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以封建地主阶级开明人士为主的“开化党”就是其中的代表。开化党是由实学派中的北学派演变而来，它是受到资本主义入侵的刺激下产生的。在朝鲜被迫打开国门以前朝鲜就已经形成开化派的雏形，如吴庆锡、刘大致、朴珪寿等。

（二）朝鲜开港以后开化党的形成加速了，这一时期开化党的形成与日本有密切关系。朝鲜开港后的几年间不断有公派或私费的朝鲜青年贵族子弟东渡日本进行考察参观，这些贵族子弟目睹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崭新景象会叹为观止、深受感触。他们对比朝鲜国内泥古不化、死气沉沉，遂产生“脱离清朝，改革国政，使朝鲜成为亚洲的法兰西”的志向，这些贵族子弟便是所谓的“开化党”。开化党的主要人物有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闵泳翊、徐光范、徐载弼、尹致昊等，他们大多直接受到吴庆锡等早期开化派的直接影响和教导，同时又都有出国考察的经历，接触过资本主义文明。开化党以两班名门出身的贵族子弟为主，如出身安东金氏的金玉均；领议政洪淳穆之子、出身南阳洪氏的洪英植；朝鲜哲宗之驸马、出身潘南朴氏的朴泳孝；重臣尹雄烈之子尹致昊；王妃闵妃的侄子闵泳翊；领议政李最应（国王伯父）之子李载兢；出身达城（大邱）徐氏的徐光范和徐载弼等。开化党倡导开化思想，主张“外结日本，内行改革，联日排清，脱离清朝，宣布朝鲜独立，实行君主立宪”，因此又被称为“日本党”或“独立党”。开化党领袖金玉均更是在甲申政变以前3次去日本，拜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为师，一心想在朝鲜发动一次明治维新式的改革。他曾说：“以兹四百多年积累之顽俗，猝无以化矣，势不得不有一番大更张，改革政府。”开化党得到日本的资助，逐渐成为朝鲜国内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三）与开化党相对的就是长期执政的守旧派，守旧派坚持事大主义，一心效忠宗主国清朝。墨守成规，不思改革，因此又被称为“事大党”。国王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就是典型的守旧派，他当权时厉行闭关锁国政策，拒绝与外国通商。1881年守旧派儒生又发起“辛巳斥邪运动”，坚决反对开放国门，所以守旧派也是一股强大力量。1873年朝鲜王妃闵妃发动宫廷政变，夺取大院君的政权，从此闵妃外戚集团开始统治朝鲜。闵妃集团标榜开放，在1876年和日本签订《江华条约》，打开朝鲜的国门。之后又分别派使团访问中国和日本，实行一些开化政策，起用金玉均、洪英植、闵泳翊等开化党人物，形势对开化党有利。在开化党和守旧派之间又产生中间派，又被称为稳健开化派。他们也提倡开化思想，要求效仿西方实行改革，又不像开化党那么激进，他们主张维持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因此主张“东道西器”。中间派以金允植、金弘集、鱼允中为代表，在当时朝鲜知识界中很有影响力，在后来的甲申政变中中间派拒绝与开化党合作，成为导致开化党失败的重要因素。1882年7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以大院君为首的极端保守势力驱逐闵妃而夺权，开化党也遭到打压。但是闵妃集团很快就卷土重来，引入清朝势力进入朝鲜。

（四）吴长庆率3000清军进驻朝鲜王朝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镇压壬午兵变，将大院君逮捕并押往中国天津受审，后拘禁于保定。壬午兵变造成闵妃集团与开化党的分离，由于壬午兵变失败让朝鲜与日本交往的障碍（即以大院君为首的极端保守势力）基本被消除，开化党得以公开亮出亲日的旗帜。而再次执政的闵妃集团则对清朝充满感激，所以逐渐成为“事大党”，甚至连原先的开化党人闵泳翊也倒向事大党，由此衍生出开化党与守旧派（事大党）的争斗。壬午兵变也是开化党人开始活跃于朝鲜政坛的起点，它本身就是一次朝鲜政局的大重组。壬午兵变被清军镇压，号召“卫正斥邪”的极端保守势力也遭到清洗而一蹶不振，这在客观上为开化党实施改革创造有利条件。朝鲜国王李熙在壬午兵变后昭告朝鲜八道百姓，宣布他将痛改前非，断行改革，思与一国更始。在国王的亲自倡导下开化势力增强，从而形成推进改革的社会氛围，“开化”一词也为人津津乐道，成为当时朝鲜社会的流行语。在壬午兵变后清朝洋务派引入一系列洋务运动式的改革措施，在朝鲜设立内外衙门，开办外交、通商、海关等事务，代购洋枪洋炮，代训新军，培养朝鲜的军事人才。有利于朝鲜的近代化，给开化运动的展开奠定基础。

（五）除了以上客观条件促使壬午兵变后开化势力壮大以外，日本对开化党的公开支持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壬午兵变以后日本通过《济物浦条约》获得在朝鲜京城的驻军权，这为后来开化党发动政变提供支援。壬午兵变后开化党人朴泳孝、金玉均出使日本时日本政府对他们热情款待并给予一系列优惠和让步，还动员朝野有影响的人士引导他们走开化自强的道路，使开化党人对日本进一步产生好感，金玉均等经过此行遂倾意依赖于日本。当时开化党人为了展开活动寻找机会进入宫廷，接近国王与闵妃，企图获取他们的信任和支持。朝鲜高宗非常喜欢听外国的消息，于是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等人时常出入宫中，向高宗讲述国际形势和各国的政治制度，力陈改革与自立之刻不容缓。高宗李熙生性懦弱，自即位以来政权就一直掌握在自己的父亲或妻子手中，正欲借助开化党实现亲政也对开化党表示赞许，而依靠国王进行改革也是开化党深信不疑的手段。开化党人利用他们的政府职位，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如设立治道局、警巡局、博文局、邮政局等近代设施和机构，引入西方农场和先进农业技术。派遣留学生赴日，创办《汉城旬报》宣传开化思想，同时开化党也意识到武装力量的重要性。

（六）朝鲜政府曾经派出100多名子弟去日本学习军事，称为“士官生徒”。开化党对这些士官生徒进行广泛动员，并由申福模、郑兰教等士官生徒在广州南汉山城组建一支1000多人的新式军队，这些士官生徒后来成为开化党发动政变的主要力量。然而由闵妃集团把持的朝鲜政府虽然在壬午兵变后也宣称要开化改革，但一切目的都是为了巩固自身权势，不可能实行真正的改革，因此开化党人对此非常不满，抱怨闵氏政权“名曰开化，实无开化之效”。随着开化党的势力不断壮大，掌握政权的守旧派闵妃集团也对其产生警惕，两派迅速势成水火。1882年到1884年这段时间开化党和守旧派明争暗斗，新旧两派的斗争远远超出朝鲜内政的范围，成为中日两国外交争端的前台戏。以闵台镐、赵宁夏等闵妃集团大臣为主的守旧派以清朝为后援，同清政府签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使清朝在朝鲜获得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特权。而清廷也不断在朝鲜政府机构中安插清朝官员，如陈树棠、马建常（马相伯）、穆麟德（德国人）等，并帮助朝鲜训练军队。开化党虽然得到国王和日本的支持，但其实力远逊于守旧派，只能在有限的职权范围内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推动一些小的改革。

（七）而后守旧派将原外衙门参议金玉均被调任为东南诸岛开拓使兼管捕鲸事，原汉城府判尹朴泳孝也被外放为广州留守兼守御使，后来被免官，开化党的新式军队也被改编。1883年夏闵妃集团的外籍顾问穆麟德铸造“当五钱”引发通货膨胀，金玉均强烈反对，并获得国王高宗的委任状前往日本借款300万元，以纾解朝鲜的财政困难。金玉均到日本前日本政府就许诺过他只要有国王的委任状就借款300万元，但金玉均到达日本后一向支持开化党的日本政府居然拒绝金玉均的借款要求，对待他的态度也非常冷淡。金玉均在日本活动10个多月一筹莫展，最后在1884年5月两手空空回到朝鲜，鉴于自身处于弱势地位，他被迫“暂退田舍，以弛其祸，以图展后之策”。守旧派闵妃集团的轮番攻击和日本当局的态度变化使开化党举步维艰，处境日益险恶，据一位参加过甲申政变的人士回忆金玉均等曾希望以和平手段开拓国运，然毫无建树。终于计划即使采取强制手段也要救国王于宫廷迂腐的环境之中，以颁发敕令，革除一切因习弊风。于是金玉均以传统结社形式组织以军人为核心的敢死队——“忠义契”，自任契主，将开化党的各色支持者团结在“忠义契”的名下，酝酿发动武装政变，推翻守旧派政权。关于忠义契的宗旨、章程及活动情况尚无据查考，据参加者李喜贞追述它是为国而设，而且似乎组织严密，为单线联系，这支名为“忠义契”的敢死队也就是开化党的政变队伍。

