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族群到一个民族

虽然当时俄罗斯帝国对其非俄罗斯地区和“边境地区”的国内政策并没有过度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将在1881-1894年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期间，成为帝国国内政策的主导原则)，但是在两次起义之后，一波民族主义和仇外心理浪潮席卷了俄罗斯的上层。帝国关于“波兰问题”的政策被那些认为应该在该地区使用武力而不寻求与当地人民和解的人所主导。他们希望改变使分裂主义不断复生的文化环境，相信废除农奴制后把农民转变为独立的阶级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分离主义首先在贵族中兴盛起来，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国家，而农民——群众们——并不不是这个国家的成员。那些负责俄国化人口的人打算通过加强他们在文化中“消除波兰元素”的政策、加强“恢复俄罗斯元素”的政策来取得成功。

1864-1904年的俄罗斯化政策

镇压1863年1月起义的维尔纽斯总督米哈伊尔·穆拉维约夫(Mikhail Muravyov）负责实施俄罗斯化政策。他得到了他的老熟人、维尔纽斯教育区的负责人伊万·科尔尼洛夫(Ivan Kornilov）的帮助。该计划包括一系列特殊的经济和文化措施，旨在削弱当地士绅的经济地位，并确保在现在被官方视为“俄罗斯旧土地”的被俄罗斯吞并的PLC领土上，俄语将取代波兰语在公共事务中，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将获得主导地位，农民儿童将融入俄罗斯高雅文化。

天主教会是不受欢迎的“波兰分子”之一，但由于国际政治上的考虑，沙皇政府无法采取直接行动将其清算。但教会的活动受到限制，天主教徒受到歧视，从而鼓励他们皈依东正教。“恢复俄罗斯元素”政策的支持者就对立陶宛人的策略争论不休。那些不愿将灌输“俄罗斯元素”的做法灌输给当地居民的人取得了胜利，因此立陶宛人不允许进入教育机构。“俄罗斯元素”是由俄罗斯教师灌输的，通常来自俄罗斯的核心地区。最初，大多数人来自俄罗斯东正教神学院。此外，这种策略的支持者认为，立陶宛语无论如何都会屈服于进步，而且对于一种只有几百万人使用、文字稀少的语言来说，为它费心是没有意义的。

然而，就连当局也明白，让一个不说立陶宛语的俄语教师开始在立陶宛少数民族的农村学校用俄语教孩子们是多么具有挑战性。因此，他们计划编写双语语法书，将俄语单词翻译成立陶宛语，但用西里尔字母而不是罗马字母书写。从这个想法演变成用西里尔字母取代立陶宛传统上使用的罗马字母。1864年，穆拉维约夫宣布禁止使用传统的立陶宛字母。这项禁令扩大到整个俄罗斯领土，并一直有效到1904年春天。

在俄罗斯占领的前波兰王国领土上，从来没有讨论过将波兰语言和文化从公共生活和教育机构中消除。然而，作为“拉近波兰人和俄罗斯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手段，学习俄语是强制性的。”人们期望波兰人最终停止梦想恢复他们以前的国家，并明白作为斯拉夫人，他们在俄罗斯帝国统治下比生活在普鲁士和奥地利统治下的同胞过得更好。“让波兰人和俄罗斯人更亲近”的目标也是为了保护王国的非波兰人不被波兰化。沙皇下令在立陶宛Užnemunė地区建立俄语学校，在那里，立陶宛语只能作为第二语言，从西里尔字母的教科书中学习。Užnemunė地区的几所中学也将立陶宛语作为选修课开设。莫斯科大学为在中学中取得立陶宛语成绩的学生保留了10个国家奖学金。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希望立陶宛人自己，通过成为俄罗斯高雅文化的参与者，将成为立陶宛人更接近俄罗斯文化的纽带。

