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两种疯狂的x制
两种疯狂体制[①]
德勒兹
译 | 蓝江
BEIZHU备注
[①]本文收录于阿尔曼多·弗蒂格里奥尼（Armando Verdiglione）主编的《精神分析与符号学》（Psychanalyseet semiotique）, Paris, 10-18, 1975, .在1974年五月米兰的一词学术会议上，在弗蒂格里奥尼主持下，德勒兹宣读了此文。德勒兹十分成功地发挥了迦塔里的主题，迦塔里的论文题目是《能指符号学和非能指符号学》（Semiologies signifianteset semiologies asignifiantes）。德勒兹直接参与的讨论部分，后来没有保存下来。
-德勒兹-
Section 1
今天，我们不再问权力的本质是什么，而是和福柯一样，权力如何实现，权力在何处成形，为什么权力无处不在。
我们先举一个例子：傀儡木偶师。他有某种权力，来操纵木偶，而且他也向孩子们施加了某种力量。对于这个主体，克莱斯特（Kleist）写过一篇极为绝妙文章[②]。我们可以说，那里有三条线。傀儡师并不是按照人物将要呈现的动作来操纵木偶。他是用一根垂线来操纵他的木偶的，或者说他替换了木偶的重心，更准确地说，他让木偶变得轻巧。这完全是一根抽象的线，而非有形的线，不会像有形之线那样具有象征意义。这条线是动的，因为它是由许多如同奇点（singularités）一般的停顿点组成的，不过这些停顿点没有破坏线。在垂直的抽闲的线（因此，这些线也更为真实）与木偶的具体运动之间不存在二元关系或对应关系。
BEIZHU备注
[②]文章标题是《论木偶剧》（Sur le théâtre de marionnettes），收录于克莱斯特的《轶闻和短篇作品》（Anecdoteset petits écrits）Paris, Payot,1981, p. 101-109.
其次，还有一些完全不同的运动：可感的和表征性的曲线，环绕自己一圈的手臂，歪斜的脑袋。这条线不再是由奇点组成的，而是由一些灵活的环节（segment）组成的——一个姿势，然后是另一个姿势。最后，还有第三种线，这是一些个相当坚硬的环节，它对应于木偶剧呈现出来的故事要素。结构主义告诉我们的二元关系或对应关系或许是在分成各个环节的线之中形成的。傀儡师自己的权力更多时候出现在两种线的转换点上，一边是抽象的无形之线，另一边是环节性的两条线。
再来以银行家，资本主义的银行权力为例，这几乎是同一回事。众所周知，有两种形式的货币，但有时候这两种货币很难准确界定。有一种货币作为金融结构，甚至作为金融性的创造和毁灭：无法兑现的货币的量，一种带有奇点的抽像的或运动的线。其次，还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线，具体的由可感曲线组成的线：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能够分配在各个环节，用来发工资，创造利润，获取利息等等。这种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反过来会产生第三种环节化的线：在一个既定时代，所有的产品、所有的设备、所有的消费都是作为一个整体生产出来的（参看贝尔纳·施米特（Bernard Schmitt）和苏桑尼·布吕诺夫（Suzanne de Brunhoff）[③]的著作）。银行权力发生在抽象之线（金融结构）与具体之线（支付生产出来的商品的手段）之间的转换点上。而这个转换点发生在央行、金准，和美元的流通地位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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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BernardSchmitt, Monnaie, salaires et profits,Paris, PUF, 1966. Suzanne de Brunhoff,L’Offre de monnaie (critique d'un concept), Paris, Maspero, 1971 et La Monnaie chez Marx, Paris, Ed.Sociales, 1973.
另一个例子，克劳塞维茨在谈“绝对战争”时谈到了流动，在纯粹国家中不会发生“绝对战争”，绝对战争已经贯穿了整个历史，是无法解决的、独特的，变动的和抽象的[④]。或许战争流事实上存在于独一无二的游牧创造之中，一种不依赖于国家的战争机器。事实上，十分明显，大国，以及庞大的君主机制似乎都无法将自己的权力建立在战争机器之上，而是建立在官僚制和治安基础上。战争机器总是来自于外部，来自于游牧根源：一种巨大的抽象的变化之线。但是，正因为如此，可以十分容易理解，国家为了它们自己必须占有这个机器。它们需要集中武力，支配战争，让战争为它们的政治服务。战争不再是绝对战争（抽象之线），变成了某种不再有趣的东西：有限战、整体战等等（第二条线，这一次是可以分环节的）。这些战争采用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取决于政治上的需要，以及支配战争的国家的本质，国家赋予战争目的，设定战争的界限（第三种分节的线）。再说一遍，所有的战争的权力在于这些的线的转换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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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战x论》（Dela guerre）, Paris, Editions deMinuit, 1955, 第八卷，第二章。