（八）开化党起事的时机很快就到来，1884年清廷和闵妃集团的蜜月期已经结束，先是清廷发生“甲申政潮”，清朝慈禧太后罢免恭亲王奕訢而起用醇亲王奕譞来辅政。醇亲王是光绪帝的生父，而闵妃集团认为这是清廷释放高宗生父大院君的预兆，便开始对清朝离心。这一年中法战争爆发，中国南方形势危急。5月吴长庆奉调率领1500名清兵回国驻防，依靠清朝的事大党守旧派势力有所削弱。8月清军福建水师在马尾港遭法军偷袭，几乎全军覆没，法国军队也攻占j隆、澎h等多处地方，直指舟山群岛。清廷在朝鲜的威望大大降低，原想托庇于清廷保护的朝鲜国王和闵妃也开始动摇。驻朝清军将领袁世凯对此深有感触，曾在政变前夕向北洋大臣李鸿章报告说：“朝鲜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每浸润于王，王亦深被其惑，欲离清朝，更思他图。探其本源，由法人有事，料清朝兵力难分，不惟不能加兵朝鲜，更不能启衅俄人。欲乘此时机，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清朝，亦不俯首他邦。此等意见，举国之有权势者，半皆如是，独金允植、尹泰骏、闵泳翊等意见稍歧，大拂王意，王浸疏远。似此情形，窃虑三数载后，形迹必彰。自中法兵端既开，人心渐歧，举止渐异，虽百计诱导，似格格难入。”这里并非反映的是开化党势力壮大，而是事大党不断分化及朝鲜统治者与中国离心的状况。

（九）不仅是官方在朝鲜民间的反清情绪也逐渐产生，当时一名叫崔宅英的朝鲜药房店主被枪杀，凶手身着清军军服。由日本人井上角五郎（开化党的支持者）主笔的《汉城旬报》大肆报道和渲染这一事件，企图勾起朝鲜官民的反华情绪。此时又发生李范晋案，原来朝鲜贵族李范晋违反合同，与华商发生房产纠纷。依据朝鲜法律，两班贵族不经国王同意不得治罪，而中方官员私自处置李范晋，引起朝鲜各方的不满。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判断清廷在中法战争期间无暇东顾，国内又出现反清情绪的苗头，因此这一年是发动政变、夺取政权的绝好时机。1884年9月21日金玉均对美国驻朝公使福特说：“清佛（法）方争，我国独立机会盍在此时？”说明最迟在这时开化党人已决意起事。开化党利用形势变化决心发动政变，而欲在中法战争中浑水摸鱼的日本认为有机可乘，又重新对开化党十分热心。1884年6月下旬金玉均回到朝鲜政府中任外衙门协办，日本驻朝代理公使（原为一等书记官，即公使馆参赞）岛村久开始尝试接近金玉均等开化党人，他表示：“在中法战争的情况下，君辈（指开化党人）如能为国改革，在我政府亦不以为不可。”于是开化党人与日本公使馆的关系日益亲密。1884年10月30日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归任朝鲜，他一改先前对开化党的消极态度，极力撺掇金玉均等开化党人起事。

（十）金玉均虽然已经在借款事件中领略日本人的狡猾无常，但他仍对日本抱有幻想，将日本视为其唯一的外部依靠。因此开化党和日本一拍即合，一道密谋发动政变。美国也在道义上支持开化党改革，但建议谨慎行事。除了日本公使馆外前《汉城旬报》编辑井上角五郎和他的老师福泽谕吉等人也为开化党购买日本刀、炸药和步枪等武器，并以走私方式输入，又有总岛和作等4名日本人“壮士”加入政变队伍，藏身于金玉均家中。竹添进一郎在11月12日就朝鲜政变问题拟定甲、乙两案上报日本政府，甲案为日本煽动开化党作乱，由开化党引入日军，以此击退清军。乙案则为不干涉政策，竹添还在“附言”中极力主张甲案，后来的政变完全是依竹添的甲案而行。有记录显示竹添进一郎是受到日本外务卿井上馨的指示才改变态度，与朝鲜开化党接触并支援其发动政变，除了寻求日本等外国的支援外金玉均等亦希望密赖君意而以力从事。1884年11月29日金玉均入宫，对国王高宗游说称中日如果交战时清朝必败，朝鲜当自图万全之策，并夸口说会得到日本的全面协助。高宗为其所动，乃亲书密旨交给金玉均，授予其便宜行事之权。而开化党动员发动政变的力量除了数十人的敢死队“忠义契”和外援日本公使馆守备队以外，还有亲军前营的军人和褓负商。

（十一）壬午兵变后的朝鲜军队分为亲军前、后、左、右四营，左、右营为清军训练，前、后营为日式训练。其中前营为开化党人在广州南汉山城组建的新式军队改编而成，开化思想比较浓厚，且与亲清的左、右营水火不容，故更倾向于开化党。又有100余名褓负商参与，由出身负商统领的开化党人李昌奎将褓负商管理机构——惠商公局的印信盗出交给金玉均，以便调集褓负商。但亲军前营和褓负商都只起协同的作用，不是开化党发动政变的核心力量。在起事的大义名分的方面，开化党的旗号显然是“开化”与“独立”，但这与开港以来诸多大小起事（包括李载先谋逆事件与壬午兵变）以“伐倭”、“屠倭”为大义名分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无法引起朝鲜民众的共鸣，没有群众基础成为开化党的一大败因。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以后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徐载弼等政变骨干经过多次密谈，又频繁与日本公使馆联络，设想三种方案。一是派穿清朝服装的刺客深夜暗杀闵泳穆、韩圭稷、李祖渊等守旧派大臣，然后将罪责转嫁到闵台镐、闵泳翊父子头上，制造守旧派内部矛盾，趁机夺权；二是收买京畿道监司沈相薰，让他在僻静的白鹿洞亭子举行宴会，即席暗杀守旧派大臣；三是决定在洪英植开办邮政局时起事。

（十二）开化党人最终决定在1884年12月4日邮政总局开业之际发动政变（定为12月4日的原因是日本政府对竹添甲、乙两案的训令将于12月7日左右由“千岁丸”邮轮送抵朝鲜，开化党人害怕日本方面变卦，因此决意提前举事）。他们的计划是在邮政局设宴款待大臣时放火，然后趁乱将闵泳翊、韩圭稷、尹泰骏、李祖渊等四营营使刺死。又入宫谎称清军作乱，让国王写下求助日本的教旨后去日本公使馆搬救兵，再将国王转移至景佑宫（景佑宫是供奉朝鲜纯祖生母绥嫔朴氏的祠堂，为汉城“七大宫”之一，其地狭窄，易于守卫），并由开化党的政变队伍——“忠义契”和日本军负责守护景佑宫，他们还命令申福模率士官生徒40人在朝臣入宫的必经之地金虎门埋伏，准备狙杀进宫问安的闵台镐等3名守旧派大臣，然后宣布改革。1884年12月4日朝鲜汉城邮政局落成，在当晚6时举行的邮政局落成仪式上，开化党骨干、邮政局总办洪英植举行宴会款待朝廷大臣，准备藉此将守旧派大臣一网打尽。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称病缺席，驻朝清军将领袁世凯察觉气氛有异而推托不去，只有中方总办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守旧派大臣闵泳翊等18人出席。金玉均与日本公使馆参赞岛村久坐在宴席上，他们频繁用日语小声交谈。开化党的“忠义契”队员和一些日本浪人则准备在邮政局附近之别宫（世子李坧与世子嫔闵氏行嘉礼之处）点火，将守旧派大臣引诱至此并逐一杀死。开化党人以“天天”为接头暗号，在别宫纵火，但没有成功，他们请示金玉均以后只好焚烧隔壁民房。

（十三）接着他们高呼失火，右营使闵泳翊带头冲向失火处救火，谁知开化党过早行动，将他砍成重伤。闵泳翊负伤挣扎回邮政局大厅，在场的大臣和宾客见状大惊，遂逃之夭夭，开化党企图在邮政局全歼诸大臣的计划落空。开化党领袖金玉均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仍决定按原计划将国王转移至景佑宫，然后将原定于在邮政局刺杀的其他三名营使在骗到景佑宫中杀掉。金玉均先让某位宫女（人称“顾大嫂”，忠义契成员，据考证名叫李禹石，1885年末被发现并处死 ）在王宫昌德宫埋了炸药，后又和朴泳孝、徐光范趁着夜色闯入昌德宫，向国王高宗报告说：“清军作乱，邮局失火，形势十分紧急，请国王去易于防守的景佑宫避难。”正当国王高宗犹豫不决时传来一阵剧烈的爆炸声，火光映红殿宇。高宗果然害怕了，同闵妃、世子、世子嫔、王大妃、大王大妃等王室成员立刻随金玉均前往景佑宫。途中金玉均建议请日军来保护，惊恐不定的高宗表示同意，用铅笔写了一道教旨，上书“日使来卫”四字。金玉均把教旨交给朴泳孝，让他到日本公使馆搬救兵（竹添进一郎则称送来国王亲书的是宦官柳在贤，可能是他事后为了撇清与开化党人的关系，强调是国王的求救而故意安在宦官头上的）。这时从邮政局逃离的前营使韩圭稷、在宫中值班的后营使尹泰骏和京畿监司沈相薰以及大殿宦官柳在贤一同来，柳在贤告诉高宗说外面并无变故。