这一政策在波兰王国和俄罗斯帝国吞并的前PLC土地上实施了40年，但其结果与预期不同。虽然所有的地区中心和较大的城镇都建了东正教堂，但它们的教区居民很少。在维尔纽斯，大约有10座东正教教堂被建造或“重建”(在它们直到17世纪都存在的地方)。其目的是为了表明，西北地区(现在称为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地区)的中心维尔纽斯既是天主教徒，也是东正教教徒。维尔纽斯的圣卡西米尔教堂被改造成俄罗斯东正教大教堂。禁止新建或修复现有的天主教堂。这一禁令在天主教徒中引起了极大的不满，直到19世纪末才被沙皇的法令解除。引诱大批天主教徒改信东正教的企图失败了。

俄罗斯文化中心出现在立陶宛少数民族的城镇，但它们只是统治的俄罗斯人少数民族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当局未能吸引农民到他们这边来，因为在莫特尤斯·瓦兰丘斯主教的牧区工作和教导下，大部分立陶宛民族的农村居民决心学习用他们的母语阅读和写作。1863-64年起义后，只有俄罗斯教师的俄罗斯学校才被允许运作，主教通过信任的牧师建议农村居民不要让他们的孩子入读这种学校。为了防止文盲，他鼓励人们建立秘密的农村学校，让一个识字的村民教别人。这种名为“daraktorinės”的小型学校也在城镇中普及开来。尽管他们受到警察的迫害，他们的老师如果被抓住，有时会被流放到俄罗斯的深处数年，但人们并没有被吓倒。这是一种需要，也是一种传统。

在整个俄罗斯帝国的欧洲部分，立陶宛民族在官办(俄罗斯)小学上学的儿童比例可能是最低的。在19世纪末，大约66%的男孩和18%的女孩在俄罗斯帝国的欧洲部分上小学，但这两个数字在考纳斯省分别为21%和4%。尽管如此，1897年进行的第一次俄罗斯人口普查显示，近48%的立陶宛人识字，其中只有五分之一的人能读懂俄语。立陶宛人中识字的平均人数几乎是俄罗斯平均人数的两倍，除了犹太人之外，只比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少，因为这两个民族合法地接受母语教育。令专家们大为吃惊的是，考纳斯省妇女的识字率(包括所有居民，而不仅仅是立陶宛人)高于考纳斯省男性的识字率——分别为55%和52%。

当局在立陶宛文学中用西里尔字母取代传统拉丁字母的努力也没有成功。如果当局允许立陶宛小学和立陶宛教师，如果他们没有歧视天主教会，如果他们没有试图将天主教徒转变为东正教，字母可能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瓦兰丘斯主教认识到当局的传教意图，并通过神职人员传达了一个信息，即天主教徒阅读此类书籍是一种罪恶。因此，几乎没有人阅读，由于没有需求，当局只出版了60本此类书籍。

在敦促人们拒绝当局强加给他们的书籍之后，主教秘密安排在东普鲁士用传统字母出版立陶宛书籍，并将它们走私到立陶宛。走私书籍成为一个强大的传统，到19世纪末，在东普鲁士出版的立陶宛书籍，走私越过边界并在立陶宛分发的书籍越来越多*这些从普鲁士小立陶宛向大立陶宛走私书籍的运动被称之为Knygnešystė（书籍走私者）。

尽管当局和宪兵(俄国警察)试图抓住走私书籍的人，并对他们进行对教师更严厉的惩罚但是，这并没有阻止立陶宛出版物流入立陶宛。在立陶宛报刊被禁期间，在东普鲁士为大立陶宛*Lithuania Major，与普鲁士的小立陶宛（Lithuania minor）对应，包含小立陶宛以外的整个立陶宛民族区域。出版了大约1800本立陶宛语书籍和小册子，共550万册。这些出版物大多是宗教小册子和语法书，而通俗的科学、政治和文学作品在本世纪末变得越来越多。在美国的立陶宛移民也出版了700多本书，其中一些也流入了立陶宛。

俄罗斯当局在前GDL土地上针对波兰语言和文化所制定的政策也没有成功。俄罗斯当局并没有实现他们的目标。帝国在该地区大部分地区的社会基础并没有变得更加强大。尽管如此，这些政策还是产生了间接的影响:联盟的国家传统将与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新形成的民族身份不相容。

“我们生为立陶宛人!” 

