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侵俄国

1808年，拿破仑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埃尔福特会议上会面，以维护俄法同盟。1807年，两国领导人在提尔西特第一次会面后就建立了友好的私人关系。然而，到了1811年，紧张局势加剧，亚历山大一世受到来自俄国族的压力，要求他断绝与法国的同盟关系。两国关系紧张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俄国经常违反“大陆封锁”政策，这导致拿破仑威胁亚历山大一世:如果他与英国结盟，他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

到了1812年，有人劝说亚历山大一世对法备战，并分析了入侵法兰西第一帝国并重新夺回波兰的可能性。拿破仑在接到关于俄国准备战争的情报后，将自己的大军团的兵力增加到45万人以上。他多次无视反对入侵俄国心脏地带的建议，准备发动攻势;1812年6月24日，入侵俄国的行动开始了。

为了获得更多的波兰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的支持，拿破仑把这场战争称为“第二次波兰战争”——第一次波兰战争是由波兰贵族组成的巴尔联盟于1768年发动的反抗俄国统治的起义。波兰的爱国者们希望被俄国占领的波兰领土与华沙公国合并，成为一个独立的波兰。拿破仑拒绝了这一提议，他说，他已经向盟国奥地利保证不会发生这种情况。拿破仑拒绝解放俄国农奴，因为他担心这可能会在他的军队后方挑起反应。这些农奴后来在法国撤退期间对法国士兵犯下了暴行。

俄国人避免与拿破仑的军队正面交锋，转而向俄国内地撤退。八月俄军在斯摩棱斯克进行了短暂的抵抗［英语:Battle of Smolensk (1812)］;俄国人在一连串的战斗中被打得节节败退，拿破仑的军队继续前进。俄国人又一次避免了与法军正面交锋，虽然这只是因为拿破仑在少数情况下一反常态地在时机到来时犹豫不决。由于俄国的“焦土政策”，法国士兵越来越难以为自己和马匹找到食物。

俄国人最终于9月7日在莫斯科城外与法军交战:博罗金诺战役（英语:Battle of Borodino）造成大约44,000名俄国士兵和35,000名法国士兵死亡、受伤或被俘，这一天可能是当时最血腥的战斗日。虽然法军取得了胜利，但俄军应对并且抵抗了拿破仑所希望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进攻。拿破仑自己说:“我打过的所有战役中最可怕的就是在莫斯科打过的战役。法国人证明了他们是配得上胜利的，但俄国人证明了他们是配得上战无不胜的。”

俄军撤退，退出莫斯科。拿破仑进入了这座城市，他以为莫斯科的陷落会标志着战争的结束，亚历山大一世会与他进行和平谈判。然而，在莫斯科总督费奥多尔·罗斯托普钦（英语:Fyodor Vasilyevich Rostopchin；俄语:Фёдор Васильевич Ростопчин；1763年3月23日-1826年1月30日）的命令下，莫斯科这座城市非但没有向拿破仑投降，反而被烧毁了。五个星期后，拿破仑和他的军队离开了莫斯科。11月初，拿破仑开始担心经过1812年马莱（法语:Claude François de Malet；1754年6月28日-1812年10月31日）政变后，他在法国会失去政权。他的军队在齐膝深的雪地上行走，仅在11月8日至9日的晚上，就有近1万名士兵和马匹被冻死。别列津纳河战役（英语:Battle of Berezina）后，拿破仑成功逃脱，但不得不放弃剩余的大部分大炮和辎重车。12月5日，在到达维尔纽斯前不久，拿破仑驾着雪橇离开了军队。

法军在撤退过程中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仅俄国冬季的严寒天气就给了法军不小的损失。战争开始时，大军团有40多万前线部队，在1812年11月渡过别列津纳河的时候只剩下不到4万人。俄国则在战争中损失了15万士兵和数十万平民。

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英语:War of the Sixth Coalition）

1812年至1813年的冬天，俄国和法国都在重建军队。拿破仑重新组织起了一支35万人的军队。看到法国在俄国战败，普鲁士与奥地利、瑞典、俄国、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组成了第六次反法同盟。1813年8月，拿破仑率军在德国与反法同盟进行了一系列的战役，最终在德累斯顿战役（英语:Battle of Dresden）中获胜。

尽管法军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反对拿破仑的人数仍在增加，法国军队在莱比锡战役中与两倍于己的敌军苦战，损失惨重。这是拿破仑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总共造成9万多人伤亡。

1813年11月，反法同盟在“法兰克福提议”中提出了和平条件:拿破仑将仍是法国的皇帝，但法国将被缩小到它的“自然边界”。这意味着法国可以保留对比利时、萨伏依和莱茵兰(莱茵河西岸)的控制权，同时放弃对其他所有地区的控制权，包括整个西班牙和荷兰，以及意大利和德国的大部分地区。梅特涅对拿破仑说，这是反法联军所能提出的最好条件;在联军取得更多的胜利之后，条款将会变得越来越苛刻。梅特涅的动机是在结束一系列极为动荡的战局的同时，保持法国与俄国之间的平衡，拉拢法国一起应对来自俄国的威胁。

拿破仑希望赢得这场战争，但他把时间拖得太久了，失去了这个机会；到了12月的时候，反法联军撤回了提议。当他在1814年陷入绝境时，他试图在接受“法兰克福提议”的基础上重新开启和平谈判。反法同盟现在有了更加严厉的新条款，包括法国撤回到1791年的边界，这意味着法国失去了比利时。虽然新条款规定拿破仑仍然是法国皇帝，然而，拿破仑拒绝了联军提出的领土条件。英国人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他们想要拿破仑永久退位，但拿破仑坚决拒绝。

拿破仑退回法国，他的兵力减少到7万人，而且仅有少量骑兵;他所面对的反法联军的兵力是他的三倍多。拿破仑的哥哥约瑟夫·波拿巴于1813年12月13日退位，当时他准备拯救正在崩溃的法兰西第一帝国（约瑟夫·波拿巴当时的军衔为中将）。法国陷入了包围:英国军队从南边发动进攻，反法同盟其他成员国的军队从德国各州发动进攻。到1814年1月中旬，反法联军已经进入法国境内，并且向巴黎发起两面进攻，普鲁士军队从北边进入法国，奥地利军队则经过已经投降的瑞士联邦从东边进入法国。然而，法兰西第一帝国并不会那么容易灭亡。拿破仑在六日战役（英语:Six Days' Campaign）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尽管他们击退了反法联军，并将反法联军攻占巴黎的时间推迟了至少一个月，但这些都不足以扭转局势。3月29日，联军在巴黎郊区扎营。一天后，他们向巴黎的守军发起进攻，此时守军的士气已经相当低落。约瑟夫·波拿巴在巴黎城门指挥了这场与反法联军的最终决战［英语:Battle of Paris (1814)］。法军寡不敌众，三万名法国士兵与兵力多出他们五倍的反法联军交战。法军被打败了，约瑟夫也离开了巴黎。巴黎的守城将领在1814年3月的最后一天向联军投降。4月1日，亚历山大一世在法国参议院发表了讲话。长期以来，参议院对拿破仑是顺从的，但在塔列朗的唆使下，它开始反对拿破仑了。亚历山大一世告诉参议院的议员们，反法联军是在对抗拿破仑，而不是在对抗法国，如果拿破仑被赶下台，他们准备提出体面的和平条件。第二天，参议院通过了《皇帝退位法》，宣布拿破仑退位。当拿破仑得知巴黎沦陷时，他还在枫丹白露。当拿破仑下令向巴黎进军时，他的高级军官们（包括元帅们）发动了叛乱。4月4日，内伊元帅（法语:Michel Ney；1769年1月10日－1815年12月7日）率领高级军官们向拿破仑“逼宫”。当拿破仑断言军队将跟随他时，内伊回答说，军队将跟随将军们。普通士兵和低级军官们想要继续战斗，而高级军官们却不愿意继续战斗。没有高级军官们（包括元帅们）的支持，就不可能进攻巴黎。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拿破仑准备于4月4日让位给他的儿子，由玛丽·路易丝担任摄政王。然而，在亚历山大一世的劝说下，反法同盟拒绝接受这一提议，因为亚历山大一世担心拿破仑可能会找到重新夺取王位的借口。两天后，拿破仑被迫宣布无条件退位。