（十四）眼看事情就要暴露，金玉均等人急得满头是汗。突然从仁政殿方向传来两响爆炸声，金玉均抓住这个机会怒斥柳在贤蒙骗国王，理应斩首。其余三名大臣争辩不过，只好跟着高宗来到景佑宫。高宗一行刚在景佑宫安顿下来，竹添进一郎率领的200多名日军也赶到，和开化党的武装力量——尹景完率领的50名士官生徒一同守卫，把景佑宫内外围得严严实实。随后洪英植和列入开化党暗杀名单的左营使李祖渊赶到景佑宫，李祖渊、尹泰骏、韩圭稷三人察觉事态不妙后窃窃私语：“密谋通知于（清军）驻防营。”朴泳孝看到后对这三名守旧派大臣说：“今当变乱，要日本公使率兵护卫，而三营之使以掌兵之任，何不早出操兵以来？面面相看，只有偶语，何故也？”尹泰骏便声称出宫招兵，走到景佑宫小中门外被开化党人李圭完、尹景纯刺杀。李祖渊、韩圭稷要求面见国王，遭徐载弼拔剑阻拦，于是两人被迫出景佑宫，在后门被黄龙泽、尹景纯、李圭完等开化党人所杀。然后金玉均假传王命，召守旧派大臣海防总管闵泳穆、知中枢府事赵宁夏、左赞成闵台镐速到景佑宫议事，这三人在宫门被开化党刺客逐一杀死。此时景佑宫内乱作一团，宦官、宫女几百人挤在狭小的宫中，闵妃和大王大妃赵氏（神贞王后）等人嚷着要回昌德宫，宦官、宫女们也议论纷纷、抱怨不止、毫无惧色。

（十五）天已渐亮，金玉均见此混乱局面便令徐载弼抓来国王、王妃所信任的大宦官柳在贤，以“企图引爆火药、烧毁王宫”为由将他当众斩杀。当时血溅壁上、声闻御座，国王高宗连呼勿杀，但无人听从。这一招果然见效，殿上满座皆惊，所有人都吓得不敢说话，然后金玉均就将无用之宦官、宫女通通赶走。至此守旧派大臣全部被开化党铲除，为开化党的改革铺平道路。在开化党主导下成立新政府，王室宗亲李载元被推举为右议政，洪英植为左议政，金玉均为户曹参判，朴泳孝为前后营使，徐光范为左右营使，徐载弼为兵曹参判前营正领官，此外中间派（稳健开化派）中的金弘集、金允植等人也被吸收进来。1884年12月6日开化党宣布十四条政纲，开始着手进行改革。其内容包括：要求清朝释放大院君回国，并且断绝与清朝的宗藩关系；打破门阀制度，登用人才，四民平等；惩处奸吏，革罢冗官，改革租税；整编军队，限制国王和宫廷的权力等等。甲申政变后开化党公布的十四条政纲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提出改革的要求的目标，在第一条开化党首先试图打破朝鲜半岛与中国封建王朝上千年的藩属关系，建立独立的近代国家。开化党还全面打击封建制度，在政治上规定一切政令由大臣、参赞商议后得以施行，将议政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并限制君权，从而实现类似西方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政体。

（十六）又分别废除管理封建社会特有产物宦官和儒林的机构——内侍府和奎章阁，还宣布废除门阀、四民平等，不分贵贱登用人才。否定朝鲜长期以来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乃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思想，反映资产阶级的自由民权思想。在经济上开化党提出统一财政管理，以限制王室的挥霍以及官府的贪污；改革地租法，废除人民对国库负有的实物债务——还上米；惩办贪官污吏等，都有缓和社会矛盾，打击封建经济制度的作用。其中废除惠商公局则是废除保护官商和封建行商（褓负商）的温床，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开化党还设立近代警察制度，缩编封建旧军队，以加强近代国防力量，这些政纲都体现出这次改革的类似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性质及开化党人要求建立独立、文明、富强的近代国家的愿望。十四条政纲：立刻交还大院君归国，废止对清廷的朝贡；去除门阀，树立全民平等权，登用人才；改革地租法，杜绝弊政，充裕国库，保护穷民；废止内侍府，选用其中人才为官；严惩贪官污吏；豁免各道的欠纳粮款；废除奎章阁；确立警察制度，以加强社会治安；废除惠商公局；受流配禁锢刑者，酌量减刑；合并四营，设置禁卫队；命户曹统辖国内财政，废止多余的财政衙门；各大臣、参赞每日在议政所集合，议定并执行政令；罢除议政府、六曹以外的一切冗官，政令由大臣、参赞商议后施行。

（十七）开化党颁布的政令不止这14条，据徐载弼回忆当时宣布80多条政令，包括国王自称“朕”，旨意称“敕”，尊称由“殿下”升为“陛下”；废除科举考试；设立宫内省，将宫廷事务与政府事务相分离；发行内外公债；派遣留学生及断发易服等。开化党夺权以后还以国王谕旨的形式函告各国使节，日本、美国、英国、德国公使先后晋谒朝鲜国王，向其表示祝贺。国王高宗说：“据说一国欲破旧日陋习，而进开明之境，大都经历变乱，美、英两国其例当不少。”美国公使福特答道：“诚然，开国之际此类事例不少，敝邦亦屡有经验。”政变似乎大功告成。12月4日夜清朝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从邮政局逃回公署，将目睹的情况迅速通知清军驻防营总理营务处袁世凯。袁世凯即带队至邮政局，寂无一人。驻防营提督吴兆有接到袁世凯的报告后也派出哨官至宫门巡视，宫中亦无动静。清兵四处巡视，汉城街道、宫墙四周亦无一人，天将破晓清兵收队回营。后来袁世凯、陈树棠等人通过在穆麟德住处见到受伤的闵泳翊，这才明白政变业已发生。1884年12月5日上午驻朝清军方面得到更确切的消息，开化党勾结日军发动政变，劫持国王，杀事大党大臣多人，事情的真相终于浮出水面。袁世凯开始还较为谨慎，认为宫中有日本军队，惧生衅端，迟疑未发。同提督吴兆有、总兵张光前联名致书国王，请求入宫护卫，金玉均等矫旨拒绝。

（十八）当时中朝间的公文都要靠北洋的兵船送到天津的北洋衙门，往来一次需要好几天时间。如果按常规请示重大事变的应对决策必由北京的清廷最高层来拍板，时间的延误也就无可避免，而挽回大局的机会就可能失去。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袁世凯表现出勇于任事、处事果断的心理素质，在开化党公布新政府的成员名单时驻朝的清军将领们也在磋商对策。吴兆有和张光前两个将领均表示“没有北洋的命令不敢轻举妄动”，袁世凯强调情况紧急，已不可能待命而行。陈树棠则向众人转达美、英、德三国使节要求清军暂缓行动的劝告，并表示自己意见相同，认为这样可以避免师出无名、衅自我开。朝鲜大臣金允植也来函请求清军按兵不动，认为有投鼠之忌，以免伤及被日本人挟持的国王。会商的结果是清军暂不出动，由陈树棠、吴兆有紧急函告北洋大臣李鸿章朝鲜发生政变的消息，请求增兵并指示应对策略。袁世凯则在1884年12月5日下午和夜间做好粉碎政变的准备，他首先联络争取由他编练的朝鲜亲军左、右营。当晚袁世凯向亲军左、右营发放上等成色的黄金六百两，与左、右营指挥官金钟吕、申泰熙（申泰休）秘密约定次日入宫，共同护卫国王。袁世凯还寻找出兵的名义，他要求朝鲜右议政沈舜泽写信求援。于是沈舜泽以朝鲜政府名义致函袁世凯等清军将领，恳请其出兵镇压开化党解救国王，袁世凯由此得到出兵的充分理由。