还可以给出更多的例子。三条线既不同步，速度也不一致，它们各自的领域不同，而且也没有相同的解域化运动。分裂分析的一个主要目标，在我们俩人这里，都在寻找一条跨越线，这就是欲望本身的线：逃逸的无形的抽象之线，也就是解域化；环节化之线，无论是灵活，还是坚硬，我们要么卷入其中，要么逃逸而去，在抽象之线的地平之下运动，从一条线到另一条显得转换如何发生。
Section 2
迦塔里正在谋划一个符号学体制的表格，我像给一个例子，我们很容易称之为病理学或历史学的例子。符号的两种体制的一个重要例子，就出现在19世纪后半叶的精神治疗中，但这个例子也超越了精神治疗领域，涉及到所有的符号学。我们可以想象第一个符号学体制，它是通过相当复杂的方式来发挥作用的，但这种方式非常容易理解：一个符号接着其他符号，这些其他符号又接着另一些其他符号，以至无穷（辐射状，甚至一个外延的环状）。某人出门上街，他注意到他的门房正在盯着他看，他闪了过去，一个小孩朝他吐舌头等等。最后，说所有符号都被双重衔接的，以及说符号总是无穷无尽地指向其他符号，还有说一个假设的诸多符号本身的集合指向一个更大的能指，这些说法都是一回事。这就是偏执狂（paranoïauqe）的符号体制，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专制的或帝国的符号体制。
那么，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符号体制。这一次，一个符号或一组符号，或一小串符号，开始沿着某条线流动。我们不会在无穷无尽的外延中找到一个巨大的环形构造，它毋宁是一种线性网络。与其说符号一个接一个地相连，不如说符号依从的是一个主体：以具体化的方式出现的癫狂，这更多是行为的癫狂，而不是观念的癫狂，在另一条线开始之前，一定要让这条线走到头（诉讼狂，德国人称之为“争辩狂”）。通过这种方式，像克雷宏波（Clérambault）这样精神病学家区分了两种癫狂：偏执狂和激情狂[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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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In Œuvrespsychiatriques,Paris, reed. PUF, 1942, [reed., Paris, Frenesie, 1987], 2 vol.
或许这就是精神治疗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它在这个体制啮合了完全不同的各种符号。偏执狂病人，我们可以将他锁起来，他表现出所有疯癫的符号，但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完全疯，只是他的推理不可理喻。激情狂的病人并没有表现出疯癫的符号，除非在某些难以辨识的地方，他是疯的，他的疯癫自身展现为一种鲁莽的表现（如谋杀）。在这里再说一遍，福柯十分深刻地界定了两种疯狂的差异和互补性。我提到两种情况，是为了给出符号的多元性观念，也就是说，各种符号的簇既不具有相同的体制，也具有相同的功能。
Section 3
问题并不在于符号体制是否获得了一个临床或历史的名称。这也不是一回事，但符号体制穿越了大相径庭的“分层”。我刚刚才谈过偏执体制和激情体制的临床用语。现在我们谈谈社会形态。我不想说皇帝就是偏执狂，也不是相反。在一个帝国形态中，无论古希腊或古代，都有一个大能指，君主的能指，在它之下有一个无穷无尽的符号网络，它们彼此相连。不过，你还需要各种各样的专门的人的范畴，他们的任务就是让这些符号得以流传，去说出这些符号的意思，解释它们，因而将它们凝固成能指：牧师、官僚、信使等等。这就是意义与解释的配对。那么，总还有其他一些东西：仍然还有一些主体，他们接受了这些信息，他们聆听了这些东西并加以遵循，执行了繁重的分配任务——正如卡夫卡在《中国的长城》或《皇帝来信》中说的那样。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说它触及到其极限，所指产生了更多的意义，让循环可以增长。
所有的社会形态总是看起来运转良好。它没有理由不运转良好，因为它不起作用。然而，总存在着它要逃离的一面，消解自身的一面。我们从来不会知道消息是否会到来。人们越靠近这个体系的周边，就会有更多主体发现他们自己陷入到某种诱惑当中：要么自己服从于一个能指，遵守官僚体制的秩序，听从最高牧师的解释——要么进入另一条路，走向超越的疯狂的路径，走向解域化的切线——这是一条逃逸线，走向游牧之路，表达了迦塔里所谓的非能指的粒子。再来举一下古罗马帝国这个陈旧的例子：日耳曼人面对两种诱惑，让自己沉浸在帝国之中，将自己整合为帝国的一部分，但与此同时匈奴人的压力也形成了一条逃逸的游牧之线，新的变化，边缘性的和无法同化的战争机器。
让我们来看看完全不同的符号体制，即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十分有序地运转着，它也没有不好好运转的理由。此外，它也属于我们所指的激情狂。与帝国主义形态的偏执狂不同，无论或大或小的符号簇，是依照不同的线来展开的，而各种事物都会在这些线条上出现：货币资本的运动，将主体当作资本和劳动的代理人，不平等的产品分配，给那些代理人的支付手段。有人告诉那些主体，他越听话，他就能支配更多，因为他听从的就是他自己。在同样的资本法则的名义下，人们不断地从支配主体转化为服从主体。毫无疑问，这个符号体系与帝国体系完全不同：它的优势在于，它填补了沟壑，让边缘主体走向中心，并在轨道上让游牧变得固化。例如，在哲学史上，我们非常熟悉的革命，即话语从帝国阶段（在帝国阶段，符号永恒地指向一个符号）走向作为激情狂的主体性阶段，它总是将主体抛回到主体那里。即便在那里，它工作的越多，它的漏洞也就越大。货币资本的主体化的线条从来不会不再产生威胁到它们的平面的连接线、斜线、横切线、边缘主体、解域化之线。内部的游牧，一种新型的解域化的流动形式，非能指的粒子开始与既定情境，与整个构架相妥协。水门事件，在全球范围内膨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