在厄尔巴岛的流放生活

联军宣布皇帝拿破仑是让欧洲恢复和平的唯一的障碍,皇帝拿破仑忠于自己的誓言,宣称他为自己和自己的继承人放弃在法国和意大利的宝座。为了法国的利益，他不愿意看到任何的个人牺牲，甚至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
1814年4月11日，于枫丹白露宫。
——《拿破仑退位法令》

《枫丹白露条约》签订后，反法联军将拿破仑流放到厄尔巴岛，这是一个地中海岛屿，距离托斯卡纳海岸20公里(12英里)，有1.2万居民。他们授予他对该岛的主权，并允许他保留皇帝的头衔。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时，差点被俄国人俘虏，他携带了一颗药丸，试图自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毒性已经减弱。他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并被流放，而他的妻子和儿子则前往奥地利避难。

1814年5月30日，托马斯·厄谢尔舰长（英语:Thomas Ussher；1779年？月-1848年1月6日）用英国海军“无畏”号巡防舰将拿破仑送往厄尔巴岛，并于1814年5月30日抵达费拉约港。在厄尔巴岛的最初几个月里，他组建了一支小规模的海军和陆军，开发了铁矿，监督新公路的建设，颁布了关于现代农业生产方法的法令，并改革了岛上的法律和教育体系。

在厄尔巴岛度过了几个月的流放生活后，拿破仑得知他的前妻约瑟芬已在法国去世。听到这个消息，他悲痛欲绝，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整整两天不肯离开房间半步。

百日王朝（英语:Hundred Days）

拿破仑与已回到奥地利的妻子和儿子分居，《枫丹白露条约》给予他的待遇也被剥夺，他还听说他将被流放到大西洋的一个偏远岛屿，于是在1815年2月26日，他率领700人乘坐“无常”号双桅横帆船逃离厄尔巴岛。两天后，他在朱昂湾登陆法国本土，并开始向北行进。

第五军团被派去拦截他，并于1815年3月7日在格勒诺布尔南部与他相遇。拿破仑独自走近拦截他的士兵们，下了马，走进枪（指拦截拿破仑的士兵们手里的枪）的射程之内，向士兵们喊道:“我在这里。如果你们愿意，就杀了你们的皇帝吧！”士兵们急忙喊道:“皇帝万岁!”内伊曾向复辟的波旁王朝国王路易十八（法语:Louis XVIII Stanislas Xavier de France；西班牙语:Luis XVIII Estanislao Javier de Francia；葡萄牙语:Luís XVIII Estanislau Xavier da França;意大利语:Luigi XVIII Stanislao Saverio di Borbone-Francia;荷兰语:Lodewijk XVIII Stanislaus Xaverius van Frankrijk;1755年11月17日－1824年9月16日）吹嘘说，他要用铁笼把拿破仑带到巴黎来。现在，内伊热情地吻了他的前任皇帝，忘记了他对波旁王朝国王的效忠誓言。随后，两人率领一支不断壮大的军队向巴黎进军。不受欢迎的路易十八在意识到自己几乎没有政治支持后逃往比利时。3月13日，维也纳会议的主要参与国宣称拿破仑是法外之徒。四天后，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约定各投入15万军队，以推翻他的统治。

拿破仑于3月20日到达巴黎，开始了一段现在被称为“百日王朝”的时期。到6月初，他可以动用的武装力量已经达到20万人，他决定发动进攻，试图在即将到来的英国和普鲁士军队之间制造隔阂。法国北部陆军越过边境进入荷兰联合王国，到达现在的比利时。

1815年6月18日，在滑铁卢战役中，拿破仑的军队与由英国威灵顿公爵和普鲁士布吕歇尔元帅（德语:Gebhard Leberecht von Blücher；1742年12月21日－1819年9月12日）率领的反法联军作战。威灵顿公爵的军队抵挡住了法军的多次进攻，并把他们赶出了战场，而普鲁士军队则大举进攻，突破了法军的右翼。

拿破仑回到巴黎，发现立法机关和人民都反对他。意识到自己的皇位无法维持，他于6月22日让位给了儿子。三天后，他离开了巴黎，住在约瑟芬曾经居住过的马尔迈松城堡［在距离巴黎以西17公里(11英里)的塞纳河西岸］里。就在拿破仑前往巴黎时，联军向法国发起进攻(6月29日抵达巴黎附近)，宣称要让路易十八重新登上法国王位。

当拿破仑听说普鲁士军队接到要活捉他的命令时，他逃到罗什福尔，准备逃往美国，但英国军舰封锁了所有的港口。1815年7月15日，拿破仑在“柏勒洛丰”号风帆战列舰上向舰长弗雷德里克·马他伦（英语:Frederick Lewis Maitland；1777年9月7日－1839年11月30日）投降。

在圣赫勒拿岛的流放生活

英国人把拿破仑送到了大西洋中的圣赫勒拿岛上，该岛距离非洲西海岸1870公里(1162英里)。他们还采取了预防措施，向圣赫勒拿岛和位于圣赫勒拿岛和欧洲之间的无人居住的阿森松岛派遣了一小批驻军，以防止任何人从岛上逃跑。

1815年12月，拿破仑被转移到圣赫勒拿岛的朗伍德别墅;它已经年久失修，而且所处的位置空气潮湿，大风肆虐，对身体健康有不利影响。《泰晤士报》发表了一些文章，暗示英国政府正试图加速他的死亡。拿破仑经常写信给他的监护人兼圣赫勒拿总督哈德逊·洛夫（英语:Hudson Lowe；1769年7月28日-1844年1月10日），抱怨朗伍德别墅的生活条件，而他的随从们则抱怨这里“容易生病（主要是感冒和卡他）、地板潮湿、伙食不好”。现代科学家推测，他后来得的病可能是由朗伍德庄园墙纸中的谢勒绿引起的砷中毒。

在一小群随从的陪伴下，拿破仑口述他的回忆录，并抱怨岛上的生活条件。洛夫削减了拿破仑的开支，并规定如果赠送给拿破仑的礼物是有关他的皇帝地位的，就不允许把它们送到他手里。除此之外，他还让拿破仑的随从们签署了一份保证书，让他们无限期地与拿破仑住在一起。当拿破仑举办晚宴时，男性要穿军装，而“女性要穿晚礼服，佩戴珠宝。因为这是对他被囚禁的情况明确表达出的一种拒绝接受的态度”。