（十九）此时开化党的形势已发生微妙的变化，朝鲜的实际统治者王妃闵妃在金玉均等人的欺骗和恐吓之下来到狭小的景佑宫，本来就十分不爽，当时另一名守旧派大臣沈相薰成了漏网之鱼，他利用在宫中值勤的机会在1884年12月5日早晨将闵台镐等六大臣被杀的事情写成密信，放入御膳中。开化党人徐载弼掌管御膳进出，但没有察觉到藏在御膳底部的密信，因此密信落入闵妃手中。闵妃由此得知自己的族人闵台镐、闵泳穆已被开化党杀死，最宠爱的侄子闵泳翊也被砍成重伤，所以她对金玉均等人恨之入骨，决定铲除开化党。她利用宫女要求沈相薰火速出宫，与闵妃集团官员和清军取得联系。而闵妃自己则竭力怂恿高宗搬回宽敞不易防守的昌德宫，尽管开化党人坚决反对但在苦不堪言的王室成员和宫女宦官的强烈要求及竹添进一郎的许可之下，1884年12月5日中午高宗、闵妃等王室成员从景佑宫搬出，在桂洞宫（李载元之府邸）稍作停留，于当日下午回到昌德宫。而宫外的情况则对开化党更为不利，1884年12月6日上午开化党政府发布改革政纲，却没有因此得到人心。开化党本来就没有群众基础，如今又与日本兵勾结劫持国王、杀害大臣，所以社会上流言四起。说王妃已被开化党杀害，国王生死未卜，开化党将拥立被闵妃逐出宫外的8岁王庶子李堈为新王。

（二十）汉城市民并不认同开化党的政纲，反而不满其犯上作乱的作为，纷纷聚集起来，号召杀尽倭寇解救国王。未遭开化党清洗的中间派大臣金允植、南廷哲等纷纷跑到清军大营痛哭乞师，袁世凯也在众人犹豫不决的情况下果断决定率清军入宫镇压开化党。当时袁世凯与吴兆有商量后先派一名叫周得武的军官前往昌德宫要求谒见国王，遭开化党所拒，此外还派留在清营受命求援的京畿监司沈相薰返回王宫，让其伺机向国王传递清军将入宫的消息。12月6日上午10时由袁世凯、吴兆有、张光前联名致函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告知将率兵入宫之事，至下午3时未有回复。袁世凯认为事态紧急，间不容发，力主入宫戡乱。为了打消众人疑虑的袁世凯承诺：“如果因为挑起争端而获罪，由我一人承当，决不牵连诸位。”见众人首肯后袁世凯立刻率一营官兵及朝鲜亲军左、右营赶赴昌德宫。日本政府鉴于自己当前还不是清朝的对手，并不支持日军介入政变而引起中日纠纷。当时日本外务卿井上馨正在归省中，由宫内卿伊藤博文代管外务，伊藤得知竹添进一郎的甲、乙两案并力主甲案的消息后“令次官发电止之，适电文到公使手，京城之事变已起”。接到日本政府指令的竹添进一郎在12月6日向开化党人宣布撤兵。

（二十一）金玉均听到后大惊，连忙请求日本暂缓3日撤军，并借款300万元，竹添以聘请日本人为军事顾问和财政顾问为条件勉强同意。当天开化党中掌握兵权的朴泳孝和徐光范也急忙清点武器，结果发现步枪全部生锈，于是命申福模等士官生徒解开枪支来清除锈迹。还在检修过程中清军和朝鲜亲军左右营共2000多人就在下午3时大举进攻昌德宫，袁世凯从敦化门入昌德宫直接交战；吴兆有从宣仁门入昌庆宫包抄左路；张光前殿后策应。清兵一入宫门便遭到士官生徒组成的“忠义契”和日军的猛烈射击，清军果断还击，双方展开激战，宫内顷刻大乱。闵妃携王世子李坧趁乱逃出昌德宫，在沈相薰、李范晋等人的保护下逃往城北关帝庙（闵妃心腹巫女真灵君的道场），其他宫中女眷也纷纷逃走。高宗在李载元等左右近臣和武监的护卫下从自己所在的昌德宫观物轩逃出，走到后苑大报坛时被日本人和开化党发现而劫走，转移到演庆堂安置。袁世凯攻入昌德宫，直抵观物轩，发现国王已被转移，遂与退守楼台的日军展开新一轮的激战。袁世凯身先士卒，即使s体满路也毫无惧色、奋勇当前。正胶着间守军中数百个先前蒙袁世凯督导训练的朝鲜士兵临阵倒戈，加入清军一方，战局急转直下。此时正在演庆堂的开化党和日本人乱作一团，金玉均、洪英植等人要求高宗前往仁川并搭船去日本，但高宗坚持留在宫中，哪儿也不去。

（二十二）等到清军打败日军后金玉均和竹添便挟持高宗逃跑，前后辗转五次，来到东北角宫墙，遇到闵妃派来接高宗的洪在羲（洪启薰）率领的别抄军（负责护驾的特别部队）。他们向金玉均一行开枪，金玉均高呼大君主殿下在此，方才停止射击，于是金玉均一行继续撤退。在路上金玉均极力劝说，甚至带着威胁，要高宗逃到仁川。不料竹添首先动摇，准备违背诺言，先行撤离，金玉均则拼命哀求。竹添恶狠狠地说：“清廷无理出兵，侮辱我们两国，我国定将以武相待！”而实际上他已决定率领日军退回公使馆，高宗则命人带他去城北关帝庙避难。日军要撤回公使馆，高宗要去北关庙，开化党人被迫作出抉择。金玉均、朴泳孝等开化党骨干随竹添逃跑，洪英植等人护卫高宗出宫赴北关庙。其间闵妃等王室成员因高宗迟迟不来北关庙而转向汉城东北郊的觉心寺李景夏别庄避难，以致当时传闻闵妃和世子均死于乱中，后来才知道他们都还活着。昌德宫内的战斗持续两个小时，清军大获全胜，但遗憾的是仍不见国王的踪迹。袁世凯重金悬赏打探国王去向，夜间才得知其下落，立刻派兵前去北关庙抢夺。与此同时洪英植、朴泳教及7名开化党士官生徒的当场被朝鲜士兵斩杀，开化党的“三日天下”宣布终结。

（二十三）次日国王高宗移居袁世凯所部军营，召集原政府成员金弘集、金允植等商议善后，并召见各国使节，告知政变平息。在甲申政变中清军有10人阵亡，汉城市民坚决拥护清军的平叛行动，在清军得胜回营时沿路百姓蹈舞、欢声如雷，至有拆己屋燎火以明道路者。城中军民，雠视日人，遇辄杀之，毁其所驻营房，并破玉均等第宅，因而在汉城发生朝鲜人和日本人互相残杀的事件。步兵大尉矶林真三以下40名日本人在这次政变中被杀死，尹泳观、朴齐絅、吴鉴等未深入参加政变的开化党人也被朝鲜人打死，另有38名朝鲜士兵阵亡、95名汉城市民为日军所杀。竹添进一郎因使馆连日遭到成千上万愤怒的汉城民众的围攻，惊惧交加之下自焚使馆，逃往仁川的日本领事馆躲避。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9名开化党人也断发易服，跟着竹添逃到仁川，一路上遭到人民的追打，无一安生之处，最后这9名开化党人乘坐停泊在仁川港的日本邮轮“千岁丸”号逃到日本。1884年12月10日朝鲜高宗从清军军营回到昌德宫，次日闵妃、世子、世子嫔、王大妃、大王大妃等王室成员也从觉心寺回宫。随后组成以沈舜泽为领议政，金炳始为右议政，金弘集为左议政的新政府，政权重新落入事大党手中。

（二十四）高宗宣布金玉均等“五贼臣，借他国之兵，挟制君父，罪不容诛”，谴责“日公使之信听其言，党助叛臣，亦非常情，不可测也”。诸大臣也联名上疏声讨道：“今番玉均等五贼之穷凶极恶，即剖判后所未闻之变也。挟外势而卖宗国，如秦桧者有之，未有如玉均等之召外兵而胁君父者；送刺客而贼相臣，如元济（吴元济）者有之，未有如玉均等之倚敌势而杀宰辅者，至于禁涂血流，乘舆播越。然则玉均等，非但我东方一国之罪人也，即天下万世人纪之罪人也。”甲申政变最终以清军获胜，开化党和日军失败告终。甲申政变后朝鲜政府为开脱责任，同时为被杀害的大臣报仇。一方面编写名为《甲申变乱事实》的小册子，散发全国并呈送清廷，将责任全部推给金玉均等人，否认国王写过“日使来卫”的教旨，称这是金玉均自己伪造的；一方面大力清洗开化党，当时开化党的核心人物的家属无论男女老幼俱被处刑，就算是曾官拜领议政的元老大臣洪淳穆（其子是洪英植）也被赐死。另有12名开化党边缘人物被处死，其后又有多人被陆续处死，受牵连者多达100余人。作为开化党支持者的福泽谕吉曾在1885年2月26日写过一篇《朝鲜独立党的处刑》的文章，极写开化党及其家属（尤其是妇女儿童）被杀戮之惨酷，抨击朝鲜事大党政权的野蛮，朝鲜政权又落入以闵妃集团为中心的事大党手中。

