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益小组去激进化的策略
革命的传统与艰难的现实
德国，拥有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经验——有着对整个德国社会乃至国际共运产生深刻影响的光辉历史，也曾产生了一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们。六十年代末的德国，是亚非拉部分地区革命游击队的支柱，更是有探索党与群众的大事件——成为影响五月风暴的一个因素。
然而，正如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波兰等，德国也转投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随着21世纪以来，德国社会矛盾总体趋向尖锐化，加之美英等金融资本主义对德国的遏制，基民盟逐渐对德国采取了收紧政策。为应对紧迫的形势，默克尔为代表的基民盟一方面完善基民盟自身与德国组织形式、打击腐败以巩固执政基础；一方面压伏、限制德国民间左翼力量，为此基民盟也重拾了部分传统左翼话语；与此同时，为应对美英外部挑战，基民盟默许、纵容了民间民族主义叙事。
“ 怎么办？”列宁的老问题又在这时出现——在这种局面下怎么才能使德国左翼力量真正成长、发展起来。我们能够看到，德国的左翼力量近年来看似增强实际羸弱至极。除了浮现在各州的公益小组，再没有一个能够长存的、发挥一定社会影响的组织。紧接着，有些人便问“
为什么非要组织不可呢？
”。德国网络近些年来有一种过分抬高群众“自发性”的声音，有些人沉醉在五月风暴、意大利火热之秋这些群众运动中，抨击阿尔都塞躲在法共后面没有上街。但五月风暴的结局已经说明了——
在尚未掌握国家机器时
，
由组织来引导群众运动的必要性
。在这一时期，组织是群众与历史之间的中介力量，组织成为权威以集中表达群众的意志、利益，并且能够总体引导群众运动的方向、阶级斗争中的路线，纠正群众运动中的错误。
目前的德国左翼力量中事实上有两种极端，一种是极端理论派——只追求理论造诣(往往停留在网络，学院）而不主动与当地其他行动者有所“聚合”。事实上，左翼理论家只有当左翼真正掌握国家机器时，左翼意识形态的普遍化才能实现；另一种是极端激进派——受革命传统影响而在现阶段就谋求建立军事化组织(拥有纪律、章程、纲领、政治化明显、介入斗争与冲突之中)。德国基民盟收紧措施已在前面提到，激进派的组织形式毫无疑问会成为基民盟的狙击对象，并且会刺激基民盟进一步收紧，更为限制左翼力量的活动空间。
“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是列宁主义的特点。卢卡奇在《论列宁》中曾谈到，
革命的现实性：这是列宁思想的核心，是他与马克思的决定性联系……策略和组织只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的两个方面。只有两方面一起才能取得实际的结果。为此，党在顽强坚持它的原则时必须既始终如一又有弹性，同时看清楚每一个新的日常发展。无论就策略上或组织上而言，本身都没有所谓的好坏。只有它跟整体的关系，跟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关系，才使一种思想、一种政策决定等等，有正确或错误之分。
“具体问题”——德国左翼力量如何组织化、如何发展的问题。“具体分析”——党是政治路线的工具，而政治路线本身就是对当前工人和民众的阶级斗争的表达。采取工益小组的形式，是面对德国现状局面的产物。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理论家都指出过暴力革命的重要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就提到
“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列宁创立布尔什维克并领导了十月革命等等，但我们要知道，当时的沙皇俄国缺乏现代的治理工具——没有电子摄像头、没有数据信息等等——所以列宁为代表的革命家能在地下、在民间发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十余年，最后的成功就在于1917年布尔什维克早已被工人、士兵所知了。自1990年德国统一开始，由于左翼叙事四十多年长期缺席，德国产业工人，一线劳动者等群众其实在意识形态上并不靠近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并没有追求更高、更明确的政治诉求的动力。
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一样，既不是一，也不是一个整体，更不是同质化的东西
