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十月革命？

简而言之，就是有现代化迫切需求的俄国社会在复杂的社会矛盾激化下趋于崩溃，而沙皇政权无法应对这种剧烈的社会变革要求，推翻沙皇俄国体制的革命不可避免。 俄国社会的核心需求与该需求下政权模式的革命促使革命诞生。 俄罗斯帝国在当时面临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现代化的问题，社会矛盾的解决，国际势力的竞争，都得围绕现代化展开。不论从沙皇彼得还是后面的苏联领导人，他们都采取了同一个措施，来解决与西方列强还有国内矛盾的诸多问题。那就是走赶超型现代化道路。 赶超型现代化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国家工业化，而国家工业化的核心是重工业化，这需要密集的资金与技术投入，也就是工业资本的获得，而围绕工业资本的获得，沙皇俄国与后来的苏联几乎采取了相似的经济政策，与之配套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也将构建起来，由于是赶超型道路，所以常规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必然是不适用于这一道路的，于是围绕赶超型工业化道路进行的一系列改造通过革命或者是改革展开来，最终在俄国旧有的社会瓦解的情况下，不同的政治势力通过对国家政权的争夺，以完成国家现代化为目的，以剧烈的国内革命战争为体现，塑造出了苏联。 苏联与沙皇俄国在赶超型现代化道路上的作用有什么区别呢？布尔什维克通过列宁式政党的组织形式将整个国家的社会整合能力大为提高，国家政权的支配力量在整个俄国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并由此展开国家工业化，这种权威式的发展道路，要求必须有强有力的政权与密集的组织能力作为基础，而沙皇俄国明显是不具备这一点的，他们的上层建筑与国家政权太过松散腐败且低效，根本无法承担得起俄国这样一个拥有极其复杂的矛盾社会迈向现代化的任务。 沙皇俄国现代化存在的问题促使沙皇政权走向覆亡。 18世纪初期，以彼得一世改革为标志，俄国走上了以赶超西方先进国家 为主要特点、以追求军事强国地位为直接目标的现代化之路。这种赶超型现代 化是由国家政权主导并以强制手段直接推动的，因此，经济和社会表层生活中 的进步经常是以政治生活领域的停滞以及巨大的社会损失为代价的。彼得一世的改革使俄国的欧化达到了高潮，深刻地改变了俄国社会经济、政治和生活方式，奠定了使俄国成为现代国家的基础。但在改革过程中也包含着尖锐的矛盾。 具体表现为： 第一，有限的西方化目标和普遍的东方化手段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形成的社会惯性一直延续到苏联时期，对整个俄罗斯帝国的社会和政治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是后来诸多改良失败的重要原因。与中国的洋务运动一样，沙皇政权引进西方文化的基本目的不是为了改变俄国的现存社会及其制度，而是为了增强 它的统治力量，巩固它的基础。彼得以东方式的手段来推行俄国西方化，“用野蛮 制服了俄国的野蛮”。而这种做法，正是莫斯科公国时代形成的传统。 第二：是表面生活的西方化与内部结构的东方化之间的矛盾。 由于改革, 俄国的表面生活，尤其是贵族上流社会的生活迅速欧化，但俄国的社会经济和 政治制度从本质上来说并没有因改革而欧化，相反加强了集权专制的趋势。使用 东方式的手段必须依赖东方式的制度，君主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继续发展和强化。 第三，是欧化进程造成的上层的西方化与下层的东方化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直接导致了俄国社会的分化与脱节，作为欧化的受惠者，俄国贵族在其与国家的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改善。而作为欧化的牺牲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不仅在经济上为欧化政策承受了沉重的 负担，而且在人身方面受到更残酷的奴役。上下层之间的文化差距扩大，直到 19世纪上半期，在一代平民知识分子形成之前，俄国的新文化实际上只是贵 族的文化，而 90%以上的居民仍处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之下。 俄国欧化进程初期出现的这些矛盾反映了俄国近代发展道路的基本特点和俄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独特模式，长久地影响着俄国社会及文化的发展。 但是，与沙皇政权的初衷相悖，欧化有其自身的逻辑，欧化的范围不可避免地超越表层生活而进人到更深的领域。 18世纪末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改革和19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的贵族自由主义改革表明，西方文化对俄国的渗透逐渐影响到意识形态和内部结构 的层面。