1863年起义二十年后，立陶宛民族复兴重新开始。带头的是后农奴制时代的知识分子和俄罗斯高等教育机构的立陶宛毕业生，他们大多来自Užnemunė。起初，他们继续支持立陶宛-波兰共同国家的愿景，但当他们看到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捷克人和保加利亚人的民族运动取得了成功，这些运动或多或少都是合法发展起来的，他们不禁想知道，为什么当局对他们家乡的立陶宛人如此不公正。

1883年，一群知识分子创办了第一本立陶宛期刊，以立陶宛语和传统正字法出版，Aušra，或Auszra(黎明)。这是一本在东普鲁士出版的月刊，为大立陶宛准备的。它的第一任编辑是乔纳斯·巴萨纳维丘斯(1851-1927)，他来自Užnemunė地区，但当时住在布拉格。他于1879年毕业于莫斯科医学院，但从年轻时起，他就对印欧和波罗的海历史以及立陶宛文化产生了持久的兴趣。秘密出版的非法月刊帮助激发了民族运动，吸引了新的追随者。它反对沙皇当局，并要求立陶宛人至少应该能够享有与俄罗斯帝国所允许的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同样的文化机会和教育条件。虽然这份报纸对立陶宛的历史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但它与卢布林联邦的传统是分离的。一个独立的立陶宛作为一个讲立陶宛语的国家的想法在它的书页上被提出，作为一个模糊的白日梦。

一个独立的立陶宛的想法点燃了民族的渴望。尽管《Aušra》在三年后因为内部分歧和财政困难而停刊，但它极大地增加了独立运动的队伍，新的出版物也很快出现。1889-1890年，立陶宛民族运动及其报刊出现了世俗自由主义和天主教保守主义两个方向的分歧。1889年，华沙一个名为Lietuva（立陶宛）的秘密立陶宛学生社团创办了期刊《Varpas》(钟)，它继承发扬了《Aušra》的精神。

它由内科医生文萨斯·库迪尔卡（Vincas Kudirka 1858-1899)编辑，直到他去世。年轻时，他觉得自己更像一个波兰人，但读到一期Aušra后，他很快便改变了他的想法，让他“感觉自己是立陶宛人”。文萨斯·库迪尔卡写诗，包括诗歌《Tautiška giesmė》(国家赞歌)，他也为这首诗谱曲。这首诗后来成为立陶宛的国歌。《钟》支持自由民主的观点，有时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它处理与政治秩序有关的问题，批评沙皇政府及其文化政策，并关注标准书面立陶宛语的形成。它出版了优秀的小说、诗歌(原文和译文)和通俗的科学文章。同样的编辑人员还出版了一份面向农村读者的报纸，名为Ūkininkas (农民)。天主教报刊的主要关注点是反对俄罗斯化，但遵循教会的一般教义，且忠于沙皇政府。最受欢迎的报纸是出版始于1896年的《Tėvynės sargas》(祖国卫士）,其“打动精神”*原文spiritus movens，拉丁语。这个词是这个牧师的口号之一的人是一个年轻的牧师,Juozas Tumas-Vaižgantas,后来成为了一个著名作家和宽容和仁慈的化身。

从立陶宛民族复兴中产生的第一个政党是1896年成立的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该党以立陶宛语和波兰语两种语言公之于众。该党的政纲表明，它的目标是在一个松散的邻国联盟中建立一个主权的立陶宛国家。