（二十五）朝鲜失去一次实现近代化的机会，至此经历10年的停滞时期。甲申政变后日本借机勒索朝鲜，于1885年1月同朝鲜签订《汉城条约》，向朝鲜索取谢罪、赔款、惩凶、增兵等条款。1885年4月日本派伊藤博文与清朝实权人物李鸿章订立《天津会议专条》（《中日天津条约》），规定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两国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因而在事实上在朝鲜确立同清朝对等的地位，在朝鲜半岛构成中日均势的格局。甲申政变后清朝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显著上升，同时加强对朝鲜的控制。袁世凯在镇压这次政变的行动中立下大功，翌年被封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位同三品道员，并时常出入王宫，俨然监国大臣，清朝在朝鲜的宗藩关系得到强化。大多数朝鲜官民称颂清军平定乱党、击退日军、解救国王的再造之恩，甚至京乡街路，短碑相续，至有竖石立祠之议。如宣庙时宣武祠故事（指朝鲜宣祖时纪念壬辰倭乱时东援的明朝将领李如松等的祠堂），永示不忘，以颂天朝之恩，而入髓感颂。不过也有部分朝鲜上层人士以甲申政变为契机激起民族意识，展开进一步的自主运动。同时甲申政变后法国、奥匈帝国等更多的国家也与朝鲜缔约建交，朝鲜与外国的交流更为频繁，基督教和天主教传播被宣布为合法。甲申政变后的朝鲜虽然处在闵妃集团统治下的停滞时期，却也在平静的表面下酝酿着更为重大的变革。

汉城条约

（一）《汉城条约》又称《关于明治十七年京城暴徒事变的日韩善后约定》，是1885年1月9日日本与朝鲜在朝鲜王朝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个条约是为了处理“甲申政变”的善后事宜而缔结的。日本原本介入甲申政变，但被驻扎朝鲜的清军打败。事后日本反而借口“使馆被焚”、“侨民被害”而要求朝鲜方面谢罪、惩凶、赔款，遂以外务卿井上馨为大使来朝鲜，强迫朝鲜签订《汉城条约》。该条约不仅使日本挽回在甲申政变中的损失，更将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朝鲜，同时也为中日签订《天津会议专条》做了铺垫。1876年日本以武力轰开朝鲜国门，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自此以后日本便与朝鲜的宗主国清朝在朝鲜半岛展开争夺。这种竞争在1882年朝鲜“壬午兵变”以后更加激烈，当时清朝和日本在朝鲜都有驻军，但清朝的势力明显占据优势。清朝的驻军数量为3个营（1500人），1884年5月前为6营（3000人），而日本的驻军只有1个中队（200人），1883年7月之前为2个中队的兵力。由于历史原因，朝鲜官民大多亲近清朝而反感日本，朝中“事大党”占绝大多数。日本自然不甘心，于是以“文明开化”为诱饵，在朝鲜大力扶植亲日势力，“开化党”就是朝鲜亲日势力的代表。开化党以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等年轻士族为主，对日本非常崇拜羡慕，而他们对内打算进行明治维新式的改革，对外依靠日本夺取政权。日本政府起初对开化党大力培植资助，但后来又有所顾虑，对开化党的援助渐露难色。

（二）正巧此时驻朝清军由于中法战争的吃紧而从朝鲜调走一半，开化党遂准备借助日本力量发动武装政变，清洗事大党大臣并夺取政权。他们找到当时的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求助，竹添进一郎爽快答应，日本政府却并不赞成协助开化党发动政变。然而，在日本政府的指令到达朝鲜前，开化党已经于1884年12月4日发动“甲申政变”，杀死6名亲清大臣和1名宦官，同时他们还给日本公使馆送去据称是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亲笔所写的求助谕旨，上面只有铅笔写的四个字“日使来卫”（一说“日本公使来护朕”）。竹添进一郎接到国王谕旨以后带了200名日军前来协助开化党夺权。12月6日朝鲜事大党请来袁世凯、吴兆有率领的1500名驻朝清军进宫讨伐开化党，开化党和日军被清军打败，甲申政变被镇压下去。甲申政变期间朝鲜百姓普遍认为开化党勾结日本挟持国王，窃取国柄，因此对开化党和日本人恨之入骨，排日风潮又起。数万汉城市民及部分中国侨民、士兵攻击日本商店和民居，300多名日本侨民如潮水般涌入公使馆中避难。12月6日夜晚开化党人金玉均、朴泳孝、徐载弼、徐光范也跟随竹添进一郎和日军败退公使馆中，竹添打算带着日本侨民与开化党人撤退，临行前烧毁公使馆机密文件，却不料失火将整个公使馆烧毁。金玉均等开化党人仓皇逃走，在仁川搭上日本邮轮“千岁丸”号才得以逃回日本。

（三）有40名日本官兵和商民死于甲申政变及其后的排日风潮中，死者中地位最高的是公使馆武官矶林真三大尉，他是在游历朝鲜内地后在返回汉城途中，受排日风潮波及而被朝鲜群众打死于汉城南郊，此外有90多名朝鲜百姓在甲申政变后的排日风潮中被日本人所杀。竹添进一郎并未在政变后立刻返回日本，而是躲在仁川日本租界的领事馆里。竹添在向日本政府报告政变情况后一面处理抚恤死伤者等事宜，一面应付朝鲜外务督办（督辨交涉通商事务）赵秉镐的抗议，与之以照会形式往复，为自己的行为辩护。12月13日日本政府接到竹添进一郎的报告，先派参事院议官井上毅赴朝鲜调查情况，然后对国内宣传清朝和朝鲜无故损害日本的权益和尊严，将政变的责任全部推到清朝和朝鲜身上。于是日本朝野为之愤怒。一些右翼团体组织许多日本学生在东京上野公园举行“清国膺惩大会”，并且游行示威抗议清朝的暴行，骂清朝人为“豚尾”、朝鲜人为“韩奴”。一些日本人甚至组织义勇军，要求日本和法国联合进攻清朝。除了《朝野新闻》外大部分日本舆论都主张强硬政策，其中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撰文表示若无法和平解决，日本必须断然诉诸武力来迅速了结，并判断在以清朝为假想敌的这次战争将会以日本获胜并永远被尊为东方的盟主结束。不过日本政府并没有被民间的亢奋情绪所左右，最终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

（四）除了自知理亏外最重要的因素是当时日本尚不具备与清朝决战的实力，也没有财力去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再加上当时中法战争正在进行中，若中日开战则可能导致渔翁得利，使日本极为重视的tw落入法国手中。当时日本政府中主导朝鲜事务的是外务卿井上馨和宫内卿伊藤博文，他们都出身长州藩，竹添惹出这么大一个事端也会给萨摩藩出身的政敌们以把柄，因此他们急于掩盖真相，力求从速解决。12月16日井上馨从家乡山口回到东京，12月19日日本政府决定任命井上馨为特派全权大使，赴朝鲜处理甲申政变的善后事宜，21日授予委任状。日本政府预计朝鲜必然会追究日本在政变中的责任，若纠缠于这一问题只能越洗越黑，所以要求井上馨极力避免讨论责任问题，只强调政变后朝鲜人对日本人的攻击、日本使馆被焚、日本官民被杀的事实，以逼迫朝鲜政府谢罪、惩凶、赔款，从而确保之后日本能顺利与清政府谈判。1884年12月22日日本大使井上馨、随员外务大书记官近藤真锄、农务大书记官斋藤休一郎、美国人顾问斯蒂文斯、陆军中将高岛鞆之助、海军少将桦山资纪等62人自东京出发，26日因日本政府获悉清政府派到朝鲜善后的钦差大臣吴大澂带了400名士兵，所以给井上馨使团追加2个大队的兵力。在井上馨使团抵达朝鲜之前先由竹添进一郎返回汉城与朝方进行预备性交涉，已至朝鲜的井上毅加以督办。

（五）12月29日竹添进一郎、井上毅等进入汉城，寄宿于壬午兵变时被杀大臣金辅铉的故邸，朝鲜外务督办赵秉镐、协办穆麟德来访，展开预备性会谈。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日本在甲申政变中的责任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国王谕旨问题，因为这关乎甲申政变期间日军行动的正当性。在被赵秉镐等质问为何介入政变时竹添先出示铅笔草书写的“日使来卫”谕旨，声称他是奉朝鲜国王的该谕旨而介入政变，赵秉镐指出仅凭铅笔写的这四个字构不成国王亲笔的证据，竹添随即又出示盖有玉玺、国王签名并用毛笔楷书写的“日使来卫”谕旨。赵秉镐指出同一谕旨冒出两份于理不合，而且国王签名等书写格式也有违朝鲜习惯，并推断铅笔草书谕旨是开化党在情急之下匆忙写的，而毛笔楷书谕旨则是开化党在夺权后偷窃玉玺而写出来的。此外赵秉镐等还拒绝竹添关于会见左议政金宏集和觐见国王的要求，呼吁日本引渡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双方相持不下，预备性会谈竟毫无进展。1885年1月1日清朝钦差大臣吴大澂、续昌进入汉城，在查办“乱党”的同时企图对日朝交涉发挥影响力。吴大澂在1月2日同国王高宗的笔谈中强调“中朝不愿与邻邦失好，贵国又不能与日本相抗，其势不能不委曲求全，以息事宁人为归结”，后又与左议政金宏集频繁互动，商量对日交涉对策。