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实行的农民改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俄国农民获得了人身解放，成为享有权利的公民;赎买份地在实际上结束了封建生产关系;地主土地所有制虽然被保留下来，但其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已具有一般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特征。但农民的解放是有条件的，除了土地问题基本上按地主的愿望解决之外，农民在完成赎买份地以前仍负有对地主的义务;农民摆脱了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但以行政权力强化了的村社和连环保制度仍然把他 们束缚在封建宗法关系中。俄国走上了一条极其矛盾的发展道路。 改革中产生出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促使社会关系更激烈的调整。 改革使俄国旧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动，等级关系出现松动，阶级关系逐渐形成。贵族地主虽然保持了他们在封建时代的大部分物质利益和政治 上的统治地位，但他们的等级特权开始受到法律的限制，他们对社会生活的垄 断也发生动摇。工业资产阶级加快成长，许多市民、农民、职员以及一部分贵 族纷纷从事工业活动，跻身于资产阶级的行列。到19世纪70年代末，俄国已 有工业企业将近28000家。工业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的阶级也开始形成，它 的组成包括原来国有土地和世袭领地上手工工场的农奴工人、破产的手工业 者、农村分化过程中成为无产者的破产农民以及外出打工的贫苦农民。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重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的活跃, 必然要求发展滞后的政治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专制制度在迈出了从封建农奴制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演变的关键一步之后，不得不继续按照资产阶级的法制 精神，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在地方管理和自治、司法、财政、教育、军 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陆续把资产阶级国家因素引入了俄国社会政治生 活。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改革所达到的程度和产生的影响:一是1878年民粹 派女革命家查苏里奇行刺彼得堡总督特列波夫并致其重伤，但有陪审团和律师 的法庭宣判其无罪并当庭释放;二是1881年初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身亡前 已经决定成立一个由地方自治代表组成的具有立法咨询性质的全国性机构，这 将是未来俄国议会的雏形。 但是，剧烈的变革产生了强烈的震撼，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极为尖锐，不同社会力量严重冲突。一方面，新的资本主义关系对传统的宗法制关系构成有力冲击;另一方面，改革受到来自于贵族地主的抵制，更受到来自于社会下 层以及自认为代表了农民利益的民粹派空想社会主义革命家的反抗。 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改革因其妥协性质而引起革命派别的激烈反 对，而俄国政治制度对不同政见的压制和排斥促使革命者采取极端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于是出现了一个悲剧性的现象:在俄国政权第一次以非暴力方式实行历史上空前广泛和深刻的结构性改革之时，革命恐怖主义也在迅速发展，以至改革的推动者亚历山大二世最终遇刺身亡。在此之后，沙皇政权从 “政府自由主义”转向反动，拒绝继续实行改革，俄国政治生活陷于停滞。 这种社会结构性矛盾直接导致了1905年革命还有斯托雷平改革的出现。 还有就是俄国本身存在结构性的社会问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进人了充满危机的深入现代化阶段。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快速发展。随着工业革命的大体完成，19世纪90年代俄国经济中出现了“工业高涨”局面。这是自1861年改革以来俄国经济发生质变、社 会转型加速的关键因素。工业的迅猛发展改变着国家的经济结构，同时引起了 俄国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伴随着快速工业化而出现的城市化过程的加快导致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大量农村人口进人城市。人口构成和社会关系出现新趋 势，等级社会逐渐向阶级社会转变，贵族和农民的分化加剧，资产阶级、无产 阶级以及知识分子的人数显著增加，传统的等级制度受到严重破坏，开始形成 更加重视人们的职业、财产和受教育程度而忽视其等级背景的观念。要求废除 等级制度、实现平等自由和社会公正的呼声日益强烈。 