波兰浪漫主义者的作品，如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和约瑟夫·伊格纳西·克拉泽夫斯基（Józef Ignacy Kraszewski），对立陶宛民族认同的发展和立陶宛广大农村人口的意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不仅是一个族群的一部分，而且是一个民族。但是，当时最浪漫、最优美、最抒情、还有点好斗的诗歌是约纳斯·马丘利斯神父(Jonas Mačiulis，笔名马罗尼斯Maironis*很多比较出名的经典立陶宛语歌曲都是他写的，比如《Nebeužtvenksi upės bėgimo》（你无法阻止河流的奔涌）)用立陶宛语写的。1895年，马罗尼斯出版了两本诗集——《Pavasario balsai》（春之声）和《Jaunoji  Lietuva》（年轻的立陶宛）。他的许多诗歌成为流行的民歌。库迪尔卡*指Vencas Kudirka，那位后世国歌词曲的作者的诗歌和嘲讽沙皇官员的讽刺故事，以及出身于小士绅阶层的Julija Žymantienė(笔名Žemaitė*意为（女）萨莫吉希亚人，她本人也确实是萨莫吉希亚人)丰富而现实的社会散文，也强化了他的民族认同。非法的立陶宛报刊也出版其他国家作家的小说，主要是邻国作家的作品，尤其是19世纪上半叶用波兰语写作的立陶宛爱国者的作品。

根据1897年的人口普查，当时属于俄罗斯帝国领土而今天属于立陶宛的地区(不包括当时属于普鲁士的克莱佩达地区)的人口约为270万。立陶宛人约有160万，占总人口的58%。当时士绅占这些领土人口的5.3%，大约28%的士绅认为自己是立陶宛人，13%的人口是犹太人，10%是波兰人，15%是白俄罗斯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大约13%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包括小城镇)。犹太人是城市和城镇居民中最大的族群，约占城市人口的42%。其次是波兰人，约占24%，然后是立陶宛人，约占8%。虽然立陶宛人有一些进入贸易、商业和制造业的尝试，至少可以说，他们在特定领域的成功是有限的。例如，根据人口普查，立陶宛商人只有14人，而犹太商人的数量为3853人。当时维尔纽斯的人口为15.5万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个数字上升到了20万人)，而考纳斯的人口略多于7万人。

立陶宛人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大约26,000名立陶宛人是工匠或产业工人，近5,000名是知识分子:神职人员，教师，医生，政府工作人员和士绅。这些立陶宛知识分子为立陶宛成为一个现代国家铺平了道路。19世纪中叶开始运行的电报线路以及涅曼河上的蒸汽船的运行刺激了经济的发展。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穿越立陶宛的圣彼得堡-华沙铁路建成;具体来说，它是利耶帕亚（Liepāja*拉脱维亚港口城市，位于库尔兰西部）和罗姆内（Romny*乌克兰城市，位于基辅以东，今苏梅州）之间的线路。后来，这条铁路通过考纳斯延伸到柯尼斯堡。第一条电话线路建于19世纪80年代，第一批汽车在20世纪初问世。成千上万的立陶宛人在里加、圣彼得堡和敖德萨找到了工作，但最大的经济移民浪潮始于1868年向美国的移民。1910年，有20.7万立陶宛人居住在美国，主要在宾夕法尼亚州、芝加哥和纽约。他们可以自由地用立陶宛语出版(美国第一份立陶宛语报纸于1879年出现)，建立协会和其他代表社会主义和基督教民主价值观的组织，从事业余艺术和体育活动，并组成合唱团。立陶宛裔美国人为立陶宛的文化生活提供财政支持，并组织政治活动，引起人们对俄罗斯帝国民族歧视的关注。

在本世纪末，德国宣传家和政治活动家、诗人和索布族*sorbian 德国境内斯拉夫少数民族，位于今勃兰登堡州于萨克森州的东部交界多语者Georg Sauerwein为东普鲁士的立陶宛语而斗争，并为小立陶宛写了一首国歌，其中有以下几句:“我们生为立陶宛人/我们希望成为立陶宛人/我们在出生时获得了这一荣誉/我们不能让它灭亡”。这首歌立刻在大立陶宛地区流行起来，涅曼河两岸的立陶宛人都唱这首歌，他们相信自己不会灭亡。