（六）井上馨在1884年12月30日抵达雪花纷飞的仁川港，他先派人从汉城招来井上毅，了解预备会谈情况。然后让井上毅回汉城，命令竹添停止对朝交涉。1月3日井上馨率随员及士兵向汉城进发，下榻于京畿监营。4日赵秉镐来访，井上馨要求面见国王。1月6日井上馨大使率竹添进一郎公使及主要随员在昌德宫之乐善斋谒见朝鲜高宗并递交国书，之后他又要高宗屏退左右进行“密奏”。在“密奏”中井上馨要求高宗在国王亲自出面谈判和派遣全权大臣谈判二选一，高宗选择后者，井上馨接着表示如果朝方要以竹添和赵秉镐之间往来的照会（这些照会的争议焦点是日本在甲申政变中的责任问题）为基础进行谈判的话，他将拒绝谈判而回国，高宗表示理解。 由此可见井上馨最关心的是要推卸日本的责任，回避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为此他还动用私人的人脉关系，在他的随员中有一个人叫井上角五郎，是福泽谕吉的学生。甲申政变前在朝鲜参与《汉城旬报》的编辑，与朝鲜政界要人多有交情，尤以金允植过从甚密。他在甲申政变时逃离汉城，后随井上馨回到汉城，并向金允植修书一封。金允植喜出望外，与之会晤。会晤期间井上角五郎宣扬中日即将开战的消息，并称朝鲜若要免祸，只能乖乖同日本缔约，而要同日本缔约就不能提及关乎日本介入甲申政变正当性的谕旨问题，此外就一切好商量。

（七）会晤结束后金允植将他与井上角五郎谈话要旨分别透露给高宗、金宏集与吴大澂，1月7日下午1时高宗任命的全权代表左议政金宏集在议政府衙门与日本大使井上馨展开谈判，在交换委任状的环节就出现问题。金宏集的委任状中有“京城不幸有逆党之乱，以致日本公使误听其谋，进退失据，馆焚民戕，事起仓促，均非逆料”之语，井上馨看到后非常不满，坚持要求删除其中的“公使误听其谋，进退失据”一句，为此与金宏集争论整整一下午。金宏集试图向井上馨解释政变经过，井上馨则拒绝谈论关于政变本身的问题（因为争论的话肯定要涉及责任问题，而井上馨正千方百计回避责任问题），并且以日本群情激愤、难保不发生战争相威胁。谈判结束后金宏集将井上馨的要求上报高宗，大概是由于井上馨以及井上角五郎的战争威胁奏效，高宗决定妥协，删除井上馨所要求删除的语句。第二天的谈判也就沿着井上馨预定的路径展开，只谈针对日方损失的善后问题，不谈政变过程以及包括谕旨真伪等在内的责任问题。在1月8日上午的朝日谈判上清朝钦差吴大澂突然闯入谈判场所——议政府——要求参加谈判，他是为了强调作为朝鲜宗主国清朝的存在感，明示清朝使臣有暗助朝鲜之意，或不致（井上馨）肆意要求、横生枝节的目的而来的。

（八）井上馨猝不及防，起立与之握手，并进行短暂的笔谈。在得知吴大澂没有干预日朝谈判的全权字据后谢绝与吴大澂交涉朝鲜问题，请他马上离开，吴大澂在将要求金宏集协助他查办“乱党”的短札留给金宏集之后就尴尬地退场。随后井上馨要求金宏集出示短札，看完又质问朝鲜是否为清朝属国，金宏集避而不谈，只说日朝谈判的结果不受其他国家的干涉，于是谈判继续进行。在这轮谈判上井上馨出示条约草案，金宏集大体上接受，只修改个别条件与字句（如删除“放火公馆”字样，将4万元公使馆修补费减为2万元，删除驻军一千的规定），井上馨也同意作出这些让步。金宏集还要求日本交出金玉均等开化党人，井上馨称此事不必写入条约，按国际公法另备照会即可，至此双方终于达成共识。1885年1月9日下午1时井上馨第三次来议政府同金宏集签订《汉城条约》，并再次约定之前竹添和赵秉镐争论责任问题的照会一律作废。10日井上馨再次谒见高宗，同日金宏集照会井上馨，要求日方引渡金玉均等人。井上馨予以拒绝，理由是没有确切证据证明金玉均等逃亡日本，日朝之间也没有引渡犯人的条约，而且也不能轻易交出国事犯。

（九）11日井上馨使团回国，留下他所带两个大队中的一个大队作为日本驻朝使馆的护卫部队，并令竹添进一郎也跟他一起回国，由近藤真锄担任临时代理公使。《汉城条约》是日本又一个强加给朝鲜的不平等条约，日本在朝鲜甲申政变中违反国际法，图谋颠覆朝鲜政府的阴谋破产的利状况下巧妙采取外交手段，充分利用朝鲜和清朝的软弱以及朝鲜惧怕战争的心理，竟然在谈判桌上反败为胜。通过《汉城条约》让日本不仅将自己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还转嫁于受害国朝鲜身上，逼迫朝鲜政府赴日谢罪；赔款13万元；惩办杀死日本人的凶徒；加建兵营，将一个新兴军国主义国家的霸道蛮横的姿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日本的督促下朝鲜政府于《汉城条约》签订后12天抓获杀死日本陆军步兵大尉矶林真三的朝鲜百姓金大兴、元汉甲，并于1885年1月29日将他们斩首示众。2月朝鲜又派徐相雨、穆麟德前往日本谢罪，此时朝鲜政府唯一的要求就是引渡金玉均等“逆贼”，但仍遭日本拒绝。在《汉城条约》签订稍后的4月18日日本与清朝签订《天津会议专条》（即中日天津条约），条约规定中日双方同时从朝鲜撤军，以后出兵朝鲜须相互通知。《汉城条约》和《天津会议专条》一道构成甲申政变后朝鲜半岛的势力平衡格局，并为日本挑起甲午战争创造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天津会议专条

（一）《天津会议专条》又称《中日天津条约》或《朝鲜撤兵条约》，是指1885年4月18日中国清朝政府代表李鸿章与日本明治政府代表伊藤博文在中国天津签订的条约，该条约是为解决上年朝鲜甲申政变所引发的中日冲突的遗留问题而缔结的。条约规定中日同时从朝鲜撤军，由第三国教官训练朝鲜军队，若朝鲜发生变乱或重大事件，两国出兵时须互相知照。由于该条约默认日本与清朝均有出兵朝鲜半岛的权利，故被认为埋下甲午中日战争的祸根。1882年以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为契机，中日两国同时介入朝鲜问题并展开竞争。清朝作为朝鲜的宗主国，为了强化对朝鲜控制留驻6营3000士兵，1884年5月因中法关系紧张而调走1500人。日本也通过《济物浦条约》而取得驻军朝鲜的权利，起初为小仓镇台的1个中队，1882年11月变为广岛镇台山口分营的2个中队，1883年7月应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的请求减为1个中队，1884年10月调换为东京镇台步兵第一联队第一大队中的1个中队，驻军规模200人左右。到了12月就发生朝鲜开化党主导的“甲申政变”，日本驻军自称应国王求助而介入政变并援助开化党，但两天后就被驻朝清军镇压。开化党人逃亡日本，汉城也发生朝鲜人（内含部分清军与华侨）攻击日本侨民的风潮。

（二）甲申政变的消息传入日本后引发群情激愤，大多数舆论呼吁日本对中国和朝鲜开战。东京各校学生们于1885年1月8日在上野公园集会示威，一些政府官员提出更具体的措施，如太政官大书记官伊东巳代治主张立刻派遣军队到朝鲜扶植开化党政权，完成竹添公使未竟的“事业”。驻华公使榎本武扬判断清政府不会从朝鲜撤军，主张派遣军队占领朝鲜要地。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内部围绕和战问题发生对立，自从明治十四年政变、大隈重信等自由派官僚出局以后日本政府内部就呈现“萨长对立“的格局，在1885年实行内阁制的前夕萨长两派的博弈更加激烈。碰巧朝鲜发生甲申政变并引发排日风潮，萨摩系政客大多主张强硬政策，如农商务卿西乡从道在内阁会议上叫嚣对中国宣战，时任顾问的萨摩大佬黑田清隆更被认为是主战派的头目。而主导日本政府的长州系政客尤其是宫内卿伊藤博文、外务卿井上馨本来就是朝鲜事务的负责人，朝鲜出事会他们最想做的就是掩盖真相并迅速解决，在谈判桌上为日本挽回颜面和利益，避免给萨摩系以把柄并放任其通过战争来取长州系而代之。因此他们力排众议，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伊藤博文甚至认为如果对清交涉有所闪失，他们就很可能失去日本的军心、民心，即便没有内乱也会使政府威信扫地，所以他认为只需跟朝鲜谈判解决了事，试图从根本上回避同清政府的谈判。