俄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农奴制和等级关系的残余与逐渐成长 的阶级关系同时并存，宗法制的农民经济和地主土地所有制与资本主义关系或 市场关系同时并存，贵族在国家机关中的支配作用以及大土地所有者在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包括国家杜马中的数量优势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的立宪要求 并存。最核心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经济社会方面的农民土地问题，另一个是 政治领域贵族独掌政权问题。19世纪末叶开始的严重社会和政治危机，就是 围绕这两个基本问题展开的。 相对于19世纪90年代的工业迅速发展而言，俄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 国家。尽管农奴制已被废除，但俄国农村落后，农民生活贫困。造成这种情况 的第一个原因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即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农民却缺少土地。 1861年农民改革未能解决农民土地不足的问题，土地问题直到1917年仍是俄 国社会面临的最尖锐最迫切的问题。农民反对地主、夺取土地的斗争表明，不 解决土地问题，俄国就不可能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发展和进步。困扰俄国农业和 农村的第二个原因是宗法制的村社构成了整个农业的基础，村社限制农民的人身自由，把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抑制农民的分化。 在这两个因素之外，19世纪末叶俄国又进人了一个人口增长周期，从而 放大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严重性。19世纪末，在俄国中部地区，由于 人口快速增长和缺少土地而形成了巨大的农业人口过剩，有一半的农村劳动人 口属于“多余的人”。119世纪后16年中有6年发生了饥荒，仅在1891年的 饥荒中就有70万人饿死。人口过剩以及由此引发的饥饿，使俄国农民为争取 面包和土地的斗争延绵不绝。“问题在于数百万人在忍饥挨饿。正是饥饿而不 是理智开始影响他们的表现和行为。农民们开始闹事，并演变为1904一1906年的农民革命。” 在政治领域，沙皇政权不能适应由于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动所提 出的变革政治结构的要求。随着资产阶级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它同沙皇政权的矛盾也逐渐发展。工业高涨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追求政治变革的俄国自由主义运动新的力量来源。自由主义 反对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加强了对政权的压力，发出了“准备向官僚专制 制度公开挑战的呼声”。 是什么引起了革命？ 世纪之交的俄国社会积累了太多的矛盾，出现了结构性、系统性的危机，国家面临改革或革命的选择。由于沙皇政权的调控能力减弱，俄国历史 上屡试不爽的政治传统一一由政府主动进行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以缓和矛 盾、实现发展一已不再奏效。日俄战争引发了第一次俄国革命，但引起革命的真正原因是农民要求解决土地分配不均和资产阶级要求分享政治权力的问题。 第一次革命是俄国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发展的结果，是资本主义文化与表现为农奴制残余的宗法制文化的激烈对抗形式。革命运动与自由主义运动在1905年的汇合，形成了对专制主义的强大冲击，从而使革命具有波澜壮阔的外貌。维特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当时，几乎在所有场合，绝大多数人都头脑发热，要求在人民代表制的基础上对俄罗斯帝国实行彻底的改造。” 然而革命力量还未强大到足以彻底地从根本上改造俄国的地步，因此最 终的结局仍是沙皇政权在革命的压力下进行改革，1905年《十月七日宣言》 就是这种妥协的结果。沙皇政权作出重大让步，君主专制不复存在，俄国朝资产阶级君主制演变方向走出了关键一步。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得到承认，国家 杜马成为新的政治斗争舞台。 事实上，导致第一次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并未消除，农民土地问题和政治制度问题仍是俄国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由俄国现代化道路特殊性造成的结 构性矛盾仍是引起新的社会动荡的长期历史根源。不是改革就是革命，俄国面临选择。如果政权不能主动改革，那么新的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 而斯托雷平改革的失败恰恰说明，以改良主义作为俄国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是不现实的，而以参与世界大战来凝聚国内认同，强化国家政权的组织能力，以及维持俄国的国际地位，更是沙皇政府的一种误判，战争最能考验一个国家政权的整合能力，但遗憾的是，沙皇政府并不存在这种强有力的整合能力，而自二月革命以后，俄国社会雪崩式的瓦解情况来看，整个俄国社会的结构也是非常脆弱的，政权机器的臃肿脆弱，导致了俄国社会结构的主导力量不堪一击，最终在战争中输掉了一切。