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将军——首任红军总司令传奇光辉一生

最近在网络平台上包括在某乎上有一个讨论非常热门就是关于叶挺将军。其实我刚看到这个讨论的时候其实非常纳闷，叶挺将军作为36个军事家和我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这是公论这是不可改变的，怎么在网络平台上会引起讨论，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事情，下面两张图是分别来自某平台的评论。

叶挺将军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将军。叶挺将军于1896年出生广东省惠阳县周田村一个农民家庭，又名叶洵,字希夷,今年是叶挺将军诞辰125周年。叶挺将军虽出自于农民家庭，但其父母还是奋力让其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叶挺于16岁考入广州陆军小学。18岁升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 21岁是更是以优等生的资格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工兵科深造。可以看出叶挺将军是我军少有的接受过完整军事教育的将领之一。

而叶挺于1920年任粤军第1师少校参谋。1921年调第一师工兵营任营副，不久升任总统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 而当时孙中山先生的三个警卫营营长分别是一营长薛岳，二营长叶挺，三营长张发奎。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调集重兵围攻孙中山的总统府时，率部与叛军激战，掩护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等脱险。

叶挺将军的传奇从此开始。

叶挺将军于1924年12月1日加入我党，而叶挺的入党介绍人就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王若飞，而此时的叶挺将军在我党的安排下正在苏联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而在1925年叶挺回国以后参与组建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第４军独立团并任团长——这是我党掌握的第一支武装，这也是大名鼎鼎的叶挺独立团。叶挺独立团的成名之作是1926年北伐的汀泗桥和贺胜桥战役，也正是这两次战役让国民革命家第四军被称为“铁军”。

叶挺独立团作为我党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力量，其敢于冲锋，敢于打硬仗，敢于打恶战的作风也一直深深的影响着我军。1947年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的林彪在东北师以上干部会上发表讲话，对战斗作风进行了论述。林彪指出，我军优良作风，除政治原因之外，在军事实践上，源于叶挺独立团：除了平时的政治与军事教育外，部队优良的战斗作风的建立，最主要的是靠实际锻炼。比如不能打大仗打恶仗的队伍，打几次大仗恶仗后，就学会了。不能走路的队伍，来几次急行军强行军就能走了。不能强攻死守的队伍，来几次强攻死守就行了。我们党领导的军队，勇猛、果敢、迅速、顽强的作风是很高的。这种作风除主要在于政治的原因外，也来源于叶挺同志的独立团。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红军的作风，都受了叶挺独立团影响。北伐时期，他是一贯的急行军、强行军，当时从广东一直打到武昌，都是他的急行军打先锋，打死仗打硬仗，他在纪律上是很严格的。部队除了主要以政治教育外，必须加上纪律，才能把部队逼出来。记得当时在武昌打杨森，当时中央政治学院的学生请他指挥，学生当然不能打仗，就有退下来的，当时他严格执行了纪律，逼得大家向前冲，结果把敌人冲垮了。叶挺的纪律很严，所以队伍拿上去就很猛。这样干下去，就逼出作风来了。所以部队领导人的作风，对于部队作风是有直接影响的，部队指挥员的性格怎样，他的队伍的作风亦会怎样。所以各级指挥员必须特别注意从实际中锻炼部队的作风。

而叶挺将军也是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1957年8月，为纪念建军30周年，《解放军报》发文第一次正式介绍了南昌起义，其中提到了南昌起义领导人的排名。文章写完后，解放军报社领导为了慎重，专门把这个排名呈送给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审阅，最后确定了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有5位，排名是：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而当时叶挺是起义前敌总指挥兼第11军军长。（下图为八一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左为周恩来，右边从左往右从上倒下分别为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

而当时我党为了团结gmd左派所以决定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贺龙兼代方面军总指挥，叶挺兼代方面军前敌总指挥。所属第11军（辖第24、第25、第10师），叶挺任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第20军（辖第1、第2师），贺龙任军长、廖乾吾任党代表；第9军，朱德任副军长、朱克靖任党代表。