在流放期间，拿破仑写了一本关于他心目中的一位伟大的英雄——尤利乌斯·凯撒的书。他还在伊曼纽尔·德·拉斯加斯伯爵（法语:Emmanuel-Augustin-Dieudonné-Joseph, comte de Las Cases；1766年6月21日-1842年5月15日）的指导下学习英语，主要目的是能够阅读英语报纸和书籍，因为在圣赫勒拿岛他对法语报纸和书籍的接触受到了严格限制。

有传言说他制订了一系列的计划，甚至准备逃离圣赫勒拿岛，但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制订过真正的计划。对于英国诗人拜伦勋爵（英语:George Gordon Byron；希腊语:Λόρδος Βύρωνας；1788年1月22日－1824年4月19日）来说，拿破仑是浪漫主义英雄的缩影，是一个饱受迫害、孤独而又有缺陷的天才。

死亡

拿破仑的私人医生巴里·奥默拉(英语:Barry Edward O'Meara；1786年-1836年6月3日)警告伦敦方面说，拿破仑健康状况的恶化主要是由于苛刻的待遇造成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拿破仑曾一连好几个月把自己关在他那潮湿、发霉、肮脏的朗伍德别墅里。

1821年2月，拿破仑的健康状况开始急剧恶化，他与天主教会和解。他于1821年5月5日在朗伍德别墅去世，享年51岁。临终前，他在安吉.维尼亚利（意大利语:Ange Vignali；生卒年不详）神父的见证下，做了临终忏悔，并接受了圣油礼和圣餐礼。他的遗言是:“法兰西、军队、先头部队、约瑟芬……”

他死后不久，便进行了尸检，负责尸检的医生弗朗西斯科·安东马奇（法语:François Carlo Antommarchi；1780年7月5日-1838年3月4日）切下了拿破仑身体的几个部位，包括他的阴茎。拿破仑最早的死亡面具制作于5月6日左右，不过目前尚不清楚是哪位医生制作的。拿破仑的心脏和肠子被取出来，分别装在两个密封的容器里，放进了他的棺材，并放在他的脚边。在他的遗嘱中，他要求将他葬在塞纳河畔，但圣赫勒拿总督说他应该被葬在圣赫勒拿岛的“坟墓谷”中。

‍1840年，路易-菲利普一世（法语:Louis Philippe I d'Orléans；1773年10月6日－1850年8月26日）得到英国政府的允许，将拿破仑的遗体运回法国。他的棺材被打开，证实里面仍装着这位前皇帝。尽管拿破仑已经离开人世将近二十年了，但他的遗体保存得非常好，没有腐烂。1840年12月15日，法国政府为拿破仑举行了国葬。灵车从凯旋门出发，沿着香榭丽舍大街，穿过协和广场，来到荣军院广场。直到路易·维斯康蒂(法语:Louis Tullius Joachim Visconti；1791年2月11日-1853年12月29日)设计的陵墓完工后，拿破仑的遗体才来到荣军院圆顶教堂的圆屋顶之下。

1861年，拿破仑的遗体被安葬在法国荣军院圆顶教堂中的地下墓室里，被装在由俄国红色石英岩(常被误认为是斑岩)制成的石棺里。

死亡原因

拿破仑的死因一直备受争议。他的医生弗朗西斯科·卡洛.安东马奇负责尸检，结果发现他的死因是胃癌。安东马奇没有在官方报告上签字。拿破仑的父亲死于胃癌，尽管在尸检的时候这显然是未知的。安东马奇发现了胃溃疡的证据；对于英国人来说，这是最简单的解释，因为他们想逃避外界对他们给拿破仑的待遇的批评。

1955年，拿破仑的贴身男仆路易·马尚（法语:Louis-Joseph-Narcisse Marchand；1791年3月28日-1876年6月19日）的日记出版了。他对拿破仑去世前几个月的描述使得瑞典牙医斯登.福舒夫伍德（英语:Sten Gabriel Bernhard Forshufvud；1903年2月9日-1985年6月25日）于1961年在《自然》杂志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他的其他死因，包括遭别人故意投毒导致砷中毒。砷在那个时代被用作毒药，因为它在人长期服用时无法被检测到。此外，福舒夫伍德在1978年与本.韦德（英语:Benjamin "Ben" Weider；1923年2月1日－2008年10月17日）合著的一本书中指出，拿破仑的遗体在1840年被运回法国时被发现保存完好。砷是一种十分有效的防腐剂，因此这支持了中毒假说。福舒夫伍德和韦德发现，拿破仑曾试图通过饮用大量含有氰化物的调味杏仁糖浆来解渴。他们坚持认为，治疗的时候使用的酒石酸钾阻止了他的胃排出这些化合物，他的口渴其实是中毒的症状。他们的假设是，给拿破仑的甘汞过量，导致他死亡，并引起了十分严重的组织损伤。根据2007年的一篇文章，在拿破仑的发根中发现的砷的含量是最高的，毒理学家帕特里克·金茨(英语:Patrick Kintz；生卒年不详)表示，这证明了他是被谋杀的。

有一些现代研究支持了最早的尸检结果。在2008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了拿破仑生前的头发样本，以及他的家人和其他同时代人的头发样本。所有样本的砷含量都很高，大约是目前平均水平的100倍。根据这些研究人员的说法，拿破仑的身体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被砷严重污染了，他头发中砷的高浓度并不是由他人故意投毒造成的；人们一生中不断地接触到来自胶水和染料的砷。2007年和2008年发表的研究结果排除了砷中毒的可能性，认为消化性溃疡和胃癌是死因。

宗教信仰

拿破仑于1771年7月21日在阿雅克肖受洗。他被培养成一名天主教徒，但从未有过多少信仰，尽管他回忆说在天主教堂初领圣体的那一天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成年后，拿破仑是自然神论者，相信一个不存在的、遥远的上帝。然而，他对有组织的宗教在社会和政治事务中的力量有着敏锐的认识，他非常注意将其转化为自己的目的。他注意到天主教的仪式和光彩的影响力。

拿破仑和约瑟芬.德.博阿尔内举行了世俗婚礼，没有举行宗教仪式。1804年12月2日，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加冕为皇帝，仪式由教皇庇护七世主持。在加冕典礼前夕，在教皇庇护七世的坚持下，拿破仑和约瑟芬举行了一场私人宗教婚礼，由红衣主教费什（法语:Joseph Fesch；1763年1月3日-1839年5月13日）主持婚礼。这桩婚姻于1810年1月被拿破仑控制下的法庭废止。1810年4月1日，拿破仑与奥地利公主玛丽·路易丝在一个天主教仪式上结婚。教皇庇护七世草拟了《库姆备忘录》，将拿破仑开除教籍，但拿破仑后来在1821年去世前与天主教会和解。据记载，他在流放圣赫勒拿岛期间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了解什么是‘凡人’，但我告诉你们主耶稣基督（英语:Jesus；通用希腊语: Ἰησοῦς；拉丁化希腊语:Iēsoûs；希伯来语/亚拉姆语:יֵשׁוּעַ‎；拉丁化希伯来语:Yēšūaʿ；约公元前4年-公元30/33年）不是一个‘凡人’。”他还为穆罕默德（英语:Muhammad ibn Abdullah；阿拉伯语: ；拉丁化阿拉伯语:Muḥammad ibn ʿAbd Allāh；约570年－632年6月8日）辩护(称他为“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很不喜欢伏尔泰（法语:Voltaire，本名为François-Marie Arouet；1694年11月21日－1778年5月30日）在戏剧中所塑造的穆罕默德的形象。