转型后的立陶宛寻求自治

20世纪初，立陶宛民族复兴运动通过秘密的文化活动取得了重大进展。立陶宛文化正变得不仅仅是民俗文化。包括艺术、人文、科学和教育在内的相当庞大的知识界发展起来。一群立陶宛政治家自愿地走到一起，开始创建欧洲式的政党。一种共同的书面语言在文学中更加牢固地建立起来。就连俄罗斯媒体也承认，立陶宛人的运动是帝国第三大运动(仅次于波兰人和犹太人)。

有两件事对立陶宛民族意识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一个事件发生在1893年的克拉齐艾（Kražiai）小镇(Raseiniai*两座小镇均位于萨莫吉希亚中部以北25公里)，并在整个欧洲引起了反响。哥萨克骑兵们袭击了Kražiai教堂,镇上的居民们捍卫这座教堂，不希望其被关闭。他们中的一些人受伤或死亡，妇女被强奸。人们将这一事件称为“Kražiai大屠杀”。俄罗斯政府军的野蛮行为引发了俄罗斯社会较为清醒阶层的愤怒，也引发了梵蒂冈的抗议。著名的律师站出来为因为反抗政府的命令而受到审判Kražiai的居民辩护，所以最终对他们所施加的惩罚并不严厉。

另一件事发生在法国。立陶宛人首次参加了1900年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来自立陶宛的立陶宛人与来自小立陶宛的同胞一起，在立陶宛裔美国人的大力协助下，在人种学部分准备了一次展览，展出了立陶宛民族服装、农具和其他物品的样品，其中最重要的是在东普鲁士秘密印刷的立陶宛出版物的样品。通过这种方式向世界传递了一个信息:一个叫做立陶宛的国家存在，而沙皇政府禁止它用自己的(拉丁)字母印刷出版物。

将沙皇政权视为敌人的立陶宛民族复兴运动很快找到了另一个敌人——波兰的“波兰化者”（Polonizers）。越来越多的家庭在公共场合说立陶宛语，以及要求在天主教教堂用立陶宛语庆祝弥撒，引起了一些说波兰语的人的反对。地主们为了保护自己免受他们所谓的“立陶宛人狂热”(Lithomania，波兰语litwomania)的侵害，而与说立陶宛语的村民越来越疏远。对立陶宛民族愿望缺乏同情的牧师与他们的教区居民发生了严重冲突。1902年，一位名叫Adomas Jakštas-Dambrauskas的牧师用波兰语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其中阐述了新一代年轻立陶宛人的目标和计划，并要求新一代年轻立陶宛士绅也清楚地宣布他们认为自己是立陶宛人还是波兰人。立陶宛的士绅们被要求成为有意识且真诚的立陶宛人，用立陶宛语说话和祈祷，热爱自己的民族，为民族的利益而工作，成为民族的引领者，照顾人民的教育和福利，换句话说，成为立陶宛的中坚力量。立陶宛士绅成为民族复兴一部分的建议被维尔纽斯的波兰人拒绝了，他们出版了一本名为Przenigdy(绝对不)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是用Ludwik Czarkowski博士的笔名写的;这本小册子恶化了波兰和立陶宛的关系。许多士绅并不理解立陶宛人的愿望，认为与他们合作是不光彩的。

随着全俄革命迫在眉睫，沙皇政府被迫做出让步。立陶宛民族复兴的最大胜利是在1904年春废除了在立陶宛禁止使用拉丁字母的出版物的禁令。禁令解除后，合法的立陶宛媒体迅速在国内出现。

1905年初，第一次社会民主革命在俄国首都开始*指1905第一次俄国革命，日俄战争的战败使得俄国各类国内矛盾激烈爆发，其中便包括沙俄国内民族矛盾，并迅速蔓延到立陶宛的城市。罢工、示威和集会发生了。他们的组织者主要是俄罗斯和波兰社会主义政党的分支。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开始鼓动在小城镇和农村地区进行政治变革。在那一年的春季和夏季，各种专业组织成立了，其大多数是在民族基础上成立的。秋天，这场运动很快在立陶宛的乡村展开了行动。政府任命的职员被赶了出去，小学的俄罗斯教师被立陶宛人取代。