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折射出沙皇俄国当时很多的问题。 众所周知，动员参与一场战争是政客们缓解自己的统治危机的一种方式，最经典的案例就是阿根廷与英国的马岛战争。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俄国统治者们也有这种考量。这是一种无耻的赌博。 战争对于俄国来说是灾难性的。 低效而庞大的社会动员，是政权组织能力和对社会资源的控制低下的体现。它所造成的后果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是国家机器对社会主要劳动力的争夺，也是对整个国家财富的巨大消耗。大规模的、组织整合能力差的，但又有一定纪律性的社会集体，在短暂的爱国热情结束之后，对反抗思想的接受能力以及反抗的行动能力对一个垂垂老矣的沙皇政权来说是极其可怕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承受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俄国单独支撑着东部战场， 其战线从波罗的海到伊朗长约2000公里。按照邓尼金的计算，这里集中了奥匈帝国、德国和奥斯曼帝国联合武装力量 45%一50%的兵力。而同盟国大约同样多的兵力用在从英吉利海峡到瑞士长400公里的西线。俄国在战时召集了1500多万士兵。来自城市的士兵占到28%，以城市工人为主，而70%的士兵来自于农村，另外还有约300万人在各种半军事组织中从事后勤保障工作，其动员人数已经超过了英法的总和。早在1914年底，俄国死伤、失踪及被俘人数就达到120万人。在二月革命前夕，俄军总计约1000万人，其中作战部队720万人。在两年半的战争中，俄军阵亡、因伤死于医院、被俘、开小差以及列入伤员名册的共有500万人。 军需供应严重不足。这既是俄国官僚体制低效的体现，又表现出俄国第二阶段工业化的成果，军工企业的生产能力低下，运转周期长，其受到官僚体制的影响，成本极高。而这些高成本却非常低效的产品，他们所产生的比较成本将会由俄国底层人民承担。 在全面动员后，俄国军队士兵人数很快达到 650万，但只有460万支步枪。军事行动开始4个月后，炮弹储备就已耗尽，工厂来不及生产。铁路运输车皮严重不足，在其一半被用来供应前线需要之后，产生了不能保证企业所需物资的运输以及向城市运粮的问题。战地医院、 床位、被褥、药品不够。按照官方资料，战时军需供应只能达到军队平时需要的 30%～60%。生产一支步枪并且到军队的成本是47卢布，但是在相同的生产条件下，西方平均的生产成本只需要25卢布，西方的运输成本更低，只需要不到三卢布。 俄国士兵用自己的鲜血补偿了俄国技术与经济的落后以及对大规模长期 战争的缺乏准备。俄国军队的装备情况反映了俄国经济的困境。例如，每万名士兵拥有的现代武器如机枪、速射火炮、飞机、装甲车、坦克及弹药的保证程度，俄军仅为其西方盟军和敌军的1/5一1/15。粮食和物资保障情况特别糟糕， 1916年已经在作战部队中实行“禁肉”日，而按照当时规定，沙皇军队士兵每昼夜合理的膳食结构中包括每人3/4磅肉或鱼，当然这不是基于“沙皇和老爷”对俄军士兵的热爱，而是为了使他们能够肩负重担。那时候，俄国士兵按 照条例配备的步枪、装备、大衣等，负重高达约两普特(1普特为16.38公斤), 其合理膳食要求卡路里应达每天5000一6000大卡。 再次是战争对于俄国经济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给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牺牲和苦难。 1915年春天，就已暴露出原材料供应不足、燃料缺乏、熟练工人大量减少、引进机器设备数量骤减等问题。俄国工业既不能满足前线的需要，也不能 保证后方的供给。1915年夏天，粮食事务特别会议主席A.克里沃舍因在大臣 会议上说:“什么时候你在听取来自地方的故事时，你就会感觉到是在疯人院里..-政出多门，管理不善，一片混乱。”军事部长A.波利瓦诺夫指出:“完全是一幅濒临崩溃和惊慌失措的景象。” 普通的没有文化的或文化水平不高的人民并不明白战争的原因和目的。 那时人们只能通过报纸获知消息，而在俄国只有不超过10%的居民读报，懂得政治、历史和地理的人不多。布鲁西洛夫将军曾指出，来自俄国内地的新兵 根本不知道这场战争是怎么回事儿，他们是为何而战。1915年春夏的戏剧性 事件使得反战分子的人数迅速增加，别尔嘉耶夫在1915年指出，战争加强了人民对政权的敌意。战争还唤醒了人们最低级的本能。 在西方近代化经济中，财政与金融不可分离，金融政策是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手段，而俄国的经济政策之中，在外国资本家与本国长期工业化中兴起的金融精英们的主导下，沙皇政府对于金融的影响极其有限。这种有限的金融力量对于战争能力是一种削弱，对国内经济的稳定更是一种不利影响。其所产生的恶果，通过人民的生活恶化直接导致了沙皇政权的动摇。 这种宏观金融政策的失败与国内薄弱且不稳定的产业基础结合起来，加速了经济形势的恶化。从1916年开始，经济恶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燃料和原材料供应不足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工业企业经常不能完成军事订货合同，铁路运输无力应付不断增加的运输量。