教务专约

为了寻求革命者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和解，拿破仑和教皇庇护七世于1801年7月15日签署了《1801年教务专约》。它巩固了罗马天主教会作为法国的多数教会的地位，并恢复了大部分天主教徒的公民地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们对国家的敌意现在已基本消除。《1801年教务专约》并没有恢复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夺取并被卖掉的大量教会土地和财产。作为协约的一部分，拿破仑还颁布了另一套法律，称为《奥兰治条约》。

虽然《1801年教务专约》使教皇重获权力，但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平衡却稳稳地向拿破仑倾斜。他挑选主教，监督教会财政。拿破仑和教皇庇护七世都认为《1801年教务专约》很有用。在拿破仑所控制的地区，特别是意大利和德国，这些地方的教会也都作了类似的安排。拿破仑在可以赢得天主教徒的支持的同时又可以从政治上控制罗马。拿破仑在1801年4月时说:“高明的征服者是不会与神父纠缠的。他们既能控制好这些神父们，又能够利用好他们。”法国政府给孩子们每人发了一本教理问答册，教导他们要热爱和尊重拿破仑。

逮捕教皇庇护七世

1809年，根据拿破仑的命令，法军在意大利逮捕了庇护七世，1812年教皇被转解到法国的枫丹白露宫并被关押在那里。由于逮捕是秘密进行的，一些消息来源称这是绑架。1813年1月，拿破仑亲自强迫教皇签署了一份耻辱性的协定，即《枫丹白露协定》，后来教皇宣布这份协定无效。教皇直到1814年反法联军入侵法国时才被释放。

宗教解放

拿破仑解放了犹太人，以及天主教国家的新教徒和新教国家的天主教徒，把他们从将他们限制在聚集区的法律中解放出来，并扩大了他们在财产、信仰和事业方面的权利。尽管拿破仑的政策遭到了外国政府和法国国内的反犹太主义的反应，但他认为，考虑到犹太人在其他地方所面临的限制，将他们解放后吸引他们到法国会对法国有利。

1806年，拿破仑召集了一批犹太人知名人士，讨论了12个问题，主要是关于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的关系，以及其他有关犹太人融入法国社会的能力的问题。后来，根据拿破仑的说法，这些问题在得到了满意的回答后，一个“伟大的公会”（即犹太教公会）就被召集起来，将这些答案转化为决定，这些决定将为生活在法国以及拿破仑正在构建中的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其他部分的犹太人的未来的地位奠定基础。

他说:“我永远不会接受任何迫使犹太人离开法国的提议，因为对我来说，犹太人和我们国家的任何其他公民是一样的。把他们赶出这个国家会带来坏处，但同化他们则会带来力量。”他被认为给犹太人带来了非常多的好处，以至于俄罗斯正教会正式谴责他为“敌基督者”和“上帝的敌人”。

在犹太教公会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1808年3月17日)过了一年后，拿破仑决定对犹太人实施管理。当时制定了几项新的法令，限制犹太人在17年前获得的公民权力。然而，尽管一些基督教团队的领导人对法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不要给予犹太人解放，但在新法令出台后的一年内，在法国各地的犹太人强烈要求下，法国政府再次解除了对他们的限制。

共济会

目前还不确定拿破仑是否加入过共济会。作为皇帝，他任命他的兄弟们在他的管辖下担任共济会的职务:路易在1805年被授予副总导师的头衔;热罗姆被任命为威斯特法伦共济会的总导师;约瑟夫被任命为法兰西大东方社的总导师;最后，吕西安是法兰西大东方社的成员。

性格

历史学家强调拿破仑的野心的力量，正是这种野心使拿破仑从一个在一个不起眼的村庄里出生的普通人成为了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历史学家们对他的早年生活进行了深入的学术研究，最后得出结论:他在2岁之前一直“性情温和”。他的哥哥约瑟夫经常受到母亲的关注，这使得拿破仑更加自信，更加希望受到认可。在他刚开始上学的时候，他会因为科西嘉人的身份和十分有限的法语水平而经常受到同学们的欺负。为了承受压力，他变得盛气凌人，最终产生了自卑感。

英国历史学家乔治.F.E.鲁德（英语:George Frederick Elliott Rudé；1910年2月8日－1993年1月8日）强调他是“意志、智力和能力的罕见结合体”。在一对一的情况下，他通常对人们有催眠效果，似乎能让最强大的领导人屈从于他的意志。他了解军事技术，但在这方面不是创新者。他是一个能够巧妙利用法国财政、官僚和外交资源的创新者。他能够快速地向下属下达一系列复杂的命令，把主要单位未来可能会到达的每个地点的位置牢记于心，就像象棋大师一样，“预见”最好的棋局。

拿破仑保持着严格、高效的工作习惯，把需要做的事情按优先顺序排好。他玩牌作弊，但赔了钱;他想做的每件事他都想要去赢。他在工作中不停地与下属和秘书交流。与许多将军不同，拿破仑检视历史时，并没有询问汉尼拔、亚历山大大帝或其他任何人在类似情况下做了什么。批评人士说，他赢得许多战役仅仅是因为运气;拿破仑回答说:“给我一群幸运的将军。”他认为，“运气”只会降临到那些认识并抓住机遇的领导者身上。英国历史学家德怀尔（英语:Philip Dwyer；生卒年不详）说，拿破仑在1805年至1809年间在奥斯特里茨和耶拿的胜利使他变得更加自负，使他更加确信自己的命运和不可战胜的地位。“我属于建立帝国的种族”，他曾经夸口说，自认为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

就事件的影响而言，起作用的不仅仅是拿破仑的人格。他对法国进行了重组，以供应战争所需的人员和资金。他能够鼓舞他的军队的士气，对此，他的对手威灵顿公爵说他在战场上相当于四万名士兵，因为他对士兵乃至元帅的信心都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他也使敌人失去了信心。在1806年耶拿-奥尔施泰特会战中，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的6.3万名士兵刚开始凭借兵力优势战胜了兵力仅为2.7万的法军;然而，当威廉三世被错误地告知法军指挥官是拿破仑时，他立刻下令撤退，结果造成了普军的溃败。他的人格力量消除了物质上的困难，他的士兵们满怀信心地战斗。他们相信在拿破仑的领导下，一定会取得战争的胜利。

外貌

拿破仑已成为象征军事天才和政治权力的世界性文化偶像。以色列军事史学家马丁·范克勒维尔德（希伯来语:קרפלד‎ מרטין ון；英语:Martin Levi van Creveld；1946年3月25日－）称他是“有史以来最有能力的人”。自从他死后，许多城镇、街道、船只，甚至卡通人物都以他的名字命名。数百部电影中都描绘了他的形象，数十万本书籍和文章中都在讨论关于他的话题。