沙皇尼古拉二世被席卷全俄的革命浪潮吓坏了，于1905年10月下旬发表了一份宣言*十月诏书，承诺承认基本的民主自由，并组织国家杜马(议会)的选举。立陶宛的活动家们决定在维尔纽斯召集来自立陶宛各地的立陶宛人召开一次大型大会。这次大会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威胁的反应，因为这不是温和派或天主教会所青睐的想法。召开大会的想法是由佩特拉斯·维莱西斯（Petras Vileišis）向从保加利亚回来的约纳斯·巴萨纳维丘斯（Jonas Basanavičius）提出的，随后他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承担组织工作和制定议程。该会议后来被命名为维尔纽斯大议会（立陶宛语Didysis Vilniaus seimas），12月4日至5日在维尔纽斯的一座市政大楼举行，这座大楼今天是国家交响乐团的所在地。来自立陶宛几乎所有民族文化区域的大约2 00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他们代表了社会各阶层和所有政治潮流和趋势。代表们甚至来自更偏远的白俄罗斯地区、东普鲁士、俄罗斯、波兰和拉脱维亚。讲波兰语的地主贵族的代表和波兰社会党在立陶宛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较为激进的派别和较为温和的派别之间存在各种分歧，但大会在主要原则上达成了一致。大会的高潮是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立陶宛实行政治自治，并有权在维尔纽斯通过不分国籍、宗教或性别的普选选举自己的议会(Seimas)。新的立陶宛被定义为立陶宛人的领土，包括Užnemunė，也可以叫它苏瓦尔基亚（Suvalkija），当时是波兰王国的一部分，以及邻近地区，如果他们的居民选择加入。

在其他决议中，议会敦促人们停止纳税，回避兵役，并组织地方自治政府。这促使立陶宛的村庄和城镇将地区自治权掌握在了自己手中。整个冬天，立陶宛的许多地区都被当地人占领了。然而，在1906年春天，随着革命浪潮的消退，沙皇政府在哥萨克和军队的帮助下恢复了旧秩序，尽管相比先前略有改善。显然，圣彼得堡没有人认真考虑给予立陶宛政治自治的决议。

1905年后的立陶宛——通过文化进行抵抗

尽管俄国在革命后出现了代议制(尽管不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由国务院和国家杜马组成的两院制立法机构，与沙皇分享立法权——但所有的行政权和宪法立法权仍然掌握在沙皇手中。在杜马选举中，立陶宛人与犹太人结成联盟，反对地主士绅和讲波兰语的人，并选出了他们的第一批国会议员，主要是社会民主党人。地方政府的模式并没有改变。1864年，地方自治地方政府在俄罗斯大部分地区开始实行，但从未在立陶宛(或其他波罗的海省份)建立起来。当波兰的政治自治问题在国家杜马上被提出时，立陶宛代表争辩说，如果给予波兰自治，那么Užnemunė，也就是波兰王国的苏瓦乌基省（Suwałki*约等于Suvalkija。由于日后苏瓦乌基城都属于波兰而非立陶宛，所以Suvalkija的范围逐渐缩小了）的立陶宛部分就应该脱离它。然而最终，杜马拒绝了波兰王国的自治。

沙皇政府继续将GDL的前领土称为西北地区*西北边疆区（northwest krai），表明它仍然被认为是俄罗斯固有的有机组成部分。反过来，这意味着波兰人、立陶宛人和犹太人被认为是该地区的少数民族。他们被允许培养自己的文化，前提是沙皇政府不认为他们的活动有损帝国的利益。官方的教育体系仍然是俄语，尽管立陶宛语和波兰语被允许在官办学校教授;在中学，这两门课是选修课。立陶宛人和波兰人不再被禁止在这些学校教书。此外，现在允许个人或组织建立以立陶宛语或波兰语为主要教学语言的私立学校。大多数立陶宛小学——大约70所——是由天主教社团创办的。还有一所私立女子中学，在Užnemunė用立陶宛语授课。村里的孩子继续在家里以小组的形式学习阅读、写作和数数;这已不再是非法活动。

