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希腊人

柏拉图主义是以选择性教义的面目出现的，包括对追求者的选择、对对手的选择。任何事物或存在都声称拥有某些品质。需要对这些声明的依据或合法性做出评判。柏拉图提出了理念概念，并认为它是最先拥有某种品质的东西(具有必要性和普适性);理念必须能够借助一些考验，根据参与的性质，来确定哪些事物能够第二位、第三位拥有这一品质。 这就是审判教义。合法的追求者，是参与者，是第二位拥有这品质的事物，其追求的有效性得到了理念的肯定。柏拉图主义是哲学中的“奥德修纪”，它在新柏拉图主义中得到延续。随后它遭遇了诡辩学派，后者既是它的敌手，也是它的极限和它的复身:因为诡辩家追求一切或者说任意的东西，因此他很可能令选择混乱，令审判变质。 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城邦之中。由于否认一切帝国的野蛮的超验性，因此古希腊社会，即古希腊城邦(即使是在僭主政治的情况下)组成了内在场域(champs d'immanence)。充实、占据这些场域的，是朋友社会，即自由的对手，他们的追求每一次都会进入一种竞技(agôn) 之中，并在最多样化的领域中得到实现:爱情、田径、政治和法律。这样一一种制度必然会赋予舆论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我们尤其可以在雅典及其民主制中看到这一状况:本土性(autochtonie)、 友情(philia)和意见(doxa)是它的三大本质特征，而且是哲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条件。尽管哲学可以在精神上批评这些特征，超越并修正它们，但它仍要以它们为根基。古希腊哲学声称自己依赖的是一种宇宙的内在秩序，正如韦尔南(Vernan)所指出的那样。它以智慧的朋友而非东方式智者的面目出现。它自荐要“修正”和确保舆论。这些特征在西方社会中留存了下来---尽管之后它们获得了新的意义，并解释了哲学在我们这个民主世界的经济中始终存在的原因:“资本”的内在场域，成为每场革命根基的兄弟或同志社会(及兄弟间自由竞争)，舆论的主宰地位。 然而，雅典民主制中受柏拉图所指责的，是所有人在其中追求任意事物的状况。这是他之所以着手重建对手选择标准的原因。他不得不树立起一种新的超验类型，后者区别于王权或神话的超验性(尽管柏拉图利用了神话，并赋予了神话一种特殊功能)。他不得不创造一种在内在场域自身中得以实现和存在的超验性:这就是理念理论的意义。现代哲学在这个方面直追随着柏拉图:在以本原面目出现的内在之中与种超验性相遇。柏拉图主义的有毒的礼物，是将超验性引入哲学中，是赋予了超验性一种貌似合理的哲学意义(上帝审判的胜利)。 这行为遭遇了许多悖谬和难题，后者恰好关乎意见的地位［《泰阿泰德篇》(Théétète) ]，友情与爱情的性质［《会饮篇》(Banquet) ]，地球的某种本质的不可约简性[《蒂迈欧篇》(Timée)]。 任何对柏拉图主义的反对都是在广延和纯粹性方面对内在性的重建，这种内在性禁止了超验的回归。问题在于弄清楚这样一种反应究竟是抛弃了对手选择计划，还是---恰恰相反---如斯宾诺莎和尼采所认为的那样，树立了完全不同的选择方法:这些方法涉及的不再是作为超验行动的追求，而是存在物如何以种种内在(永恒回归，作为某物或某人能永恒归来的能力)充盈自身的方式。选择涉及的不再是追求，而是力量。力量是谦虚的，同追求正好相反。事实上，能够摆脱柏拉图主义的，唯有关于纯粹内在性的哲学:从斯多葛派到斯宾诺莎，或者尼采。 本人作者：吉尔•德勒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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