当他亲自与他人见面时，许多同时代的人都对他平淡无奇的外表感到惊讶，这与他杰出的成就和声誉形成了鲜明对比，尤其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他一直被描述为又瘦又小。英国画家约瑟夫·法灵顿(英语:Joseph Farington；1747年11月27日-1821年12月30日)曾在1802年亲自观察过拿破仑，他评论道:“塞缪尔·罗杰斯（英语:Samuel Rogers；1763年7月30日-1855年12月18日）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来他似乎对拿破仑很失望，他还说拿破仑是一个小小的意大利人。”法灵顿说，拿破仑的眼睛“比我从他的肤色预料到的更亮，更灰白”，“他的身材还称不上中等身材”，“总体上来讲他比我之前想象的要更加温和一些”。

拿破仑的一位私人朋友说，当拿破仑年轻时第一次在布列讷堡见到他时，拿破仑只是因为“肤色黝黑，目光锐利，谈吐文雅”而出名;他还说，拿破仑本人是一个严肃而忧郁的人，“他的谈话带着一种不愉快的样子，他确实不是很和蔼可亲。”1797年陪同拿破仑签署《坎波福尔米奥条约》、1798年又陪同拿破仑参与入侵瑞士的战役（英语:French invasion of Switzerland）的约翰·路德维希·伍尔斯滕伯格(德语:Johann Ludwig Wurstemberger；1783年2月25日-1862年1月15日)说:“拿破仑相当瘦小，看上去十分瘦弱;他的脸也很瘦削，皮肤黝黑……他那没有抹粉的黑发均匀地垂在两肩”，但尽管他的外表给人一种又瘦又乱的感觉，但“他的神态和表情却是严肃而有力的。”

俄国将军兼诗人杰尼斯·达维多夫（英语:Denis Vasilyevich Davydov；俄语:Дени́с Васи́льевич Давы́дов；1784年7月27日-1839年5月4日）亲自见过他，认为他的相貌非常引人注目:

他的脸略黑，五官端正。他的鼻子不大，但很直，微微弯曲，几乎看不出来。他有着一头略带红色的黄褐色头发;他的眉毛和睫毛的颜色比头发的颜色深得多，蓝色的眼睛和几乎是与黑色的睫毛相映衬，使他显得非常讨人喜欢……我看到的这个人身材矮小，只有5英尺多高，虽然他只有37岁，体重却很重。

拿破仑战争期间，他被英国媒体视为一个十分危险的僭主，随时都准备入侵其他国家。拿破仑在英国报纸上被讽刺为一个暴躁易怒的小个子，他被戏称为“癫狂暴躁的小波尼”。一首童谣警告孩子们:拿破仑经常狼吞虎咽地吃淘气的人，是一个“夜魔人”。他身高1.57米(5英尺2英寸)，是法国男性的平均身高，但对于贵族或军官来说却很矮(这也是他被分配到炮兵部队的原因之一，因为当时的步兵和骑兵需要的是形象更加威风凛凛的人)。由于法国人使用的计量单位不同，他的身高有可能是1.70米(5英尺7英寸)。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关于他死时测量的身高出现错误的原因是使用了一个已经过时的法国计量单位(一法尺等于33厘米，而一英尺等于30.47厘米)。拿破仑是公制度量衡系统的拥护者，他不喜欢用已经过时的法国计量单位。他的身高更有可能是1.57米(5英尺2英寸)，这是他在圣赫勒拿岛(英国的一个岛屿)测量时的身高，因为他很可能是用英国计量单位而不是用已经过时的法国计量单位来测量的。拿破仑周围的卫兵身材都非常高大，卫兵们都给他起了一个很亲切的绰号——“小下士”，这与其说是反映了他身材的矮小，不如说是反映了他和士兵们的友谊。

当他成为“第一执政”，后来又成为了皇帝的时候，拿破仑坚决不穿他将军制服，而是习惯性地穿一件绿色的上校制服(非骠骑兵制服)，那是帝国卫队(他的贴身护卫部队)à骑士的上校制服。他还习惯穿帝国卫队步兵上校的蓝色制服(表面颜色为蓝色和白色，袖口颜色为红色，拿破仑通常在星期天穿这种制服)。他还佩戴了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和绶章，以及意大利王国铁冠勋章，下身穿白色法式紧身裤“克尤罗特”和白色长筒袜。这与他麾下的元帅和周围的人员们的复杂的制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他的晚年，他的体重增加了不少，肤色被认为是苍白或灰黄的，这是同时代的人们所注意到的。1811年，法国小说家保罗·德·科克(法语:Charles Paul de Kock；1793年5月21日-1871年4月27日)在杜伊勒里宫的阳台上见到了拿破仑，他说拿破仑“皮肤很黄，身材肥胖，体态臃肿”。一位在1815年见过他的英国上尉说:“我对他的外表感到非常失望，我相信其他人也一样……他很胖，就像我们所说的‘大肚子’，虽然他的腿很匀称，但显得有点笨拙。他面色灰黄，有一双浅灰色的眼睛，头发稀疏，油乎乎的，总而言之，是个令人讨厌的有着教士模样的家伙。”

拿破仑的定型角色是一个滑稽的矮个子“小暴君”，这已经成为了流行文化中的老生常谈。他经常被描绘成侧身戴着一顶大的双角帽、手插在上衣里的形象，这在雅克-路易.大卫于1812年创作的一幅画作中得到了反映。1908年，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德语:Alfred Adler；1870年2月7日－1937年5月28日)引用拿破仑的事例来描述一种自卑情结:矮个子的人会采取过度攻击的行为来弥补身高上的不足；这促进了“拿破仑情结”一词的产生。

改革

拿破仑在很多方面进行了各种改革，如高等教育、税法、道路和下水道系统，并建立了法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银行——法兰西银行。1801年，他与天主教会签订了《1801年教务专约》，试图使大多数天主教徒与他的政权和解。它与规范法国民众的宗教信仰的《奥兰治条约》放在一起。他在19世纪后期德国统一之前就解散了神圣罗马帝国。路易斯安那领地被卖给美国，使美国的国土面积增加了一倍。

1802年5月，他设立法国荣誉军团勋章，以取代过去的君主勋章和骑士团勋章，以鼓励平民和军人取得成就；该勋章至今仍是法国最高级别的勋章。

《拿破仑法典》

拿破仑颁布了一套民法典，即《法国民法典》，现在通常被称为《拿破仑法典》，是由律师委员会在第二执政官让-雅克·雷吉斯·德·康巴塞雷斯（法语:Jean-Jacques-Régis de Cambacérès；1753年10月18日－1824年5月8日）的监督下制定的。拿破仑积极参加了法国最高行政法院修订草案的会议。法典的发展是欧陆法系这一法律体系本质上的一个根本性变化，它强调明确的成文和可理解的法律。其他法典如《法国刑法典》和《法国商法典》是受拿破仑的委托编纂的;拿破仑还颁布了《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其中制定了正当法律程序。

《拿破仑法典》在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被采用，尽管只是在他所征服的地区。《拿破仑法典》在拿破仑战败后仍然还被采用。拿破仑说:“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四十场胜仗……滑铁卢一战抹去了关于这一切的记忆……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人忘记的,那就是我的《民法典》。”《拿破仑法典》影响了世界上四分之一的司法管辖区，如欧洲大陆、美洲和非洲。