（三）日本政府最终采取和平解决方针的原因除了伊藤和井上的坚持外更重要的是日本本身羽翼未丰，在当时不具有与清朝决战的实力，而且财政困难、通货膨胀也难以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当时清朝正陷入中法战争之中，法军占领j隆后对tw岛的野心昭然若揭，这是日本不愿意看到的。一旦中日开战则可能使法国坐收渔翁之利，占领日本垂涎已久的tw，而日本从法国手中夺取tw自然比从清朝要难得多。当时法国驻日公使和驻华公使都向日本提出过军事同盟的建议，但日本政府反应冷淡。对于日本政府来说最佳的选择就是利用清朝还在与法国战争的机会与之谈判，积极通过外交手段来谋求日本利益的最大化。清政府在1884年12月10日接到袁世凯等驻朝清军将领对朝鲜政变的报告，于是派吴大澂、续昌赴朝善后并警告他们切勿与倭人生衅”，日本政府则在1884年12月11日从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那里获悉政变消息，13日接到其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的报告，于是任命外务卿井上馨为特派全权大使赴朝善后，要求朝鲜就政变后的排日风潮对日本谢罪赔款。结果吴大澂等在朝鲜可谓一筹莫展，没能阻止井上馨对朝鲜的勒索，导致1885年1月9日朝鲜与日本签订《汉城条约》，使日本成功推卸自己在甲申政变中的责任，强迫朝鲜谢罪、惩凶、赔款并增筑日本兵营。

（四）井上馨在朝鲜时就通过随员井上角五郎向放出“将向清朝讲理”的风声，1月19日井上馨回到东京，22日与到访的新任清朝驻日公使徐承祖会谈时要求清朝撤走驻朝清军。清政府得知后认为华兵驻朝，保护属藩，业已有年。又经朝王屡请留防，义难漠视。今该国乱党未靖，尤不能撤，因此要求徐承祖继续与井上馨据理力争。但井上馨坚持要清朝撤军，徐承祖判断难以说服日方，转而支持撤军。在1月30日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报告中认为有俄国在，日本必不敢在朝鲜轻举妄动，而且中法战争正在进行，清朝不宜再树一敌。此议得到李鸿章的采纳，但立意与徐承祖有所不同，他指出：“庆军（指吴长庆麾下军队）戍韩三年，将士苦累嗟怨，稍缓本应撤换，但隔海远役，诸多不便。朝城各国官商毕集，口舌繁多，日人又从中播弄。统将刚柔操纵，难尽合宜，得人实属不易。如果日兵允即尽撤，我军亦未尝不可暂撤。”也就是说李鸿章要求日军也同清军一起撤退才行，此外他还主张撤军后由清朝推荐德国教官去朝鲜训练军队，清朝军舰也时常巡航朝鲜，以维持对朝鲜的控制，他的这些主张在后来的天津谈判中体现出来。1885年2月7日日本政府终于达成一致，决定和平解决与清朝的争端。翌日外务卿井上馨电告驻华公使榎本武扬，命令他试探清政府态度，即是否接受处罚驻朝清军将领（袁世凯等）和撤军两项要求。

（五）当时清朝普遍担心日法结成同盟，井上馨企图利用这一点迫使清政府就范。日本还请求英国驻华公使巴夏礼斡旋，巴夏礼不顾已经病重的身体，以俄国威胁和日法同盟的可能性来说服清朝总理衙门接受同日本的谈判。2月24日参议兼宫内卿伊藤博文被任命为特派全权大使，赴华处理甲申政变的善后问题，井上馨在对伊藤下达的训令中所布置的任务仍然是他之前对榎本武扬提到的两个：一、惩办甲申政变期间的清军将领；二、撤退驻扎朝鲜之清军，并补充说对于第一项任务，要求对清军将领最低限处分是罢职。对于第二项任务，驻朝日军也可相应地撤退。此外萨摩系人士西乡从道则被特别任命为“辅佐”，让他加入使团的理由主要是为了平息萨摩系及军队中主战派的声音。另有海军中将仁礼景范、陆军中将野津道贯、参事院议官井上毅、太政官大书记官伊东巳代治、外务权大书记官郑永宁等随行，整个使团合计24人。3月11日清政府也正式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吴大澂会同商议，上谕中要求谈判在天津举行，并针对日本提出的两项要求。指出绝对不可同意惩办袁世凯等人，但没有提及不可撤军，可知清廷在撤军问题的态度上已经松动。天津谈判就此拉开帷幕，伊藤使团的来华充满火药味。

（六）据徐承祖搜集的情报日本天皇将赴广岛、熊本两镇台阅兵，各处兵工厂也忙于备战，伊藤使团中的野津道贯负责查看地势，为开战做准备。伊藤来华的消息传入朝鲜后也引发恐慌，与金允植、闵泳翊等朝鲜高官过从甚密的日本人井上角五郎更是在朝鲜大肆散“布清朝不会答应撤兵，中日必将于朝鲜开战”的消息，因此很多朝鲜官民忙着向农村转移财产（不过实际上日本政府的对策是谈判破裂就强化驻朝兵力，而非马上开战）。上海《字林西报》也报道说：“伊藤不仅要求清朝撤退驻朝清军，还要索赔80万、了结琉球案、新开口岸、重订商约。”为此清政府不得不严阵以待，李鸿章则劝告总理衙门尽快与法国妥协，以便他的对日谈判。原本日本驻天津领事原敬告知李鸿章，伊藤博文预计在3月6日抵达天津，但到3月12日仍无音讯，甚至还传出伊藤博文私赴上海，与法国结成秘密军事同盟的风闻。为求证此事的李鸿章于13日会见日本驻华公使榎本武扬，榎本武扬解释称伊藤使团来到烟台时随员中出现疑似天花感染者，因而按照国际惯例需要滞留几天。3月14日伊藤博文姗姗来迟，16日在日本驻天津领事馆会见李鸿章，告知他将赴北京向光绪帝或慈禧太后递国书方能坐上谈判桌，李鸿章则以皇帝年幼、妇女不宜接见外使为由加以挽留，伊藤不顾其劝告于3月17日离津赴京，21日抵达北京。

（七）总理衙门同样以天子幼冲、尚未亲政的理由拒绝伊藤博文谒见皇帝、递交国书，并称李鸿章有战时防务在身而不能离开天津，坚持要求伊藤博文去天津谈判（更重要的隐藏原因是驻日公使徐承祖向清政府提供“伊藤随弁，意在窥探”的情报，所以清政府坚决不让他们留在北京 ）。最终伊藤博文妥协，在确认李鸿章的全权资格之后与总理衙门的庆郡王奕劻等王大臣实现三次会晤，并于3月31日折返天津。在伊藤到来之前井上馨就主张不必将谈判地点放在北京，并训令榎本武扬不得在此问题上逼迫总理衙门，所以伊藤在遭到总理衙门的反对后自然不会在此问题上坚持。在这过程中英国驻华代理公使欧格讷（巴夏礼在伊藤入京翌日死亡）出面斡旋，请伊藤博文不要执着于在北京谈判也起到一定作用。4月2日下午伊藤博文回到天津，此时中法战争的局势因冯子材取得镇南关大捷而转向对清朝有利，谈判就在这种情况下拉开帷幕。4月3日在直隶总督行馆举行首次谈判。双方交换委任状后就展开谈判。伊藤博文称他此来一为以前之事、二为将来之事，为“以前之事”则须惩办驻朝清军指挥官（袁世凯等）并赔款日本损失，为“将来之事”则需撤离驻朝清军。李鸿章则依据朝方提供的情报称甲申政变时，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率军入宫所凭借的国王教旨“日使来卫”实为“乱党”矫旨。