革命后，当立陶宛显然没有机会获得政治自治时，立陶宛活动家(以及他们的波兰同行)主要集中在广泛的文化活动上，这些活动在政治上以各自的民族愿景为导向。他们希望政治环境迟早会有利于实现他们的愿景，并将这种希望建立在俄罗斯发生新革命或欧洲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之上。

各种意识形态派别(通常称自己为政党)之间展开了宣传战。这些派别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分裂，而且沿着民族界线分裂，因此同样的意识形态立场在立陶宛人和波兰人社区中是被分别代表的。这些独立的团体对立陶宛和波兰民族的语言民族主义*ethno-linguistic nationalism持不同的立场，并且先验地认为彼此的目标是敌对的，原则上是非法的。唯一在民族问题上没有站队的是那些以共产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导向的边缘地下激进左翼组织、少数知识分子和一个小的民主团体，即所谓的“同胞”(波兰语krajowcy)，他们支持恢复GDL的想法。后者主张在前GDL的边界内建立一个自治的立陶宛，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立陶宛人、波兰人和白俄罗斯人都将拥有官方地位。如果这个实体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它可以与波兰组成一个邦联或公平的联邦。立陶宛人认为krajowcy属于波兰，而波兰民族主义者则认为他们是“不真实的”或“完全错误的”波兰人。鉴于当时存在的相互恐惧症，krajowcy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

在立陶宛团体中，最强大的是基督教民主党，主要是天主教神父，他们致力于支持立陶宛民族的民族复兴，并能够通过教会、其文化和教育组织及其众多出版物进行活动。他们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与天主教教义相一致的立陶宛文化和社会活动上。他们与一群聚集在由安塔纳斯·斯梅托纳（Antanas Smetona）编辑的《Viltis》(希望)报纸周围的未来的民族联盟党人(立陶宛语tautininkai）一同，在维尔纽斯教区教堂争取立陶宛语的权利。这种战斗经常演变成立陶宛人和波兰人之间的斗殴。教区由波兰基督教民主党控制，他们是波兰民族主义者，认为未来的波兰国家基本上覆盖了前PLC的全部;他们致力于加强波兰的爱国主义和波兰语。基督教民主党受益于他们对沙皇政府的忠诚，因此政府不干涉他们的活动。

在立陶宛民族复兴运动中，基督教民主党最大的对手可能是自由派的立陶宛民主党，该党于1902年由《Varpas》（钟）报纸周围的团体联合成立。这些知识分子推动政教分离。立陶宛民主党的理想是在历史上的立陶宛民族边界内建立一个独立和民主的立陶宛共和国，“公平分配财富”，并与邻近的民主国家建立联邦关系。民主党人还出版非法出版物，并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人合作。通过共济会分会，他们试图开始与属于这些分会的波兰积极分子就未来国家地位的前景进行对话，但没能找到共同点。

立陶宛社会民主党(SDPL)是与立陶宛民族复兴的广泛理想联系在一起的最古老的政党，在1905年革命后失去了它所获得的声望，并在沙皇的镇压中遭受了最严重的打击。社会民主党人支持立陶宛独立的想法，并公开表示赞成社会改革以及立陶宛语和波兰语的平等。

许多社会和文化组织以及几乎所有波兰政党的分支机构也在立陶宛境内运作。在立陶宛最活跃的波兰政党是波兰的国家民主党（Polish National Democrats），其领导人罗曼·德莫夫斯基（Roman Dmowski）信奉波兰的“有机民族主义”教义。在他对波兰国家(或俄罗斯帝国内自治的波兰)的设想中，立陶宛人将拥有文化少数民族的地位。波兰基督教民主党的立场也没有太大不同。由立陶宛本土人约瑟夫·毕苏斯基（Józef Piłsudski）领导的波兰社会党对立陶宛的未来有着不同的看法。