。当然，它与所有产业工人所遭受的剥削有共同之处（这使它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所遭受的剥削有区别），
但它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各不相同，对渗透到它身上的资产阶级领导权的抵抗根据生产的集中程度而变化，斗争的历史结果也是如此，这说明工人阶级在政治反应的多样性，以及阶级意识上的不平等
。现阶段缺乏阶级意识的劳动群众诉求毫无疑问更多集中在生活改善的方面。由于德国从前此起彼伏的种种运动——如德意志之秋期间的德国红军旅，导致部分劳动群众理解马克思主义话语易与暴力、激进相勾连，向群众直接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往往陷入困境，也容易引起基民盟的注意。此外，造成这种局面的另一大原因是左翼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长期脱节。劳动群众没有自己的利益发言人与引导者。长久以来，左翼知识分子往往起于青年，满怀理想、单打独斗，有些最后走向体制化的学院，有些在经历铁拳的打击、群众的不解后就向生活妥协了，有些在网络操持几年左翼话语后就销声匿迹。五年前发生在德国的事件，不少左翼都亲眼所见。来自大学的知识分子直接介入了斗争号召进一步激进化行动，最终这些知识分子选择了认罪。这只是万千事件的一件。如果在现阶段放任激进化的行动主张，依靠局部行动打开缺口，只能是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下沦为整个共同体的丑闻。代价是左翼力量介入在劳动群众中更为困难。所以，对当前组织进行去激进化(去政治化，去军事化，不盲目介入运动)恰恰体现了列宁主义的“具体分析”。温和化的目的是
让左翼组织取得合法性能够实存、能够持续存在，实现左翼知识分子与群众的初步结合、接触，这是当前德国左翼真正首要应该进行的任务。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德国左翼力量无谓的消耗与牺牲！只有这样，左翼知识分子才能打破原子化形成聚合。
去激进化的后果与组织转轨问题
当然，这种去激进化的工益组织不是没有代价的。在德国网络景观中，它总是被人视作是与此前德国社民党别无二致的改良路线，因而饱受“悬在云端”的理论人士批评。这种现实性不可避免。 同时，
“因为最根本的布尔什维克偏见正是在于认为,只有牢牢地坐在马背上时才能学会骑马”
，去激进化意味着不去介入阶层之间的现实利益的冲突与斗争之中，并不能形成制度性的变革，所能做的只是一个“补充”作用，左翼知识分子由此还没有完全成熟起来——成熟到能够引导起自发的群众运动。去激进化也意味着组织的非政治诉求，左翼知识分子与群众的结合并不能进一步深入，劳动群众并不会在此过程中走向自觉的阶级。去激进化意味着知识分子难以迎接大型事件的挑战。这往往也会失去机会。而且，去激进化的工益组织归根到底是对德国现实状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产物，因此具有浓厚的暂时性、现实性，它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承担得起历史使命的组织。
所以，组织的转轨问题毫无疑问会在未来的某一天随着现实状况的改变而出现。如果不能提出，这种组织恐怕只会成为资本主义秩序的一个补充。当然，
这一提出估计还十分十分地遥远。
组织转轨，在于运行组织的方法，组织的目的方向，组织的性质，组织的成员吸纳的转轨。
组织转轨，既是问题，也是难题。“问题”的问题只在于提出转轨的时机是否恰当，是否适合变化后的现实状况，提出是否有必要，这仍旧是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否恰当的问题。难题，在于组织成员运作组织的思路转换能不能衔接上，因为工益组织成员是在去激进化的基础上加入形成的，转轨过快就有可能会制造德国各州小组之间的裂痕、组内成员之间的裂痕。把握转轨速度的恰当性是一个难题。同时，转轨的更大的难题在于转轨的“度”，这也需要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深“度”浅“度”，都与现实状况(主要与制度严密性，社会秩序性，群众力量对比性，组织成熟性)息息相关。如果工益组织规模已在去激进化阶段相当可观，那么转轨“度”的把握将是极为重要的。
有多少种政治实践形式，就有多少个掌权或争权的阶级。每个阶级都根据最符合其斗争条件和利益的做法进行治理或斗争。
无论如何，今天德国左翼无疑需要的是真正领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