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际主义的现实局限性——转载熊逸《正义从哪里来》

托马斯·潘恩的名言“我的国家是世界，我的宗教是行善”直到今天依然会引起很多人情感上的不快，而近现代世界的国际主义运动也都以“民族国家”宣告收场。

对于后者，米歇尔斯在为他的名著《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1915年第2版所作的序言中，谈到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之所以会在自身地位改变之后迅速转变了立场，“党的生存是····…第一位的……该党出于自保的需要，很快抛弃了国际主义信念，并转变成一个爱国主义政党”。这一观点不断得到历史的验证以及新一代有识之士的共鸣，以至于我们甚至可以由此推测，无论是中国儒家所梦想的大同世界，还是西哲如但丁所鼓吹的世界帝国，即便终有成功的一天，那样的世界恐怕也不会是我们真正想要的。

事情的另一面是，米歇尔斯虽然言之成理，却不曾虑及“圈内人偏袒效应”这一至关重要的

心理因素，即便那些政党领袖都有圣贤一般的品德，但国际主义很难赢得普罗大众的长期好感。

18世纪的法国哲人费内隆曾对历史学家提出过一项离经叛道的要求，即历史学家应该在祖国与外国之间保持中立，当然，政治家最好也能够具备这种道德素养。如果我们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这的确是一种伟大的博爱情怀，但换到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看，可想而知，会有太多人痛斥这种离心离德的谬论。

更为我们当代同胞所欣赏的是钱穆在《国史大纲》的序言里开宗明义的著名主张：“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人们更容易喜爱钱穆而厌憎费内隆，这实在是天性使然。人若脱离社会组织便会感觉到无所依托——依照涂尔干的研究结果推测，这甚至会使得自杀率显著上升。所以，抱持国际主义态度的人，不仅需要有强大的理性，还需要有强大的意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