（八）又言驻朝清军曾将日本侨民妇女护送到仁川，对日本问心无愧，清朝绝不可能向日本赔款，第一轮谈判就在激烈的唇枪舌剑之中无果而终。4月5日中日代表在直隶总督行馆举行第二轮谈判，双方争辩的焦点在于驻朝清军指挥官的责任问题，伊藤博文声称他握有朝鲜国王要求日本保护的证据，李鸿章则拿出朝鲜国王给吴大澂的咨文副本加以驳斥。伊藤接着又指责驻朝清军先攻击日军，李鸿章则强调驻朝清军在12月6日上午8时就照会竹添进一郎，下午3时竹添仍未回应才导致冲突。相反驻朝清军是应朝鲜官民的请求而出兵解救国王的，名正言顺，故错在竹添而非袁世凯。伊藤自知理亏，又转进到驻朝清军参与攻击日本侨民的问题，并出示5个“受害者”的证词。李鸿章则表示因朝鲜军服改制，和清军容易混同，再加上可能为假冒清军之人，所以无法确认是驻朝清军所为，双方争锋相对3个多小时而散。次日李鸿章得知中法和约在巴黎草签的消息，总算舒了口气。4月7日中日代表在水师营务处举行第三轮谈判，依旧是围绕上次问题进行争辩。最后李鸿章提到总理衙门告诉他日本所要求的只有两项，即要求清朝撤军和惩办清朝营官，没提到赔款的问题。伊藤博文则狡辩称他曾向总理衙门提过驻朝清军伤害日本侨民之事，是总理衙门没听懂他当时暗示赔款的言外之意。

（九）事实上日本政府对伊藤的训令里也没要求他争取赔款，还强调尽管日本有提出赔款的权利，但不宜徒增议论，滋生事端。所以伊藤博文擅自提出赔款要求实乃横生枝节，利用门面效应达到目的的谈判技巧。伊藤博文还说自己曾被总理衙门告知：“此事与中堂商办，必能妥速，因中堂系主和之人，必不愿与日本开仗。”表面上是恭维，实暗含威胁之意。不过李鸿章最大的顾虑即法国因素已经消散，因此对日本更无让步余地。随后伊藤博文也得知中法停战的消息，对他来说无疑是浇了头冷水，于是他派榎本武扬在4月8日夜去试探李鸿章的口风，问伊藤所提三项要求能答应几项，李鸿章说只有彼此撤军一项可以商量。榎本威胁道若如此，伊藤将立刻停止谈判回国。李鸿章生气地表示：“朝鲜事，清朝并未办错，其错处全在竹添。若因此决裂，我惟预备打仗耳！”并转头对伍廷芳说：“清朝不是都敢向法国开战吗？”李鸿章的强硬态度果然奏效，伊藤见威胁无效，只好暂时向清朝屈服。在4月10日直隶总督行馆举行的第四轮谈判中中日代表便开始围绕撤军问题展开谈判，主动权牢牢握在李鸿章手上，谈判相当顺利。但是李鸿章反而显得有些得意忘形、口无遮拦，竟然说：“我知贵国现无侵占朝鲜之意，嗣后若日本有此事，清朝必派兵争战；若清朝有侵占朝鲜之事，日本亦可派兵争战；若他国有侵占朝鲜之事，中日两国皆当派兵救护。缘朝鲜关系我两国紧要藩篱，不得不加顾虑。目前无事，姑议撤兵可耳。”

（十）伊藤博文则马上附和道：“中堂所论光明正大，极有远见，与我意相同，当谨识勿忘。”4月11日李鸿章命吴大澂拟出草案4条，内容为四个月内中日从朝鲜撤军；在一定期间内保留清朝教官；以后朝鲜发生商民争端，中日官员均不带兵前往；朝鲜若请清朝出兵镇压叛乱与日本无关，清朝也不再留驻军队。在呈给伊藤过目后伊藤也拟出草案5条，内容为以后中日均不得在朝鲜有任何军事存在；前条款与两国交战权无关；朝鲜若发生交涉事端，中日均派委员和平解决；中日应劝朝鲜国王选择第三国教官来训练朝鲜军队；中日驻朝军队在四个月内从朝鲜撤回。4月12日中日代表在日本驻天津领事馆举行第五轮谈判，中日草案均被提出讨论。伊藤博文反对中方草案要留中国教官的第3条，并抗议中方草案第4条中单方面强调中国可以应朝鲜请求派兵，对于曾在《济物浦条约》中获得出兵权的日本来说不公平且与第2条矛盾。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于后者。李鸿章认为清朝本来就是朝鲜的宗主国，不应与日本等量齐观，但伊藤博文不承认清朝对朝鲜的宗主权。李鸿章又主张在第2条进行修改，添加一些附加条件（如朝鲜叛乱例外或不妨碍中日在朝鲜的既得之权），而伊藤则主张将第4条改为“中日两国如经朝鲜请平内乱，各有派兵赴朝之权，惟彼此均应请示”，李鸿章不以为然。双方相持不下，伊藤又以罢议回国来要挟，会谈不欢而散。

（十一）4月15日中日代表在水师营务处举行第六轮谈判。，伊藤提出草案3条，最关键的第三条就是“如将来朝鲜有纷难之事，两国或一国派兵，先互相行文知照”，这正是上轮谈判中伊藤提出却被李鸿章否定的条款。双方正在议论中，李鸿章接到军机处电寄谕旨，内有“撤兵可允，永不派兵不可允。万不得已或于第二条内无干句下添续‘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各可派兵，互相知照’等语尚属可行。至教练兵士一节，亦须言定两国均不派员为要”之语。李鸿章见慈禧太后的意见与伊藤的意见无甚出入，便同意伊藤提出的3条，只作文字上的修改，至此双方终于就天津谈判的核心问题——撤军问题达成共识。惩办驻朝清军指挥官是日本政府要求伊藤博文必须完成的两项任务之一，于是伊藤在撤军问题达成共识后又重提惩办营官之事，不肯罢休。最后双方都作出让步，李鸿章答应“行文申饬”驻朝清军将领，至于伤害日侨的责任则留待查明后再按军法处置肇事者，然后将此承诺按伊藤要求以照会形式发给伊藤，以便他能向日本政府交差。由于清廷之前指示过日使所请惩处断不可行，所以事后李鸿章向清廷解释驻朝清军都是他的属下，所谓“申饬”类似“子弟与人争斗，其父兄出为调停”，是他个人的事，与国家无关。

 （十二）1885年4月18日下午3时李鸿章、伊藤博文在水师营务处签署《天津会议专条》，4月19日伊藤博文离开天津，4月28日回到东京复命，围绕朝鲜甲申政变的中日交涉至此告一段落。1885年7月21日中日两国撤走各自的驻朝军队，日本在《汉城条约》缔约之后留下一个大队1000多人的兵力驻扎朝鲜，6月已先撤走其中1个中队，另外在中日两国的认可下朝鲜聘请美国教官来训练军队。日本在撤军前其驻朝代理公使高平小五郎还特别提醒朝鲜政府说：“兹奉本国政府训称：今将我护卫兵于本七月二十一日全数撤回，此系遵照我明治十五年在济物浦所订两国条约，视其无须警备之时，暂行撤回。至于将来如遇有事，再须护卫，仍当随时派兵护卫，不得因此次撤警备，误谓废灭前约。” 换言之日本依然保留《济物浦条约》所规定的对朝出兵权。《天津会议专条》在当时来看是一个平等条约，李鸿章和清政府都为这个条约的缔结感到满意，清流派亦无攻击此条约之迹象。而当时的日本舆论则寄希望于伊藤博文获得清朝的谢罪与赔偿，甚至发生新闻误报之事。结果伊藤博文只带回会近乎一纸空文的照会，也没有获得任何赔偿，因此受到不少日本舆论的批评，但也有很多日本舆论对《天津会议专条》表示满意。清朝并未履行照会内容，日本要求惩办的袁世凯在1885年10月借送还大院君李昰应之机复出，甚至还长期担任清廷驻朝大臣（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

（十三）清朝也未追究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参与甲申政变的责任，问责之事遂不了了之。真正的要害在于第三条，这相当于清朝承认日本的对朝出兵权，而两国均可对朝出兵、出兵前相互知照的规定则使日本在朝鲜半岛取得与清朝对等的权利，清朝对朝鲜的所谓“宗主权”的优势事实上荡然无存。朝鲜问题无疑是《天津会议专条》的症结与焦点，谈判期间李鸿章反复质问日本是否有吞并朝鲜的野心时伊藤则矢口否认，称征韩论只是民间主张，决非政府观点。又说朝鲜是穷国，日本也是穷国，日本不可能让自己穷上加穷，甚至还反问清朝会不会以朝鲜为跳板吞并日本。而《天津会议专条》签订后的九年间随着中日在朝鲜半岛构成均势格局，日本确实在政治上对朝鲜采取“退婴政策”绝少染指（但经济上的侵略并未放松），甚至日本外务卿井上馨还拟出《朝鲜外务办法》八条，托驻华公使榎本武扬献给李鸿章，帮助清朝强化对朝鲜的控制。这是因为日本当时处于宪政体制确立的关键期，无暇对外扩张，同时外交方针的重点也被置于修改与欧美的不平等条约之故，又需要利用清朝来阻挡俄国对朝鲜的野心。就在《天津会议专条》缔结前后发生朝俄密约事件与巨文岛事件，欧美列强对朝鲜的渗透以及朝鲜王室“背华自主“的倾向引发清政府的警惕，防日不再是清廷对朝政策的重点。直到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以后中日朝鲜交涉才重新浮上水面，并引发甲午中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