战时俄国农业举步维艰，农村中有一半的男劳动力被征召入伍，对马匹的征用使欧俄50个省用于农业的马的总数从1914年的1790万匹缩减至1917 年的1280万匹，耕牛的数量因被征用和被屠宰供应军队也大幅减少，农业机 器和农具的生产急剧下降，矿物肥料的供应在1916年只能满足需求的8%一 9%。粮食播种面积减少，谷物和土豆总产量从战前几年的年平均70亿普特连 续下降至1917年的50亿普特。1915年开始，不仅对城市居民和军队的供应 发生困难，甚至在农村中都出现了粮食危机。工人名义工资的增长远远跟不上飞涨的物价，莫斯科地区工人平均工资1916 年比1914年增84%，而同期 的物价要比1914 年增200%300%，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更是增加了45倍 甚至更多。 钱越来越不值钱，商品变得越来越少。由于食品供应不足和货币贬值引起的城市居民普遍不满情绪达到了危险的白热化程度。由于战前彼得格勒从英国输入的煤炭比从顿涅茨克输入在经济上更加划算，因此当德国切断波罗的 海的海上通道时，彼得格勒立即就感觉到了燃料危机。农民手里拿着粮食等 待粮价上涨，因为有传闻说粮食价格要从每普特2.5卢布涨到25卢布甚至更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知道存的钱怎么办，因为工业品也严重不足。在 1916 年，一些地区的人已开始挨饿。首都是最易受打击的，每天最起码需要 运来450车皮粮食和燃料，但实际平均只有116车皮，而且形势还在继续恶化。 1916 年末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只能得到所需要的粮食的 1/3 和燃料的 1/2。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革命已经是社会的必选项。不论是上层的资本家或者较有远见的政客，亦或是财富缩水的中产阶级，更不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工农群众，整个社会达成了一个共识：俄国需要一场彻底的改变。 底层群众的行动在此省略。 沙皇政权的上层密谋政变，1916年末到1917年初，君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为争取改变政治方针而 采取的行动与革命运动结合在一起，使沙皇政权陷入了全面危机，为二月革命 的爆发准备了条件。大多数高级官僚、高级将领和一些倾向于“把君主制从君主手中拯救出来”的大公都站到了尼古拉二世的反对派立场上。许多皇亲国戚、贵族高官都明确表示希望沙皇向社会作出更大的让步，在建立信任内阁的基础上与杜马达成妥协。12月3日，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 受皇室成员委托向尼古拉二世建议:尽快赐予一个宪法，或者至少成立一个受 到杜马信任的政府。12月底，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大公警告说，革命的发生不会晚于1917年春天。12月16一17日的那个晚上，保皇派集团刺杀了权倾朝野的沙皇佞臣拉斯普京…不过，虽然君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所计划的这些行动都没有实现，但仍然是对沙皇政权的致命打击。说明沙皇已经到了“失道者寡助，亲戚畔之”的境地了。立宪派普斯指出，“如果连俄国社会的上层都开始 以革命的方式采取行动了，那么1917 年的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有趣的是，沙皇政权对于当时沸沸扬扬的政变“密谋”情况是了解的，也完全有可能在进行必要改革的同时进行铁腕镇压。但政府的反应是消极无力的，它没有对政变计划的主要嫌疑人采取行动，如实施逮捕。例如，尽管安 全部门已经掌握了北方战线司令鲁兹斯基将军与阴谋者联系的确切证据，但甚 至没有剥夺鲁兹斯基的指挥权，只是把彼得格勒从他指挥的北方战线防区中划了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军区，并任命哈巴罗夫将军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仅此而已。 到此为止，俄国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到底该何去何从？代表不同社会阶层意志的力量，将会在1917年到1921年，乃至整个二十年代，在横亘亚欧大陆的俄罗斯帝国遗体上通过剧烈的国内革命战争与意识形态斗争给出他们的答案。 还有在阅读资料中有一个发现就是，在俄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其表现出了诸多后发工业国家的问题。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现代化两极对立的情况，社会上层西方化，但社会的最广大的群体仍然是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之下，这一点，在以后的众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乃至独立国家中均有体现，例如伊朗、阿富汗、中国、墨西哥等等。这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