德国历史学家迪特尔·朗格维舍（德语:Dieter Langewiesche；1943年1月11日-）将《拿破仑法典》描述为一项“革命性工程”，通过扩大财产所有权和加速封建制度的瓦解，促进了德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拿破仑重组了由300个德国邦国组成的神圣罗马帝国，建立了一个由40个州组成的更精简的政治联合体——莱茵邦联;这有助于促进德意志邦联的建立和1871年德国的统一。

意大利统一运动同样是由拿破仑对意大利的统治促成的。这些变化促进了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发展。

拿破仑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广泛开展了一系列非常开明的改革，特别是在意大利和德国，英国历史学家安德鲁·罗伯茨(英语:Andrew Roberts；1963年1月13日-)总结道:

支撑我们现代世界的原则——精英统治、法律面前的平等、财产权、宗教自由、现代世俗教育、健全的财政状况，等等——都是拿破仑倡导、巩固、规范和扩展的。此外，他还建立了合理而有效的地方行政制度，结束了农村盗匪活动，鼓励科学和艺术，废除了封建制度，制定了自罗马帝国灭亡以来最伟大的法典。

拿破仑直接清除了欧洲大陆西部大部分地区的封建残余。他放开了财产法，废除了庄园制度，废除了商人行会和艺匠行会以促进创业，使离婚合法化，关闭了犹太聚集区，并使犹太人与其他所有人平等。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被取消了，神圣罗马帝国也灭亡了。宗教法庭和宗教权威的影响力急剧减少，并向所有人宣告“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这一理念。

军事

在军事组织领域，拿破仑借鉴了此前雅克·安托万·希波利特（即吉贝尔伯爵；法语:Jacques-Antoine-Hippolyte, Comte de Guibert；1743年11月12日-1790年5月6日）等理论家的理论以及法国政府此前在这方面的改革措施，然后发展了许多已有的军事组织制度。他延续了在法国大革命中产生的主要以军功为基础的晋升政策。

军团取代师团成为最大的陆军编制单位，炮兵部队被纳入后备部队，参谋系统变得更加灵活，骑兵重新成为法国军事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这些方法被称为拿破仑战争的基本特征。虽然他巩固了在督政府时期引入的现代征兵制，但在恢复君主制后颁布的第一批法令之一就是中止这一制度。

拿破仑的对手们从他的创新措施中汲取了教训。1807年后，火炮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这源于他创建的高度机动的火炮部队、以及火炮数量的增长和火炮在实战中发生的变化。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拿破仑不再依靠步兵来破坏敌人的防御，而是利用集团化的大炮作为先头部队来突破敌人的防线，然后再利用这一点来支援步兵和骑兵的进攻。英国历史学家麦康纳基（英语：Bruce McConachy；生卒年不详）反对另一种说法，这种说法认为从1807年开始，法国军队对火炮的需求量日益增长，这是由于法国步兵质量下降的结果，后来又归因于法国骑兵数量的劣势。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时代，武器技术和其他军事技术的发展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但18世纪军队的机动性发生了变化。

拿破仑最大的成就是在战场指挥当中。安托万-亨利·约米尼（法语：Antoine-Henri, Baron Jomini；1779年3月6日－1869年3月22日）在一本被广泛使用的教科书中解释了拿破仑的指挥方法，这本书影响了欧洲所有国家和美国的军队。拿破仑被当时有影响力的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德语：Carl Philipp Gottfried von Clausewitz；1780年7月1日－1831年11月16日)视为作战艺术方面的天才，历史学家们也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军事指挥官。当有人问威灵顿公爵谁是当时最伟大的将军时，他回答说:“在这个时代，在过去的时代，在任何时代，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拿破仑。”

在拿破仑的作用下，在军事方面出现了一个新的重点，那就是全歼敌军，而不仅仅是运用策略击败敌军。在更广阔的战线上对敌人领土进行入侵，这使得战争的伤亡变得更大，也更具决定性。战争的政治影响也增加了;对于一个欧洲强国来说，失败不仅仅意味着失去领土。近似于迦太基式的和平使整个国家的各种努力交织在一起，加剧了全面战争中的革新现象。

公制

1799年9月，公制正式被引入法国，但它在法国大部分地区都不受欢迎。拿破仑不仅在法国国内而且在法国的势力范围之内都极大地推进了新标准的使用。1812年，拿破仑采取了一项具有倒退性的措施，他通过了一项立法，在零售贸易中采用了传统的计量单位，这是一种类似于革命前的计量单位，但以公斤和米作为单位的计量系统;例如，1里弗(公磅)是500克，相比之下，1路易(即“国王磅”)为489.5克。在19世纪中期公制在欧洲部分地区被正式采用之前，其他度量单位也以类似的方式进行四舍五入。

教育

拿破仑的教育改革为法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现代教育体系奠定了基础。为了建立一个稳定、教育质量良好和繁荣的社会，拿破仑综合了法国旧制度、启蒙时代和法国大革命中最好的学术元素。他使法语成为唯一的官方语言。他把一些初等教育场所交给了宗教团体，但他为中等教育提供了公众支持。拿破仑修建了许多公立高中，旨在为全法国提供统一的标准化教育。

所有的学生都学习科学以及现代和古典语言。与旧制度时代的教育系统不同，尽管宗教主题与神职人员出身的教师们一起出现，但宗教主题并不是课程的主导。拿破仑希望利用宗教来维持社会稳定。他特别关注一些先进的教育中心，如巴黎综合理工学院，这些教育中心既提供军事专业知识，也提供最先进的科学研究。拿破仑为建立一个世俗化的、拥有公共教育的体系做了一些初步的努力。法国的教育体系以奖学金和严格的纪律为特色，其结果是法国的教育体系优于欧洲的其他国家，许多欧洲国家都借鉴了法国的教育体系。

对拿破仑的纪念和评价

批评

在政治领域，历史学家们都在争论拿破仑是“一个为现代欧洲奠定了基础的开明暴君”还是“一个比在希特勒（德语：Adolf Hitler；1889年4月20日－1945年4月30日）出现之前的任何人制造了更大的灾难的自大狂”。许多历史学家得出结论说，他在外交政策上野心勃勃。直到1808年，欧洲大陆的列强们还愿意将几乎所有的利益和头衔都给他，但一些学者认为，他一向过于咄咄逼人，要求太多，直到他的帝国崩溃。

从那时起，他的对手们都认为他是一个暴君和篡位者。他的批评者对他进行指责，说他面对战争的前景和成千上万人的死亡，他并没有感到不安，而是把寻求无可争议的统治演变成了在欧洲各地的一系列冲突，无视各种条约和公约。他因在海地革命（英语：Haitian Revolution）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和作出在法国海外殖民地恢复奴隶制的决定而备受争议，影响了他的声誉。