毕苏斯基的支持者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立场，对恐怖主义行为毫不避讳。毕苏斯基本人是前波兰-立陶宛二元国家的支持者，他把这个二元国家想象成一个联邦，立陶宛本身分为三个部分:立陶宛民族的西部，讲波兰语的中部，包括维尔纽斯和格罗德诺，东部是明斯克，那里有白俄罗斯语的空间。当然，波兰语将成为立陶宛三个地区的官方语言。毕苏斯基并不是波兰化的支持者，但他并没有认真对待立陶宛在其历史领土内建立一个独立的立陶宛的主张，因为立陶宛语在包括他出生的地区在内的该领土的边缘地区已经基本上被取代了。此外，说意第绪语的犹太人是立陶宛城市地区最大的民族，1905年以后，波兰语取代俄语成为街头最常用的语言。

波兰和立陶宛的文化组织在立陶宛同时存在。由于恢复维尔纽斯大学的努力失败(这种尝试于1905年进行，立陶宛和波兰知识分子甚至达成协议，该大学将有三种教学语言)，因此建立了其他学术机构:立陶宛科学学会(the Lithuanian Scientific  Society 1907年)，其目的是培育和促进立陶宛民族文化，希望将来发展成为科学院;以及维尔纽斯科学之友协会( the Vilnius Friends of Science Society 1907年)，该协会联合了讲波兰语的人，并为促进维尔纽斯成为文化和学习中心做了很多工作。立陶宛科学学会的发起人和主席是约纳斯·巴萨纳维丘斯博士，他当时已经被立陶宛人视为民族的族长*立陶宛语tautos patriarchas。这两个学会都非常重视GDL的过去和遗产，但立陶宛科学学会强调研究立陶宛语言和民族文化，并为立陶宛学校编写教科书。两个协会发表期刊学术期刊，且双方成员也都是对方社团的机构成员。

*上图人物 左起：

第一排: Jonas Jablonskis, Žemaitė（萨莫吉希亚女作家）, Petras Kriaučiūnas, Jonas Basanavičius（民族组长）, Liudvika Didžiulienė, Jonas Dielininkaitis; 

第二排: Vincas Palukaitis, Antanas Vileišis, Baltramiejus Čepulis, Adomas Sketeris, Gabrielius Landsbergis-Žemkalnis, Jonas Ambrozaitis; 

第三排: Juozas Kairiūkštis, Jonas Spudulis, Mečislovas Silvestraitis, Mikalojus Kuprevičius.

在美术和表演艺术以及建筑领域也有平行的发展。立陶宛人是第一个在维尔纽斯成立立陶宛艺术协会(the  Lithuanian Art Society 1907)并开始组织公开展览的人。但很快，当地的艺术家因为不认同立陶宛民族复兴的目标，而成立了一个独立的维尔纽斯艺术协会。有些人很难决定加入哪个社团，尽管当时并没有禁止他们同时属于两个社团。这些艺术家中有米卡洛尤斯·孔斯坦蒂纳斯·丘尔廖尼斯(Mikalojus Konstantinas Čiurlionis 1875-1911)，他是目前世界上最知名的立陶宛画家和作曲家。他曾在华沙和莱比锡学习音乐和艺术。虽然丘尔廖尼斯来自立陶宛民族环境，但当他抵达维尔纽斯(1907年)时，他的立陶宛语说得并不好。然而，他选择与立陶宛人在一起，并且是立陶宛艺术协会的创始人之一。

在这一时期，立陶宛文学上升到新的高度——用立陶宛语写的作品既符合知识水平，也符合艺术标准。主教安塔纳斯·巴拉瑙斯卡斯（Antanas Baranauskas）为新生的立陶宛民族国家制定的目标似乎是可以实现的，特别是如果一个国家将承认立陶宛人是其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他们的建国计划中，波兰人设想的只是立陶宛人的少数民族地位。似乎是作为对这种观点的“报恩”，立陶宛人也设想说波兰语的人在立陶宛只享有少数民族地位。对话变得复杂了起来。1914年初，没有人认为再过几年他们就得采取实际行动来实现自己的梦想，而且很快他们就不仅要根据语言来选择加入哪个社会，还要根据波兰或立陶宛护照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