而接下来叶挺又在广州和张太雷、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组织策划了广州起义。当时起义前，成立了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革命军事委员会，由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任委员长，并成立了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部，叶挺任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徐光英任参谋长。而广州起义也是我党首次打出“红军”的旗号——而当时叶挺任工农红军总司令，因此多年后教员称叶挺是“共产党的第一任总司令”，说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叶挺开始。

而广州起义这里将作为一个重点，这也是叶挺将军遭受不公待遇的开始，这也是叶挺将军在新四军遭到某些人排挤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广州起义失败以后时任广州省委书记的李立三的主持下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会议，专门总结和检查关于广州起义的问题。他不符合事实地批评这次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省领导及起义领导人犯了军事投机和盲动主义的错误，在关键时刻动摇，对起义指挥不力等等。会上，不少人表示不同意他的意见，但是李立三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看法，同时还采取了惩罚措施，对起义领导人都给予了各种处分，而担任红军总司令职务的叶挺因“表示消极，应予以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对于一个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处罚，后人已经不知道当时叶挺将军是如何的悲愤。

会后，李立三把处分决定上报给中共中央。但是，中央对李立三的做法给予了批评，认为他这种惩罚主义的做法是不慎重的，要求广东省委重新作出结论。随后中央派周恩来到香港及时召开省委扩大会，全面分析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对李立三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宣布原来的处分决定无效。周恩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正确解决了广东省委内部的争论，恢复了党的团结，为叶挺等起义领导人排除了困境。随即广东省委重新作出决议，撤销了原来的处分决定。本来如此处理结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这时王明又作出了一个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1928年6月间，叶挺接到党组织的通知，要他赶到苏联莫斯科去。在莫斯科，他结合自己在广州起义的亲身经历与体会，写了一份关于广州起义经验教训的报告。在大会上，叶挺的报告受到了米夫、王明的严厉批评与无情打击。王明等人并没有认真研究过叶挺所写的报告，更没有认真听取叶挺的申明，仅凭个人主观臆测，就无理斥骂和攻击叶挺，毫无根据地斥责他“政治动摇”。

　　广州起义时，王明根本不在场，但他却把自己装扮成广州起义问题“权威”的样子，主观武断地编造了一篇洋洋数万言的《广东暴动纪实》，毫无根据地攻击叶挺“于暴动前六小时始由香港到广州”，责骂叶挺“对于军事计划不甚熟悉，遂致表示出消极怠工”等等。实际上这就是1928广东省委会议错误结论的翻版甚至较上次会议更加的伤害了叶挺将军的心。

　　对于这些不符合事实的无理指责，叶挺感到极其的苦闷和彷徨，他便独自离开莫斯科，离开党组织，开始了艰苦漫长的漂泊生活。他的第一站选择了自己年少时就梦想要去的地方———德国。从此，叶挺在海外度过了十载的流亡生活。

对于这次出走之事，1946年他重新加入共产党时也说过：“那时党内清算中国革命失败的问题，我觉得有些脱离事实。同时因失败情绪的影响，与国民党、共产党都脱离了关系。” 这次离开，是他“一生中最遗憾的事！” 叶挺曾批评自己这次脱党，“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可耻！”

周恩来后来曾为叶挺鸣不平，他说：“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1944年3月3日、4日在中共中央党校作的报告）中说：“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申冤。”周恩来作为见证人，断定叶挺是“离党”，而不是“脱党”，这是一段影响深远的论述。

1937年10月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在抗大礼堂举行的欢迎叶挺大会。晚会上，叶挺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的道路，是艰难的，很不平坦的。十年内战时期，许多好同志倒下了，也有个别叛变了。坚持下来的同志，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真正的英雄。革命好比爬大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险，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

根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联合全国广播电台共同推出特别报道《中国共产党百年瞬间》对叶挺将军之子叶华明的采访：

我父亲很高兴能参加抗日，当时他就提出来要加入共产党。中央跟毛主席不同意，说你在党外比在党内贡献更大，不然你要参加共产党，不可能蒋介石批准你当新四军军长。（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