拿破仑将对被征服领土的掠夺制度化:法国的博物馆里收藏着拿破仑的军队从欧洲各地掠夺过来的艺术品。艺术品被送到卢浮宫，卢浮宫成了法国的中心博物馆；这个范例后来被其他人效仿。1947年，荷兰历史学家皮特·盖尔（荷兰语：Pieter Catharinus Arie Geijl；1887年12月15日-1966年12月31日）将他与阿道夫·希特勒相提并论；2005年，法国作家克洛德·利布（法语：Claude Ribbe；1954年10月13日-）也将他与希特勒相提并论。研究拿破仑战争的英国历史学家大卫·G·钱德勒在1973年写道:“没有什么能比这更贬低前者(拿破仑)、奉承后者(希特勒)了。这种比较令人厌恶。总的说来，拿破仑是受到一种与希特勒完全不同的崇高理想的鼓舞。拿破仑为他的天生的才能留下了伟大而持久的见证，那就是延续至今的法典（指《拿破仑法典》）和国家地位，而阿道夫·希特勒留下的只有毁灭。”

批评家认为拿破仑真正的遗产必须反映出法国地位的丧失和他的统治带来的不必要的死亡。美国历史学家维克托·戴维斯·汉森（英语：Victor Davis Hanson；1953年9月5日-）在书中写道:“毕竟，军事记录是毋庸置疑的——17年的战争，可能造成了600万欧洲人死亡，法国国内遭到严重破坏，还有海外殖民地的丧失。”英国历史学家麦克林恩说：“他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发动了一次使欧洲经济发生了倒退并造成了欧洲动乱的战争的人。”英国历史学家文森特·克罗宁回应说，这种批评是基于一个有缺陷的前提，即拿破仑要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战争负责，而事实上，法国是一系列旨在破坏人民的革命理想的军事联盟的牺牲品。

英国军事史学家柯瑞里·巴尼特(英语：Correlli Douglas Barnett；1927年6月28日-)称他为“一个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他利用法国实现自己疯狂的目标。他认为拿破仑的名声被夸大了。法国学者让·蒂拉尔(法语：Jean Tulard；1933年12月22日-)对拿破仑救世主的形象进行了颇具影响力的描述。法国作家路易·伯杰隆（法语：Louis Bergeron；1811年10月1日-1890年8月1日）赞扬了拿破仑给法国社会带来的众多变化，尤其是在法律和教育方面。他最大的失败是对俄国的入侵。许多历史学家指责拿破仑计划不周全，但俄罗斯的学者们反而强调了俄国的应对措施，指出臭名昭著的冬季寒冷天气对俄国军队来说同样艰难。

用法语、英语、俄语、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来编写历史的规模庞大而又不断发展的历史编纂学，已经有众多学者进行了总结和评价。

对拿破仑的宣传和纪念

拿破仑对宣传方式的使用有助于他权力的上升，使他所设定的政体合法化，并为后世树立了他的形象。严格的审查制度，控制媒体、书籍、戏剧和艺术的方方面面，是他宣传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把他描绘成给法国带来迫切需要的和平与稳定的人。宣传修辞随着各种事件和拿破仑统治时期的社会氛围而改变，首先关注他在军队中的角色和作为一个军人的身份，然后转向他作为皇帝和公民领袖的角色。特别是针对他统治下的平民群众，拿破仑与当时的艺术团体建立了一种关系，在委托制作艺术作品和控制不同形式的艺术生产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以适应他的宣传目标。

在英国、俄国和整个欧洲(法国除外)，拿破仑是讽刺漫画的热门话题。

2004年，英国历史学家哈札里辛格(英语：Sudhir Hazareesingh；1961年10月18日-)探讨了如何最好地理解拿破仑的形象和人们对拿破仑的纪念。它们在1815-1830年对波旁王朝复辟君主制的集体性的政治反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来自法国不同阶层和地区的人们，尤其是拿破仑的老兵，继承了拿破仑的遗产及其与1789年革命理想的联系。

关于拿破仑从圣赫勒拿岛归来以及拿破仑作为爱国主义、个人和集体自由，这些成为了一种鼓舞人心的事物，并发展成为了一种广泛的传言和政治动员，它们都在具有煽动性的材料中表现出来，使三色旗和玫瑰花饰得以展现。还有一些具有颠覆性的活动，比如庆祝拿破仑的诞辰和任期的纪念日、破坏皇室庆典——这些活动表明，拿破仑的支持者们的共同目标和最终目标是不断地动摇波旁王朝的统治。

2005年，印度历史学家达塔（英语：Venita Datta；生卒年不详）表明，随着19世纪80年代末鼓吹民族主义的法国政治家布朗热（法语：Georges Ernest Jean-Marie Boulanger；1837年4月29日－1891年9月30日）的失势，拿破仑的传奇故事从政党政治中脱离出来，进入到流行文化之中。这一时期诞生的两部戏剧和两部小说就集中说明了这一点——维克托里安·萨尔杜（法语：Victorien Sardou；1831年9月5日－1908年11月8日）创作的历史喜剧《无所顾忌的女人》（1893年）、莫里斯·巴雷斯（法语：Auguste-Maurice Barrès；1862年8月19日－1923年12月4日）创作的小说《离开本根的人》（1897年）、埃德蒙·罗斯丹（法语：Edmond Eugène Alexis Rostand；1868年4月1日－1918年12月2日）创作的历史剧《雏鹰》（1900年）和安德烈·德·洛德（法语：André de Latour, comte de Lorde；1869年7月11日-1942年9月6日）与Gyp（法语：Sibylle Aimée Marie-Antoinette Gabrielle de Riquetti de Mirabeau, Comtesse de Martel de Janville；1849年8月16日-1932年6月28日）合作创作的小说《拿破仑》（1913年）——达塔对美好年代时期的作家和评论家们如何利用拿破仑传奇达到不同的政治和文化目的作过研究。

虚构的拿破仑变成了一个次要人物，不再是一个世界历史人物，而是一个待人亲密的人物。拿破仑被人们用个人需求进行了塑造，成为了大众娱乐消费用品。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们试图将皇帝描绘成国家团结的代表人物，他们利用这个传奇人物来探索对性别的焦虑，以及对伴随民主政治和文化新时代而来的民主化进程的恐惧。

国际拿破仑大会定期举行，有法国军人、美国军人、法国政治家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们参加。2012年1月，巴黎附近的蒙特罗福约讷市——蒙特罗战役（英语：Battle of Montereau；这场战役最终以法军胜利而告终，是拿破仑晚年在战场上取得的一次胜利）的发生地点——该市市长提议打造“拿破仑国度”，这是一个纪念性主题公园，预计耗资2亿欧元。

在法国之外的长期影响

拿破仑负责向其他国家传播法国大革命的价值观念，特别是在法律改革方面。拿破仑之后,《拿破仑法典》不仅在被征服国家（包括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和德国的一部分地区）保留了下来，而且它一直作为欧洲以外的某些国家和地区（包括多米尼加共和国,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和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基础法律。《拿破仑法典》在拉丁美洲的许多地区也被用作编写法律的范本。

波兰人民对拿破仑的纪念对波兰是有利的，因为拿破仑支持波兰独立，反对俄国在波兰的统治，《拿破仑法典》在波兰的使用，使农奴制得到废除，现代中产阶级官僚制度也被引入波兰。

拿破仑对现代德国的建立产生了影响。他的军事行动导致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灭亡，并促进了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等中等规模的国家的建立，这些国家都在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大国附近。尽管拿破仑也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德意志邦国的数量的减少(从300个左右减少到不到50个)，但中等规模的邦国试图阻止德意志统一。

法兰西第一帝国的霸权产生的一个副作用是造成了日耳曼民族主义的强势崛起，在一系列军事冲突和其他的一系列政治发展之后，最终使德意志邦联变成了德意志帝国。

1808年，拿破仑率军入侵西班牙，间接地开启了拉丁美洲的独立进程。卡洛斯四世的退位和斐迪南七世的放弃权力，在拉丁美洲造成了权力真空，这个真空被土生白人政治领袖所填补，如西蒙·玻利瓦尔（西班牙语：Simón José Antonio de la Santísima Trinidad Bolívar y Ponte Palacios y Blanco；1783年7月24日－1830年12月17日）和何塞·德·圣马丁（西班牙语：José Francisco de San Martín y Matorras；1778年2月25日－1850年8月17日）。这些政治领袖受到法兰西民族主义的影响，接受了民族主义思想，并成功地领导了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

在托马斯·杰斐逊（英语：Thomas Jefferson；1743年4月13日－1826年7月4日）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拿破仑同意以15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法属路易斯安那的领土，这为美国提供了巨大的帮助。这片领土的面积几乎是当时美国面积的两倍，相当于美国的13个州的面积。

从1796年到2020年，至少有95艘大型船只以拿破仑的名字命名。在21世纪，至少有18艘以拿破仑的名字命名的船只插有法国国旗，此外它们还插有印度尼西亚、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阿根廷、印度、荷兰和英国等国的国旗。

妻子、情人和孩子

拿破仑于1796年与约瑟芬 (原名玛丽·罗丝·约瑟芙·塔契·德·拉·帕热利)结婚，当时他26岁；她是一位32岁的寡妇，她的第一任丈夫亚历山大·德·博阿尔内（法语：Alexandre François Marie, Viscount of Beauharnais；1760年5月28日－1794年7月23日）在恐怖时期被处决。亚历山大·德·博阿尔内死后五天，恐怖统治的发起者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倒台并被处决，在位居高层的朋友的帮助下，约瑟芬被释放。在她遇到拿破仑之前，大家都叫她“罗丝”，他不喜欢这个名字。他叫她“约瑟芬”，从此以后她就用这个名字了。拿破仑在外征战时经常给她写情书。他正式收养了她的儿子欧仁（法语：Eugène Rose de Beauharnais, Duke of Leuchtenberg；1781年9月3日－1824年2月21日）和侄女史蒂芬妮(法语：Stéphanie Louise Adrienne de Beauharnais；1789年8月28日—1860年1月29日)（二人在拿破仑与约瑟芬结婚之后被拿破仑收养），并为他们安排了国婚。约瑟芬让她的女儿奥坦丝（法语：Hortense Eugénie Cécile Bonaparte,née de Beauharnais；1783年4月10日－1837年10月5日）嫁给了拿破仑的弟弟路易。

约瑟芬有情人，比如当拿破仑在意大利作战时，她爱上了伊波利特·夏尔（法语：Hippolyte Charles；1773年7月6日-1837年3月8日）中尉。拿破仑知道了这件事，他写的一封关于此事的信被英国人截获并被广泛出版，以羞辱拿破仑。拿破仑也有自己的外遇:在埃及战役中，他把一位下级军官的妻子波利娜·富雷斯（法语：Pauline Fourès；1778年3月15日-1869年3月18日）收为情妇。她被称为“拿破仑的克丽奥佩特拉（英语：Cleopatra VII Philopator；希腊语：Κλεοπάτρα Φιλοπάτωρ；前69年－前30年8月12日）”。

虽然拿破仑的情妇们为他生下了孩子，但约瑟芬没有生下王位继承人，这可能是由于她在恐怖时期被囚禁时所受到的精神压力，也可能是由于她可能在20多岁时堕过胎。拿破仑选择了离婚，这样他就可以再婚以寻找王位继承人。尽管拿破仑和约瑟芬离婚了，但在他的余生中，他对她可谓是尽了自己的心意。当拿破仑在厄尔巴岛（此时拿破仑已被流放）听说约瑟芬去世的消息时，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整整两天没有出门。她的名字也成为了拿破仑在1821年去世时所说的最后一句话。

1810年3月11日，他通过代理人与19岁的奥地利女大公玛丽·路易丝结婚，她是玛丽·安托瓦内特（法语：Marie Antoinette Josèphe Jeanne,原名Maria Antonia Josepha Johanna；1755年11月2日－1793年10月16日）的侄孙女。就这样，他嫁给了一个日耳曼皇室的成员。路易丝对这一安排并不满意，至少在一开始是这样，她说:“光是看看那个人就会是最令人无法忍受的折磨。”她的姑祖母在法国被处决了，而拿破仑在他的整个军事生涯中曾多次与奥地利作战。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似乎对他有了好感。婚后，她给父亲写信说:“他非常爱我，我决定真诚地回应他的爱。他身上有种让人无法抗拒的魅力和欲望。”

尽管玛丽·路易丝在拿破仑被流放厄尔巴岛时没有和他在一起，此后也再也没有见过她的丈夫，但拿破仑和玛丽·路易丝一直保持着婚姻关系，直到他去世。这对夫妇有一个孩子，弗朗索瓦·约瑟夫·夏尔·波拿巴(1811-1832)，从出生起就被称为“罗马之王”。1814年，他成为拿破仑二世，只在位了两个星期。1818年，他被授予“莱希斯塔德公爵”的头衔，21岁时死于肺结核，无儿无女。

拿破仑承认自己有一个私生子:查理·莱昂(法语：Charles Léon Denuelle de la Plaigne, Count Léon；1806年12月13日-1881年4月14日)，生母是艾丽诺尔·德努丽·德·拉普兰（法语：Eléonore Denuelle de La Plaigne；1787年9月13日-1868年1月30日）。除此之外，还有亚历山大·科隆纳-瓦林斯基（法语：Alexandre Florian Joseph, Count Colonna-Walewski；1810年5月4日-1868年9月27日），生母是拿破仑的情妇玛丽·瓦莱夫斯卡（法语：Marie Walewska, Countess Walewska ，本姓为Łączyńska；波兰语：Maria Walewska；1786年12月7日-1817年12月11日），尽管瓦莱夫斯卡的丈夫承认反复强调亚历山大是他的儿子，但众所周知他也是拿破仑的儿子，他的直系男性后代的DNA中已经被发现有拿破仑的Y染色体单倍型。他可能还有更多未被承认的私生子（或私生女），如欧根·梅格勒·冯·穆尔菲尔德（德语：Eugen Alexander Megerle von Mühlfeld ；1810年5月3日-1868年5月24日），生母为艾米莉·维多利亚·克劳斯·冯·沃尔夫斯贝格（德语：Emilie Kraus Baronin von Wolfsberg；1785年10月17日-1845年4月15日）；还有伊莲娜·拿破仑·波拿巴（法语：Hélène Napoleone Bonaparte；1816年6月18日-1907年1月16日），生母是阿尔比娜·德·蒙托隆（法语：Albine de Montholon；1779年12月19日-1848年3月25日）。

                                                                                         （完）

（声明：以上内容是本人从英文维基百科上翻译过来的。本人翻译水平有限，文章中可能有很多不足之处，还望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